偶看新闻安装监控施工组织方案:受益终生的100部教育书籍(38）《中国教育家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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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中国教育家评传》(精选本) 沈灌群、毛礼锐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本书在充分占有史料并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选写的50位教育家在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概括而言。这是一部以评为主、评传结合为特点的学术著作。 本书介绍了孔子、胡瑗、王安石、张载、王守仁、李贽、龚自珍、张之洞、严复、康有为等50位教育家的生平、教育活动、教育思想等。 【作者简介】: 沈灌群 沈灌群(1908—1989)，江苏如皋县人，号子元，出生于一个三代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秀才出身的塾师。1918年8月进免费的如皋县商会私立乙种商业学校就读，1923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二代用师范学校（后改为江苏省立如皋师范学校），1928年如皋师范高二肄业，以同等学历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1932年7月毕业后留在中大实验学校从事文史教学和实验教育科学研究，1937年赴日本考察中等教育3个月。 抗战爆发后，沈灌群在武汉经考试，进入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委会任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后又任高教司《高等教育季刊》编辑和大学课程编辑等工作。同时，兼任国立艺专和国立音乐学院副教授，讲授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课程。 1944年12月，沈灌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留学，攻读西方教育史和比较教育专业，1946年春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46年转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深造，深入研究美国、德国等国教育。1947年1月底，沈灌群回到上海，受聘为任复旦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先后为系内外开设过西洋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逻辑学、教育学、中等教育、四朝学案选读等课程。 1950年5月上海解放，沈灌群参加了复旦大学接管后清查委员会工作，担任教务处注册组主任。1950年年8月，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1951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10月，参与拟订教育部委托的建国后第一份《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适应教学需要，编写了大量教育史方面的讲义。 沈灌群“文革”中惨遭迫害。“文革”后期，参加了《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古籍的整理和校改工作，承担了外文资料的翻译工作，还撰写了一些中国教育史论稿。1979年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任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史研究会筹备发起人之一。晚年为培育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后继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198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月25日，因心力衰竭在上海逝世。 沈灌群1932年与吴同福合编了《教育社会学通论》，1947年后长期在大学讲授《外国教育史研究》、《教育学》、《中国教育史》等课程。建国后 代表性著作有： 沈灌群、吴同福合编著：《教育社会学通论》，上海南京书店1932年版。 沈灌群著：《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全书158页，12.9万字，分6章和一个结束语。全书的6章为：第1章“远古时期的教育”，第2章“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和教育学”，第3章“秦统一到清鸦片战争前学校教育的发展”，第4章“秦汉魏晋八百年间教育学的发展”，第5章“隋唐宋明一千多年间教育学的发展”，第6章“明末清初先进的教育观点”以及最后的结束语。从第1章到第3章，主要叙述了中国从远古时期到鸦片战争前学校教育的发展概况，从第4章到第6章(包括第2章中第2节到第5节)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即书中所说的“教育学”)。全书阐述了我国远古时期到明清时代的学校教育和教育学遗产。书中说明我国自公元前三世纪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着重评介了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墨子、孟轲、荀况、“学记”作者、董仲舒、王充、郑玄、韩愈、张载、王安石、王阳明、朱熹、王守仁、颜元、王夫之、戴震等人的哲学观点、政治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全书还分析了古代学校教育机构的三大类型：官学、私学和书院，阐明了古代学校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主要特点。这部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1958年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 《中国现代教育史》（沈灌群参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沈灌群：《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建国后第一部中国教育通史著作。 沈灌群、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3卷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教育通史》和《中国教育家评传》这两部书集结了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代表了8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水平，向世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教育历史遗产。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孙培青、李国钧主编的《沈灌群教育论稿》。 参考文献略。 毛礼锐 毛礼锐（1905—1992）字振吾，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青原区新圩镇的一个贫困的家庭里。1919年考入江西省立第六中学。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攻教育原理。1929年毕业后，应聘为南昌鸿声中学副校长。后任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师范科主任兼实验小学校长。在教学实践中，毛礼锐感到所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为了吸取更多的知识，他决定自费去外国留学。1935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入伦敦皇家学院教育系。1936年转赴美国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课程，1937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受聘为河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院长。1949年后，受聘为北京辅仁大学教育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主任。曾参加学制建设、教育科学规划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1992年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 毛礼锐学贯中西，纵览古今，平生著述颇丰，学科涉猎面极广。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对教育史领域的精深细致的学术贡献，同时横贯了诸多教育学科，无论教育学、教学论、教育哲学，还是比较教育、教育管理学都颇有心得，多有建树，治学领域博杂而独擅其长。 毛礼锐潜心从事教育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立场和方法，主张广泛开展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和多方法的研究，开拓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途径，重视探讨教育史学方法论的变革，积极探索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立。 从教育史学具体的研究领域看，毛礼锐于外国教育史，留下了《中世纪世界教育史》的专著和研究杜威等西方教育思想家的论文；于中国近代教育史，毛礼锐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在改革开放之初对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史学学风功不可没。 毛礼锐影响最大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简编》和六卷本的《中国教育通史》，多次再版印刷，成为全国师范院校的重要教材与必读参考书。 毛礼锐的论文代表作主要有：《汉代太学考略》、《论语教育论文试解》、《论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被收入到陈学飞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儒家的“教学论”初探》、《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国原始社会的教育起源与教育性质问题》和《我国学校是怎样产生的？》分别被收入到瞿葆奎主编的《教育学文集》《教学》、《德育》《教育与教育学》卷的有和等论文。 主要著作有： 毛礼锐著：《民生教育哲学大纲》，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1943年版。 毛礼锐著：《地方教育行政指南》。 毛礼锐著：《欧美高等教育的趋势》。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1—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1986、1987、1988、1988、1989年版。 毛礼锐主编：《古代中世纪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沈灌群、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书评书摘】 胡瑗生平及其教育生涯的考述 张载是我国北宋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关学的创始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丰富而深遂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11世纪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载堪称我国古典哲学思想史上的一面旗帜，张载关学思想，是太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张载生平 张载，字子厚，眉县人，祖籍大梁（河南开封）。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出生于长安，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逝世，享年58岁。因为家居陕西眉县横渠镇，并在横渠镇设立书院讲学，故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因张载弟子多为关中人，后世称他所创立的学术流派为“关学”。 张载祖上世居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曾祖生于唐末，历五代不仕，以子贵赠礼部侍郎，祖父张复，进士，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张迪，进士，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任陕西长安县令，天禧四年（1020年）生张载。宋仁宗时任殿中丞。天圣元年（1023年）任涪州知州，赠尚书都官郎中。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张迪在涪州任上病故。时值张载15岁，次子张戬5岁，均年幼。母亲陆氏携张载、张戬扶张迪灵柩越巴山，过汉中，出斜谷，欲归葬开封，但行至眉县太白山下横渠镇，因路资不足，无力继续前行，遂在横渠镇大振谷迷狐岭上选址安葬了张迪，从此便定居在横渠镇。 张载自幼聪颖过人，并有大志。幼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常常侵犯宋西北边境，宋朝廷派兵抵抗，互有胜负。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西夏入侵，宋军抗击失利。这对于“志立不群”、“慨然以功名自许”（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的张载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少时即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并试图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从而为民除患，为国建功。1041年，张载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上奏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州的范仲淹。并奔赴延州，求见范仲淹。范仲淹接见了张载，听取了张载关于军事防务，对敌作战，收复失地之策，甚为赞赏。“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范仲淹认为张载志向学识不凡，可研读儒学，必成就大业，不必在军事上下功夫，而要从《中庸》学起，以明天地人生之道，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指教，回家后苦读《中庸》，虽然十分喜爱，但仍有许多问题得不到满足，于是又读了许多老庄与佛教的书籍，累年尽实其说，但是仍满足不了他对天地人生之理的探求，又回头研读六经。可见张载在探求知识，研究哲学，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在儒释道学说中转来转去，上下求索，精心思考，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张载思想中，受儒释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是儒家经典，尤以《周易》为首，为最。