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产品展示柜: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叙论
 
　 作者： 陈寅恪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    发布时间：2009-4-29
 
     李唐传世将三百年，而杨隋享国为日至短，两朝之典章制度传授因袭几无不同，故可视为一体，并举合论，此不待烦言而解者。独其典章制度之资料今日得以依据以讨论者，仅传世之旧籍，而其文颇多重复，近岁虽有新岀遗文，足资补证，然其关係，重要者实亦至少，故欲为详确创获之研究甚非易事。夫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兹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岀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聊供初学之参考，匪敢言能补正前贤之闕失也。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岀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採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其在旧史往往以“汉魏”制度目之，实则其流变所及，不止限於汉魏，而东晋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内。旧史又或以“山东”目之者，则以山东之地指北齐言，凡北齐承袭元魏所採用东晋南朝前半期之文物製度皆属於此范围也。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於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於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製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採用，而传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採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旧史所称之“梁制”实可兼该陈制，盖陈之继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旧史言之详矣。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於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隂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託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於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偽，往往於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也。
    此书本为供初学读史者参考而作，其体裁若与旧史附丽，则於事尤便，故分别事类，序次先后，约略参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会要诸书，而稍为增省分合，庶几不致尽易旧籍之规模，亦可表见新知之创获，博识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马见责也。
    又此书微倣天竺佛教释经论之例，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闕略（见僧祐书三藏集记拾僧叡大智度论序及大智度论记。寅恪案：鳩摩罗什译经虽有删烦，然於大智度论实未十分略九，盖天竺著述体例固如是也，后人於此殊多误解，以其事非本书范围，故不详论）。故於前礼仪章已论证者，如三源中诸人之家世地域等，则於后诸章不復详及，实则后章所讨论仍与之有关也。谨附识於敍论之末，以见此书之体制焉。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 附：都城建筑
 
　 作者： 陈寅恪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    发布时间：2009-4-30
 
  
旧籍於礼仪特重，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或其影响所届，止限於少数特殊阶级，似可不必讨论，此意昔贤亦有论及者矣。如新唐书壹壹礼乐志云：
由三代而上，治岀於一，而礼乐达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岀於二，而礼乐为虚名。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至於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时岀而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尝见也。
又欧阳文忠公集附欧阳发等所述事蹟云：
其於唐书礼乐志发明礼乐之本，言前世治岀於一，而后世礼乐为空名；五行志不书事应，悉坏汉儒灾异附会之说，皆岀前人之所未至。
寅恪案：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於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欧阳永叔谓之为空名，诚是也。沉 垚 落 颿 楼文集捌与张渊甫书云：
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於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士大夫皆岀草野，与古绝不相似矣。古人於亲亲中庽贵贵之意，宗法与封建相维。诸侯世国，则有封建；大夫世家，则有宗法。
寅恪案：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繫，子敦之说是也。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係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於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
通鑑壹柒陆陈纪至德三年条云：
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正月）戊辰詔行新礼。
隋书壹高祖纪上（北史壹壹隋本纪上同）云：
开皇五年春正月戊辰詔行新礼。
同书贰高祖纪下（北史壹壹隋本纪上略同）云：
仁夀二年闰（十）月己丑詔曰：“尚书左僕射赵国公杨素、尚书右僕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祕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僉议，可并修定五礼。”
同书陆礼志总序略云：
高堂生所传士礼亦谓之仪，洎西京以降，用相裁準。黄初之详定朝仪，则宋书言之备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陈武克平建业，多準梁旧。（隋）高祖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
通典肆壹礼典序（参南齐书玖礼志序及魏书壹佰捌礼志序）略云：
魏以王粲、卫覬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沉、陈夀、孙盛虽缀时礼，不足相变。晋初以荀覬、郑冲典礼，参考古今，更其节文。羊祜、任愷、庾峻、应贞并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纘续未成，属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其遗文也。江左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謨又踵修缀。宋初因循，前史并不重述。齐武帝永明二年詔尚书令王俭制定五礼。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陈武帝受禪，多準梁旧。后魏道武帝举其大体，事多闕遗：孝文帝率由旧章，择其令典，朝仪国范焕乎復振。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採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
隋书叁叁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宾礼注九卷贺瑒撰注云：
案梁明山宾撰吉仪礼注二百六卷，录六卷；严植之撰凶仪注四百七十九卷，录四十五卷；陆璉撰军仪注一百九十卷，录二卷；司马 褧 撰嘉仪注一百一十二卷，录三卷；并亡。存者唯士吉及宾合十九卷。
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
隋朝仪礼一百卷，牛弘撰
魏书伍玖刘昶传（北史贰玖刘昶传同）略云：
刘昶，义隆第九子也，义隆时封义阳王，和平六年间行来降。於时（太和初）改革朝仪，詔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亡。
同书玖壹术艺传蒋少游传（北史玖拾艺术传蒋少游传同）略云：
及詔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閭等议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於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諍竞，积六年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后於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準魏晋基址。后为散骑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迁前将军，兼将作大匠，仍领水池湖泛戏舟檝之具。及华林殿沼修旧增新，改作金墉门楼，皆所措意，号为妍美。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少游又为太极立规模，与董尔、王遇参建之，皆未成而卒。
同书柒高祖纪下（北史叁魏本纪同）云：
（太和）十年八月乙亥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綬。
寅恪案：刘昶、蒋少游俱非深习当日南朝典制最近发展之人，故致互相乖諍。其事在太和十年以前，即北史肆贰王肃传所谓“其间朴略，未能淳”者。至太和十七年王肃北奔，孝文帝虚襟相待，盖肃之入北实应当日魏朝之需要故也。
魏书肆叁房法寿传附族子景伯景先传（北史叁玖房法寿附景伯景先传同）略云：
法寿族子景伯，高祖諶避地渡河，居於齐州之东清河绎幕焉。显祖时三齐平，随例内徙为平齐民。景伯性淳和，涉猎经史。
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昼则樵苏，夜诵经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赡。太和中例得还乡，郡辟功曹，州举秀才，值州将卒，不得对策，解褐太学博士。时太常刘芳、侍中崔光当世儒宗，嘆其精博，光遂奏兼著作佐郎，修国史，寻除司徒祭酒员外郎。侍中穆绍又启景先撰世宗起居注，累迁步兵校尉，领尚书郎齐州中正，所歷皆有当官之称。景先作五经疑问百餘篇，其言该典，今行於时。
北史贰肆崔逞传附休传（魏书陆玖崔休传同）略云：
休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灵和宋员外散骑侍郎，父宗伯始还魂。孝文纳休妹爲嬪，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
魏书伍伍刘芳传（北史肆贰刘芳传同）略云：
刘芳，彭城人也。六世祖訥晋司隶校尉，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兗州长史。芳出后伯父逊之。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爲刘子业青州刺史沉文秀建威府司马，爲文秀所杀，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爲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中略）。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於是礼遇日隆。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高祖宴羣臣於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礼经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爲然。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咸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义理精通，类皆如是。高祖崩於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 衮 冕，高祖自袭敛暨於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闕，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咨访焉。
同书陆柒崔光传（北史肆肆崔光传同）略云：
崔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驤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后）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高祖每对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若是。
寅恪案：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於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倣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
北齐书贰玖李浑传附绘传（北史叁叁李灵博传附绘传同）略云：
司徒高邕辟爲从事中郎，徵至洛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惟绘与太原王乂掌军礼。
寅恪案：隋志不载常景撰修之五礼，惟旧唐书肆陆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有后魏仪注三（疑五之误）十二卷，常景撰；新唐书伍捌艺文志史部仪注有常景后魏仪注五十卷。常景之书撰於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谓王肃之所遗传，魏收之所祖述，在二者之间承上启下之產物也。
又史志所谓后齐仪注者，即南朝前期文物变相之结集，故不可先略述北齐修五礼之始末，以明隋志之渊源也。
北齐书叁柒魏收传（北史伍陆魏收传同）略云：
除尚书右僕射，总议监五礼事，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
隋书伍柒薛道衡传（北史叁陆薛辩传附道衡传同）略云：
武平初，詔与诸儒修定五礼。
寅恪案：北齐后主时所修之五礼当即隋志之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鄴都典章悉出洛阳，故武平所修亦不过太和遗绪而已，所可注意者，则薛道衡先预修齐礼，后又参定以齐礼为根据之隋制，两朝礼制因袭之证此其一也。
据上所引旧籍综合论之，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採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几全袭梁旧之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拟採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自东晋迄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產，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当於应更考释，以阐明随制度之所从出。前已略述北齐制礼始末，故兹专论王肃北奔与北朝文物制度之关係焉。
北史肆贰王肃传略云：
王肃，琅邪临沂人也。父奐及兄弟并爲（南）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肃自建业来奔。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釐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故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
魏书陆叁王肃传略云：
肃自谓礼易爲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
南齐书伍柒魏虏略云：
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王肃爲虏製官品百司，皆如中国。
陈书贰陆徐陵传（南史陆贰徐摛传附陵传同）略云：
太清二年兼通直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熟，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爲魏始製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通鋻壹叁玖齐纪武帝永明十一年冬十月王肃见魏主於鄴条云：
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所肃所定。
隋书捌礼仪志述隋丧礼节云：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爲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重设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嘉宾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詔曰：“可！”弘因奏徴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爲準，亦微採王俭礼，修毕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寅恪案：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在王肃未北奔之前亦已有所兴革。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餘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属依稀恍忽，皆从间接得来，仍无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发展之人物与资料可以依据，此北史王肃传所谓“孝文虽釐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者是也。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夫肃在当日南朝虽为膏腴士族，论其才学，不独与江左同时伦辈相较，断非江左第一流，且亦出北朝当日青齐俘虏之下（见魏书伍伍及北史肆贰刘芳传），而卒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於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盖别有其故也。考南齐书贰叁王俭传云：
少撰古今丧服记并文集，并行於世。
又南史贰贰王曇首传附俭传（参通鋻壹叁陆齐纪永明三年条）云：
先是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爲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於此大兴。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俭抄爲八帙，又别抄条目爲三十卷，朝仪旧典晋末来施行故事撰次諳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
文选肆陆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自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礼紊旧宗，乐倾恆轨，自朝章国记，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
据此，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章国故，著名当时。其丧服记本为少时所撰，久已流行於世，故掌故学乃南朝一时风尚也。仲宾卒年为永明七年（见南齐书、南史俭本传），王肃北奔之嵗为北魏太和十七年，即南齐永明十一年，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於此歟？牛弘詆斥王俭，而其所修隋朝仪礼仍不能不採俭书，盖俭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既经王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所以弘虽由政治及地域观点立论，谓“后魏及齐，风牛本隔”，然终於“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也。又史言弘“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爲準”，而奇章反讥前人之取法江左，可谓数典忘祖，无乃南北之见有所蔽耶？或攘其实而讳其名耶？兹举一例以证之：
隋书肆玖牛弘传（北史柒贰牛弘传同）云：
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若仅据此传，似献后丧礼悉定自弘，而“斯须之间仪注悉备”，所以杨素有“礼乐尽在此矣”之叹，及检北史叁捌裴佗传附矩传（隋书陆柒裴矩传略同）云：
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
始知弘之能於斯须之间决定大礼者，乃以东齐仪注为依据，且所与共参定之人亦皆出自东齐者也（见北史隋书裴矩传及旧唐书柒贰、新唐书壹佰贰李百药传）。杨素之讚叹，殆由弘讳言其实，而素又不识其底蕴耶？
又通鑑壹柒玖隋纪文帝仁寿二年条云：
闰（十）月甲申詔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修五礼。
寅恪案：隋书、北史载文帝詔修五礼，在是年闰十月己丑，连接此前之一条即“甲申詔尚书左僕射杨素与诸术者刊定阴阳舛谬”条，今通鑑正文校宋记俱未之及）。更可注意者，则隋志明言弘等之修五礼悉以东齐仪注为準，乃最扼要之语，而温公不採及之，似尚未能通解有隋一代礼制之大源，殊可惜也。
又隋代制礼诸臣其家世所出籍贯所繫亦可加以推究，藉以阐明鄙意，即前章所言隋唐制度出於（一）（北）魏、（北）齐，（二）梁陈，（三）（西）魏、（北）周之三源者。请据隋书贰高祖纪及北史壹壹隋本纪仁寿二年闰十月詔书中所命修定五礼诸臣及其他与制礼有关之人，如前引北史裴佗传隋书裴矩传中之裴矩，隋书柒伍北史捌贰儒林传之刘焯、刘炫及两唐书李百药传中之李百药，逐一讨论於下：
隋书贰高祖纪下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詔书所命修撰五礼之杨素、苏威俱以宰辅资位摄领修礼，以恆例言之，乃虚名，非实务也。然素与威二人仍有区别，亦未可以一概论。隋书肆捌杨素传（北史肆壹杨敷传附素传同）略云：
后与安定牛弘同志好学，研精不倦，多所通涉。
然隋书肆壹苏威传（北史陆叁苏绰传附威传同）略云：
上（高祖）因谓朝臣曰：“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
夫修撰五礼即斟酌古今之事，文帝既不以此许素，则素之得与此役，不过以尚书左僕射首辅之资位监领此大典而已。故关於杨素可置不论。
至於苏威虽与杨素同以宰辅之职监领修撰，但事有殊异，可略言之。据前引史文，隋文帝既以斟酌古今特奖威，则威之与闻修撰，匪仅虚名监领，可以推知。又隋书苏威传（北史略同）云：
俄兼纳言民部尚书。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爲征税之法，颇称爲重，既而叹曰：“今所爲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改旧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所修格令章程并行於当世，然颇伤苛碎，论者以爲非简允之法。
凡此史文其意固多指威之修定律令，但礼律关係至密。威本西魏苏绰之子，绰为宇文泰创制立法，实一代典章所从出。威既志在继述父业，文帝称其斟酌古今，必非泛美之词，故威之与素不得同论，而威之预知修礼，亦非止尸空名绝无建树者之比无疑也。考周书贰叁苏绰传（北史陆叁苏绰传同）云：