王夫之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归也……，而张子之言，无非《易》也，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张子正蒙注·序论》），王夫之一生研究张载关学，敬服张载之论，他对张载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公允确论。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38岁的张载赴开封应科举考试，时值欧阳修为主考官，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因张载在此之前，已在《周易》研究方面有名气，所以在候诏待命期间，应前任宰相文彦博之邀，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开坛讲《易》，学子云集听讲。一天，张载与洛阳的著名学者程颢、程颐兄弟相会，交流对《周易》的学术见解。张载觉得二程对《周易》的见解比自己深刻，感到自己钻研的还不够深入，第二天就对听讲的学子说：我对《易》学的理解不如二程他们，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撤去虎皮椅，不再讲《易》。张载是二程的表叔，长二程10多岁，能如此虚心待人，褒扬晚辈之长，足见张载的高尚学行。张载潜心研究《周易》，广泛吸收当时周敦颐、陈抟、司马光、范仲淹、王安石及二程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自己“仰而思，俯而读”，志道精思，终于写成了《横渠易说》。 张载考中进士后，做过几任地方官。先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县令，后迁任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公事等。在地方任职中，张载时时处处表现出康国济民，敦本善俗，教化为主，关心国势民命的精神，深得百姓爱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皇帝推荐张载说：“张载学有本源，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神宗即召见张载。“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宜入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横渠先生行状》）。经过问对，张载关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得到神宗首肯，并表示要重用张载。后来即任命张载为崇文院校书。时值王安石变法革新期间，王安石想求得张载帮助，以共推新法，但张载对于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政策和措施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变法如果与人为善的话，则愿意合作，否则便免为其难，婉拒了王安石的要求。其实张载面对宋朝“积弱积贫”的社会现实，也力主改革，但他不同意王安石的“顿革之”，即急风暴雨式的改革，而主张“渐化之”，务必使改革稳妥进行，以民命为要，务求实效。由于对变法态度不一致，张载对王安石既不主动配合，也不公开反对。此期间，弟张戬已任监察御使，坚决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一边，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在朝廷之上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并致使新旧两党公开决裂。对于这件事，史书多有翔实记载。在张戬与王安石的激烈斗争中，张载无疑是赞同和维护张戬的，因为他们是亲兄弟，有手足之情，父亲早逝，张载便早早承担起奉养母亲，教育和帮助弟弟的责任，感情非同一般。张载长弟弟10岁，而张戬却比哥哥早4年考中进士。一方面足见张戬德性才能之优，另一方面也足见张载对弟弟的仁厚至爱，对家庭的负责精神。张戬因反对变法，被贬官，迁任公安县（今“气化”论的成熟。因此张载及其弟子对《正蒙》奉为儒家经典，儒学正宗，视与《论语》等同。《正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杰出之作，对后世政治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湖北江陵）知县。在这种情况下，张载感到政治环境恶化，估计自己必然会因此受到株连，于是辞职回到横渠镇，忧愤与劳累，终于染病不起。此后，张载依靠家中数百亩田地维持生计，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却处之益安。一方面休养疗疾，一方面讲学著书，研究义理，修行悟道，求为圣贤，探求天地大道，孜孜以求，从未停息。张载经过近10年的苦读精思，潜心研究，缜密构筑，终于在熙宁九年（1076）年秋天完成《正蒙》这部重要哲学著作的写作，形成了他的哲学理论体系。标志着其“气”一元论哲学宇宙观的完成和“气化”论的成熟。因此张载及其弟子将《正蒙》奉为儒家经典，儒学正宗，视与《论语》等同。《正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杰出之作，对后世政治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载在讲学的同时，还对古代礼仪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婚丧祭祀礼仪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并率弟子们身体力行，从而使百姓争相效仿，致使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张载在研究哲学的同时，对于星相天文等古代自然科学多有见树。如地动说，地球左旋说等。清末思想家谭嗣同评价张载说：“张载宇宙论不仅早于西方，而且合乎科学……不知西人之说，张载皆已先之……不知张子，又乌知天？” 张载一生大半时间从事教育，《正蒙》既是一部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重要的教育理论著作。他对于人的早期教育，道德教育及知识技能教育，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张载在辞官回乡后，并没有停止对社会改革的思考和实践。张载所理想的太平天下是恢复土地公有制——井田制，以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社会中土地高度兼并而导致的贫富极端分化，民生苦不堪言的问题。张载在家乡购得数百亩地，划为九块，分给无地农民耕种，并出资修复疏浚八条灌溉渠道，以提高农田产量，后人赞为“眉伯井田”、“横渠八水验井田”。 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为由，上奏章向宋神宗推荐张载回京就职。神宗准奏，于是，张载带病赴京任职。这次张载被任命为同知太常礼院（相当于教育部副职），神宗诏下礼部推行张载创导的冠婚丧祭之礼，但礼官们安习旧常认为新的礼节规定不宜推行，于是消极不力。张载则认为可行，由于意见分歧，议而不决。张载看到礼不致严，欲以正之，但遭到同僚抵制。在这种境况下，张载志不得申，致病情加重，便又一次辞职回家。归乡途中，至临潼作短暂停留，并带病向当地学子讲学，熙宁十年（1077年）腊月，病逝在客舍中，享年58岁。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归葬于横渠镇大振谷迷狐岭，其父张迪墓左下方。 由于张载的巨大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力，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宋孝宗追谥赐封为“眉伯”，从祀孔子庙庭。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宁宗追赐谥号“明公”。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追谥 “先儒张子”。 张载英年早逝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张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居于太白山下，学术见树，主要著作都是在太白山下完成的，关学由此发源而成为北宋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最为重要的一脉，也成为太白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张载主要著作 张载思想精湛，著作宏富。朱熹和吕祖谦在编辑《近思录》时所列张载著作计有： 《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录》《经学理窟》等。 《宋史·艺文志》中著录张载著作有：《易说》三卷、《诗说》一卷、《横渠张氏祭仪》一卷、《三家冠婚丧祭礼》五卷、《经学理窟》三卷、《正蒙书》十卷、《张载集》十卷等。 张载最重要的著作是《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 《正蒙》是张载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部经典著作。篇名取之于《周易·蒙卦·象》“蒙以养正”之义。“正蒙”是订正愚顽蒙昧，启蒙以致圣功，使人生持正不邪的意思。朱熹说“蒙者，蒙昧未明之谓；正者，订正之也。”张载曾将《正蒙》最后一篇《乾称篇》的第一段抽出，独列题目《订顽》，将最后一段抽出，独列题目《砭愚》贴于书院大门两扇门板，以警示弟子铭记。程颐、程灏对此两段文字极为赞赏，推崇，而特命名为《西铭》、《东铭》。程、朱及后代理学家尤其对《西铭》推崇备至，影响十分深远。 《横渠易说》与《正蒙》构成了张载哲学体系；《经学理窟》、《性理拾遗》等反映了张载的人性论思想和社会政治观。 三、张载关学的基本范畴及特点 “关学”是由张载创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诸代传承者人士为主体，且其教学及学术传播以关中为基地，而形成的理学重要学派。关学与宋代的河南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理学的主流。关洛濓闽新诸学派皆根源于《易经》和孔孟、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评、创新，包括对佛学的批评和吸收，这是整个儒学史的一个共性特点，但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谐论和教育见解等方面关学又独具个性。 关学独立形成，独具特点； 1、气为宇宙之本体——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质还是精神，历来是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每个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心”或“理”为宇宙本原；二是，气为本原。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前者可归于唯心主义，而后者可归于唯物主义。张载认为，“气”或“元气”是人和万物产生的最高体系和最初始基。这“一气”或“元气”，包含了阴阳二气的对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交互运动中产生了人和万物。可以说张载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2、以天下为己任，忧患民命民生——绝然的淑世爱民情怀。张载少年丧父，生活历尽艰辛，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穷苦百姓在一起，即使在不长时间的仕途生涯中，也是担任基层的官员，十分了解民间疾苦和社会矛盾。范仲淹在张载人生中起了指路人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和人格对张载的影响非常深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和气节，在张载一生中表现十分明显。无论居官从政，还是辞官回乡试验井田，兴修水利，还是著书讲学，无不贯穿这“为生民立命”的精神。这一点，张载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3、笃实尚行、经世致用——开中国实学学风之端。张载一改儒家学者自汉唐以来专注于典籍章句训释和玄空清谈之风，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从北宋社会现实问题入手，力图探求根本的解决之道。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求贤成圣具备德性，就要通济天下，利济众生。主张“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张载在《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民生为忧患，经世以除患，那么，这种圣人也是没有用的。当代东亚实学学者尊张载为实学之发端代表人物，是十分恰当的。 4、“民胞物与”、“贞生安死”、“存顺殁宁”——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张载在《正蒙》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天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世间万物是我的朋友，它所表达的是“大心”、“博爱”的情怀。在张载看来，“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圣贤之心如太虚之大而无外，只有大其心，才能体认天下万物，人的心应扩大到与天同大的境界，才能合天道之心。“民胞物与”是对传统文化中“和”的观念的发展和创新。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万物，应该是和谐的关系。这种理念和处世态度，是张载及后世关学学者的鲜明特点，面对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阶级、阶层、族群以至国与国的关系全面紧张的状况，张载的这一重要的思想，无疑是具有警世的意义。 张载在《西铭》的最后写道：“存，吾顺事，殁，吾宁也”。表达了他对生死这个人生根本问题的鲜明态度。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所以，面对人生要顺天道而行，面对死亡时要安心宁静，而无遗憾。生死不过是气这一本源之物的聚散而已。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在于对客观世界物质性的深刻认识。“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这种透彻的对生死问题的体认，使张载及一大批关学学者在人品、官品、气节、学识诸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盛名，仍不失为今天为学为官者的楷模。 四、张载的哲学思想。 张载关学丰富深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对其以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1、气本论——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张载继承和发展古代“太虚”的范畴，并对它加以改造和扬弃，用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质运动基本状态，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气化万物”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同时论证了气无生灭的物质永恒论。从张载开始，古人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的理论达到了系统化。 张载认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始基是气，一切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的，形态万千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大到苍茫的宇宙天体，变化莫测的风雨雪霜，高耸入云的山岭峰谷，流动不居的江河湖海，小至形形色色的动植飞潜，都是由气所演化而来。张载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张载对气与太虚万物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不论聚为有象的“有”还是散为无形的“无”，究其实质，都是有，不是“无”，所说“太虚即气，则无无。”因为物质的气作为宇宙本体，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变化，不是物质本身的消灭和化为无有了，气是永恒存在的。如此，张载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的永恒性思想，是古典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成果，对中国元气本体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辩证法——一物两体，动必有机。关学在“太虚即气”的元气本体论基础上，对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说明，许多见解相当深刻、精辟。 张载认为，气的本然状态是无形的太虚，，气的基本特性是运动与静止，充满宇宙浑沌无间的太虚之气，是在不断进行“郁蒸凝聚、健顺动止”等不同形式的变化。万物的生死，动静的改变，都是气的万殊变化的体现和变化的结果。太虚之气为什么能不断地运动变化呢？张载指出，太虚之气是阴阳之二气的合和体。太虚是阴阳未分的浑沌状态，也称之为元极。阴阳分化为太极，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阴与阳。阴阳交互变化而生万物。太虚之气包涵着阴气与阳气两个矛盾的方面。阳气的特性是清、浮、升、动；阴气的特性是浊、沉、降、静。阴阳二气处同一个统一体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激荡，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生发。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阴阳二气的这种关系的运动变化，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所以说，“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正蒙·参两篇》。） 3、认识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在认识论上，关学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概念。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认识和知识理论的一个创举。张载认为：人的知识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即为“闻见之知”。但仅只闻见之知，并不能全面认识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穷尽无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穷理尽性，必须有一种比闻见之知更广泛、更深刻的知识，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认识过程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张载进一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为真知，才能反映万物的本性本质，“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见闻小知而已。”（《正蒙·诚明篇》）。在探讨人的认识来源时，已经看到了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并作了精辟的论述，从而对中国古代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人性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张载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人性论，吸取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关学具有特色的人性学说。 关学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产生和构成的。因为气有清浊、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产生了千差万别的物和人，所以，气的本性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据此，可以肯定人和万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万物的本性，同出于“太虚之气”。因此，性是永恒存在的。这就是人具有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与天道合一，因此天地之性是先天的，反映自然本来而且是纯善纯清纯洁的，但人生下来之后，都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些外在因素与人与生俱来，先天秉赋的天地之性结合，交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后天之性，就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中有善有恶，有清有浊，从而决定了人性具有千差万别，这样，张载创立了人性二元论。天地之性是诚明至善的，是善的来源，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恶的来源，是人欲的体现。至此，关学对于争论了一千多年的性善与性恶论，给了一个总结性的合理解释。人犯错误，作恶了，是气质之性中的恶性，人要成为圣贤君子，必须变化气质之性，去掉气质之性的遮蔽，回归和彰显天地之性。变化气质之性的方法，途径是接受教育，学习礼义道德，养气集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养浩然之气……义者，克己也。”集义犹言积善也。通过积善，克已，而且坚持不懈，才能不断变化气质，获得正直刚大的浩然正气，从而达到圣贤君子的境界。关学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学说，既为人性善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又为天理、人欲之辨供了理论依据，是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贡献。朱熹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是“极有功于圣门，有利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朱子类语》） 5、太极学说——穷究《易》理，辩证之探。《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以阴阳为基础，揭示了人和天地万物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历代圣贤学者，无论儒、道、墨、法诸学派，无不以《周易》为学问的基础，先秦之后，北宋诸子将《周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范仲淹、周敦颐、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程颐、程颢、陈抟、张载、邵雍等都有关于《周易》研究的著作，都称得上是《周易》研究的大家。张载《横渠易说》传世，其研究具有显著特点，一是长于《周易》义理的发掘。作为现实的人生修养，参与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和信仰原则。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试验井田，渐变改革的政治主张，皆源于《周易》的义理和智慧；二是首次提出“自然易”与“书易”的概念，划清了研究中主观对客观的界限，自然实在与图文表述的界限。三是对《周易》中“无极而太极”、“太极与阴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关于宇宙本体论的太极学说创立新见。提出“太虚即气”“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及气之为物，有幽明之别等重要概念。就是说，气做为最基本的物质，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态存在，幽则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觉，明则耳目能见。“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幽明之故，以聚散而已。’（《正蒙·太和篇》），从而理清了宇宙物质性与佛道“空”、“无”诸概念的界限；四是对《周易》辩证法有新的发展，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两个对立方面而构成，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阴阳消长，刚柔相济。最后的结果是“和”与统一。“和”是事物诸多因素，不同对立面之间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重复。张载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内容丰富，论证全面，寓意深刻，理论精确，确实是中国古代一位辩证法大师。朱熹称赞张载的辩证思想“极精”、“极好”。王夫之评价张载说“张子之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精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横渠学问思辨之功，古今无两。”“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耒兹之失，如蛟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五、张载的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是人类对社会和教育认识，论证、思考和概括的理论升华，是对社会和教育实践发展的理论总结。教育是关涉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以至民间民俗等诸多问题密切相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重视教育问题，已形成一整套博大精深、结构完整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对后世以至现代的中国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上。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以德育人，使学者辈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宋史·张载传》中评论：“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己。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以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这个评价确切地反映了张载教育思想特质和教育生涯的实际情况。 张载关学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德育人，变化气质，求为圣人。张载认为，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无不善，只是由于气质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为了使人为善，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变化气质，返本为善，从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圣人境界。 2、幼而教之，长而学之。张载对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极为重视，有独到之见。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从早抓起，实行胎教，“幼而教之，长而学之。”注意儿童心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儿童天性，从小就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和道德行为，长大继续学习，使之强化，最终造就有用之才，张载说：“长而学固谓之学，其幼时岂可不谓之学？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虽不知谓之学，然人作之而己变，以化于其教，则岂可不谓之学？学与教皆学也……。”“勿谓小儿无记性，隔日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必自婴孩始，鞠之使得所养，令其和气，乃至长性美，教之前便示以好恶有常。”（《张子语录》）强调早期的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张载关学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3、立志向学，勤勉不息，张载认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个人求知为学，为人做官，都必须“立其志”，“正其志”，有了志向目标，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达到目标，实现理想。张载说：“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人惰于进道，无志得达，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终学不成。”“学者大不宜志小气轻。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气轻则虚而为盈，约而为泰，亡而，为有，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经学理窟》） “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正蒙·至当篇》）。 4、循序渐进，博学精思。张载对学习方法也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张载认为学习求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序”过程。既不能停止间断，又不能急于求成，躐等而教。老师应循序而教，学生应循序而学。知识的获取和提高，是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少到知之多，由知之浅到知之深的积累过程，这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都有由渐化和著变的过程一样。教师施教时，要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已有的基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可超越学生实际而勉强施教，否则会欲速则不达。