苏绰，武功人，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属太祖（宇文泰）与公卿往昆明池观鱼，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
此节为史记苏绰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缘，实可藉以覘古今之变迁。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於家族，而家族復限於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绰本关中世家，必习於本土掌故，其能对宇文泰之问，决非偶然。适值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治胡汉为一体，以自别於洛阳、建鄴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此绰所以依托关中之地域，以继述成周为号召，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非驴非马，取给一时，虽能辅成宇文氏之霸业，而其创制终为后王所捐弃，或仅名存而实亡，岂无故哉！质言之，苏氏之志业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合鲜卑六镇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故考隋唐制度渊源者应置武功苏氏父子之事业於三源内之第三源，即（西）魏、周源中，其事显明，自不待论。
隋书肆玖牛弘传（北史柒贰牛弘传略同）云：
牛弘，安定鶉觚人也。本姓 尞 氏，祖炽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涇公，赐姓为牛氏。开皇初（弘）迁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其论书之厄）曰：“永嘉之后，寇窃竞典，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三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餘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爲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上纳之，於是下詔：“献书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三年拜礼部尚书，奉勅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於当世。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以时事草创，未遑制作，竟寝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上甚善其议，詔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是后议置明堂，詔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事在礼志。上甚敬重之，拜吏部尚书。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此节之解释见上文）弘以三年之丧 祥禫具有降杀，朞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於髙祖，髙祖纳焉，下詔除朞练之礼，自 弘始也。（大业）三年改爲右光禄大夫，从拜恒岳，坛场、珪币、墠畤、牲牢，并弘所定。
史臣曰：“牛弘篤好坟籍，学优而仕，採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隋书柒伍儒林传辛彦之传（北史捌贰儒林传下辛彦之传同）略云：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周渭州刺史。（彦之）博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太祖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及周閔帝受禪，彦之与少宗伯卢辩専掌仪制，明武时歴职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髙祖受禪，除太常少卿，寻转国子祭酒，嵗餘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沉重名为硕学，髙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髙祖大悦。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於世
兹择录牛弘、辛彦之两传事跡较详者，盖欲以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有之特殊性质，其关於西域文明、中外交通等，为世人所习知，且非本书讨论范围，於此不可不论。兹所论者，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歷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昔人未曾涉及，故不揣愚陋，试为考释之於下：
河陇一隅所以经歷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於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於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係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歷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係也。
三国志魏志壹叁王朗传附子肃传末云：
自魏初徴士燉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歷注经传，颇传於世。
一节下裴注云：
魏略以遇及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其序曰：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懐茍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復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壊，备博学之员録，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懐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请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麤疎，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嵗嵗如是。又虽有精者，而臺阁举格太髙，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 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復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詔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 领吏二万餘人，虽復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贾洪，京兆新豊人也。
薛夏，天水人也。
隗禧，京兆人也。
又魏志贰伍高堂隆传，略云：
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乃詔曰：“方今宿生巨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勲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据上引史文可证明二事：一为自汉末乱后，魏世京邑太学博士传授学业之制徒为具文，学术中心已不在京邑公立之学校矣。二为当东汉末中原纷乱，而能保持章句之儒业，讲学著书，如周生烈、贾洪、薛夏、隗禧之流，俱关陇区域之人，则中原章句之儒业，自此之后已逐渐向西北转移，其事深可注意也。
晋书捌陆张轨传略云：
张轨，安定乌氏人。家世孝亷，以儒学显，与同郡皇甫謐善。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轨以时方多难，隂图据河西，於是求爲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逺，永寧初出爲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於时鲜卑反叛，寇盗从横，轨到官即讨破之，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阴充、氾瑗、阴澹爲股肱谋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祕书监繆世徵、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徳量不恆，殆其人乎？”（轨）遣治中张閬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徳素、嘉遯遗荣、髙才硕学、著述经史等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爲货，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銖钱，通易不滞，泰治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爲段数，縑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凖布用钱，钱遂大行，人頼其利。（中略）。天锡窘逼，降於（姚）萇等，自轨爲凉州，至天锡，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坚大败于淮肥，时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於阵归国。天锡少有文才，流誉逺近，及归朝甚被恩遇。
同书壹贰贰吕光载记略云：
吕光，略阳氐人也。（苻）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以讨西域。龟兹王帛纯拒光，光入其城，大饗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 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 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大饗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张掖督邮傅曜考覈属县，而丘池令尹兴杀之，投诸空井。曜见梦於光，光寤遣使覆之，如梦。光怒，杀兴。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
同书捌柒凉武昭王传略云：
武昭王讳暠，字玄盛陇西成纪人，姓李氏，世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歴位郡守；祖弇仕张轨为武卫将军安世亭侯；父昶早卒，遗腹生玄盛。少而好学，通渉经史，尤善文义。吕光末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等以玄盛有恵政，推为敦煌太守。及业僭称凉王，进玄盛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隆安四年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玄盛）於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图讚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羣寮亦皆图焉。又立泮宫，増髙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於后园，以图讚所志。玄盛谓羣僚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竞起，吾以寡徳，爲众贤所推，前遣云骑东殄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惟蒙 逊鴟跱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为戎虏所制， 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宼穴，诸君以为何如？”张邈赞成其议，遂迁居于酒泉。手令诫其诸子曰：“寮佐邑宿尽礼承敬，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墻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復今日？”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餘户於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户。郭黁之宼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於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餘万三千戸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穡。羣僚以年榖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刘彦眀爲文刻石颂徳。玄盛上巳日讌於曲水，命羣僚赋诗，而亲爲之序。玄盛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启覇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谓张氏之业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嵗月而一。既而秃髪傉檀入据姑臧，沮渠蒙 逊基宇稍广，於是慨然著述志赋焉。 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张骏之世取於秦陇而植之，终於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感兵难繁兴，时俗諠竞，乃著大酒容赋以表恬豁之懐。与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归晋，遇害江南，玄盛闻而弔之。玄盛前妻辛纳女，贞顺有妇仪，先卒，玄盛亲为之誄。自餘诗赋数十篇。（中略）。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灭，据河右凡二十四年。
同书壹贰陆秃髮乌孤载记云：
秃髪乌孤，河西鲜卑人也。
又同书同卷秃髮利鹿孤载记略云：
利鹿孤谓其羣下曰：“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祠部郎中史嵩对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爲无用之条，非所以来逺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选耆徳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赵诞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又同书同卷秃髮傉檀载记略云：
姚兴遣其尚书韦宗来观衅，宗还长安，言於兴曰：“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頽，未可图也。”（秃髮）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义熙十年灭。
同书壹贰玖沮渠蒙逊载记略云：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博涉羣史，颇晓天文。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逊爲使持节大都督、凉州牧张掖公。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蒙逊西祀金山，卑和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餘寺前，遂如金山而归。蒙逊以安帝隆安五年自称州牧，义熙八年僭立，后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在伪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载而灭。
同书壹壹柒姚兴载记上略云：
兴徵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尚既至长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杀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等生自西州，位忝吏端，主辱臣忧，故重茧披款，惟陛下亮之。” 兴览之大悦，谓其黄门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与臣州里，西方之英雋。”兴曰：“有表理王尚，文义甚佳，当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与宾客交通，敞寓於杨桓，非尚明矣。”兴曰：“若尔，桓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评敞甚重，优於杨桓，敞昔与吕超周旋，陛下试可问之。”兴因谓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谁辈？”超曰：“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称多，但当问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区宇格物。”兴悦，赦尚之罪，以爲尚书。
同书壹肆地理志上凉州条，略云：
汉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后又置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晋惠帝）永寕中，张轨爲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兴郡。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据河西，称晋正朔，是爲前凉。（张）天锡降於苻氏，其地寻为吕光所据。吕光都於姑臧，及吕隆降於姚兴，其地三分。（凉）武昭王爲西凉，建号於敦煌；秃髮乌孤爲南凉，建号於乐都；沮渠蒙逊爲北凉，建号於张掖；而分据河西五郡。
综合上引史文，凡河西区域自西晋永寧至东晋末世，或刘宋初期，百有餘年间，其有关学术文化者亦可窥见一二。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復是流民移徙之区，百餘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打乱者，略胜一筹。故託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艺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业，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説尚得保存於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见北平图书馆季刊第贰卷第壹期汤用彤先生读刘劭人物志论文，及一九三七年清华学报拙作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髮、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於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宗敝之见赏於姚兴，斯又其一例也。至於陇右即晋秦之地，介於雍凉间者，既可受长安之文化，亦得接河西之安全，其能保存学术於荒乱之世，固无足异。故兹以陇右河西同类并论，自无不可也。
既明乎此，然后可以解释陇右、河西之文化与北魏初期即太武时代中原汉族之文化，及北魏后期即孝文、宣武时代中原汉族文化递嬗同异之关係，请略引旧史以证之（参考通鑑壹贰叁宋纪元嘉十六年十二月魏主犹以妹婿待沮渠牧犍条）。
魏书伍贰以赵逸等十二人为一卷，北史叁肆於赵逸等十二人外復加以游雅、高閭，又别取魏书玖壹术艺传之江式合为一卷，寅恪以为游雅、高閭二人非秦凉学者，可不列入；至江式则亦源出河西，与赵逸等併为一卷，体例甚合。故兹节录魏书、北史赵逸等十二人传及江式传，又魏书、北史程骏传，宋书、南史杜驥传，并取魏书、北史所载崔浩、李冲、李韶、常爽、常景、源怀等事跡关涉河西人士文化学术者於下，以资论证（又魏书、北史之袁式传虽与河西无涉，但北魏之“外国远方名士”与崔浩有关，故亦节取传文，附於后焉）。
魏书伍贰赵逸传（北史叁肆赵逸传同）略云：
赵逸，天水人也。好学夙成，仕姚兴歴中书侍郎，爲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爲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神麚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赋诗，逸製诗序，时爲称善久之。性好坟典，白首弥勤，年踰七十，手不释卷。凡所著述，诗赋铭颂五十餘篇。
同书同卷胡方回传（北史叁肆胡方回传同）略云：
胡方回，安定临涇人。方回赫连屈丐中书侍郎，渉猎史籍，辞彩可观，爲屈丐统万城铭、虵祠碑诸文颇行於世。世祖破赫连昌，方回入国，雅有才尚，未爲时所知也。后为北镇司马，爲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之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书博士，迁侍郎。与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并爱重之。
同书同卷胡叟传（北史叁肆胡叟传同）略云：
胡叟，安定临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爲诗示所知广平程伯达，其略曰：“望卫惋祝鮀，眄楚悼灵均。” 伯达见诗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今则宪章无亏，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吾之择木，夙在大魏，与子暂违，非久濶也。”嵗餘牧犍破降，叟既先归国，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復男。髙宗时召叟及（金城宗）舒并使作檄刘骏蠕蠕文，舒文劣於叟。（广寧常）顺阳数子禀叟奬示，颇渉文流。（高）閭作宣命赋，叟爲之序。
同书同卷宋繇传, , （北史叁肆宋繇传同）略云：
宋繇，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张轨子孙，父僚张玄靚龙驤将军武兴太守。（繇）随（张）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羣言，靡不览综。吕光时举秀才，除郎中，后奔段业，业拜繇中散常侍。西奔李暠，歴位通显。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沮渠蒙逊平酒泉，於繇室得书数千卷，叹曰：“孤不喜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逊之将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世祖并凉州，从牧犍至京师，卒。
同书同卷张湛传（北史叁肆张湛传同）略云：
张湛，敦煌人，魏执金吾恭九世孙也。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仕沮渠蒙逊，凉州平，入国年五十餘矣。司徒崔浩识而礼之，浩注易，叙曰：“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儁才，见称於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见称如此。湛至京师，家贫不粒，浩常给其衣食，荐为中书侍郎。湛知浩必败，固辞，毎赠浩诗颂，多箴规之言。浩亦钦敬其志，每常报答，极推崇之美（此三十八字北史文）。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兄懐义，崔浩礼之与湛等（此七字北史文）。
同书同卷宗钦传（北史叁肆宗钦传同）略云：
宗钦，金城人也。父夑，吕光太常卿。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羣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爲中书侍郎、世子洗马。钦上东宫侍臣箴。世祖入凉州，入国，拜著作郎。与髙允书赠诗，允答书并诗，甚相褒美（此十五字北史文）。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