他还认为，求学的渐进过程积累功夫，应当以 “三年为期”，学者自朝至昼至夜为三节，每天勤学苦读，由日积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纲惯熟，经过这样的渐进功夫，学习方可有成。学有所成，还必须博学精思。张载说“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精义……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贯通得大原后，书亦易记”（《经学理窟》）。 5、学贵心悟，去疑求新。关于读书方法，张载强调：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释之，去之，便会获得新的知识，认识新的义理。所以，他力倡“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的学问之法及求知精神。“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多求新意以开昏蒙，吾学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奋”。（《张子语录》）。张载对读书求知方法论述要点概括为：用心、熟读、精思、经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长、讲论、开塞、实作、实行等。张载关于读书求知方法的论述，得到后世学者的反复评价。如朱熹说：“此论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新所意来。”（《近思录卷三》）。 6、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张载作为一个杰出而成功的伟大教育家，对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张载主张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要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学生的求知意识，学习兴趣。同时，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求，从而达到教学目标。关学倡导的具体教学方法主要有： ⑴、“叩其两端”法。这是对子孔子实行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即从正反面来讲解，或从起因和结果两头入手分析问题，使学生理解问题的正确答案。“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是以鄙夫有问，仲尼竭两端而空空”。 ⑵、“扣钟法”。张载在阐释《礼记·学记》中“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这段话是说：“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知，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后教之也。”（《正蒙·中正篇》）。 ⑶、“时雨法”。张载认为，对人的教育如同“时雨之化”，适时而教，当可而告，及时答问，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⑷、“不待讲论法”。张载认为。有些知识，不须讲论，一问便知，知而明之则可，故“不待讲论”，“更不须讲”。他说：“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意思是问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决断，不要受老师可否的影响，自己决定是非取舍，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这也是启发诱导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7、虚心求知，择善而从。张载认为，学习求知，必须虚心，虚心方能接纳百物，汇合各种知识，进入神明之境。什么叫虚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于心中，干扰接纳新知，所以“虚心”就是“静心”，“一静”。张载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张子语录》）。“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与天同源谓之虚，须行事实故谓之实”。“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圣人虚之至，故择善自精”。（《张子语录》）。张载主张，人求学问，必须去除“意、必，固、我”，达到至诚，存德，虚静。要向各种人物学习，不耻下问，择善而从。 8、学贵有用，道济天下。 张载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教育必须注重道济天下，利济众生。教育学生做一个对天下，对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别强调“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坐而论道、这是关学学风的突出特点和优点。张载认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国家人民为忧患，圣人也是没用的。张载从青少年时期直至去世，始终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天下百姓生存状况和改革变法。即便隐居回乡，也还不停地坚持改革实验，帮助百姓兴修水利，扶贫救危。 六、张载关学的自然科学思考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朝代。政治相对开明，思想及学术相对自由，儒家、道家及佛教的发展和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科举制度更加完善严密，平民通过科举进入社会上层的道路进一步拓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迭出。同时，传统工商业、自然科学发明创造也空前活跃，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发明一半以上出现在这一时代。如活字印刷、指南针等。 张载不仅在儒学和《周易》研究中独树一帜，贡献卓绝，在自然科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北宋，自然科学发展快，哲学理论思维水平提高，人们对宇宙奥秘探求兴趣更加浓厚。张载作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不能不探讨自然科学理论，也不能不吸收自然科学技术各种成就来充实、丰富、完善关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在张载著作中有相当篇幅论述仰观俯察，所见所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突破地心说。“恒星不动，纯系乎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乎地者也……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 它突破了远古以来的地心说，把天看作是一个以恒星为中心的，金、木、水、火、土诸星及地球，“运旋不穷”的整体，这在人对宇宙的认识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2、天体运行说，关学认为“动必有机，动非自外”。张载指出：日、月、星、辰（称之为“七政、七曜”）等天体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其运动的速缓升降皆取于自身的机制，而非外力使然。 3、天体左旋右旋说。“天左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矣”。“天左旋，其所属系辰随之，稍迟则反移徙而右尔。”（《正蒙·参两篇》）。张载明确指出：日月星辰顺着天体左旋，只是旋转稍微迟缓一点，肉眼观察起来似乎向右旋转了，左旋右旋其实是相对的，讲的是地球自转与其它天体公转的相对关系。他进一步指出，每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月“右行最速”而“日右行虽缓”。阐述虽不精确，但已是了不起的进步。 4、以气化论解释天文历算地理现象。如“日质本阴，月质本阳，故朔望之际精魄反交，则自为之食矣”。（《正蒙·参两篇》）就是说，在月朔时，月精对日发生作用，产生日食。在月望时，日精对月发生作用，产生月食。按照这种理论，还较合理地解释了四时更迭，寒暑往来，潮汐涨落，风云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现象。 张载关于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理论，曾经受到谭嗣同的称赞和发挥。谭嗣同说：“地圆之说，古有之矣，惟地球五星绕日而运。月绕地球而运，及寒暑昼夜潮汐之所以然，则自横渠张子发之，”“……今以西法推之，乃克发千古之蔽。疑者讥其妄，信者又以驾于中国之上，不知西人之说，张子皆以先之。今观其论，一一与西法合。可见西人格致之学（按：指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日新日奇，至于不可思议，实皆中国所固有。中国不能有，彼故专之。然张子苦心极力之功深，亦于是征焉。注家不解所谓，妄援古昔天文学家不精不密之法，强自绳律，俾昭著之。文晦涩难晓，其理不合，转疑张子之疏。不知张子，又乌知天？”《石菊影庐笔记·思篇三》《谭嗣同全集》上册。谭嗣同认为，张载关于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不仅早于西方，而且高于西方，不仅合理，而且科学。只有了解张载的科学理论，才能更好的了解天文、地理。 七、张载关学的历代传承源流 关学自张载创立以来，已近千年。其传承和研究发展有脉络可循。 1、北宋时，先后授教于张载的学人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游师雄、薛昌朝、种师道、潘拯、李复、张瞬民等，其中，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金元时期，许恒、杨奂、杨君美、杨恭懿等人，在提倡和推行朱熹理学的同时，保持了关学的学风、传统。 3、明代、关中学者，马理、韩邦奇、杨舜、王之士、薛敬之、吕柟等人，皆能会通张载，二程和朱子学、传承关学气化说和笃实尚行的传统。明末冯从吾，全面继承张载思想的为学传统，并总结了500余年的关学发展历史。著《辨学录》、《关学编》、《关中士夫会约》、《太华书院语录》、《元儒考略》等。先后创建关中书院、首善书院。在他的努力下，关学复呈现繁荣景象。 明代非关中籍的关学学者最有影响力者还有罗钦顺（1465-1547年）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明代元气本体论的重要代表。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河南兰考人，明代杰出唯物主义哲学家。 清代清初，周至人李颙，《人称二曲先生》为关中一代鸿儒。他讲：“明体适用”之学，强调既要明心性之体，又要关注社会现实，经世致用。在坚守关学学风方面堪称一代楷模。当时与李二曲齐名的还有眉县人李柏、富平人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 清代非关中籍的关学大师有王夫之、戴震。明末清初，对张载关学研究最深，推倡最力，影响最大者当数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船山，故学者称之为“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并将其密切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时代的高峰。王夫之最推崇、称赞的是张载。王夫之“杜门著书，神契张载，从《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二篇。”（《国史儒林传》），他自称受张载思想影响最深，平生治学以张载思想为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张载思想，尤其是气本论，气化论。 戴震（1723-1777年），字慎修，又字东源，安微休宁人。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戴震在王夫之之后，于清中叶继承发展了张载元气本体论的宇宙观，批判了理本体论的宇宙观。 刘光蕡（1824-1903年），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人。他少年丧亲，家境贫寒，但怀有大志，刻苦读书，立志成才，报效国家。他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用力最多，除精通经史外，还通晓音韵学、天文学、数理学、是清末关中颇具盛名的大学者。从青少年时代就对关学宗师张载及关学后继者吕柟、冯从吾、李颙等十分崇敬，研习关学，受关学影响最深，在理论上继承了关学，在实践上贯彻了关学。梁启超评价称赞刘光蕡为“旷世通儒”、“关学后镇”。主要著作有《立政臆解》、《学论臆解》、《大学古义》、《名经古义》、《烟霞草堂文集》等。刘光蕡毕其一生，竭力经营关学，以教育兴国、为陕西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主要弟子有：于右任、杨松轩、张雪彦、冯寿伯、王援金、杨西堂、朱佛光等。 八、当代张载思想及关学研究概况。 1、致力于张载关学思想研究和宣传的专家学者。 “五四”运动后，至1970年代末，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近60年内，儒学研究命运多舛，特别是文革前后10多年中，研究几乎成禁区，张载关学研究也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意识形态政策的解禁，整个儒学，包括关学的研究进入复苏和加快发展阶段。近30年来，出现了一批推动张载关学思想研究最力的学者。虽然有“关学终结论”者，但实际上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张岱年（1909-2004），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末，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被推为会长，1989年改任名誉会长，中国孔子研究会会长。著有《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36年）、《中国哲学大纲》（1936年）、《宋元明清哲学提纲》（1957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张岱年先生自述：“在三十年代，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别，我提出在程朱、陆王两派之外，还有以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张岱年先生非常关注张载关学思想研究，1999年，以90岁高龄仍为当时在眉县召开的“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究研讨会”题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精研横渠哲学，宏扬关学传统”。 容肇祖（1897-1994年），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在宋、元、哲学史研究方面成就卓然，培养了如姜国柱等一批著名的学者。 姜国柱（1938-2009年），辽宁省盖州市人，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师从容肇祖教授学习中国哲学史。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横渠书院名誉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人学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学术委员、《国际汉学》编委。1993年被评为世界著名教授，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张载哲学思想》、《张载关学》、《李觏思想研究》、《论人·人性》、《中国认识论史》、《兵学哲学》、《道家与兵家》、《周易与兵法》、《儒家人生论》、《儒商读本》等，发表专著论文700余万字。