同书同卷段承根传（北史叁肆叚承根传同）略云：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父暉，乞伏炽磐以暉爲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磐子暮末袭位，暉父子奔吐谷浑暮璝。暮璝内附，暉与承根归国，世祖素闻其名，颇重之，以爲上客。后暉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斩之於市。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爲才堪著述，言之世祖，请爲著作郎，引与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爲敦煌公李寳所敬待。浩诛，承根与宗钦俱死。
同书同卷闞駰传（北史叁肆闞駰传同）略云：
闞駰，敦煌人也。祖倞有名於西土，父玖为一时秀士。 駰博通经传，三史羣言，经目则诵。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於世。（沮渠）蒙逊甚重之，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刋定诸子三千餘卷。姑臧平，乐平王丕镇凉州，引爲从事中郎。王薨之后还京师，卒，无后。
同书同卷刘昞传（北史叁肆刘延明传同）略云：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瑀遂以女妻之。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餘人。李暠徴爲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 徳！”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於世。（沮渠）蒙逊平酒泉，拜祕书郎，専管注记。筑陆沉观於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时同郡索敞、隂兴爲助敎，并以文学见举，每巾衣而入。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夙闻其名，拜乐平王从事中郎。世祖詔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昞时老矣，在姑臧嵗餘，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次仲礼留乡里。太和十四年尚书李冲奏：“昞河右硕儒，今子孙沉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云阳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乐平王从事中郎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在兹，篇籍之美。颇足可观。维祖逮孙相去未逺，而令久沦皂隷，不获收异，儒学之士所爲窃叹，乞敕尚书推检所属，甄免碎役。” 四年六月詔曰：“昞徳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啟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聼免！”河西人以爲荣。
同书同卷赵柔传（北史叁肆赵柔传同）略云：
赵柔，金城人也。少以徳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爲金部郎。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师。髙宗践阼，拜著作郎。
同书同卷索敝传（北史叁肆索敝传同）略云：
索敞，敦煌人。爲刘昞助敎，専心经籍，尽能传昞之业。凉州平，入国，以儒学见拔爲中书博士。篤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逹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授业於敞。敞遂讲授十餘年。敞以丧服散在众篇，遂撰比爲丧 服要记。
同书同卷阴仲达传（北史叁肆段承根传附阴仲达事蹟）略云：
隂仲达，武威姑臧人，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除祕书著作郎，卒。
同书术艺传江式传（北史叁肆江式传同）略云：
江式，陈留济阳人也。六世祖琼晋冯翊太守，善虫篆詁训。永嘉大乱，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祖强字文威，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餘法，又献经史诸子千餘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父绍兴，高允奏爲袐书郎，掌国史二十餘年。式少传家学，除符节令，以书文昭太后尊号諡册特除奉朝请，仍符节令，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俱受学於卫覬，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説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官至太子洗马，出爲冯翊郡，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 归国，奉献五世传 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録，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暨臣闇短，渐渍家风，参预史官，题篆宫禁，是以敢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輒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説文爲主，爰採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编联，文无復重，纠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区别。詁训假借之谊，僉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并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则闕如也。” 詔曰：“可如所请。” 於是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体依许氏説文爲本，上篆下隶，其书竟未能成。
同书陆拾程骏传（北史肆拾程骏传同）略云：
程骏，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於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骏少孤贫，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 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偽生，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矣。”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爲东宫侍讲。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於京师，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践阼，拜著作佐郎，未几迁著作郎。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羣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 拜祕书令，沙门法秀谋反伏诛。 骏 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徳焉。又奏得一颂，始於固业，终於无爲十篇。太和九年卒，所制文笔自有集録，弟子灵虬。
北史贰壹崔宏传附崔浩传云：
浩有鉴识，以人伦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国逺方名士，抜而用之，皆浩之力也（寅恪案：魏书叁伍崔浩传无此节）。至於礼乐宪章皆归宗於浩。
魏书伍叁李冲传（北史壹佰序传同）略云：
李冲，陇西人，敦煌公寳少子也。显祖末爲中书学生，高祖初以例迁祕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迁内祕书令南部给事中。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 所以民多隠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逺，於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遂立三长，公私便之。迁中书令，寻转南部尚书。冲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密致珍寳异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於是始爲富室，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乡閭，莫不分及，虚已接物，垂念羈寒，衰旧沦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谓冲爲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刋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滎阳郡开国侯，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詔曰：“明堂太庙已成於昔年，将以今春营改正殿，尚书冲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穆）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定都洛阳以冲爲镇南将军，委以营构之任，迁爲尚书僕射。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於冲。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是其亲者，虽復痴聋，无不超越官次。冲卒，高祖爲举哀於悬觚，发声悲泣，不能自胜。詔曰：“太和之始早委机密，鸿渐瀍洛，升冠端右，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 赠司空公，有司奏諡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后车驾自鄴还洛，路经冲墓，高祖卧疾，望坟掩泣久之，詔曰：“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懐。”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泪。高祖得留臺启知冲患状，谓宋弁曰：“僕射执我枢衡，总釐朝务，朕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慨。”其相痛惜如此。
同书叁玖李寳传（北史壹佰李寳传同）略云：
寳有六子：承、茂、辅、佐、公业、冲。
（承）长子韶，延兴中补中书学生，袭爵姑臧侯，除仪曹令。时修改车服及羽仪制度，皆令韶典焉。髙祖将创迁都之计，詔引侍臣访以古事。詔对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於此，髙祖称善。起兼将作大匠，敕参定朝仪。
同书捌肆儒林传常爽传（北史肆贰常爽传同）略云：
常爽，河内温人，魏太常林六世孙也。祖珍，苻坚南安太守，因世乱遂居凉州；父坦，乞伏世镇逺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爽）篤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州郡礼命皆不就。世祖西征凉土，爽与兄仕国归款军门，世祖嘉之，赐仕国爵五品显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将军。是时戎车屡驾，征伐爲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爽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餘人，京师学业翕然復兴。爽立训甚有劝罚之科，弟子事之若严君焉。尚书左僕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并称爽之严教，奨励有方。允曰：“文翁柔胜，先生刚克，立教虽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识叹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经略注以广制作，甚有条贯，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独守闲静，讲肄经典二十餘年，时人号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歴官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别有传。
同书捌贰常景传（北史肆贰常景传同）略云：
景少聪敏，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爲律学博士，髙祖亲得其名，既而用之。后爲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书门下於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勑景参议。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詔景（自长安）赴京，还修仪注，又勑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永熙二年监议事（寅恪案：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魏五礼条云疑监议下脱去“五礼”二字）。
隋书叁叁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载：
后魏仪注五十卷。
旧唐书肆陆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载：
后魏仪注三（寅恪案：三疑五之误）十二卷，常景撰。
新唐书伍捌艺文志仪注类载：
常景后魏书仪注五十卷。
魏书肆壹源贺传（北史贰捌源贺传同）略云：
源贺，自署河西王秃髪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来奔，世祖素闻其名，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长子延，延弟思礼后赐名怀，迁尚书令，参议律令。
北史贰捌源贺传附玄孙师传（参考北齐书伍拾恩倖传高阿那肱传，又隋书陆陆源师传删略“汉儿”语殊失其真）略云：
师少知名，仕齐爲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髙阿那肱爲録尚书事，谓爲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师出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其能久乎？齐亡无日矣。”寻周武帝平齐。
通鑑壹柒壹陈纪太建五年夏四月载此事，胡注云：
诸源本出於鲜卑秃髮，高氏生长於鲜卑，自命爲鲜卑，未尝以爲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爲汉儿，率侮詬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詬。通鑑详书之，又一嘅也。
同书壹贰叁宋纪元嘉十六年十二月，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条，胡注云：
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爲多士。
宋书陆伍林驥传（南史柒拾循吏传杜驥传同）略云：
杜驥，京兆杜陵人也。髙祖预晋征南将军，曾祖耽避难河西，因仕张氏，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颇渉史传，髙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晩度北人朝廷常以傖燕遇之，虽復人才可施，每爲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曰：“臣本中华髙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业相承，不殞其旧，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赐隔。”（寅恪案：杜坦所言，亦可与晋书捌肆杨佺期传参证。）
魏书叁捌袁式传（北史贰柒袁式传同）略云：
袁式，陈郡阳夏人。父渊司马昌明侍中。式在南歴武陵王遵諮议参军，与司马文思等归姚兴。泰常二年归国，爲上客，赐爵阳夏子。与司徒崔浩一面便尽国士之交。是时朝仪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创，恒顾访之。式沉靖乐道，周览书传，至於詁训仓雅偏所留懐，作字释未就。
寅恪案：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詁一书，愈可证明者也。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於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歟？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程骏与刘昞之言，乃周孔名教与老庄自然合一之论，此说为晋代请谈之焦点，王阮之问答（世说新语文学篇阮宣子有令问条，以为阮脩答王衍之言，晋书肆玖阮瞻传则以为阮瞻对王戎之语，其他史料关於此者亦有歧异，初视之似难定其是非。其实此问若乃代表当时通性之真实，其个性之真实虽难确定，然不足致疑也。又此问题当时有实际政治及社会之关係，不仅限於玄谈理论，寅恪别有文考之，兹不详论），所谓“将无同”三语，即实同之意，乃此问题之结论，而袁宏后汉纪之议论，多为此问题之详释也（后汉纪贰贰延寿九年及贰叁建寧二年之所论乃其最显著者，其餘散见诸卷，不可悉举）。自晋室南渡之后，过江名士尚能沿述西朝旧说，而中原旧坏久已不闻此论，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朝遗说之一证也。至李冲者，西凉李暠之曾孙，虽以得幸文明太后遂致贵显，然孝文既非庸闇之主，且为酷慕汉化之君，其付冲以端揆重任，凡製定礼仪律令，及营建都邑宫庙诸役，以及其他有关变革夷风摹拟汉化之事，无不使冲参决监令者，盖几以待王肃者待冲，则冲之为人必非庸碌凡流，实能保持其河西家世遗传之旧学无疑也。魏初宗主督护之制（参考魏书壹壹拾食货志），盖与道武时离散部落为编户一事有关，实本胡部之遗跡（参考魏书壹壹叁官氏志，及北史捌拾外戚传贺訥传、玖捌高车传等，兹不详论。魏书贺訥传、高车传皆取之北史），不仅普通豪族之兼併而已。李冲请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亦用夏变夷之政策，为北魏汉化歷程之一重要阶段。其事发於李冲，岂偶然哉！又史言冲以过於篤厚亲旧见讥，如北史壹陆广阳王建附深（渊）传所言：
深（渊）上书曰：“及太和在歴，僕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
当即指上引刘昞传中李冲请褒显刘昞子孙之类而言，但太和以后正光之时，崔光復请免昞孙碎役。夫光为由南入北之汉族世家，与凉州人士绝无关涉，太和之后李冲久死，光之请免役，自由於爱慕河西汉族文化所致，而元渊之所谓丰沛旧门即指六镇鲜卑及胡化汉人，岂可与之并论乎？又李韶者，寳之嫡孙，冲之犹子也。孝文帝用夏变夷改革车服羽仪诸制度，悉令韶典之，则韶亦能传其河西家世之学无疑。又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当日鲜卑旧人均表反对，韶既显赞其谋，冲又卒成其事，迁洛之役，李氏父子始终参预，然则竟谓北魏迁洛与河西文化有关，亦无不可也，其详当於后论都城建筑师中述之。常爽出自凉州世族，而为北魏初大师，代京学业之兴，实由其力，其见重於崔浩、高允诸人，固其宜矣。常景为太和以后礼乐典章之宗主，河西文化於北朝影响之深鉅，此亦一例证也。源氏虽出河西戎类，然其家世深染汉化，源怀之参议律令尤可注意，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故略附著鄙意於此，当详悉别论之。若胡梅磵所言，尚不足以尽此问题也。至江式请撰古今文字表中所述，其家自西晋以来避乱凉州，文字之学，歷世相传不坠诸事实，足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族而不在学校，凉州一隅，其秩序较中原为安全，故其所保存者亦较中原为多。此不独江氏一族文字之学如是，即前引秦凉学者及杜驥诸传所载，其家世之学亦无不与江氏相同。由此言之，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决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但其本身性质及后来影响，昔贤多未措念，寅恪不自揣譾陋，草此短篇，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也。
又北魏之取凉州，士人年老者如刘昞之流，始聼其一子留乡里侍养，似河西文化当亦随之而衰歇。但其邻近地域若关陇之区，既承继姚秦之文化，復享受北魏长期之治安，其士族家世相传之学术必未尽沦废，故西北一隅偏塞之区，值周隋两朝开创之际，终有苏氏父子及牛辛诸贤者，以其旧学，出佐兴王，卒能再传而成杨隋一代之制，以传之有唐，颇与北魏河西学者及南朝旧族俱以其乡土家世之学术助长北魏之文化，凝铸混和，而成高齐一代之制度，为北朝最美备之结果以传於隋唐者，甚相类也。至其例证，非本章所能尽具，当於论职官、刑律诸章更详言之。
上文已将隋唐制度三源中之（西）魏、周一源及南朝河西文化之影响约略述之矣。兹於（北）魏、（北）齐一源之中，除去关涉南朝及河西文化者不重復论述外，专就元魏孝文帝以后，迄於高齐之末，洛阳鄴都文化之影响於隋唐制度者考证之。
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入居中原，逐渐汉化，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其汉化之程度虽较前愈深，然孝文帝之所施为，实亦不过代表此歷代进行之途径，益加速加甚而已。在孝文同时，其鲜卑旧族如穆泰等（见魏书贰柒、北史贰拾穆崇传）其对於汉化政策固不同意，即孝文亲子如废太子恂（见魏书贰贰、北史壹玖废太子恂传）亦“谋召牧马，轻骑奔代”，则鲜卑对汉化政策反抗力之强大，略可窥见，因以愈知孝文之假辞南侵，遂成迁都之计者（见魏书伍叁李冲传、北史壹佰序传），诚为不得已也。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益强，故魏末六镇之乱，虽有诸原因，如饥饉虐政及府户待遇不平之类，然间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河阴之大屠杀实胡族对汉化政府有意无意中之一大表示，非仅尔朱荣、费穆等一时之权略所致也（见魏书柒肆、北史肆捌尔朱荣传及洛阳伽蓝记壹永寧寺像）。其后高欢得六镇流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见北齐书壹神武纪、北史陆齐本纪、隋书贰肆食货志等），东西两国俱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虽然，高欢本身，生於六镇，极度胡化，其渤海世家即使依托，亦因以与当日代表汉化之山东士族如渤海之高氏、封氏及清河博陵之崔氏等不得不发生关係（见北齐书贰壹高乾、封隆之传，北史叁壹高允传、贰肆封懿传；北齐书贰叁崔悛传，北史贰肆崔逞传；北齐书叁拾崔暹传，北史叁贰崔挺传；北齐书叁玖崔季舒传，北史叁贰崔廷传；北齐书叁拾高德政传，北史叁壹高允传等）。其子澄尤爲汉化，据北齐书叁文襄纪（北史陆齐本纪同）云：
元象元年摄吏部尚书。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荐擢，假有未居显位者，皆致之门下，以爲宾客，每山园游燕，必见招擕，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爲娱适。
夫当时所谓“妙选人地”，即“选用汉化士族”之意义，故高氏父子既执魏政，杨（愔）、王（昕及晞）既因才干柄用，而邢（邵）、魏（收）亦以文采收录（见北齐书叁肆杨愔传，北史肆壹杨播传；北齐书叁壹王昕传，北史贰肆王宪传；北齐书叁陆邢邵传，北史肆叁邢峦传；北齐书叁柒魏收传，北史伍陆魏收传）。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復烬盛於鄴都。魏孝文以来，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忌，而与苏绰之徒别以关陇为文化本位，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藉用欺笼一时之人心，所以至其子（武帝）併齐之后，成陵之鬼馁，而开国制度已渐为仇讎敌国之所染化（见下章论职官、刑律、兵制诸书）。然则当日山东鄴都文化势力之广大可以推知也。隋书贰高祖纪下仁寿二年十月己丑詔书所命修撰五礼之薛道衡、王劭及与製礼有关之人如裴矩、刘焯、刘炫、李百药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齐，以广义言，俱可谓之齐人也。兹节引史传证之如下：