姜先生从1999年起直接参与和指导在眉县举办的一系列研究宣传活动。2001年任横渠书院名誉院长。后每年来眉县考察研究，或给干部、师生作报告。2007年10月，在宝鸡电视台录制张载关学思想专题讲座电视片，并在宝鸡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宝鸡市民大讲堂上”作了专题报告。 葛荣晋（1935年8月——），河南济源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达26部之多，发表中国哲学和管理哲学论文300余篇。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范畴导论》、《儒学智慧与当代社会》、《明清实学思想史》、《中国实学思想史》等。1999、2001、2007年，他发起并主持了在眉县召开的三次“以张载关学与实学”、“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为主题的 “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张载关学思想的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岂之，（1927.11月——）江苏南通人，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哲学家。西北大学校长、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社科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通史1-2卷》、《宋明理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迁》、《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陕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本）等。 陈俊民，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中国大陆华东资讯中心顾问等职。重点研究中国哲学、关学和道教。出版《张载哲学思想及其关学学派》、《张载哲学范畴体系》、《关学源流解析》等专著，编校《关学编（附续编）》。 龚杰，（1935年——），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张载评传》、《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陕西思想史》等。 裴大洋，（1938年——），湖北枝江县人。陕西省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哲学史编览》等。1988年，裴教授给眉县县长戴征社写信，建议眉县人民政府加强对张载祠墓建设和张载关学思想研究。对近代的张载思想研究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赵吉惠，（1934-2005年），黑龙江省宁安县（宁古塔）人，陕西省师范大学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历史学概论》、《历史学方法论》、《中国先秦思想史》、《中国儒学辞典》等。1999年，发起并主持“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丁为祥，1957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中国哲学博士。发表《虚气相邻-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张载与王阳明宇宙观比较》、《气化之道-张载哲学新论》、《张载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张载人性论溯源》、《张载太虚三解》、《气虚-明清转换的真正开启者》等论著40余篇，参加了在眉县召开的张载关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赵馥洁，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陕西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刘学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孔子研究会会长、 林乐昌，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张世敏，张载二十八代嫡孙、 彭雅玲，台湾大叶大学共同教学中心教授、 吴有能，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 方俊吉，台湾守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高雄市孔孟学会理事长。 江建俊，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汤恩佳，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博士，多次来眉县考察并参加张载关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给张载祠捐赠张载青铜象一座。 国际张载关学传承研究学者有： 赵骏河，韩国同德女子大学校教授、韩国程朱学会会长。多次来眉县横渠拜谒张载祠墓。参加在眉县举办的张载关学思想研讨会。 张闰洙，韩国国立大邱教育大学教授、副校长。多次来眉县拜谒张载祠墓，参加在眉县举办的张载关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翻译张载《正蒙》、《横渠易说》等，为中韩两国在张载关学思想研究和交流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文河，韩国同德女子大学教授、 洪禹钦，韩国庆山岭南大学教授 张世浩，韩国庆星大学哲学系教授、 高康玉，韩国釜庆大学教授、 小笠智章，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山际明利，日本高知大学文学教育学部教授、 荻生茂博，日本来泽女子短期大学教授、 凯文德拉图尔，巴西人，中巴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意识学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员。 西蒙娜德拉图尔（女），巴西人，中巴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意识学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员。 2、在眉县召开的四次张载关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情况： 第一次1991年8月20日-24日，在眉县汤峪口开了张载哲学关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由陕西省社科联、陕西省哲学学会、宝鸡师范学院（现宝鸡文理学院）、宝鸡市委宣传部、宝鸡市文广局、宝鸡市档案局、宝鸡市哲学学会、中共眉县县委、眉县人民政府共同发起主办，由眉县县委、县政府承办，正式邀请参会代表60人，其中外省、市学者20名，省内及西安市学者20人，宝鸡市和眉县学者20人，实际到会学者49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副总参谋长李达（眉县人），为会议题词：“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实事求是，凭借古人”，表示祝贺。当代哲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为这次会议发来贺信：“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术讨论会筹备领导小组：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召开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术讨论会，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盛会、张横渠是中国十一世纪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张载哲学是中国古代珍贵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我因年老力衰，不能参加盛会，尚请鉴谅！谨提供拙文一篇，向同志请教！敬祝大会圆满成功！此致，敬礼。张岱年，一九九一年八月十日。”会上，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致开幕词。这次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6篇，会后结集出版。 第二次，1999年9月15日-18日在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太白度假村召开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研讨会。会议由眉县人民政府、中国实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陕西省哲学学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眉县人民政府承办。到会学者126人，其中外籍学者11人，台湾学者2人，共收到学术论文62篇，论文提要56篇。这些论文和提要，初步构造了中国实学的理论框架和范畴系统。对于张载关学与明清实学的关系、实学与理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会后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张载关学与实学》、由葛荣晋、赵馥洁、赵吉惠主编。 第三次会议2001年7月31日-8月5日，在太白山旅游开发区太白度假村召开张载关学思想国际研讨会，到会国内外学者共26人，其中国外学者2人，香港、台湾学者2人，收到论文24篇。后因经费问题未结集成书。香港孔教学院长汤恩佳为张载祠捐赠张载青铜象一尊，时值人民币40万元。会议期间为张载铜象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同时，眉县人民政府聘请汤恩佳院长和姜国柱教授为横渠书院名誉院长。张岱年教授为这次会议和张载铜象落成题词：“精研横渠哲学，宏扬关学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第四次会议2007年10月12日-14日，在太白山旅游区青园山庄召开“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眉县人民政府、陕西社会科学联合会、陕西孔子研究会、中国实学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由眉县人民政府主办，到会学者72人，其中国外学者8人，香港学者2人，台湾学者2人，收到论文43篇。会后结集出版了《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研究》论文集。（卢文远）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省余姚人。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 1生平、学派王守仁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少年时期随父亲到北京读书，21岁中举，28岁考中进士之后，躲进阳明洞静坐修道。34岁时因得罪控制朝政的宦官刘瑾，被谪发到人迹罕至的贵州龙场驿当驿丞。 王守仁从30多岁起开始讲学授徒，前后达25年之久。他先后创办了：龙冈书院、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思田学校、南宁学校、稽山书院、阳明书院等。他的办学讲学活动，对明代的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王守仁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建立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体系。进一步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了教育的自我意识感和做人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在实际行动上的灵活运用。他的“心学”思想，对明末的李贽、清末的康有为以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郭沫若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颇深。 2：儿童教育观。王守仁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他的儿童儿童教育观特别引人注目。他针对当时儿童教育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1）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他说，儿童的性情总是喜欢嘻游，厌恶拘束。所以，一定要使他们内心喜悦，受到鼓舞，他们的进步就自然不会停止。 2）必须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反对盲目崇拜。他认为如果儿童的学习是出自内心，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的知识，那么这种学习就是有效的。他主张要从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不盲从迷信，不人云亦云。 3）教学要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学习要从现有基础出发，逐渐加深，既不能要求过高过急，又不能停留在低水平上。同时，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发展儿童的个性。 4）在教育内容上，王守仁主张：给儿童以“诗歌”、“习礼”、“读书”三方面的教育。 “诱之诗歌”：他主张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教育儿童，激发兴趣、消除顽皮。 “导之以礼”：主张以学习礼仪教育儿童，不仅可以养成良好习惯，还能通过礼仪动作键壮体魄。 “讽之读书”：通过读书形成一定的道德观念和信念理想。 此外，王守仁认为儿童应有“考德”这门课。要求每天清晨，检查儿童在家、在街坊的言行、礼节，爱亲敬长等做的如何，并要婉转地加以晦谕和开导、教育。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教育活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整顿封建传统教育，二是兴办洋务教育，三是制定和推行新教育制度 一、“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这个思想集中反映在张之洞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他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1] 这个思想，是洋务教育的中心，以后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纲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思想，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他认为，中学的作用在于“固其根柢，端其识趣” [2]。学中学的具体要求。“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阅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 [3]。 