隋书伍柒薛道衡传（北史叁陆薛辩传同）略云：
薛道衡，河东汾隂人也。（齐后主）武平初詔与诸儒修定五礼，除尚书左外兵郎。待詔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徳林齐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书省，寻拜中书侍郎。后主之时渐见亲用，颇有附会之讥，后与斛律孝卿参预政事。及齐亡，周武引爲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髙祖作相，从元帅梁睿击王谦，摄陵州刺史。髙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间王弘北征突厥，召典军书，还除内史舍人。除吏部侍郎，坐党苏威除名，配防岭表。寻有詔徵还，直内史省，后数嵗授内史侍郎。
寅恪案：道衡家世本出北齐又修定五礼，参预政事，及齐亡歷周入隋復久当枢要，隋文命其修定隋礼，自为适宜，而道衡依其旧习，效力新朝，史言隋礼之修“悉用东齐仪注以爲準”，自所当然也。
隋书陆玖王劭传（北史叁伍王慧龙传同）略云：
王劭，太原晋阳人也。父松年齐通直散骑侍郎。齐尚书僕射魏收辟（劭）参开府军事，累迁太子舎人，待詔文林馆。后迁中书舎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
北史叁捌裴佗附矩传（隋书陆柒裴矩传略同）略云：
裴佗字元化，河东闻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晋，位太常卿，因晋乱，避地凉州，苻坚平河西，东归，因居解县，世以文学显（寅恪案：此亦河西文化世家也。）。（孙）矩仕齐爲髙平王文学，齐亡不得调。隋文帝爲定州总管，补记室，甚亲近之，以母忧去职。及帝作相，遣使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受禪，迁给事郎，奏舎人事，除戸部侍郎，迁内史侍郎。上以啟人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爲尚书左丞。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隋书裴矩传不载李百药名）等据齐礼参定（此条大部前已徵引，并附论证，见上文）。
隋书柒伍儒林传刘焯传（北史捌贰儒林传下刘焯传同）略云：
刘焯，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少与河间刘炫结盟爲友，以儒学知名，爲州博士，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刘炫聪明博学，名亚於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逺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
同书同卷刘炫传（北史捌贰儒林传刘炫传同）略云：
刘炫，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户曹从事，后奉勅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又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爲礼诸侯絶旁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爲然。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适，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逺，犹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适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遂寝其事。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髙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姦，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於是立格，州县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爲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於炫。
同书肆贰卷李德林传（北史柒贰李德林传同）略云：
李徳林，博陵安平人也。齐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馆，又令与黄门侍郎颜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馆事。及周武帝克齐，入鄴之日勅小司马唐道和就宅宣旨 慰喻云：“平齐之利，唯在於尔，朕本畏尔逐齐王东走，今闻犹在，大以慰怀，宜即入相见。”道和引之入内，遣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仍遣从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自此以后詔誥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开皇元年勅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髙熲等同修律令，事讫奏闻，别赐九环金带一腰、骏马一匹，赏损益之多也。
旧唐书柒贰李百药（新唐书壹佰贰李百药传同）略云：
李百药，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徳林子也。开皇初授东宫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谢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夀宫令袭父爵。左僕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奏授礼部员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东宫学士。詔令修五礼，定律令，撰隂阳书。（唐太宗）贞观元年召拜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詔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
寅恪案：王劭、刘焯、刘炫皆北齐儒学之士，而二刘尤为北朝数百年间之大儒。观炫駮牛弘二品降旁亲服一等之议，则知山东礼学远胜於关陇也。裴矩用东齐仪注以佐牛弘定独孤后丧礼，已於前文论之。李德林为齐代文宗、周武得之，特加奖擢。百药承其家学，既参定隋文献皇后丧议，復於唐贞观世修定五礼，则隋唐礼制与北齐人士有密切关係，於此可见也。
论隋唐制度（北）魏、（北）齐之源既竟，兹略考其梁陈之源，凡隋高祖仁寿二年闰十月已丑詔书所命修定五礼诸臣中如许善心、虞世基，以及其名不见於此詔书中而亦预闻对死难修定礼仪制度之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俱属於梁陈系统者也。以后略依时代先后，节录史传之文，证之如下：
隋书伍捌明克让传（北史捌叁文苑传明克让传同）略云：
明克让，平原鬲人也，父山宾梁侍中。克让博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仕歷司徒祭酒，尚书都官郎中、散骑侍郎、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梁灭，归于长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学士。（隋）髙祖受禪，拜太子内舍人。转率更令，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於时东宫盛徵天下才学之士，至於博物洽闻，皆出其下。詔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当朝典故多所裁正。开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卒年七十。
寅恪案：梁书贰柒明山宾传（南史伍拾明僧绍附山宾传同）略云：
山宾年十三博通经传。梁臺建，爲尚书驾部郎，迁治书侍御史右军记室参军，掌治吉礼。时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所著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礼服仪十五卷。（参上文所引隋书叁叁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梁吉礼仪注条。）
据此，山宾为梁代修定仪注之人，以礼学名世；克让承其父学，据梁朝之故事，修隋室之新仪；牛弘製定五礼，欲取资於萧梁，而求共事之人，则克让实其上选无疑也。
隋书捌礼仪志略云：
开皇中，詔太常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
梁书贰捌裴邃传附之礼传（南史伍捌裴邃传同）略云：
子政承圣中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江陵陷，随例入西魏。
隋书陆陆裴政传（北史柒柒裴政传同）略云：
裴政，河东闻喜人也。髙祖夀孙从宋武帝徙家于夀阳，祖邃梁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大都督，父之礼廷尉卿。政博闻强记，达於时政，爲当时所称。江陵陷， 与城中朝士俱送於京师，授员外散骑侍郎，引事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政明习故事，参定周律，用法寛平，无有冤滥，又善鐘律。宣帝时以忤旨免职，髙祖摄政，召復本官。开皇元年转率更令，詔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於政。
寅恪案：裴政为南朝将门及刑律世家，其与卢辩之摹倣周礼，为宇文泰文饰胡制，童牛角马，貽讥通识，殆由亡国俘囚受命为此，谅非其所长及本心也。故一入隋代，乃能与苏威等为新朝创制律令，上採魏晋，下迄齐梁，是乃真能用南朝之文化及己身之学业，以佐成北朝完善之制度者，与其在西魏北周时迥不相同，今以其属於刑律范围，俟於后刑律章论之。
隋书伍捌许善心传（北史捌叁文苑传许善心传同）略云：
许善心，髙阳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善心家有旧书万餘卷，皆徧通涉。贞明二年聘於隋，遇髙祖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縶宾馆。及陈亡，髙祖敕以本官直门下省。（开皇）十七年除祕书丞。（仁寿）二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
寅恪案：梁书肆拾许懋传（南史陆拾许懋传同）略云：
尤晓故事，称爲仪注之学。天监初，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时有请封会稽禪国山者，髙祖雅好礼，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禪仪，将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议，髙祖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请者，由是遂停。宋齐旧仪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监七年，懋始请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堂，仪注犹云服衮冕。懋駮云：“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敇问：“凡求隂阳，应各从其类，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经无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请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从坎瘞，以符周宣云汉之说。”詔并从之，凡诸礼仪多所刋正。
据此，许懋尤晓故事，以仪注之学者名梁时，又参详五礼，凡诸礼仪多刊正，则善心之预修隋礼，其梁陈故事，足供採择者，乃其家世顓门之业也。
隋书陆柒虞世基传（北史捌叁虞世基传同）略云：
虞世基，会稽餘姚人也。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世基博学有髙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孔奐见而叹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一见而奇之，顾谓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陈释褐建安王法曹参军，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及陈灭归国，爲通直郎，直内史省，未几拜内史舎人。
旧唐书壹玖拾上文苑传袁朗传（新唐书贰佰壹文艺传上袁朗传同）略云：
袁朗，陈尚书左僕射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爲冠族，陈亡，徙关中。朗勤学好属文，在陈释褐祕书郎，甚爲尚书令江总所重。尝製千字诗，当时以爲盛作。陈后主闻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赋，朗染翰立成。后主曰：“观此赋，谢希逸不能独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莲二颂，深见优赏，迁秘书丞。陈亡，仕隋爲尚书仪曹郎。
寅恪案：明克让、裴政俱以江陵俘虏入西魏，许善心以陈末聘使值国灭而不归，其身世与庾信相似，虞世基、袁朗在陈时即有才名，因见收擢，皆为南朝之名士，而家世以学业显於梁陈之时者也。隋修五礼，欲採梁陈以后江东发展之新跡，则兹数子者，亦犹北魏孝文帝之王肃、刘芳，然则史所谓隋“採梁仪注以爲五礼”者，必经由此诸人所输入，无疑也。（袁朗参预制定衣冠事见隋书壹贰礼仪志大业元年詔，两唐书朗本传未载。）
今已略据史传，以考隋制五礼之三源，请更举隋书礼仪志之文，以为例证。主旨在阐明隋文帝虽受周禪，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倣北齐或更採江左萧梁之旧典，与其政权之授受，王业之继承，迥然别为一事，而与后来李唐之继杨隋者不同。此本极显著之常识，但近世之论史者，仍颇有误会，故不惮繁琐，重为申证，惟前文已徵引者，则从略焉。
隋书陆礼仪志略云：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隋）髙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袭北周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
寅恪案：此梁更易齐制，乃南朝后期与其前期演变不同之例证。隋制五礼既用代表南朝前期之（北）魏、（北）齐制，又不得不採代表南朝后期之梁制，以臻完备也。
又同书柒礼仪志略云：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其方不熟，则闕其方之蜡焉。开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称蜡可也。后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蜡，考诸先代，其义有违，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腊。”於是始革前制。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袭北周之例证也。
又同书捌礼仪志略云：
后魏每攻战尅捷， 欲天下知闻，廼书帛建於竿上，名爲露布，其后相因施行。开皇中廼詔太常卿牛弘、 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
寅恪案：此为隋代修礼，承袭北魏遗產，而更与南朝专家考定之一例证。裴政本江陵陷后朝士被俘之一人，而以律学显名者也。详上文所引史传，兹不备述。
又同书拾礼仪志略云：
舆輦之别，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随时而变，代有不同。梁初尚遵齐制，其后武帝既议定礼仪，乃渐有变革。
陈承梁末，王琳纵火，延烧车府。至天嘉元年，勅守都官尚书宝安侯到仲举议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及五色副车。此后渐修，具依梁制。
寅恪案：此南朝后期文物发展变迁，梁创其制而陈因之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后魏天兴初詔仪曹郎董謐撰朝饗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輅，各依方色，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詔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瓚採其议，大造车服。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
寅恪案：李韶、崔光传文前已徵引，韶之家世代表河西文化，光之家世代表南朝前期文化，据此可知魏初之制多违旧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制定一代新礼，足资后来师法。故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是北齐文物即河西及南朝前期之遗產，得此为证，其事益明显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及（周）平齐，得其舆輅，藏於中府，尽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郑译閲视武库，得魏旧物，取尤异者，并加雕饰，分给六宫，合十餘乘，皆魏天兴中之所制也。周宣帝至是咸復御之。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徳林奏：“周魏舆輦乖制，请皆废毁。”髙祖从之，唯留魏太和李韶所制五輅，齐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肃宗）熙平中太常卿穆绍议皇后之輅。
寅恪案：周袭魏天兴旧制，虽加雕饰，仍不合华夏文化正式系统也。李德林本北齐旧臣，当时礼制典章，尤所諳练（见前文所引），故请毁废而用魏太和熙平齐天保之制度，而此制度即魏孝文及其后嗣所採用南朝前期之文物，经北齐遂成为一系统结集者。此隋在文物上不继周而因齐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象輅已下旒及就数各依爵品，虽依礼製名，未及创造，开皇三年闰十二月并詔停造，而尽用旧物。至九年平陈，又得舆輦，旧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载者，并皆毁弃，虽从俭省，而於礼多闕。十四年，詔又以见所乗车輅因循近代，事非经典，於是命有司详考故实，改造五輅及副。
大业元年，更製车輦，五輅之外设副车，詔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愷、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详议奏决，於是审择前朝故事，定其取捨云。
寅恪案：舆輦之制，隋文帝受禪不袭周而因齐，即因袭南朝前期之文物，经过魏太和、齐天保之结集者，而制度尚有所未备者，则南朝后期梁陈之文物未能採用之故也。开皇九年平陈，初持保守主义，其乘用以限於旧令所著，是以於礼多闕，盖欲求备礼，非更以南朝后期即梁陈二代之发展者增补之不可，此开皇十四年所以有更议之詔也。又大业元年所命议製车輦诸臣，其中大部分前已论及，而虞世基、许善心则南朝后期文物即梁陈文化之代表者。可为鄙说之例证也。至宇文愷、何稠、阎毗三人，俱特以工巧知名，其参与此役，盖由於此，将於下文附论都城建筑节中考証之，兹姑不涉及，以免枝蔓淆混焉。
又同书同卷略云：
属车秦爲八十一乘，汉遵不改，法驾三十六乘，小驾十二乘。开皇中大驾十二乘，法驾减半。大业初属车备八十一乘，三年二月帝嫌其多，问起部郎阎毗。毗曰：“臣共宇文愷参详故实，此起於秦，遂爲后式，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唯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无所準慿，江左五乘俭不中礼，宜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爲法令，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帝曰：“大驾宜用三十六，法驾宜用十二，小驾除之可也。”
皇后属车三十六乘。初宇文愷、阎毗奏定请减乘舆之半。礼部侍郎许善心奏驳曰：“宋孝建时议定舆輦，天子属车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车未有定式，詔下礼官议正其数，博士王燮之议谓十二乘通关爲允，宋帝, 从之, ，遂爲后式，今请依乘舆，不须差降。”制曰：“可。”
寅恪案：属车之数，晋迁江左为五乘，宋改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虽曰依宋，实因平陈之故得以效法。至许善心驳皇后属车之数不应差降，请从宋制为準，则南朝旧臣以其所习为隋代制度之準凭，於此可见。此隋文制礼兼採南朝文物之例证也。
又同书壹壹礼仪志略云：
自晋迁江左，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懌、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準汉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
后周设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又）诸公侯伯子男三公三孤公卿上中下大夫士之服。
（又）皇后衣十二等。
（周）宣帝即位，受朝於路门，初服通天冠絳纱袍，羣臣皆服汉魏衣冠。
寅恪案：周宣帝即位当时已服汉魏衣冠。所谓汉魏衣冠，即自北魏太和迄北齐河清时期北朝所输入之晋南迁以后江左之文物也。周灭齐不久，即已採用齐之制度，然则隋之採用齐制，不过随顺当日之趋势，更加以普遍化而已。此点当於后论府兵制时详之，兹即就礼制言，亦最显之例证也。
又通鑑壹柒叁陈纪，太建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门，始与羣臣服汉魏衣冠条，胡注云：
以此知后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
寅恪案：前此后周之君臣平时常服或杂胡制，而元旦朝贺，即服用摹拟礼经古制之衣冠，隋书壹壹礼仪志文，后周设司服之官下所列君臣衣冠诸制是也。此种摹倣古制衣冠，当然於正式典礼如元旦朝贺时服用之。史载宣帝君臣服用汉魏衣冠者，乃不依后周先例服用摹倣礼经古制之衣冠，而改用东齐所承袭南朝北魏制度之意。旧史论官制时往往以周官与汉魏对文亦此意也，若依胡氏之说，岂后周既倣古制定衣冠，而不於正式典礼时用之，更将於何时用之乎？梅磵本通人，於此尚偶有未照，然则此书之分析系统，追溯渊源，其语似甚繁，其事似甚琐，而终不能不为之者，盖有所不得已也。
又隋书壹贰礼仪志略云：
（隋）髙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詔曰：“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太子庶子摄太常少卿裴正（寅恪案：正疑当作政，但隋书、北史裴政传俱言政，转左庶子，而未载其摄太常少卿，俟考）奏曰：“窃见后周制冕，加爲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且后魏以来制度咸闕，天兴之嵗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爲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勑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爲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谨案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於魏晋迎气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寻故事，唯幘从衣色。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著幘者任依汉晋。”制曰：“可！”於是定令採用东齐之法。
寅恪案：此隋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採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於汉，故曰汉晋，其引续汉书礼仪志以为依据，尤其明徵也。至其目北周车服为迂怪，乃以古礼文饰胡俗所必致，大抵宇文泰之制作皆可以迂怪目之，岂仅车服而已，后之论史者往往称羡宇文氏之制度，若闻裴氏之言，当知其误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隋）髙祖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 ?? 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服用焉。及大业元年，煬帝始詔吏部尚书牛弘、工部尚书宇文愷、兼内史侍郎虞世基、给事郎许善心、仪曹郎袁朗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皁，服章皆有等差，若先所有者，则因循取用。弘等议定乘舆服合八等焉。