他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其中，尤其强调“明纲”，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4]。这是针对维新派提倡民权，反对君权，主张男女平权等主张的。张之洞指出：“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5]。 张之洞认为，西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三类，并着重分析了西政和西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 [6]学习顺序，小学堂应先学西艺，再学西政；大学堂则先西政后西艺。西艺主要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西政则涵盖了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领域。西史，则指西方各国历史。他强调：“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 [7]即学习西学是为“强中国”、“存中学”服务的，实质是抵御外侮入侵，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二、关于学制改革的思想 （一）主张天下广设各级学堂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第三》中主张：“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并提倡因陋就简，利用各地书院、善堂、祠堂、庙宇等场所及其经费兴学，以及鼓励地方官绅捐资办学。 （二）主张设立工农兵学商等各类学校 他说：“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 [8]专门之学即各类实业学堂，他主张设立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等学堂。公共之学即普通教育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外国学制完备周详，“吾将以为法式。” [9] 他还提倡留学教育。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10]他认为，学生到国外培养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把留学教育作为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富民强国的重要途径。留学教育成为他设计的教育框架的重要部分。 （三）关于学制改革的设想 张之洞曾在《劝学篇》中提出过建立三级学堂的构想。1901年8月他和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为才先折》中系统提出设立包括蒙学、小学、高等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大学的新学制设想。1903年，奉旨与张百熙、荣庆一起主持制定了《癸卯学制》。该学制是张之洞学制改革思想的具体化、法规化。 三、关于师范教育 1903年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指出：“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人手之第一义。”应“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尤其培养小学教员的初级师范学堂更应迅速办理。 [11]他还强调师范教育的独立地位，使之在癸卯学制中自成系统。他认为，“学堂必须有师” [12]。因此，“办理教育，首重师范” [13]。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张之洞在办学实践中，对师范教育格外重视。在他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中，三级师范自成体系。1907年掌管学部后奏准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是为我国女子师范教育及女子教育正式列入学制的开端。 张之洞认为，师范教育必须突出以下特点：（1）重视教育类和教师技能类课程，突出师范性；（2）附设小学堂，以利师范生实习；（3）规定师范生享受免费待遇，以使人羡慕；（4）规定师范生毕业后最低从教年限6年。张之洞的师范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我国近代师范体系的确立和师范教育的发展影响极大。 四、论实业教育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生平和教育活动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县人，出生世代官僚家庭，从小受过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1879年出游香港，开始留心西学。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刺激他更进一步向西方寻求真理，逐渐突破封建传统观念，形成资产阶级改良思想。
【图书描述】：
[摘要]胡瑗世居陕西安定、出生于泰州。一生与教育结缘，设教二十余年，其主要教学之处，一是在苏州和湖州，创立了著名的“苏湖教法”，二是在开封，除奉命制作乐器及从政外，主要是掌管太学。胡瑗博闻强志，多才多艺，在世事纷杂、生活清贫、教学艰辛的环境中，大胆进行教育改革，为培养了一大批治国人才。在中国的历史上，多少文人志士为胡瑗思想所感染、被胡瑗的精神所感动，写下了众多的诗歌赞语。胡瑗的一生是教育的一生，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社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关键词：生平 教育生活 祭祀 颂歌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KH [文章编号]ISSN1004-9207(2007)01-0122-06
泰州历史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就是被古人尊为上儒胡子的理学先驱、宋代著名教育家胡瑗。长期以来，由于人们习惯于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待胡瑗，故而他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一直不为大多数人所重视。其实，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抛开极左的思维方式，冷静地研究一下胡瑗就会发现胡瑗对理学的产生、发展以及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世居安定、诞于泰州
胡瑗的祖籍在陕西安定，他本人为泰州人，这已经形成共识。但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多次演变，历史记载以及学者们对胡瑗的具体出生地也就说法不一。关于胡瑗的出生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说胡瑗为泰州海陵人。胡鸣盛先生研究认为：“安定先生姓胡氏，世居安定。远祖询，为唐兵部尚书。曾祖韬，蜀陵州刺史，蜀平，归京师，终卫尉卿。祖修已，泰州司寇参军，卒葬海陵。父讷，博学善属文，吕夷简尝荐其书备修国史，官至宁海军节度推官。卒，赠太子中允。母隋氏赠京兆县太君。先生名瑗，字翼之。生于泰州官舍，海陵乃先生故址，称之为安定先生者，溯其源也。”[1]《中外教育家小传》说：“胡瑗生于淮南东路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市）。”《吴县志.府学》载：“胡瑗江苏海陵人，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以经术教授吴中。”北京师范大学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编《中国教育史》说：“胡瑗生于江苏泰州，原来是陕西安定人。”《二十五史新编．北宋史》载：“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为宋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金林祥著《胡瑗》说：“胡瑗，字翼之，北宋泰州海陵人。”
二说胡瑗是如皋人。《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说：“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讷，为宁海节度推官，随任生于泰州，宁海乡先生故址也。人称之为安定先生，溯其源也。”《胡氏家乘》载：“先生于宋太宗淳化癸已四年四月初八日生于如皋之宁海乡。”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说：“先生讳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为陵州人，后为泰州如皋人。”[2]《嘉靖惟扬志》载：“胡瑗，字翼之，如皋县安定乡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载：“胡瑗，中国北宋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郡如皋人。”
三说胡瑗是泰县人。如《宋史.本传》解释说，胡瑗的祖先最早家住安定，后迁居长安，祖父胡修已奉命到泰州作司寇参军，死后葬在泰县的东面，再经他父亲胡讷，仍在附近宁海（旧址在今江苏泰县东南一百里）当节度推官，其后定居下来。胡瑗出生于父亲的宁海住所。1979年版印本《辞海》在解释“胡瑗”这一辞条时，也注明胡瑗为今江苏泰县人。
三种说法，其实大同小异，总的来说，胡瑗是泰州人这是无可争辩的。纵观各种记载，还是纪昀等人的说法比较准确，即：“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3]据徐建平先生考证，胡瑗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农历四月初八。之所以称他为“安定先生”，是因为他的祖籍在陕西安定堡（今陕西子长县治）。胡瑗的远祖父胡询在唐代曾官拜兵部尚书，掌管全国的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胡瑗的曾祖父胡韬，因为战乱，携带全家迁移到西川，曾经一度担任后蜀陵州（今四川省仁寿县治）刺史，掌管一州的军政大权，后来到京师汴京担任卫尉卿。胡瑗的祖父胡修已，曾担任泰州司寇参军，掌管刑狱、纠察。胡瑗的父亲胡讷，担任过宁海军节度推官，掌管军事、财务、民政。[4]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说：“胡氏世居常安，询为唐兵部尚书。其孙韬因乱留蜀（蜀，五代时，孟知祥在四川称帝，国号蜀），为伪蜀陵州刺史，蜀平归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终卫尉卿，于君为曾祖。生泰州司寇参军讳修已，葬海陵。司寇生宁海军节度推官讳讷，赠太子中允，博学善属文。吕文靖公夷简尝荐其书备修国史。赠太子中允，博学善属文，吕文靖公夷尝荐其书，备修国史。君其长子，讳瑗，字翼之。”[5]
胡瑗的先祖胡修已大约是在任泰州司寇时举家迁泰州海陵的。徐建平先生说：“安定先生祖籍陕西丁堡。六世胡询任唐朝兵部尚书。朱温灭唐，夺取帝位，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孟知祥在四川称帝，国号蜀。胡询之孙（安定先祖）韬因乱留署，任陵州刺史。宋太祖平蜀后，胡韬随蜀主孟昶至宋都开封。其子修已（安定之祖）任泰州司寇参军。当时如皋为泰州军属县，故迁居如皋。”[6]关于胡瑗父亲迁居的事，如皋还有一说，即胡瑗的父亲胡讷，任过宁海军节度推官，离任后因“家贫”举家迁居如皋南门外胡家庄。胡瑗便诞生于该地，后移居城内严家湾。
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胡瑗当时确实出生在现在的如皋，但是，考察胡瑗的出生毕竟是考察历史，所以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大泰州视角来分析。据泰州史料介绍，泰州位于江苏腹部，东近黄海，南濒长江，西傍扬州，北通里下河。泰州成陆较早，原始社会末期已有人类居住。周时为海阳地，汉初名海陵，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年），始置海陵县，隶属临淮郡。东晋义颐七年（411年）升为海陵郡，领建陵、宁海、如皋、临江、蒲涛五县，隶属于南兖州。刘宋永初元年（420年）领建陵、宁海、如皋、临江、蒲涛、临泽六县，仍属南兖州。隋开皇元年（581年），废海陵郡，复称海陵县，隶属扬州总管府。唐武德三年至七年，称吴陵，以县置吴州。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县为泰州，泰州之名由此开始，管辖海陵、兴化、泰兴、如皋、盐城等县，隶属东都府。宋初为泰州军，后仍为泰州，管辖范围仍旧，隶属淮南路。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名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泰州，明、清沿用。[7]胡瑗生活的时期，如皋乃为海陵属地无疑。除了隶属关系以外，胡瑗与现在行政区划上的泰州也有直接的联系。据史料记载：胡瑗生前曾在泰州讲学。宋宝庆二年，在其讲学处建书院，后屡有兴圯，现存蝴蝶厅及胡瑗手植银杏一株。所以追根寻源，胡瑗是泰州人。
关于胡瑗当时的住处，清嘉庆《如皋县志·古迹》中说，胡安定公宅有两处：一在现在的如皋城南严家湾，一在县南十里胡家庄。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巡按御史蒲坂杨瞻驻节如皋，谒安定祠，吊衣冠墓，考其宅第，更易数主，率知县黎尧勋立碑志之。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知县范仕义重修。宅前有桥名安定桥，久废。严家湾在城内玉带河（现名市河或内城河）西南转弯处，河西朝东沈氏宗祠门堂朝北墙上原来嵌有一方石碑，高156厘米，宽82厘米。中一行刻大字：“宋安定胡文昭公故里。”左一行小字：“大清道光岁次丁酉夏元月毂旦。”右一行小字：“邑令后学滇西范仕义重立”。这方胡瑗故里碑是胡瑗的二十六世孙树立的。另一行：“二十六世孙萱生文。”“文化大革命中碑上被满涂石灰。1987年，沈氏宗祠改建为如城文化宫，石碑移至安定小学。1995年，安定小学拆迁，石碑不知下落。[8]
二、一生献教、两度辉煌
胡瑗几乎一生与教育结缘，设教20余年，曾两度辉煌.他的教学之处主要在南北两地：一是在苏州和湖州，创立了著名的“苏湖教法”，；二是在开封，除奉命制作乐器及从政外，主要是掌管太学，培养了一大批治国人才。
胡瑗的教育生涯是从吴中开始的。《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说：“（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文正公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胡瑗在苏州任教，起始于范仲淹在苏州办学。范仲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重视人才，主张兴学育才。景祐元年（1034年）下半年，范仲淹移知苏州。他到苏州后，“叹庠序之未立，”奏请朝廷，购南园之地创立苏州府学。关于范仲淹创建府学，在苏州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范仲淹原想在南园建造私宅（南园本是五代钱元瓘的别墅，后又为吴军节度使孙承佑所筑），有一位阴阳先生看了风水后，对范仲淹说：这条街（即今人民路）就像龙的身体，北寺塔是龙尾，而南园正处于龙首的位置，如在这里兴建住宅，家中定会科甲不断，公卿相继出世。范仲淹听了以后笑笑说：如此风水宝地，与其让我家独占，何不让出建立学校，让苏州士人在此接受教育，出更多的公卿将相人才。于是就在这块地方建立了府学。[9]