寅恪案：史言隋高祖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礼具，然则南朝后期文物之发展与隋代制度之关係密切如此。故梁陈旧人若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尤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制礼兼资梁陈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通天冠之制，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詔殿内曰，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虽在礼无文，故知天子所冠其来久矣。
寅恪案：虽在礼无文，而为东晋南朝所习用者，即为典据，盖与北周制法服之泥执周官者不同。此隋制礼逕据江东习俗为典据，而不泥经典旧文以承北周制度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始后周採用周礼，皇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开皇初自非助祭皆冠逺游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謁著逺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逺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於衮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爲太子，嫌於上逼，还冠逺游，下及於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於开皇，復遵魏晋故事。臣谓皇太子遂著逺游谦不逼尊，於理爲允。”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
寅恪案：此节可取作例以为证明者，即隋代制礼实兼採梁陈之制，虽北周之制合於经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煬帝从许善心之言，依魏晋故事，不改开皇旧式，盖不欲泥经典旧文，而以江东后期较近之故事为典据，可知北齐间接承袭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陈旧人以佐参定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梁武受禪於齐，侍卫多循其制，陈氏承梁，亦无改革。
齐文宣受禪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定令，宫卫之制云云。（从略）
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於内。
（隋）髙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
寅恪案：宫卫之制关涉兵制，当於后兵制章详之，兹姑置不论。但史述隋宫卫之制谓因於周齐而微有变革，绝与南朝梁陈无涉，此为论隋唐兵制之要见，亦隋兼袭齐制之例证也。
隋修五礼，其所据之三源已略考证之矣。李唐承隋礼制，亦因其旧，此学者所共知，无待详考，今惟略引一二旧文，以备佐证云尔。唐会要叁柒五礼篇目门（旧唐书贰壹礼仪志略同）云：
武徳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詔中书令房玄龄、祕书监魏徴、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初玄龄与礼官建议，以爲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以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神州者国之所託，餘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於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於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闕，凡增二十九条，餘并依古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詔行用焉。
新唐书壹壹礼乐志云：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祕书监魏徴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爲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爲贞观礼。髙宗又詔太尉长孙无忌等増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显庆礼。玄宗开元十四年，通事舎人王嵒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爲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礼。乃詔集贤院学士右散 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爲学士，奏起居舎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寅恪案：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犹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託唐礼而长存也。然则治李唐一代之文物制度者，於上所列举之三源，究其所出，穷其所变，而后其嬗蜕演化之跡象，始有系统可寻矣。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职官
 
　 作者： 陈寅恪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    发布时间：2009-5-2
 
     隋唐职官之名号任务，其渊源变革记载本较明显，而与此章有关之隋唐制度之三源復已於前章详悉考论，其涉及职官者尤为易知，故此章仅择其要点言之，其餘可从简略。但有二事，实为隋唐制度渊源系统之所繫，甚为重要，而往往为论史者所忽视或误解，则不得不详为考辨，盖所以证实本书之主旨也。其第一事即宇文泰所以令苏绰、路边等摹倣周贯之故及其制度实非普遍与全体，而仅限於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第二事即唐代职官乃承附北魏太和、高齐、杨隋之系统，而宇文氏之官制除极少数外，原非所因袭。开元时所修六典乃排比当时施行令式以合古书体裁，本为粉饰太平制礼作乐之一端，故其书在唐代行政上遂为一种便於徵引之类书，并非依其所託之周官体裁，以设官分职实施政事也。观其书编修之经过，即知不独唐代职官与周礼无关，且更可证明适得其反者。然则论者据唐六典一书竟谓唐代施政得周官之遗意者，殆由不能明悉唐代制度之系统渊源所致也。兹依时代先后，略述职官渊源流变之史料，而附以辨证焉。
    魏书壹壹叁官氏志略云：
    自太祖至髙祖初。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不爲常目，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徒是也。旧令亡失，无所依据。太和中，髙祖詔羣寮议定百官，著於令。
    孝荘初，以尔朱荣有扶翼之功，拜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
    同书柒下高祖纪下（北史叁魏本纪同）略云：
    太和十七年六月乙巳詔曰：“逺依往籍，近採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权可付外施行，其有当局所疑而令文不载者，随事以闻，当更附之。”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朔引见羣臣於光极堂，宣示品令，爲大选之始。
    寅恪案：北魏在孝文帝太和制定官制以前，其官职名号华夷雑糅，不易详考，自太和改制以后，始得较详之记载，今见於魏收官氏志所敍列者是也。新唐书伍捌艺文志史部职官类有魏官品令一卷，其书谅与太和十九年十二月朔宣示羣臣之品令有关也。魏孝文之改制，即吸收南朝前期发展之文化，其事已於前论礼仪章考辨证明，兹不必详及。
    隋书贰陆百官志序略云：
    汉高祖职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间同异，抑亦可知。光武中兴，聿遵前绪，唯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洎於叔世，事归臺阁，论道之官备员而已。魏晋继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齐，亦无改作。梁武受终，多循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各配四时，置戎秩之官，百有餘号。陈氏继梁，不失旧物。高齐创业，亦遵后魏，臺 省位号与江左稍殊。有周创据关右，日不暇给，洎乎克清江汉，爰议宪章，酌酆镐之遗文，置六官以综务，详其典制，有可称焉。髙祖践极，百度伊始，復废周官，还依汉魏，唯以中书爲内史，侍中爲纳言，自餘庶僚颇有损益。煬帝嗣位，意在稽古，建官分职，率由旧章，大业三年，始行新令，今之存録者，不能详备焉。
    新唐书肆陆百官志序（旧唐书肆贰职官志序略同）略云：
    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増损，而大体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臺，曰监，曰衞，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其辨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勲，有阶，以时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羣材，治百事。其爲法则精而密，其施於事则简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职有常守，而位有常员故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寅恪案：上引史文，不待解释，若能注意“高齐创业，亦遵后魏”，“（隋） 髙祖践极，復废周官，还依汉魏”及“ 唐之官制大体皆沿隋故”数语，则隋唐官制之系统渊源已得其要领。兹更依旧史之文，略詮论一二，以资参证，至前所谓忽视及误解之点，则於此章之末论之，庶於敍説较便。
    隋书贰柒百官志略云：
    后齐制官，多循后魏。
    寅恪案：高齐职官之承袭北魏，不待赘论，惟其尚书省五兵尚书之职掌及中书省所领进御之音乐诸官则与后来兵制及音乐有关，俟於后音乐章及兵制章详论之。
    同书贰捌百官志：
    （隋）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
    寅恪案：所谓前代之法即所谓汉魏之制，实则大抵自北魏太和传授北齐之制，此隋官制承北齐不承北周之一例证也。杜佑於通典贰伍职官典柒总论诸卿条子注中论隋之改制颇为有识，其后宋人论唐六典其意亦同，其言当於下论六典时再详引之。杜氏注略云：
    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復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自餘百司之任多类於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
    寅恪案：杜君卿谓隋之职官多依北齐之制，自是确实。然尚有一事关於职官之选任者，初视之似为隋代创制，而唐復因之，实则亦北魏末年及北齐之遗习，不过隋承之，又加以普遍化而已。其事悉废汉以来州郡辟署僚佐之制，改归吏部銓授，乃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也。故不可不略考论之。
    隋书贰捌百官志（唐六典叁拾刺史条，通典叁叁职官典乡官条同）略云：
    （开皇三年）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吏部除授。
    （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
    同书柒伍儒林传刘炫传略云：
    （牛）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寧舎，其事何由？”炫对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詔赴任，毎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通典叁叁职官典总论县佐条汉有丞尉及诸曹掾句下杜氏注云：
    多以本郡人爲之，三辅则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
    寅恪案：若仅据此，似中央政府之吏部夺取地方政府州郡县令自辟之权，以及县佐之迴避本郡，均始於隋代，然若就其他史料考之，则知殊不然也。如北齐书捌幼主纪（北史捌齐本纪同）略云：
    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者，故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
    通典壹肆选举典略云：
    其（汉代）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歴代因而不革。洎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 故有 勑 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后周其刺史僚佐则自署，府官则命於朝廷。
    （隋）牛弘爲吏部尚书，髙构爲侍郎，最爲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举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復辟署矣。（原注云：自后魏、北齐州郡僚佐已多爲吏部所授，至隋一切归在省司。）
    寅恪案：北周刺史尚能自署僚佐，而后魏、北齐州郡僚佐则已多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归之省司，此隋代政治中央集权之特徵，亦即其职官选任之制不因北周而承北齐之一例证也。
    又隋书贰捌百官志略云：
    高祖又採后周之制，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勤劳。
    唐六典贰肆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注略云：
    自两汉至北齐大将军位视三公，至隋十二大将军直爲武职，位左右臺省 之下，与右（近卫本考订云：右疑当作古）大将军但名 号同，而统务别。
    寅恪案：此为隋制之因於北周而不承北齐者，似为变例，然考所谓柱国大将军之号其实亦始於北魏之末年，而西魏北周承之，故隋採此制没，可言祧北齐而承魏周。盖杨氏王业所基，别是一胡化系统，当於后兵制章详之，兹仅节录旧籍关於此名号之远流，以备考证，观者自能得之，可不详论也。如周书壹陆侯莫陈崇传后（北史陆拾王雄传后、通典贰捌职官典将军縂敍条集叁肆职官典勋舘条俱略同）略云：
    初魏孝荘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兴之业，始命爲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爲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於左：
    （上略）。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大司马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
    （下略）。
    右与太祖爲八柱国。
    （上略）。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陈留郡开国公杨忠。
    （下略）。
    兹请言宇文泰摹倣周官之事，先略引旧史之文有关於此者，然后再讨论之。
    周书贰文帝纪（北史玖周本纪同）略云：
    魏废帝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
    魏恭帝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初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乃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寻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众务犹归臺阁，至是始毕，乃命行之。
    北史伍魏本纪云：
    大统十四年五月以安定公宇文泰爲太师，广陵王欣爲太傅，太尉李弼爲大宗伯，前太尉赵贵爲大司宼，以司空于谨爲大司空。
    通鑑壹陆壹梁纪太清二年五月载此事，胡注云：
    宇文相魏，倣成周之制建官。
    周书贰肆卢辩传（北史叁拾卢同传附辩传略同）略云：
    卢辩，范阳涿人，累世儒学。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爲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詁，辩乃注之。其兄景裕爲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太祖以辩有儒术，甚礼之。自魏末离乱，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性强记黙契，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於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於时虽行周礼，其内外众职又兼用秦汉等官，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附之於左：
    柱国大将军、大将军。
    右正九命。
    驃骑车骑等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
    右九命。
    驃骑车骑等将军左右光禄大夫、戸三万以上州刺史。
    右正八命
    （下略）。
    隋书贰柒百官志略云：
    周太祖初据闗内，官名未改魏号，及方隅粗定，命尚书卢辩逺师周之建职，置三公、三孤，以爲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制度既毕，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
    观上所引旧载宇文泰摹倣成周，创建官制之始末，亦可略知梗概。周礼一书，其真伪及著作年代问题古今说者多矣，大致为儒家依据旧资料加以系统理想化之伟作，盖詑古改制而未尝实行者，则无疑义也。自西汉以来，摹倣周礼建设制度，则新莽、周文帝、宋神宗，而略传会其名号者武则天，四代而已。四者之中三为后人所讥笑，独宇文之制甚前代史家所称道，至今日论史者尚復如此。夫评议其事之是非成败，本非本章之主旨及范围，故俱置不论。兹所言者，仅宇文泰摹倣周礼创建制度之用心及其所以创建之制度之实质而已。
    宇文泰凭藉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割据关陇，与山东、江左鼎足而三，然以物质论，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固不待言；以文化言，则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鄴都之典章制度，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至於江左，则自晋室南迁以后，本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况值梁武之时庾子山所谓“五十年间江表无事”之盛世乎？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繫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眾，要言之，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其关係氏族郡望者，寅恪尝於考辨李唐氏族问题文中论之，如李唐武周先世雑考所引隋书经籍志之文，即其确证之一也（见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约言之，西魏宇文泰改造汉人姓氏及郡望之政策分为二阶段，其先则改山东郡望为关陇郡望，且加以假託，使之与六镇发生关係。其后则逕赐以胡姓，使继鲜卑部落之后。迨周末隋文帝恢復汉姓之时，大抵仅迴至所改关陇郡望之第一阶段，如隋唐皇室之郡望仍称弘农陇西是也。关於北周隋唐人物之郡望，史家记载颇有纷歧，如李弼一族，周书、两唐书弼孙密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俱属之辽东襄平，而北史李弼传及魏徵撰李密墓誌铭又皆以为陇西成纪人，究其所以纪述差异之故，盖由先后史家依据其恢復不同之阶段以立言所致，其餘可以类推，未能一一於此详悉论列也。
    又与此关陇物质本位政策相关之府兵制，当於后兵制章详言之，於此不置论。兹举一史料可以阐发当日北朝东西分峙之情势者，以为例证。
    北齐书贰肆杜弼传（北史伍伍杜弼传略同）略云：
    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於髙祖（高欢）。髙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復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爲国？”
    观高欢之用心，则知当日分争鼎立之情势，不能不有维繫人心之政策者矣。夫高欢所据之地，其富饶固能使武夫有所留恋，而鄴都典章文物悉继太和洛阳之遗业，亦可令中原士族略得满足，至关陇之地则财富文化两俱不如，若勉强追随，将愈相形见絀，故利用关中士族如苏绰辈地方保守性之特长，又假借关中之本地姬周旧土，可以为名号，遂毅然决然捨弃摹倣不能及只汉魏以来江左、山东之文化，而上拟周官之古制。苏绰既以地方性之特长创其始，卢辩復以习於礼制竟其业者，实此之由也。否则宇文出於边裔，汉化至浅，纵有政事之天才，寧具诗书之教泽，岂可与巨君介甫诸人儒化者相比竝哉！然而其成败所以与新宋二代不同者，正以其并非徒泥周官之旧文，实仅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其当日现状，故能收摹倣之功用，而少滞格不通之弊害，终以出於一时之权宜，故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奉行，逐渐改移，还依汉魏之旧，如周宣帝露门元旦受朝贺时，君臣皆服汉魏衣冠，即可以证明，此事已於前礼仪章论之，兹再举一二事於下：
    周书肆明帝纪（北史玖周本纪同）云：
    武成元年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爲帝，大赦改元。
    同书叁伍崔猷传（北史叁贰崔挺传附猷传略同）略云：
    世宗即位，徴拜御正中大夫，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爲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世宗崩，遗詔立髙祖，晋公护 谓猷曰：“鲁国公稟性寛仁，太祖诸子之中年又居长，今奉遵遗旨，翊戴爲主，君以爲何如？”猷对曰：“殷道尊尊，周道亲亲，今朝廷既遵周礼，无容輒违此义。”护曰：“天下事大，毕公冲幼耳。”猷曰：“昔周公辅成王以朝诸侯，况明公亲贤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爲不负顾託。”事虽不行，当时称其守正。
    寅恪案：周明帝世距始依周礼创建制度之时至近，即已改天王之号，遵秦汉称皇帝，盖民间习於皇帝之尊称已久，忽闻天王之名，诚如崔猷所言“不足以威天下”，即不足以维持尊严之意，故不得不先改革之也。又宇文护不依周礼立子，而依殷礼立弟，亦不效周公辅成王者，所以适合当时现实之利害也。夫周礼原是文饰之具，故可不拘，宇文泰已如是，更何论宇文护乎？
    周书贰叁苏绰传（北史陆叁苏绰传同）略云：
    自有晋之季，文章竞爲浮华，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羣臣毕至，乃命绰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
    通鑑壹伍玖梁纪中大同十一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六月丁巳魏主饗太庙条，胡注云：
    宇文泰令苏绰倣周书作大誥，其文尚在，使当时文章皆依此体，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
    周书贰贰柳庆传（北史陆肆柳虬传附庆传同）略云：
    （大统）十年除尚书都兵郎中如故，并领记室。时北雍州献白鹿，羣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於江左，弥復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相公（宇文泰）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寅恪案：苏绰作大誥在大统十一年。周书贰文帝纪（北史玖魏本纪同）载魏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羣臣，太祖（宇文泰）因柳虬之责难，令太常卢辩作誥諭公卿，其文体固无异苏绰所作之大誥，但一检周书肆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后之詔书，其体已渐同晋后之文，无復苏绰所倣周誥之形似，可知此种矫枉过正之伪体，一传之后，周室君臣即已不復遵用也。若更检周书，则见明帝纪所载武成元年前一嵗九月丁未帝幸同州故宅，赋诗曰：
    玉烛调秋气，金舆歷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疎桐。举杯延故老，令闻歌大风。
    则竟是南朝后期文士、北周羈旅纍臣如庾义城、王石泉之语，此岂宇文泰、苏绰创造大誥文体时所及料者哉！
    又近日论文者又以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乃远承北朝苏绰摹倣古体之遗风者，鄙意其说甚与事实不合。盖唐代贞元、元和古文运动由於天宝乱后居留南方之文士对於当时政教职反动及民间俗体文之薰习，取古文之体，以试作小説，而卒底於成功者。此意尝舆论韩愈与唐代小説之关係一文（见哈佛亚细亚学报第一期）中略发之，以其与本书无涉，故不多及也。
    兹所举一二例已可证宇文泰摹古之制，身没未久，其子孙已不能遵用，而復返於汉魏，渐与山东、江左混同，至隋氏继其遗业，遂明显不疑，一扫而几尽去之。盖周礼本其一时权宜文饰之过渡工具，而非其基本霸业永久实质之所在。此点固当於兵制章详论之，然就职官一端，亦阐明此意，而知宇文所摹倣之周制其实质究为如何也。
    所谓周礼者乃託附於封建之制度也，其最要在行封国制，而不用郡县制，又其军队必略一周礼夏官大司马志文即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制。今据周书、北史卢辩传所载不改从周礼而仍袭汉魏之官职，大抵为地方政府及领兵之武职，是宇文之依周官改制，大致亦仅限於中央政府之文官而已。其地方政府既仍袭用郡县制，封爵只为虚名，而不畀以土地人民政事，军事则用府兵番卫制，集大权於中央，其受封藩国者，何尝得具周官所谓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之设置乎？
    又周书贰叁苏绰传（北史陆叁苏绰传同）略云：
    又爲六条詔书奏施行之。其四擢贤良曰：“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则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茍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爲卿相，伊尹、傅説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公卿之胄乎？”
    寅恪案：北朝自魏孝文以来，极力摹倣南朝崇尚门第之制（见魏书陆拾、北史肆拾韩麒麟传附显宗传），而苏绰实亦即宇文泰不尚门资之论，其在当时诚为政治上一大反动。夫州郡僚吏之尚门资犹以为非，则其不能亦不欲实行成周封建之制，以分散其所获之政权，其事甚明，此宇文所以虽傚周礼以建官，而地方政府仍用郡县之制，绝无成周封建之形似也。
    又考晋书叁玖荀勖传略云：
    时又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勖议以爲省吏不如省官，若欲省官，私谓九寺可并於尚书，兰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歴代，世之所习，是以久抱愚怀，而不敢言。
    然则汉魏以来中央政府职官重复，识者虽心知其非，衹以世之所习而不敢言，宇文之改革摹倣周礼託体甚高，实则仅实行其近代识者改革中央政府官制之议，而加以扩大，并改易其名，以符周制耳。宇文创建周官之实质及其限度如此，论史者不可不正确认识者也。
    前所谓第二事即唐六典之性质，兹略加阐明。关於此书之施行问题，四库全书柒玖史部职官类唐六典提要已有正确之论断，近日本西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柒册内藤乾吉氏復於其所著就唐六典施用一文详为引申，故六典一书在唐代施行之问题已大体解决，不必别更讨论。但寅恪此书主旨在説明唐代官制近承杨隋，远祖（北）魏、（北）齐而祧北周者，与周官绝无干涉，此事本甚易知，然世仍有惑於六典之形式，不明瞭其成书之原委，而生误会，遂谓其得周官遗意者，则与寅恪所持之说不合，因不得不略举史实，以为证明。虽所举材料不出四库舘臣所引之范围，但彼等所讨论者为六典施行与否之问题，寅恪所考辨者为唐代官制渊源系统之问题，主旨既别，材料即同，不妨引用也。
    刘肃大唐新语玖著述类（参新唐书伍捌艺文志史部职官类六典三十卷注文及壹叁贰韦述传，又程大昌考古编玖六典条）云：
    开元十年玄宗詔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爲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餘嵗，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婴（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今（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歷数载。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陈贺，迄今行之。
    陈振孙书录解题陆职官类唐六典叁拾卷（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柒职官类唐六典条）云：
    题御撰，李林甫等奉勅注。按：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 修六典，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説以其事委徐坚，思之歴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分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院。（武英殿聚珍本原注 案：唐书艺文志张説以其事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等参撰。及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委苑咸者，乃李林甫也。至云二十六年冬草上，考新旧唐书，九龄以二十四年罢政事，寻謫荆州，程大昌谓书成於九龄爲相之日，当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奏进，当在二十七年，故是书卷首止列林甫，而不及九龄也。）
    今案新书百官志皆取此书，即太宗贞观六年所定官令也。周官六职视周礼六典已有邦土邦事之殊，不可考证，唐志内外官与周制迥然不同，而强名六典，可乎？善乎范太史祖禹之言曰：“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书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寅恪案：此上乃范祖禹唐鑑贰武德七年论文。）本朝裕陵好观六典，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颇以爲悔云。
    寅恪案：唐玄宗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帝王一时兴到之举，殆未尝详思唐代官制，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难强为傅会也。故以徐坚之学术经验，七次修书，独於此无从措手，后来修书学士不得已乃取唐代令式分入六司，勉强迁就，然犹用功歷年，始得毕事。今观六典一书并未能将唐代职官之全体分而为六，以象周礼之制，仅取令式条文按其职掌所关，分别性质，约略归类而已。其书只每卷之首列敍官名员数同於周礼之序官，及尚书省六部之文摹倣周礼，比较近似，至於其餘部分，则周礼原无此职，而唐代实有其官，儻取之以强附古经，则非独真面之迥殊，亦弥感駢枝之可去。徐坚有见於此，是以无从措手，后来继任之人固明知其如是，但以奉詔修书，不能不敷衍塞责，即使为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亦有所不能顾，真计出无聊者也。由此言之，依据唐六典不徒不足以证明唐代现行官制合於周礼，且转能反证唐制与周礼其系统及实质绝无关涉，而此反证乃本书主旨之所在也。
    又治史者若有因披览六典尚书省六部职掌之文，而招现一种唐制实得周礼遗意之幻觉者，盖由眩惑於名号所致，兹不欲详辨，仅迻写唐儒论武曌改制之言於此，亦可以理惑破幻矣。
    唐会要伍柒尚书省分行次第条云：
    武徳令吏、礼、兵、民、刑、工等部。贞观令吏、礼、民、兵、刑、工等部。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爲六官，准周礼分，即今之次第乃是也。
    通典贰叁职官典伍吏部尚书条周礼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国下注云：
    变冢言太者，百官总焉，则谓之冢宰，列职於王，则谓之太宰，宰主也。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以佐王理邦国。汉成帝初分尚书，置四曹，盖因事设员，以司其务，非拟於古制也。至光武乃分爲六曹，迄於魏晋，或五或六，亦随宜施制，无有常典。自宋齐以来，多定爲六曹，稍似周礼。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大唐武太后遂以吏部爲天官，户部爲地官，礼部爲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参详古今，徴考职任，则天官太宰当爲尚书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於夏官之司士。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四）：刑律
 
　 作者： 陈寅恪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    发布时间：2009-5-4
 
 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於消极方面，一偏於积极方面而已。
太平御览陆叁捌刑法部列杜预（晋）律序云：
律以定罪名，令以存事制。
唐六典陆刑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
新唐书伍陆刑法志序云：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
夫汉代律令区别虽尚有问题，但本书所讨论之时代，则无是纠纷之点，若前职官章所论即在职员令、官品令之范围，固不待言也。又古代礼律关係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製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歷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復採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於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亦适在本书所讨论之时代，故前礼仪章所考辨者大抵与之有关也。兹特以礼仪、职官、刑律三章先后联缀，凡隋唐制度之三源而与刑律有涉者，读者取前章之文参互观之可也。
又关於隋唐刑律之渊源，其大体固与礼仪、职官相同，然亦有略异这二端：其第一事即元魏正始以后之刑律虽其所採用者谅止於南朝前期，但律学在江东无甚发展，宋齐时代之律学仍两晋之故物也。梁陈时代之律学亦宋齐之旧贯也。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止限於南朝前期，实则南朝后期之律学与其前期无大异同。故谓“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而南朝之律至陈併於隋，其祀遽斩”（程树德先生后魏律考序所言）者固费非，以元魏刑律中已吸收南朝前期因子在内也。但谓隋唐刑律颇採南朝后期之发展，如礼仪之比（见前礼仪章），则亦不符事实之言也。其第二事即北魏之初入中原，其议律之臣乃山东士族，颇传汉代之律学，与江左之专守晋律者有所不同，及正始定律，既兼採江左，而其中河西之因子即魏晋文化在凉州之遗留及发展者，特为显著，故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转胜於江左承用之西晋旧律，此点与礼仪、职官诸制度之演变稍异者也。请先证明第一事：
隋书贰伍刑法志略云：
晋氏平吴，九州寧一，乃令贾充大明刑宪，内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协万邦（寅恪案：此句指晋律诸侯篇），寔曰轻平，称爲简易，是以宋齐方驾轥其餘轨。梁武初即位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齐武时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斐）、杜（预）旧（晋）律，合爲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条，事未施行，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爲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爲梁律。天监元年八月乃下詔曰：“律令不一，实难去弊，杀伤有法，昏墨有刑，此盖常科，易爲条例，前王之律，后王之令（寅恪案：此语见史记壹贰叁、汉书陆拾杜周传，王或当作主也），因循创附，良各有以。若游辞费句无取於实录者，宜悉除之，求文指归可适变者，载一家爲本，用众家以附，丙丁俱有，则去丁以存丙，若丙丁二事注释不同，则二家兼载。咸使百司议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爲标例，宜云：某等如干人同议，以此爲长，则定以爲梁律（寅恪案：此爲当时流行之合本子句方法。见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嵗庆祝论文集拙著支愍度学説考及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捌本第二分拙著读洛阳伽蓝记书后）。”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疏阔，及武帝即位，乃下詔搜举良才，删改科令，於是稍求得梁时明法吏，令与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制律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议禁錮之科，其获贼帅及士人恶逆免死付治，听将妻入役，不爲年数，又存赎罪之律，復父母缘坐之刑，自餘篇目条纲轻重简繁一治用梁法。
隋书陆陆裴政传（北史柒柒裴政传同）略云：
詔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 革轻重取其折中，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於政。（前文已引。）
据此，南朝前期之宋齐二代既承用晋律，其后期之梁律復基於王植之之集注张斐、杜预晋律，而陈律又几全同於梁律，则南朝前后期刑律之变迁甚少。北魏正始制定律令，南士刘芳为主议之人，芳之入北在刘宋之世，则其所採自南朝者虽应在梁以前，但实与梁以后无大差异可知。北魏、北齐之律辗转传授经隋至唐，是南支之律并不与陈亡而俱斩也。又裴政本以江陵梁俘入仕北朝，史言其定隋律时下採及梁代，然则南朝后期之变迁发展当亦可浸入其中，恐止为极少之限度，不足轻重耳。
证明第一事既竟，请及第二事：
魏书贰太祖纪（北史壹魏本纪同）略云：
天兴元年十有一月詔三公郎中王徳定律令，申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宏）总而裁之。（参考魏书贰肆及北史贰壹崔玄伯传。）
同书肆上世祖纪（北史贰魏本纪同）云：
神麚四年冬十月戊寅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
同书肆下世祖纪（北史贰魏本纪同）云：
真君六年三月詔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
正平元年六月詔曰：“夫刑网太密，犯者更众，朕甚愍之，有司其案律令，务求厥中，自餘有不便於民者，依比增损。”詔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参考魏书伍肆、北史叁肆游雅传及魏书伍贰、北史叁肆胡方回传。）
魏书肆捌高允传（北史叁壹高允传同）略云：
（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世祖）又詔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定律令。初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餘载，内外称平。允所製诗赋、誄颂、箴论、表讚、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盲事凡百餘篇，别有集行於世。
寅恪案：此北魏孝文太和以前即北魏侵入中原未久时间议定刑律之极简纪述也。即就此极简纪述中其议定刑律诸人之家世、学术、乡里环境可以注意而略论之者，首为崔宏、浩父子，此二人乃北魏汉人士族代表及中原学术中心也。其家世所传留者实魏晋之旧物。史记拾文帝纪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条索隐引崔浩汉律序云：
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
据此，则浩必深通汉律者也。当日士族最重礼法。礼律古代本为混通之学，而当时之学术多是家世遗传，故崔氏父子之通汉律自不足怪。又崔浩与胡方回有关，方回出自西北，自中原经永嘉之乱，西北一隅为保持汉魏晋学术之地域，方回之律学以事理推之，当亦汉律之系统，而与江左之专家用西晋刑律而其律学之学术不越张、杜之范围者，要当有所不同也。高允在北魏为崔浩之外第一通儒，史称其尤好春秋公羊，其撰著中復有关于公羊春秋者，其议何郑膏肓事今虽不传，以其学派好尚言之，疑亦是为公羊辩护者。考汉儒多以春秋决狱（参见程树德先生九朝律考柒春秋决狱考），汉书艺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春秋治狱十六篇，允既篤好春秋公羊，其在中书三十餘年以经义断狱，则其学术正是汉儒之嫡传无疑（此点程树德先生九朝律考壹伍后魏律序中已及之，其说甚諦，故特为申述，不敢掠美也）。斯又江左之律学所无者也。又游雅之律学其传授始末虽无可考，然据魏书北史魏世祖纪、高允传、游雅传等，知魏太武神麚四年九月壬申詔徵诸人如范阳卢玄、渤海高允、广平游雅等皆当日汉人中士族领袖，其詔书称之为“贤儁之冑，冠冕州邦”。夫所谓“贤儁之冑”者，即具备鄙说所谓家世传留之学术之第一条件：所谓“冠冕州邦”者，即具备鄙说所谓地方环境薰习之第二条件。观游雅之高自矜诞，及高允之特别重雅，则雅之家世学术必非庸泛。雅既与正平定律之役，而其从祖弟明根復又参定律令并定律令之勤，得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之厚赐，明根子肇既徵为廷尉少卿，后又徙为廷尉卿，以持法仁平知名（俱见魏书伍伍、北史叁肆游明根、游肇传）。夫汉魏之时法律皆家世之学，故后汉书柒陆郭躬传略云：
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及子訢、孙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及同书捌肆杨震传附杨赐传载赐以世非法家，固辞廷尉之职。又南齐书贰捌崔祖思传（南史肆柒崔祖思传略同）略云：
上（齐高帝）初即位，祖思啟陈政事曰：“宪律之重由来尚矣，实宜清置廷尉，茂简三官。汉来治律子孙竝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絜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寃，庆昌枝裔，槐衮相袭，蝉紫传辉。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戸，族非咸弘，庭缺于训，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详择篤厚之士，使习律令，试简有徴，擢爲廷尉僚属，茍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绩，鲜矣。若刘累传守其业，庖人不乏龙肝之饌，断可知矣。”
后汉书玖贰钟皓传略云：
钟皓，潁川长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以诗律敎授，门徒千餘人。皓孙繇。
章怀注引海内先贤传曰：“繇，主簿迪之子也。”
三国志魏志壹叁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略云：
钟皓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餘人，二子：迪、敷。繇则迪之孙。
同书同卷钟繇传略云：
魏国初建，爲大理，迁相国；文帝即王位，復爲大理；及践阼，改爲廷尉。子毓。（曹）爽既诛，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爲理谤，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创也。
三国志魏志贰捌钟会传略云：
钟会，太傅繇少子也。及会死后，於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
由此言之（其例证详见程著九朝律考捌汉律家考及玖魏律家考，兹不赘），游氏之议定法令，任廷尉卿，恐犹是当时中原士族承袭汉魏遗风，法律犹为家世相传之学，观崔祖思之论，可知江左士族其家世多不以律学相传授，此又河北、江东之互异者也。又魏书叁叁公孙表传（北史贰柒公孙表传同）略云：
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灭亡，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利巧，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第二子轨，轨弟质。
魏书、北史虽不载公孙质律学传授由来，然即就公孙表传表上韩非书一端言，其事固出於迎合时主意旨，或者法家之学本公孙氏家世相承者，亦未可知也。
总之，拓跋部落入主中原，初期议定刑律诸人多为中原士族，其家世所传之律学乃汉代之旧，与南朝之顓守晋律者大异也。
北魏孝文太和时改定刑律共有二次，第一次所定者恐大抵为修改旧文，使从经典，其所採用之因子似与前时所定者无甚不同。第二次之所定，则河西因子特为显著。至宣武正始定律河西与江左二因子俱关中要，於是元魏之律遂匯集中原、河西、江左三大文化因子於一炉而治之，取精用宏，宜其经由北齐，至於隋唐，成为二千年来东亚刑律之準则也。兹略引史载北魏太和正始数次修律始末以论证之。其关於河西文化者，可参閲前礼仪章。
魏书柒高祖纪（北史叁魏本纪同）云：
太和元年九月乙酉詔羣臣定律令於太华殿。
同书肆捌高允传（北史叁壹高允传同）略云：
明年（太和三年）詔允议定律令。
同书壹壹壹刑罚志略云：
（太和）三年下詔曰：“治因政寛，弊由网密，今候职千数，姦巧弄威，重罪受賕不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於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諠鬭於街术，吏民安其职业。先是以律令不具，姦吏用法致有轻重，詔中书令高閭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又勑羣官参议厥衷，经御刋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
寅恪案：此太和第一次定律，其议律之人如高允、高閭等（参魏书伍肆、北史叁肆高閭传）皆中原儒士，保持汉代学术之遗风者，前已言之矣。
魏书柒下高祖纪（北史叁魏本纪同）云：
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议改律令，於东明观折疑狱。八月丁巳议律令事。
十六年四月丁亥朔班新律令，大赦天下。五月癸未詔羣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
十七年二月乙酉詔赐议律令之官各有差。
寅恪案：魏书、北史李冲传云：
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 刋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前文已引）
此新律孝文虽自下笔，而备咨访取决者，实为李冲。前代史籍多以制作大典归美君主，实则别有主撰之人，如清代圣祖御製诸书即其例也。然则此太和新律总持之主人乃李冲非孝文也。冲之与河西关係前已详论，兹不復赘。又魏书、北史源贺传附怀传云：
思礼后赐名怀，迁尚书令，参议律令。（前文已引）
源氏虽非汉族，亦出河西，其家子孙汉化特深，至使人詈为汉儿（见前引北史源师传）。然则源怀之学亦犹李冲之学，皆河西文化之遗风。太和第二次定律河西因子居显著地位，观此可知矣。又有可注意者，即太和新律已於太和十六年四月颁行，其时犹在王肃北奔前之一嵗。盖太和定律，江东文化因素似未能加入其中，恐亦由此未能悉臻美备，遂不得不更有正始定律之举歟？