范仲淹那时所建的府学，左为广殿，右为正堂，泮池在前，斋室在旁，规模相当大。当时有人提出府学基地太大，范仲淹却说：“我还怕将来会嫌太小呢！”范仲淹为苏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中心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创建苏州府学的具体过程，在《范仲淹年谱》上有所记载：范仲淹原想在南园建造私宅，后来“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吴县志.文庙》与《府学金石目》等书说：“景祐元年，范文正公仲淹乡郡，因州人朱绰等请兴闻于朝，二年乃诏苏州立学，并给学田五顷，公即以所购钱氏南园巽隅地，旧欲卜宅者割以创焉。朱长文在《学校记》中对范仲淹苏州办学情况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始，姑苏郡城之东南有夫子庙，所处隘陋。范文正公以天章阁待制守是邦，欲迁之高显，相地之胜莫如南园。南园者钱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阴环酾，乃割其巽隅以建学。广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斋室。是时学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指建校规模）太广，文正曰：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是召安定先生首当师席，英才杂沓，自远而至，厥后登科者逾百数，多致显达。由景祐（1034年）迄今五十余载，学者倍蓰于当时矣。”[10]府学建成后，范仲淹聘请胡瑗来此讲学。苏州府学在胡瑗的主持下，文风大昌，英才云集，人才辈出，盛况空前，影响越来越大。后人评论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中吴，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同治《苏州府志》卷26）在范仲淹的支持下，胡瑗在苏州府学还创立了一套学规，对那些不守纪律的学生加以规劝和约束。把苏州府学办成为地方官学的楷模，“苏学为诸郡倡。”[11]
范仲淹经略陕西时，胡瑗被任为丹州（今陕西宜州）推官，庆历二年（1042年）后以保宁（今属四川理县）节度推官的身份在湖州（浙江吴县）教授。湖州太守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两人交情很深。滕宗谅为人豪爽，淡泊名利，担任太守之后，与当地人士共同捐款兴办学校。1039年，他上书朝廷请求在湖州办学。1040年，朝廷批准，赐名“州学”，同时划拨5亩土地兴建校舍。120间新教舍历时两个月就全部竣工。学校初具规模，“重门广殿，讲堂书阁皆相次，东西序分十八斋。入门而右，为学官之署；入门而左，有斋舍之馆，凡为屋百二十楹。州学建成之后，1042年，滕宗谅就聘请胡瑗前来主持，胡瑗欣然接受聘请，立即到湖州任教，“四方之士云集受业。”[12]张万平在《湖州新建州学记略》中记载说：“宋宝元二年，知湖州事滕宗谅表请于朝，建学于州。明年，敕书至，赐名州学。学成，重门广殿，讲堂书阁皆相次。东西序分十八斋。入门而右为学官之署，入门而左有斋舍之馆，凡为屋百二十楹。延安定胡先生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这就是有过较大影响的“湖学”。当时，胡瑗已晋升保宁节度推官，所以《宋史·胡瑗传》称：“以保宁节度教授湖州。”后来，又在州学东南设立小学，招收儿童入学肄业。在胡瑗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10年在湖州。他主持的湖州州学，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求学。
由于胡瑗在苏湖的教学影响逐渐扩大,1045年京师东京（今河南开封）兴建太学时，曾专门派人“下湖州，取先生（指胡瑗）教授弟子之法，以为太学法，著为令。”同时任胡瑗为京师各王宫的教授，后又被任为太子中舍，并升殿中丞，大理评事兼任太常寺主簿等职，胡瑗均辞谢未就。胡瑗真正的太学教学生涯是从1053年开始的。1053年，胡瑗被任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成为京师太学的主讲教师。胡瑗学识渊博，教学得法，深受学生欢迎。“士或不远数千里来就师之，皆中心悦服。”每当胡瑗上课，“太学至不能容，”只好把旁边的官舍借来做临时教室。当时礼部录用的官员，十之四、五是胡瑗的学生，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是何等之大。1056年，胡瑗升为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做太子的教师，同时仍在太学任教，协助太学博士考教训导，并专掌学规的执行。胡瑗在太学任教7年。嘉祐四年（1059年）正月“先生病不能朝，仁宗遣中贵人就问安否”[13]，并封胡瑗为太常博士，往任杭州节度推官的长子胡志康处养病。
胡瑗离京时，满朝文武官员和太学的学生，在京师东门外为这位老教育家饯行。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说：“召（胡瑗）教授诸王宫，病家辞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殿中丞。驿召会秘阁议乐，除大理评事，兼太常主簿，寻复解罢。岁余，授光禄寺丞，赐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太常博士，即太常寺博士，掌讲定五礼（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于法应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学凡赞导之事]，还官政，从其子志康杭州节度推官以就养。”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记叙：“先生初以白衣见天子论乐，拜秘书省校书郎，辟丹州军事推官，改密州观察推官。丁父忧去职。服除，为保宁军节度推官，遂居湖学。召为诸王宫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迁殿中丞于家。皇祐中，驿召至京师论乐，复以为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辞。岁余，为光禄寺丞，赐绯衣银鱼。嘉佑元年，迁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14]
三、严谨自学、著作等身
胡瑗博闻强志，多才多艺，在世事纷杂、生活清贫、教学艰辛的环境中，把实践知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为中国思想文化宝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
胡瑗学说由《宋史·胡瑗传》、《蔡襄集·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四库全书》所采录的《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2卷以及胡安定先生所著的《易》、《书》、《中庸义》、《景祐乐义》、《论语说》、《春秋说》及其门人著作中的论述，《宋名医言行录》、《安定先生言行录》、《范文正公集》、《范仲淹年谱及补遗》，魏峙《直讲李先生（觏）年谱》，朱熹《伊川（程正叔）先生年谱》，以及宋人集部、杂记，大体可知，胡瑗经学思想、礼学思想、乐学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精粹专精又博通，又都是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15]
他的经学、教育、音乐等著作大部分均已散佚。现存的经学著作仅有门人编录的《安定易传》10卷、《春秋口义》5卷、《周易口义》12卷、《洪范口义》2卷、《论语说》8卷和《春秋说》9卷、《学政条约》1卷。音乐著作有他和阮逸合著的《皇佑新乐图记》3卷。专论的教育著作有《松滋县学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一五五册所载《松滋儒学记》。遗憾的是，其他关于经学的著作《尚书全解》28卷《安定易传》10卷、《春秋要义》30卷、《中庸义》1卷、《资圣集》15卷、《吉凶书仪》2卷，关于音乐著作《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各1卷，以及武学著作《武学规矩》1卷均已失传。泰州市图书馆还藏有胡瑗高足宋汪藻《安定言行录》。宋代及其人所记载胡瑗言行事迹的不少史料也已失传。从现存的史料以及宋代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蔡襄、程颐、朱熹等及宋后历代不少名人为胡瑗写下的赞诗、赞语、祭文、墓志、墓表等可以充分说明，胡瑗对教育的地位作用、教育目的、教育普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系统阐述，都是有前无古人的求实开拓、改革创新精神。他的教育理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言简意赅，充分反映了这位封建社会时期的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的非凡的远见卓识。[16]
胡瑗一生“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他的多数著述都是在他讲授“五经”时学生所做的笔记。他的代表作《周易口义》（倪天隐记录）内容极其丰富，文义明晰，解释详尽，以体用兼备的理义为指导，开创天人性命的学风，全面阐述性、命、天、人、政、教的思想，最终归结于政教，与儒学对人生社会的终极目标——治国平天下完全一致。它认定，天的善性最清明、最正直、最公道，人虽由天所生，但可以经过人加以改善。人为的努力方式，对自己则为“修”，对别人则为“教”。人的天性不应该因为困苦、贫贱等外在因素而改变。《洪范口义》文辞平易，言简意赅，主要阐述的是“君道”、“事君”之理，核心思想与《周易口义》一脉相承，主张以传统的仁义礼乐作为治国兴邦的精神支柱。《春秋说》主张以君主为中心，强调“尊王”，认为“王者无敌于天下，王者至尊，非诸侯可抗也”。归根到底还是以道德推动政教，把教育作为圣贤事业，“君子之人，则当求圣贤之道，学圣贤之事业”。朱熹称它是“推明治道，直凛可畏”。《中庸义》主要是论述“师道”的。《松滋县学记》精辟地阐明了治国、办学、育才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普及教育，要改革教育内容，要大力兴办学校。《皇祐乐府奏议》、《景祐乐府奏议》论述古代礼乐、音律的由来与发展、钟磬制造的物理、数学原理及其方法，并配有设计图纸等。[17]从胡瑗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精湛的教学艺术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看到了他那自强不息、严谨治学的大家风范。
四、追谥文昭、从祀孔庙
嘉祐四年（1059年）农历六月初六日，67岁的胡瑗在杭州逝世。1060年农历十月初五日，由他的大儿子胡志康扶灵回到他曾经教学多年的湖州，安葬在乌程县南方十四里的何山。胡瑗的三子胡志正携带胡瑗的衣寇归葬于泰州如皋胡家庄，衣寇冢就在胡讷墓的左边，世称“安定坟”。
关于胡瑗逝世后的两座墓葬，有不少记录。如：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说：“（胡瑗）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乌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与其行事，甫阳蔡君谟具志于幽堂。”[18]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说：“明年十月五日，葬于湖州乌程何山之原。母隋氏，赠京兆县太君。娶王氏，封长安县君。有子三人，志康进士及第，志宁、志正皆力学。长女婚大理寺，丞滕希鲁，次进士王伯起，季女尚幼。孙守约。”[19]《如皋县志》（民国志）载：“今如皋安定乡有胡公冢，即先生衣冠墓地。”《嘉靖惟扬志》载：“安定先生墓在如皋南十里安定乡，先生葬乌程何山之原，先生幼子志正携衣冠葬之，志正早卒亦葬焉。”胡鸣盛先生也说：“明年十月，志康等葬先生于湖州何山之原。端明殿学士蔡襄志其墓。其后先生之少子又携先生衣冠葬于泰州北。”[20]
对于保护胡瑗的墓并进行整修，史书也多有记述。如：《万历湖州府志》载：“嘉靖四年，太守冯君曾始莅湖郡，乃考图志语同知何君亦尹曰：‘昔在有宋，泰州胡翼之安定先生来教苏湖，今湖郡人士知义之方者，皆蒙其流风之及也。吾等实嗣教养，可忘其所自耶。’乃誓于里正曰：‘其墓在何山麓者，其守墓之田若干亩，在某里者若干亩，在某里某里者若干亩，其悉以白余，尔所不白，则有恒罚。’于是胡氏之裔某，以墓田见侵之状白于府，府尽得其状，田尽复而墓可守。中丞陈公凤梧抚监至郡，躬谒其墓，视亭堂之圮坏，命新之，乃并重封其墓而拜祀焉。”[21]张羽在《复墓序》中说：“教于湖而葬于湖，其初择墓者，弗审及于佛舍。比元初，佛教盛，而僧徒用相者言先生：其墓不利于寺，乃踣墓表、神道，冀以灭迹。诸儒时往省谒，众僧鼓噪而出曰：‘吾寺也，安得有墓！’诉之吏，弗之白，诸儒不能轧，乃瘗（YI埋葬）衣冠为虚墓，岁时望祭。久之，掊得所踣于土中，墓祀复故。国初，尝遣吏度民田，僧乘计帐未定，复诡墓为寺地。四明孙侯成知县事，始发其隐，复加封树。前建享堂三间，以祀神；旁为屋三间，以栖守者。上其事于朝，遂著为祀令。”[22]关于此次复墓的重大意义，张羽在《复墓序》的后部说得最明白不过。他说：“呜呼，墓之不复，有司者之责也，教之不行，非吾党之责欤！睹其墓即思其人，思其人即思其行与教。吾于复墓之后，知先生之教其将复行，行必自湖始。湖，先生遗化之国也，于是湖之士人咸相庆焉。”[23]
安定衣冠墓在故居之西不远。据清嘉庆《如皋县志·古迹》载：“宋司寇参军胡修已墓，今失所在。”“赠太子中允胡讷墓，在县南十里。”“天章阁侍讲谥文昭胡瑗衣冠墓，在父中允墓左……志正亦葬焉。”胡瑗等墓至民国初年已经荒落，坟地两亩左右，土丘3座。墓向朝南，正中主位葬胡讷夫妇，左昭位即安定衣冠墓，右穆位葬志正夫妇。墓旁仅存两三人合抱的银杏树一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县人重修胡公墓，在墓前砌建青砖墓门一座，门上石刻横额：“宋大儒胡安定先生之墓，民国廿六年九月洪兰友敬书。（洪兰友字作梅，江苏扬州人。时任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南通大生纺织公司官股代表，并在墓地四周种植女贞。这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文革”开始，安定坟墓及墓门被毁，银杏树遭锯伐。[24]据《湖州府志》记载，何山胡瑗墓几经毁坏，几度重建。
胡瑗逝世后，皇帝为了表示对胡瑗的尊敬和对其功绩的肯定，下诏追封胡瑗，并赠胡家以财物，还让他的一个儿子当了官。胡鸣盛先生记述说：“嘉祐四年，
明弘治二年（1489年），苏州知府孟俊为胡瑗建立专祠。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明令将胡瑗“从祀孔庙，称先儒胡子”。[28]在山东曲阜孔庙里，“先贤胡氏瑗之位”至今仍然与韩愈、诸葛亮、朱熹等先贤的牌位并列一起。据史料记载，泰州在南宋宝庆二年（公元1226年）就把安定先生奉祀在城西泰山左侧的安定书院内，但这不是专祠。后来才建起崇祀他的专祠两座：一在城内东南隙地上，一在城内钟楼巷。清初，这两座专祠均已残破。把安定先生的专祠设在城西泰山的南麓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这一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瞻来泰州，获知安定先生讲学故址在城西泰山附近，即在原讲堂（书院）中专祀安定先生，同年十月立《宋安定胡先生讲学故址碑》及《安定祠》碑。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督学耿定向在东讲堂祀安定，西讲堂祀王心斋。次年，由巡盐御史朱炳如等集资，心斋次子王襞负责，对祠屋进行了整修。隆庆三年，御史王友贤又转祀心斋先生于乡贤祠，复专祀先生。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兵备副使张云鹗在修葺泰山顶岳武穆祠的同时，修葺了安定祠，并举行奠祀仪式。明末，祠屋在战乱中荒废。清康熙间两度重修，道光元年（1821年），知州赵钺修祠时，在祠屋前砌围墙，祠门向南。从此，安定祠在书院中自成院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知州侯绍瀛兴办泰州学堂又对祠屋修葺一次，民国六年，邑人李毓彬等复请款重修。[29]如皋亦有安定祠。据孙曰恭《安定先生祠堂记》载：“如皋旧有祠，毁于兵火。历岁既久，无有能构（架屋）之者。正统二年（1437年）春，监察御史庐陵彭君勖按部临县，始命知县曹立构之，择地于学之西南隅，是年冬落成。明年，彭君再至，即谒祠下，选胡氏子弟之秀者，补邑庠生，奉祠祀。又令训导吴诚求文以为记。”[30]如皋的宋代胡公祠废址已不可考。据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如皋县城图》，儒学在现在的长巷处。戟门是儒学正门，可知当时胡公祠也在长巷内。1485年移建于闸桥西北河边，靠近苏家巷处。原有房屋三进。第一进朝南门堂3间，大门有彩绘门神，左右大圆石鼓一对，门外有木栅栏、八字墙。门堂朝东墙上嵌石碑一块，高宽形式与“故里”碑相同，中一行刻“宋安定胡文昭公读书处”。上下款与“故里”碑同，也是道光十七年立的。门堂东西两间是存放祭祀用具的祭器库。第二进敞厅3间。第三进正殿中有神龛、供桌，龛中塑胡公坐像。左右柱上悬金字对联：“文宣聿启文昭，木铎千秋，教著江河日月；有虞肇开有宋，云祁万祀，道垂礼乐诗书。”下款某年某月，孙尔准撰书。[31]《如皋县志》亦载：“胡公祠初在县城东南，宋崇宁元年（1102年）建。元季毁于兵。明正统二年（1437年），知县曹立移学右隅。成化十四年（1478年），知县向移戟门之西。二十一年（1485年），知县胡昂改建今地。嘉靖十九年（1540年）御史杨瞻、知县黎尧勋重修。二十三年（1544年）知县刘一中重修，三十二年（1553年），御史王国用、推官符允中继修。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毁。四十一年（1613年），知县周承恩重建。四十五年（1617年），知县李廷材增置龛座。先时议以祠旁空地募民守祠，岁入租八两，以备修葺。海道副使熊尚文给银二十两，置祠祀田。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县赵廷健率邑人胡申、胡之本等捐造大门及祭器库。五十四年（1789年），先生二十四世孙胡光宁首倡族捐，重修祠宇及大门、人字墙。道光十七年（1837年），裔孙胡萱生等再修。”