魏书捌世宗纪（北史肆魏本纪同）云：
正始元年十有二月己卯詔羣臣议定律令。
同书陆玖袁飜传（北史肆柒袁翻传同）略云：
袁飜，陈郡项人也。父宣有才笔，爲刘彧青州刺史沉文秀府主簿。皇兴中东阳州平，随文秀入国，而大将军刘昶毎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亲，令与其府諮议参军袁济爲宗。飜少以才学擅美一时，正始初詔尚书门下於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飜与门下録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虎，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史髙绰，前军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并在议限。又詔太师彭城王勰、司州牧髙阳王雍、中书监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左卫将军元丽、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少卿王显等入预其事。
同书壹壹壹刑罚志云：
世宗即位，意在寛政，正始元年冬詔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愼，轻重损益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刋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於时用，犹致疑舛。尚书门下可於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於循变协时，永作通制。”
寅恪案：抽绎正始议律之詔语，知於太和新律意有所不满，故此次之考论必於太和新律所缺乏之因子当有弥补，而太和新律中江左因子最少，前已言及，今正始修律议者虽多，但前后实主其事者刘芳、常景二人而已。二人魏书、北史俱有传，前礼仪章已将其传文节引之矣。兹不復详悉重出，但略述最有关之语以资论证。考刘芳本南朝士族以俘虏入魏，其律学自属江左系统无疑。魏书、北史芳传云：
（自青州刺史）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前文已引）
据此，正始议律芳实为其主持者，其所以委芳以主持之任者，殆不懂以芳为当世儒宗，实欲藉以输入江左文化，使其益臻美备，而补太和新律之缺憾耶？至此次与议之袁飜其以江左士族由南入北，正与刘芳同类，其律学亦为南学，更无待论也。
洛阳伽蓝记壹城内永寧寺条略云：
（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敏学博通，知名海内。太和十九年爲髙祖所器，拔 爲律学博士，刑法疑狱多访於景。正始初詔刋律令，永作通式，勑景共治书侍御史髙僧 裕、羽林监王元龟、 尚书郎祖莹、散骑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彭城王勰、靑州刺史刘芳入预其议。景讨正科条，商榷古今，甚有伦序，见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
寅恪案：前礼仪章引常爽、常景父子传，知其家世本出凉州，爽为当日大师，代表河西文化，景之起家为律博士，尤足徵刑律为其家世之学也。魏书、北史常景传又谓：
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自长安）赴京，还修仪注，又勑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永熙二年监议（五礼）（依徐崇说补）事。（前文已引）
此事固与刑律有别，但可知景为继刘芳之人，为当日礼仪、刑律之所从出，其在元魏末期法制史上地位之重要，自可知也。至程灵虬者，程骏之子（魏书、北史程骏传，前文已引），家世本出凉州，骏为河西大儒刘昞之门人，灵虬又从学常爽，故灵虬刑律之学亦河西之流派也。
总之，元魏刑律实综匯中原士族仅传之汉学及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之汉魏晋文化，并加以江左所承西晋以来之律学，此诚可谓集当日之大成者。若就南朝承用之晋律论之，大体似较汉律为进化，然江左士大夫多不屑研求刑律，故其学无大发展。且汉律之学自亦有精湛之义旨，为江东所坠失者，而河西区域所保存汉以来之学术，别自发展，与北魏初期中原所遗留者亦稍不同，故北魏前后定律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所以成此伟业者，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所致也。
北齐刑律最为史家所称，隋书贰伍刑法志略云：
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奏上齐律十二篇，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晋故事。是后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又敕仕门之子弟常讲习之，齐人多晓法律，盖由此也。
（周律）比於齐法，烦而不要。
故齐律之善於周律不待详论。但程树德先生九朝律考壹柒北齐律考序云：
推原其故，盖高氏爲渤海蓨人。渤海封氏世长律学，封隆之参定麟趾格，封绘议定律令，而齐律实出於封绘之手，祖宗家法俱有渊源。
寅恪案：程氏之说以高齐皇室与封氏同乡里，而封氏又世长律学，似欲取家世及乡里二端以解释齐律所以美备之故。鄙意封氏世传律学，本南北朝学术中心移於家族之一例，其与高齐帝室同出渤海，则一偶然之事，实无相关之必然性也。窃谓齐律之美备殆由承袭北魏刑律之演进所致，并非由皇室乡里之特殊之原因。北齐刑律较优於南朝，前已言之，北齐之典章制度既全部因袭北魏，刑律亦不能独异，故此乃全体文化之承继及其自然演进之结果，观於前论礼仪、宫城、职官诸制度可以证明。程氏专考定律始末，仅就高齐与封氏同乡里一端立说，恐失之稍隘也。
北周制律，强摹周礼，非驴非马，与其礼仪、职官之制相同，已於前职官章详论之，兹不復赘。故隋受周禪，其刑律亦与礼仪、职官等皆不袭周而因齐，盖周律之矫揉造作，经歷数十年而天然淘汰尽矣。
隋书贰伍刑法志略云：
高祖既受周禪，开皇元年乃詔尚书左僕射渤海公高熲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多採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三年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自是刑网简要，疎而不失。
唐承隋业，其刑律又因开皇之旧本，唐会要叁玖定格令门（参考旧唐书伍拾刑法志）云：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詔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之，遂制爲五十三条，务从寛简，取便於时。其年十一月四日颁下，仍令尚书令左僕射裴寂、吏部尚书殷开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门郎中沉叔安、内史舍人崔善爲等更撰定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内史令萧瑀、礼部尚书李纲、国子博士丁孝乌等同修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詔颁於天下。大略以开皇爲準，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入於新律，他无所改正。
寅恪案：唐律因於隋开皇旧本，隋开皇定律又多因北齐，而北齐更承北魏太和正始之旧，然则其源流演变固瞭然可考而知也。兹就唐律中略举其源出北齐最显而易见之例数则，以资参考。
唐律疏议壹名例篇云：
魏因汉律爲一十八篇，改汉具律爲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魏律爲二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爲法例律，宋、齐、梁、后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齐併刑名、法例爲名例，后周復爲刑名。隋因北齐，更爲名例；唐因於隋，相承不改。
寅恪案：此隋唐律因北齐而不袭后周之一例证。
同书柒卫禁篇云：
卫禁律者，秦汉及魏未有此篇，晋贾充酌汉魏之律，随事增损，创制此篇，名卫宫律，自宋洎於后周此名并无所改。至於北齐，将关禁附之，更名禁卫律，隋开皇改爲卫禁律。
寅恪案：此隋唐律因北齐而不袭后周之又一例证。
同书壹贰户婚篇云：
户婚律，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后加廐兴户三篇，爲九章之律；迄至后周，皆名户律；北齐以婚事附之，名婚户律；隋开皇以户在婚前，改爲户婚律。
寅恪案：此为隋唐律因北齐而不袭后周之又一例证。
同书贰壹鬭讼篇云：
从秦汉至晋，未有此篇。至后魏太和年分繫讯律爲鬭律，至北齐以讼事附之，名爲鬭讼律，后周爲鬭竞律，隋开皇依齐鬭讼名，至今不改。
寅恪案：此隋唐律因北齐不袭后周之又一例证。
同书贰捌捕亡篇云：
捕亡律者，魏文侯之时李悝制法经六篇，捕法第四，至后魏名捕亡律，北齐名捕断律，后周名逃捕律，隋復名捕亡律。
又同书贰玖断狱篇云：
断狱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至北齐，与捕亡律相合，更名捕断律。至后周復爲断狱律。
寅恪案：初观此有似隋制律时此点不因北齐而转承后周者，但详绎之，则由北齐律合后魏律之捕亡与断狱为一，名捕断律，隋律之復析为二，实乃復北魏之旧，非意欲承北周也。然则据此转可证明北魏、北齐、隋、唐律为一系相承之嫡统，而与北周律无涉也，恐读者有所疑滞，特为之附辨於此。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五）：音乐
 
　 作者： 陈寅恪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    发布时间：2009-5-5
 
 今论隋唐音乐之渊源，其雅乐多同於礼仪，故不详及，惟有涉误会及前所未论者乃解释补充之。至胡乐则论述较详，盖自来中外学人考隋唐胡乐之远流者，其著撰大抵关於唐代直接输入之胡乐及隋代郑译七调出於北周武帝时龟兹人苏袛婆之类，皆已考证详碻，此本章所不欲重论者。本章所欲论者，在证述唐之胡乐多因於隋，隋之胡乐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胡乐之盛实由承袭北魏洛阳之胡化所致。因推究其渊源，明述其系统，毋使考史者仅见郑译七调之例，遂误以为隋唐胡乐悉因於北周也。
隋书壹肆音乐志略云：
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是时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修更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积年议不定，髙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耶？”
寅恪案：此条所纪有应解释补充者数事，即颜之推所谓“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之语指隋书壹肆音乐志所载：
（周）太祖辅魏之时，髙昌欵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饗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於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髙昌之旧，并於大司乐习焉，採用其声，被於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
一节，盖周之乐官採用中央亚细亚之新乐也。但志谓高祖以梁乐为亡国之音，不从颜之推之请，似隋之雅乐不採江左之旧者，则实不然。隋书壹伍音乐志略云：
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职。由是牛弘奏曰：“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爲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晋王广又表请，帝乃许之。牛弘遂因郑译之旧，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爲宫，髙祖犹忆（何）妥言（寅恪案：何妥非十二律旋相爲宫义，见隋书壹肆音乐志），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於是牛弘及祕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更共详议。十四年三月乐定（参隋书贰高祖纪开皇十四年三月乙丑詔书）。祕书监奇章县公牛弘，祕书丞北絳郡公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虞部侍郎许善心，兼内史舎人虞世基，仪同三司东宫学士饶阳伯刘臻等奏曰：“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则皇规粲然更备，与内原（寅恪案：内原即中原，隋讳嫌名故改）隔絶，三百年於兹矣。伏惟明圣膺期，会 昌在运，今南征所获梁陈乐人及晋宋旗章宛然俱至，臣等伏奉明詔，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代正乐，具在本司。”於是并撰歌辞三十首，詔并令施用。
据此，则隋制雅乐，实採江东之旧，盖雅乐系统实由梁陈而传之於隋也。其中议乐诸臣多是南朝旧人，其名氏事蹟前已述及者，兹从略省，惟补记前文所未载者如下：
陈书贰柒姚察传（南史陆玖姚察传同）略云：
姚察，吴兴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梁）元帝於荆州即位，授察原乡令。（陈后主世）迁吏部尚书。陈灭入隋，开皇九年詔授祕书丞。
北齐书肆伍文苑传颜之推传（北史捌叁文苑传颜之推传同）略云：
颜之推，琅邪临沂人也。九世祖含从晋元东度，官至侍中右光禄西平侯；父勰梁湘东王绎镇西府諮议参军。（湘东王）绎遣世子方诸出镇郢州，以之推掌管记，値侯景陷郢州，被囚送建业，景平，还江陵，时绎已立，以之推爲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后爲周军所破，大将军李显庆重之，令掌其兄阳平公逺书翰，値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来奔。（后）除黄门侍郎，齐亡入周，隋开皇中太子召爲学士。
隋书柒陆文学传刘臻传（北史捌叁文苑传刘臻传同）略云：
刘臻，沛国相人也。父显，梁寻阳太守。臻爲邵陵王东阁祭酒，元帝时迁中书舍人。江陵陷，復归萧詧，以爲中书侍郎。周冢宰宇文护 辟爲中外府记室，后歴蓝田令畿伯下大夫。髙祖受禪，进位仪同三司。
寅恪案：姚察、颜之推、刘臻皆江左士族，梁陈旧臣，宜之推请依梁旧事，以考古典，察、臻等议定隋乐，以所获梁陈乐人备研校，此乃隋开皇时制定雅乐兼採梁陈之例证也。
隋书壹伍音乐志略云：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髙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疎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俀国等伎。及大业中，煬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髙丽、礼毕，以爲九部乐，器工依创造，既成，大备於兹矣。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寅恪案：苻坚字永固，此避隋讳改）平张氏，始於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髙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其乐器有鐘、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箏、节鼓、笙、笛、簫、篪、塤等十五种爲一部，工二十五人。
寅恪案：此隋定乐兼採梁陈之又一例证也，此部乐器中既有琵琶、箜篌，是亦有胡中乐器，然则亦不得谓之纯粹华夏正声，盖不过胡乐之混杂输入较先者，往往使人不能觉知其为输入品耳。同书同卷音乐志略云：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爲之，号爲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寅恪案：此河西文化影响北魏遂传至隋之一例证，其系统渊源，史志之文尤明显矣。至云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则流传既久，浑亡其外来之性质，凡今日所谓国粹者颇多类此，如国医者是也，以非本书范围，故不置论。
隋书壹伍音乐志略云：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復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絶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伎，估衒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髙祖病之，谓羣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復正声，此不祥之大也。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勑，而竟不能救焉。煬帝大製艳篇，辞极淫綺，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帝悦之无已，因语明逹云：“齐氏偏隅，曹妙达犹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贵汝，宜自修谨！”
寅恪案：隋代上自宫廷，下至民众，实际上最流行之音乐，即此龟兹乐是也。考龟兹乐多传自北齐，如曹妙达者，固是齐人也。隋书壹叁音乐志略云：
煬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餘人，并付太乐，倡优獶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髙齐之旧曲云。
观此，则知隋世之音乐实齐乐也。又其所谓“倡优獶杂”者即隋书壹伍音乐志之
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戏。周时郑译有宠於宣帝，奏徴齐散乐人并会 京师爲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煬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
一节所言之散乐，亦即齐之百戏也。又隋代不仅俗乐即实际流行之音乐出於北齐。即庙堂雅奏亦受齐乐工之影响。如隋书壹伍音乐志云：
髙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於太乐教习，以代周歌。
可证也，考北齐盛行之乐皆是胡乐，隋书壹肆音乐志述齐代音乐略云：
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於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
寅恪案：曹、安等皆西胡氏族也，北齐之宫廷尤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其关於政治及其他伎术者，兹置不论。即观北齐书伍拾恩倖传（北史玖贰恩幸传同）所载关於音乐歌舞者，可知皆出於西胡之族类也，如传序略云：
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胡人乐工叨窃贵幸，今亦出焉。
传末略云：
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至於胡小儿等眼鼻深险，一无可用。
然则北齐宫廷胡化音乐势力之广大有如是者，更可注意者，即恩倖传韩凤传云：
夀阳陷没，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輟曰：“他家物，从他去。”后帝使於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因愁爲？”君臣应和若此。
夫握槊西胡戏也，龟兹西域国也，齐室君臣於存亡危急之秋犹应和若此，则其西胡化之程度可知，何怪西胡音乐之大盛於当时，而传流於隋代也。鄙意北齐鄴都所以如此之西胡化者，其故实为承袭北魏洛阳之遗风，洛阳伽蓝记叁城南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条云：
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欵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餘家，门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荫 陌，緑栁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又同书同卷菩提寺条云：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
盖北魏洛阳既有万餘家之归化西域胡人居住，其后东魏迁鄴，此类胡人当亦随之迁徙，故北齐鄴都西域胡化尤其胡乐之盛必与此有关。否则齐周东西隔绝，若以与西域交通论，北周领土更为便利，不应北齐宫廷胡小儿如是之多，为政治上一大势力，而西域文化如音乐之类北齐如是之盛，遂至隋代犹承其遗风也。故隋之胡乐大半受之北齐，而北齐鄴都之胡人胡乐又从北魏洛阳转徙而来，此为隋代胡乐大部分之系统渊源，前人尚未论及，因为备述之如此。
至唐初音乐之多承隋旧，其事甚显，故不多述，仅节录唐会要之文如下（参考旧唐书贰捌音乐志、新唐书贰壹礼乐志等）：
高祖受禪，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代旧文。
同书叁叁讌乐条略云：
武徳初未暇改作，毎讌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讌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髙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
寅恪案：唐之初期起乐之承隋亦犹礼之因隋，其系统渊源，盖无不同也。若其后之改创及直接从西域输入者则事在本章主旨范围之外，故置不论。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
 
　 作者： 陈寅恪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    发布时间：2009-5-6
 
 （此章本题爲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载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柒本第叁分，兹略增订，以爲此书之一章。）
（壹）
府兵之制起於西魏大统，废於唐之天宝，前后凡二百年，其间变易增损者颇亦多矣。后世之考史者於时代之先后往往忽略，遂依据此制度后期即唐代之材料，以推説其前期即隋以前之事实，是执一贯不变之观念，以说此前后大异之制度也，故於此中古史最要关键不独迄无发明，復更多所误会。夫唐代府兵之制，吾国史料本较完备，又得日本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可以推比补充，其制度概略今尚不甚难知。惟隋以前府兵之制，则史文缺略，不易明悉，而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兹择取此制前期最要之史料，试为考释，其间疑滞之义不能通解者殊多，又所据史籍，皆通行坊刻，未能与传世善本一一详校，尤不敢自谓有所创获及论断也。
（贰）
北史陆拾（周书壹陆同，但无“每一团仪同二人”至“并资官给”一节，又通典贰捌职官典拾奖金总敍条及叁肆职官典壹陆勋官条略同）云：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兴之业，始命爲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已前任者凡有八人。周帝位总百揆，都督中外军事，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闧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爲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於左：
使持节太尉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尚书左僕射陇右行臺少师陇西郡开国公李虎（略）与周文帝爲八柱国。
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少保广平王元赞。（略）
是爲十二大将军。毎大将军督二开府，凡爲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二十四军。毎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戸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 警昼廵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毎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閲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自大统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将军外，念贤及王思政亦拜大将军，然贤作牧陇右，思政出镇河南，并不在领兵之限。此后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不限此秩（“不限此秩”，周书及通典俱作“咸是散秩”），无所统御。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诸公之下，并不得预於此例。