林春在《重修安定胡先生祠记》中说：“（明嘉靖十七年）冬，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原杨公驻节如皋，谒先生之祠而叹其荒且隘也。进县簿曹君依、司训詹君仕显、何君荩曰：‘先生之生是邑，有斯文之始也，尔有司多士之仕学于乡者，得无追崇向慕之诚乎！新其祠以寄思，衍其学以济世，因成俗化民崇德象贤之责也。闻黎尹（黎荛勋）且至矣，其将为我语之’。乐溪黎侯至，其追崇向慕之诚犹舜原也。舜原（指杨瞻）助金若干，黎侯义处者倍之。门堂、寝室，视昔有加，巍乎焕然足称妥侑。仍以‘经义’、‘治事’名斋，恐学者歧而二也，构‘崇一’之堂以一之。……是役也，始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终于已亥（嘉靖十八年）三月十五日，不劳于民，不伤其财，凡所以祀先生者仍旧不侈。又择先生之子志康、志宁配，尚亲亲也。”[31]这一举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林春所言：“夫礼以义起，道待人行，使舜原、乐溪之相遇于今。而从政立心者或相左焉，则亦上下相徇、簿书相期而已，若此风学之举，人心之劝，振高义而淑后生者，胡能以暇及哉。”[32]
出于对胡瑗的敬仰，后人总是象祭孔那样祭奠胡瑗。据史料载，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县令率全县官员、儒生“祭孔”，同时用一猪一羊，分别祭祀范文正公、胡文昭公和许忠愍公（直）。祭祀胡公的祝文是：“学兼体用，门育英才。上传洙泗之道统，下启濂洛之渊源。既崇祀于泮宫，更专祠于梓里。兹届仲春（或‘秋’），敬修祀典。兼以伯子杭州节度推官胡公志康、仲子永州知州胡公志宁、季子宣议郎胡公志正配。尚飨”。因儒学两庑也供有“先儒胡瑗”的牌位，故云：“崇祀于泮官”。[33]祭奠胡瑗的诗词也很多。如：明代邑人冒鸾有《胡安定墓》诗：“梁栋当年重庙堂，至今闾里挹余香。宋家公辅归贤范，孔氏规模在上庠（西周的太学）。原古松楸宜野鹤，草深碑碣易斜阳。蹇子欲步先生武，万里沧溟几望洋”。[34]清道光年间任如皋雉水书院山长、仪征吴铠作有《胡安定祠》一诗。诗曰：“人范经世并得难，道高何心不卑官。两斋弦新诵槐市（长安市场名），百里苏湖小杏坛（孔子讲学之处）。前席龙颜咨雅乐，故乡狐首衣冠。希文荐牍真无愧，各有祠堂（范仲淹字）峙海滩。”[35]
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胜利，禁止祭孔，祭胡公之礼亦同时停止。此后仅有奉祀的胡公裔孙在朔望、岁时令节和胡公生辰、忌辰，来此焚香祭奠。祠宇逐渐荒芜。“十年浩劫”，胡公像也被毁，石碑移送如皋县财政局。房屋改作民宅。1996年春，旧城改造时胡公祠被拆，其地改建楼房。[36]
五、文人志士赞研不断
在中国的历史上，多少文人志士为胡瑗思想所感染、被胡瑗的精神所感动，写下了众多的诗歌赞语。如：范仲淹曰：“天地储精，山川毓秀。孔孟衣钵，苏湖领袖。道学正传，体用善诱。雅饬化风，泽流于后。”[37]司马光赞曰：“经义名家，旁通乐律。苏湖之教，造士有术。东以条格，南以躬行。百世一时，尚怀典型。”[38]魏了翁赞曰：“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驾长虹于寥廓，听鸣风于高岗。”[39]米芾赞曰：“洙泗渊源，东南模范。宽厚纯诚，躬行力践。论乐太常，茂鹰宠眷。”[40]文天祥赞曰：“恭乎其貌，温乎其容。循循雅饬，卓有古风。经义治事，深究体用。一代瞻仰，百世钦崇。”[41]王安石有《寄赠先生诗并序》。序云：“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翼之先生，与予并世，非若孔孟之远也。闻荐绅先生所称述，又详于书，不待见而后知其人也。叹慕之不足，故作是诗。”诗云：“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文章事业望孔孟，不复睥睨蔡与崔。十年留滞东南州，饱足藜藿安蒿莱。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高冠大带满门下，奋如百蛰乘春雷。恶人沮服善者起，昔时蹻跖今骞回（骞指闵子骞，回指颜渊）。先生不试乃能尔，诚令得志如何哉！吾愿圣帝营太平，补葺廊庙枝倾颓。披旒发行广耳目，照彻山谷多遗材。先收先生作梁栋，以次构架桶与榱。群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42]
胡瑗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历史上许多知名人士及近现代的学者对他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如，明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人杨瞻曰：“再拜瞻遗像，荒祠古树阴。苏湖体用学，朝野圣贤心。随铸匡时器（指胡瑗校正钟律，铸定钟磬），分方振铎音（古代施行行政教传布命令时使用）。至今薄海内，在在重儒林。”[43]明福建长乐举人，嘉靖时任如皋县学教谕陈源清曰：“孔铎（《论语·八佾》“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言孔子如木铎，宣扬教化）既沉响，师传日荒凉。嬴秦（秦始皇名嬴政）事法律，隋唐竞词章。漂沦迨五季（即梁、唐、晋、汉、周五代），一轨趋猖狂。天未丧斯文，宋运逢其昌。表表胡夫子，应期生海邦。学能兼体用，誉用彻朝堂。出为天下师，英贤满门墙。渊源启宋学，隆盛追虞唐。（舜为有虞氏首领，尧为陶唐氏首领。我国传说唐尧、虞舜治理国家时为太平盛世）。高冈生梧桐，朝阳鸣凤凰。曰惟夫子功，日月可争光。生有益于时，死合祀于乡。谁其废不举，我意欲存羊。垣宇既以饬，象貌亦辉煌。衣冠拜祠下，告之一瓣香。”[44]神宗称赞胡瑗说：“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义治事，以适士用；议礼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45]台湾学者封思毅先生在《中国历代思想家》一书中称胡瑗是“在教育界终身尽力，完成了开创风气，维护学术，培养人才多种使命”的先生。其“讲授儒家经术，传播孔子思想，贡献不下于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
人们对胡瑗的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非常广泛。从北宋至清末，对胡瑗的一生或在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作出评价的圣贤贵胄、名家名流不可胜数。较有代表性的，如宋代就有宋神宗、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蔡襄、米芾、司马光、王安石、范纯仁、程颐、朱熹等；元、明、清三代有李杰、鲁、张羽、湛若水、程敏政、冒鸾、孟俊、刘民悦、颜元、张轼、曾敏行、王钰、全祖望、黄百家、李铭皖、李端、秦绶章等。对胡瑗的评价，有史料可考的大多数在胡瑗去世以后，也有的在胡瑗生前。有的是对胡瑗一生进行综合性的述评，有的是对胡瑗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单项专评的；有的是对学术成就的推崇，有的是对教育业绩的称颂；有的是对胡瑗人格、品质的敬仰，有的是对胡瑗德、行的感叹。[46]我国现代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胡瑗作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如胡鸣盛、沈灌群、毛礼锐、金林祥、陈青之、朱瑞熙、苗春德、杨渭生、赵国权、姚瀛艇、刘坤太、何兹全、谢重光、徐建平、蔡文锦、刘华等专家、教授分别在《中国教育家评传》、《中国教育史》、《宋代社会研究》、《宋代教育》、《宋代文化》、《中国历代名师》、《两宋文化史研究》等若干书刊中，以史实为依据，对胡瑗一生的教育活动进行了论述和总结，肯定了“胡瑗不愧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的教育家”。研究和评价胡瑗的文章和资料，台湾省的学者，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有很多成果。《中外著名教育家小传》，《中国历史大辞典》、《人名大辞典》、《易学大辞典》、《中国历代思想家》、《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辞源》，这些具有权威性、世界性的出版物，对胡瑗这一重要历史人物，都有专条加以全面、翔实的介绍，所占篇幅都大大超过同类人物。[47]总而言之，胡瑗的一生是贡献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社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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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科技与企业》2007年第1期 作者：张树俊)
1888年，康有为向清帝上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改革主张，被守旧派扣压而未能上达。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培养了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1895年初，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入京会试，联合各省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受阻未达，此即“公车上书”。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未到职。以后，他多次上书，劝说光绪皇帝变法，并与维新人士一起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广泛开展救亡图存的维新活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海外，从事保皇活动。后来又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坚持改良路线。民国初，发起成立“孔教会”，创办《不忍》杂志，思想更趋保守。
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
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无论上书还是呈折，都常将兴学育才作为维新救国的基本保障加以强调。他认为泰西“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中国“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原因就在于泰西广设学校，“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他提出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
第二，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他在《请开学校折》中设计了一个学校系统，力图仿照西方建立近代中国学制。
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学习西学，他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上述建议直接影响了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
《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1901年至1902年间，但其基本思想早已产生，万木草堂讲学期间，曾向他的弟子梁启超等讲过“大同”学说，即后来《大同书》的基本内容。
在《大同书》中，他创造性地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在这个理想社会里，消灭了国家、阶级、种族、家庭，消除了性别、职业差别，实现了天下太平、仁爱万物、人生极乐。根除了愚昧和无知，教育昌盛，文化繁荣，语言统一，教化相同。因为消灭了家庭，儿童是整个社会的儿童，对儿童的抚养和教育均由社会承担。康有为设计了一个前后衔接的完整教育体系，从母亲受胎怀孕进入人本院接受胎教时起，到出生后进育婴院，然后再进入慈幼院，直到进入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
人本院 已怀孕的妇女进入人本院。康有为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胎教思想，认为胎儿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时期，对人的教育必须在其“未成形质之前”就应开始。人本院必须有优良的环境条件，孕妇的居室要宽敞清洁、通风去湿，景色优美，院内应有品种丰富、内容健康的书画、音乐，随时供孕妇阅读欣赏。工作人员经过精心选择，对孕妇和胎儿进行每日二次的定时检查，给孕妇讲人道公理和孕期卫生、胎儿保健、分娩育子的常识。孕妇本人也要“以高洁、寡欲、学道、养身为正谊”。
育婴院和慈幼院 婴儿断乳之后，即送入育婴院抚养，三岁后送入慈幼院。也可两院合并，不设慈幼院。育婴院和慈幼院是幼儿教育的主要承担机构，其建筑结构和环境布置应做到优美，与幼儿的个性相宜。工作人员应由“德性慈和，身体强健，资禀敏慧”的女性担任。幼儿的保育目标是：“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在保证幼儿身体健康之外，保育内容还有：（1）教幼儿学习语言，并将世界百物“制雏形或为图画”，不断增进幼儿的知识。（2）挑选能反映“仁慈爱物之旨”的歌乐，让儿童吟唱。（3）手工。“将世界有形各物”，教儿童模仿制作。
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 6-11岁入小学院。小学教育应该遵循“以德育为先”、“养体为主而开智次之”的原则。校址应要远离戏院、酒馆和市场，校园要环境优美，设备能满足儿童好动的天性。小学教师专用“女傅”，兼有慈母的职责。11-15岁入中学院。中学院阶段应当德、智、体兼重，但尤应以育德为重。中学的设施应该齐全，教师男女均可，但一定要选择“有才有德者”充任。课程应照顾学生的个性特征，根据学生资禀的“敏钝好尚”设班开课。16岁以后进入大学院，学习至20岁。大学院教育是专门之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于育德强体之后，专以开智为主”。学生应“各从其志”，自由选择专业。教师不限男女，但应选择“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者”担任。
在《大同书》里，康有为还以《去形界保独立》专章论述了男女平等和女子教育问题，他认为女子在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上都应该与男子平等，如果女子“学问有成”，应该许以“选举、应考、为官、为师”。他认为重视女子教育，对女性人才资源的利用，对胎教和儿童教育的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