玉海壹叁捌兵制引鄴侯家传云：
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每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仍加号持节大都督以统之。时皇家太祖景皇帝（李虎）爲少师陇右行臺僕射陇西公，与臣五代祖弼、太保大司徒赵郡公及大宗伯赵贵、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于谨、大司空侯莫陈崇等六家主之，是爲六柱国，共有众不满五万。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已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隟教试阅，兵仗衣、驮 牛驴及糗粮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自初属六柱国家，及分隶十二卫，皆选勲徳信臣爲将军。
寅恪案：通鑑壹陆叁梁简文帝大寳元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纪府兵之缘起，即约略综合上引二条之文，别无其他材料。惟“ 六家共备”今所见诸善本俱作“六家供之”，当非误刊（参考章鈺先生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记壹柒）。盖温公读“共”为“供”，仅此一事殊可注意而已。夫关於府兵制度起源之史料，君实当日所见者既是止此二条，故今日惟有依此二条之记载，旁摭其他片断之材料，以相比证，试作一较新之解释於下：
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於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歷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史实甚明，无待赘论。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梟杰也。宇文泰当日所凭藉之人材地利远在高欢之下，若欲与高氏抗争，则惟有於随顺此鲜卑反动潮流大势之下，别採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以异於高氏治下洛阳鄴都及萧氏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宇文泰所以使苏绰、卢辩之徒以周官之文比附其鲜卑部落旧制，资其野心利用之理由也。苟明乎此，则知宇文泰最初之创制，实以鲜卑旧俗为依归；其有异於鲜卑之制而适符於周官之文者，乃黑獭别有利用之处，特取周官为缘饰之具耳。八柱国者，摹拟鲜卑旧时八国即八部之制者也。魏书壹壹叁官氏志云：
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爲叔孙氏；又命疏属曰车焜氏，后改爲车氏。凡与帝室为十姓。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
天兴元年十二月置八部大人散骑常侍待詔等官，其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
天赐元年十一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
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云。
又同书壹佰拾食货志云：
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爲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
周书贰文帝纪下魏恭帝元年（通鑑壹陆伍梁元帝承圣三年春同）云：
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絶灭，至是以诸将功髙者爲三十六国后，次功者爲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寅恪案：拓跋部在塞外时，其宗主为一部，其餘分属七部，共为八部。宇文泰八柱国之制以广陵王元欣列入其中之一，即拟拓跋邻即所谓献帝本支自领一部之意，盖可知也。据周书贰文帝纪下、北史玖周本纪上西魏恭帝元年及通鑑壹陆伍梁元帝承圣三年所载西魏诸将赐胡姓之例，“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明是以一军事单位为一部落，而以军将为其部之酋长，据魏书 官氏志云：“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则凡一部落即一军事单位内之分子对於其部落之酋长即军将，有直接隶属即类似君臣之关係与名分义务，此又可以推绎得知者。宇文泰初起时，本非当日关陇诸军之主帅，实与其他柱国若赵贵辈处於同等地位，适以机会为贵等所推耳。如周书壹文帝纪上（北史玖周本纪上略同）略云：
（贺拔）岳果爲（侯莫陈）悦所害，其士众散还平凉，惟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於是三军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相与推洛，以总兵事。洛素无雄略，威令不行，乃谓诸将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统御，近者迫於羣议，推相摄领，今请避位，更择贤材。”於是赵贵言於众曰：“元帅（贺拔岳）勲业未就，奄罹凶酷，岂唯国丧良宰，固亦众无所依。窃观宇文夏州远邇归心，士卒用命，今若告丧，必来赴难，因而奉之，则大事集矣。”诸将皆称善。
又同书壹陆赵贵传（北史伍玖赵贵传、通鑑壹陆柒陈武帝永定元年同）云：
初贵与独孤信等皆与太祖（宇文泰）等夷。
又同书壹伍于谨传（北史贰叁于谨传及通鑑壹陆陆梁敬帝太平元年同）云：
谨既太祖等夷。
皆是其证。但八柱国之设，虽为摹倣鲜卑昔日八部之制，而宇文泰既思提高一己之地位，不与其柱国相等，又不欲元魏宗室实握兵权，故虽存八柱国之名，而以六柱国分统府兵，以比附於周官六军之制。此则杂糅鲜卑部落制与汉族周官制，以供其利用，读史者不可不知者也。
又宇文泰分其境内之兵，以属赵贵诸人，本当日事势有以致之，殊非其本意也。故遇机会，必利用之，以渐收其他柱国之兵权，而扩大己身之实力，此又为情理之当然者。但此事跡象史籍不甚显著，故易为考史者所忽视。兹略发其覆：据周书、北史、通典之纪八柱国，皆断自大统十六年以前，故通鑑即繫此事於梁简文帝大寳元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其所以取此年为断限者，以其为李虎卒前之一年也。盖八柱国中虎最先卒，自虎卒后，而八柱国中六柱国统兵之制始一变。
通鑑壹陆肆梁简文帝大寳二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云：
五月魏陇西襄公李虎卒。
通鑑此条所出，必有确实之依据，自不待言。周书叁捌元伟传附录魏宗室王公名位中有二柱国：一为柱国大将军太傅大司徒广陵王元欣，一即柱国大将军少师义阳王元子孝。元子孝以少师而为柱国，明是继李虎之位。魏书壹玖、北史壹柒俱载子孝事蹟，但北史较详。北史云：
孝武入关，不及从驾，后赴长安，封义阳王，后歴尚书令柱国大将军。子孝以国运渐移，深自贬晦，日夜纵酒，后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几卒。
亦未载子孝为柱国年月，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恭帝元年甲戌条云：
少师（柱国）（李）虎卒。
义阳王子孝柱国大将军。
万表以义阳王子孝继李虎之职，自属正确。但列李虎卒於恭帝元年，显与通鑑冲突，疑不可据。（谢启崐西魏书壹捌李虎传载虎卒於恭帝元年五月，亦误。）
又周书壹玖达奚武传（北史陆伍达奚武传及通鑑壹陆肆梁简文帝大寳二年元帝承圣元年俱略同）云：
（大统）十七年（北史脱“七”字）詔武率兵三万经略汉川。自劒以北悉平。明年（即西魏废帝元年）武振旅还京师，朝议初欲以武爲柱国，武谓人曰：“我作柱国不应在元子孝前。”固辞不受。
可知西魏废帝元年即李虎卒后之次年，达奚武以攻取韩中之功应继虎之后任为柱国，而武让於元子孝也。此亦李虎卒於大统十七年，而其次年即废帝元年达奚武班师还长安时（通鑑繫达奚武取南郑於梁元帝承圣元年即西魏废帝元年五月，故武之还长安尚在其后），其遗缺尚未补人之旁证。武之让柱国於子孝，非仅以谦德自鸣，殆窥见宇文泰之野心，欲併取李虎所领之一部军士，以隶属於己。元子孝与元欣同为魏朗宗室，从容禁闥，无将兵之实，若以之继柱国之任，徒拥虚位，黑獭遂得增加一己之实力以制其餘之五柱国矣。故周书贰文帝纪下（通鑑壹陆伍梁元帝承圣二年同）云：
魏废帝二年春，魏帝詔太祖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中外诸军事。
此为宇文泰权力扩张压倒同辈名实俱符之表现，而适在李虎既卒、达奚武让柱国於元子孝之后，其非偶然，抑可知也。又元子孝为虚位柱国，既不统军，而实领李虎旧部者当为宇文泰亲信之人。周书贰拾阎庆传（北史陆壹阎庆传同）云：
赐姓大野氏。晋公护母，庆之姑也。
依西魏赐姓之制，统军之将帅与所统军人同受一姓。庆与李虎同姓大野氏，虎之年位俱高於庆，则庆当是虎之部下：庆与宇文氏又有戚谊，或者虎卒之后，黑獭即以柱国虚位畀元子孝，而以己之亲信资位较卑若阎庆者代领其军歟？此无确证，姑备一说而已。
总而言之，府兵之制，其初起时实摹拟鲜卑部落旧制，而部落酋长对於部内有直辖之权，对於部外具独立之势。宇文泰与赵贵等并肩同起，偶为所推，遂居其上，自不得不用八柱国之虚制，而以六柱国分统诸兵。后因李虎先死之故，併取其兵，得扩张实力，以慑服其同起之酋帅。但在宇文氏创业之时，依当时鲜卑旧日观念，其兵士尚分属於各军将，而不直隶於君主。若改移此部属之观念，及变革此独立之制度，乃宇文泰所未竟之业，而有待於后继者之完成者也。
宇文泰之建国，兼採鲜卑部落之制及汉族城郭之制，其府兵与农民迥然不同，而在境内为一特殊集团及阶级。北史陆拾所谓“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及周书叁孝閔帝纪（北史玖周本纪上同）元年八月甲午詔曰：
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
皆足证也。
鄴侯家传所谓“六户中等已上”者，此“六户”与传文之“六家”不同，盖指九等之户即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户而言，文献通考壹伍壹兵考作“六等之民”，当得其义。魏书壹佰拾食货志云：
显祖（今本通典伍食货典作庄帝，不合）因民贫富，爲租输三等九品之制。
宇文泰殆即依此类旧制分等也。又周书贰文帝纪下魏大统九年（通鑑壹伍捌梁武帝大同九年同）云：
於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然则府兵之性质，其初元是特殊阶级。其鲜卑基刘镇之胡汉混合种类及山东汉族武人知从入关者固影视为贵族，即在关陇所增收编募，亦止限於中等以上豪富之家，绝无下级平民参加於其间，与后来设置府兵地域内其兵役之比较普遍化者，迥不相同也。
又鄴侯家传“六家共之”之语，“共”若依通鑑作“供给”之“供”，自易明瞭。惟“六家”之语最难通解，日本冈崎文夫教授於其所著关於唐卫府制与均田租庸调法之一私见（东北帝国大学十周年纪念史学文学论集）中，虽致疑於何故不採周礼以来传统之五家组合，而取六家组合，但亦未有何解释。鄙意通鑑採用鄴侯家传已作“六家”，故“六”字不得视为传写之误。然细绎李书，如“六家主之”及“自初属六柱国家”等语，其“六家”之语俱指李弼等六家，故其“六家共备”之“六家”疑亦同指六柱国家而言也。北史云：“ 甲槊戈弩并资官给”，李书既以府兵自初属六柱国家，故以“六家供备”代“并资官给”，观其於“六家共（依通鑑通作供）备”下，即连接“抚养训导，有如子弟”之语，尤足证其意实目六柱国家。至其词涉夸大，不尽可信，则与传文之解释又别是一事，不可牵混并论也。
又玉海壹叁捌兵制叁注云：
或曰：“宇文周制府卫法，七家共出一兵。”
寅恪案：七家共出一兵，为数太少，决不能与周代情势符合，无待详辨。但可据此推知鄴侯家传中“六家共备”之“共”，南宋人已有误读为“共同”之“共”者，七家共出一兵之臆说殆因此而生。伯厚置诸卷末子注或说中，是亦不信其为史实也。
据北史陆拾“自相督率，不编戸贯”及“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 警昼廵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等语，则 鄴侯家传所谓“郡守农隙教试阅”者，绝非西魏当日府兵制之真相，盖农隙必不能限於每隔十五日之定期，且当日兵士之数至少，而战守之役甚繁，欲以一人兼兵农二业，亦极不易也。又北史谓军人“自相督率，不编戸贯”，则更与郡守无关，此则鄴侯家传作者李繁依唐代府兵之制，以为当西魏初创府兵时亦应如是，其误明矣。李延寿生值唐初，所纪史事犹为近真。温公作通鑑，其敍府兵最初之制，不採北史之文，而袭家传之误，殊可惜也。
吾辈今日可以依据北史所载，解决府兵之兵农分合问题。新唐书伍拾兵志云：
盖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壊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农。
叶适习学记言叁玖唐书表志条驳兵农合一之说，略云：
宇文苏绰患其然也，始令兵农各籍，不相牵缀，奋其至弱，卒以灭 齐。隋因之，平一宇内，当其时无岁不征，无战不克，而财货充溢，民无失业之怨者，徒以兵农判而爲二故也。然则岂必高祖太宗所以盛哉！乃遵其旧法行之耳。兵农已分，法久而坏，不必慨慕府兵，误离爲合，徇空谈而忘实用矣。
寅恪案：欧阳永叔以唐之府兵为兵农合一是也。但概括府兵二百年之全部，认其初期亦与唐制相同，兵农合一，则已谬矣。叶水心以宇文苏绰之府兵为兵农分离，是也。但亦以为其制经二百年之久，无根本之变迁，致认唐高祖太宗之府兵仍是兵农分离之制，则更谬矣。司马君实既误用家传以唐制释西魏府兵，而欧阳、叶氏復两失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所以致疏失者，盖史料缺略，误认府兵之制二百年间前后一贯，无根本变迁之故耳。（通鑑壹贰壹唐玄宗开元十年纪张说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事，以为“兵农之分从此始”，是司马之意亦同欧阳，以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此则较叶氏之无真知灼见，好为异説而偶中者，诚有间矣。）
隋书贰高祖纪下（北史壹壹隋本纪上、通鑑壹柒柒隋文帝开皇十年同）云：
开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丧乱，宇 县瓜分，役车嵗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恒爲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縁边之地新置军府。”
同书贰肆食货志（通典贰及叁及伍及柒食货典，又周书伍武帝纪上、北史拾周本纪下俱同）云：
至（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爲比邻，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党。男子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周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歳一月役。建徳二年改军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爲兵矣。
及（隋高祖）受禪，又迁都，发山东丁，毁造宫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则六番。及颁新令：男女三歳已下爲黄，十歳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从课役，六十爲老，乃免。
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
开皇三年正月（隋文）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人即民也，北史壹壹隋本纪上通典柒食货典及通鑑壹柒伍陈长城公至德元年三月俱无军字）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毎歳爲二十日役，减调绢一疋爲二丈。
通鑑壹柒伍陈长城公至德元年三月胡注云：
后周之制民年十八成丁，今増三岁，毎岁十二番则三十日役，今减为二十日役，及调绢减半调。
通典贰捌职官典拾将军縂敍条云：
隋凡十二衞，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一人，以总府事，盖魏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
唐六典贰肆左右卫大将军条注云：
隋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 候，左右武候，左右领军，左右率府，各有大将军一人，所谓十二卫大将军也。
上章已论宇文泰欲渐改移鲜卑部属之观念及制度，而及身未竟其业，须俟其后继者始完成之。兹所引史料，足证明此点，亦即西魏府兵制转为唐代府兵制过渡之关键所在也。鄴侯家传（新唐书伍拾兵志、通鑑贰壹陆唐玄宗天宝八载同）云：
自置府以其番宿卫，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至是卫佐悉以借姻戚之家爲僮僕执役，京师人相詆訾者，即呼爲侍官。
寅恪案：周武帝改军士为侍官，即变更府兵之部属观念，使其直隶於君王。此湔洗鲜卑部落思想最有意义之措施，不可以为仅改易空名而忽视之也。
又最初府兵制下之将卒皆是胡姓，即同胡人。周武帝募百姓充之，改其民籍为兵籍，乃第一步府兵之扩大化即平民化，此时以前之府兵既皆是胡姓，则胡人也，百姓，则夏人也，故云：“是后夏人半为兵矣。”此条“夏”字隋书通典俱同有之，必非误衍，若不依鄙意解释恐不易通。冈崎教授於其所著论文之第陆页第柒行引隋书食货志及通典此条俱少一“夏”字，岂别有善本依据耶？抑以其为不可解之故，遂认为衍文而删之耶？寅恪所见诸本皆是通行坊刻，若其他善本果有异文，尚希博雅君子不吝教诲也。
保定元年改八丁为十二丁兵者，据通鑑壹陆捌陈文帝天嘉二年胡注云：
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爲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復始。
寅恪案：隋书食货志言“隋高祖受禪，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是周制分民丁为十二番之证，胡説固确，但保定元年为宇文周开国之第五年，距创设府兵之时代至近，又在建德二年募百姓充侍官之前者尚十二年之令文，周书、隋书、北史、通典所载悉同，当无伪脱。令文既明言兵丁，而胡氏进以“境内民丁”释之，绝不一及兵字，其意殆以为其时兵民全无区别，与后来不异，则疑有未妥也。
周武帝既施行府兵扩大化政策之第一步，经四年而周灭齐，又四年而隋代周，其间时间甚短，然高齐文化制度影响於战胜之周及继周之隋者至深且鉅，府兵制之由西魏制而变为唐代制即在此时期渐次完成者也。
陈傅良歷代兵制伍云：
魏周齐之世已行租调之法，而府兵之法由是而始基（通鑑陈纪齐显（寅恪案：显当作世）祖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加以宇文泰之贤，专意法古，当时兵制增损尤详，然亦未易遽成也。故其制虽始於周齐，而其效则渐见於隋，彰於唐，以此知先王之制其废既久，则復之必以渐歟？
寅恪案：陈氏语意有未諦者，不足深论，但其注引齐制“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之文，则殊有识。盖后期府兵之制全部兵农合一，实於齐制始见诸明文，此实府兵制之关键也。但当时法令之文与实施之事不必悉相符合，今日考史者无以知其详，故不能确言也。
又隋书贰柒百官志尚书省五兵尚书条略云：
五兵统右中兵
（掌畿内丁帐、事力、蕃兵等事。）
左外兵
（掌河南及潼关已东诸州丁帐及发召征兵等事。）
右外兵
（掌河北及潼关已西诸州，所典与左外同。）
寅恪案：北齐五兵尚书所统之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等曹，既掌畿内及诸州丁帐及发召征兵等事，疑北齐当日实已施行兵民合一之制，此可与隋书食货志所载齐河清三年令规定民丁充兵年限及其与受田关係者可以参证也。
隋文帝开皇十年詔书中有“垦田籍帐悉与民同”之语，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对无暇业农者，自有不同。此詔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后之情状，或目府兵役属者所垦，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边地屯垦之军而言，史文简略，不能详也。隋代府兵制变革之趋向，在较周武帝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及徵调扩大化即兵农合一化而已。隋之十二卫即承魏周十二大将军之旧，杜君卿已言之，本为极显著之事，不俟赘说。所可论者，隋文帝使军人悉属州县，则已大反西魏初创府兵时“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即兵民分立之制，其令“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及“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隋书贰肆食货志），虽实施如何，固有问题，然就法令形式言，即此简略之记述或已隐括北齐清河三年规定受田与兵役关係一令之主旨，今以史文不详，姑从闕疑。但依通鑑至德元年之胡注，则隋开皇三年令文与周保定元年令文“八兵丁”及“十二丁兵”显有关係。而开皇三年令文隋书所载有“军”字者，以开皇十年前军兵不属州县，在形式上尚须与人民有别，故此令文中仍以军民并列，至北史、通典以及通鑑所载无“军”字者，以其时兵民在事实上已无可别，故得略去“军”字，并非李延寿、杜君卿及司马君实任意或偶尔有所略漏明矣。
由是言之，开皇三年零文却应取前此保定元年令文胡祝中境内兵民合一之义以为解释也。夫开皇三年境内军民在事实上已无可别，则开皇十年以后，抑更可知，故依据唐宋诸贤李、杜、马、胡之意旨，岂可不谓唐代府兵之基本条件，即兵民合一者，实已完成於隋文帝之世耶？
冈崎教授论文之结论云：
隋以军兵同於编户云者，仅古制之復旧而已。北齐虽於法令上规定受田与兵役之关係，其实行如何，尚有问题，综合两方面实施者，唐之兵制也。
寅恪案：北齐法令之实施与否，於此可不论。兹所欲言者，即据上引开皇三年令文及唐宋诸贤之解释，似可推知隋代先已实施兵民合一之基本条件，不必待李唐开国以后，方始剏行之也。又以其他法制诸端论，唐初开国之时大抵承袭隋代之旧，即间有变革，亦所关较细者，岂独於兵役丁赋之大政，转有鉅大之创设，且远法北齐之空文，而又为杨隋盛时所未曾规定行用者，遽取以实施耶？此亦与唐初通常情势恐有未合也。然则府兵制后期之纪元党断自隋始歟？总之，史料简缺，诚难确知，冈崎教授之结论，要不失为学人审慎之态度。寅恪姑取一时未定之妄见，附识於此，以供他日修正时覆视之便利云尔，殊不敢自谓有所论断也。
总合上引史料及其解释，试作一结论如下：
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两期分画之界限，则在隋代。周文帝、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而唐之高祖、太宗在此制度创建、变革、废止之三阶段中，恐俱无特殊地位者也。
附记：本文中所引通典诸条，后查得宋本与通行本并无差异，特附识於此。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
 
　 作者： 陈寅恪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    发布时间：2009-5-8
 
 近日中外史家论吾国南北朝隋唐经济财政制度者颇多，其言有得有失，非此章范围所能涉及。此章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盖此二者皆系统渊源之范围也。考此二事转变之枢纽在武则天及唐玄宗二代，与兵制选举及其他政治社会之变革亦俱在此时者相同也。但欲説明其本末，非先略知南北朝之经济财政其差异最要之点所在不可也。
今日所保存之南北朝经济财政史料，北朝较详，南朝尤略。然约略观之，其最大不同之点则在北朝政府保有广大之国有之土地。此盖承永嘉以后，屡经边乱，人民死亡流散所致。故北朝可以有均给民田之制，而南朝无之也。南朝人民所经丧乱之惨酷不及北朝之甚，故社会经济情形比较北朝为进步，而其国家财政制度亦因之与北朝有所不同，即较为进步是也。北魏均田之问题此章不能详，故仅略举其文，至北魏以后者亦须附及之，以见其因袭所自，并可与南北互较，而后隋唐财政制度之渊源系统及其演进之先后次序始得而明也。
魏书壹壹拾食货志略云：
太和九年下詔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蒔，餘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蒔榆、枣，奴各依良。诸桑田皆爲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隋书贰肆食货志云：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劵，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劵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歴宋、齐、梁、陈如此以爲常。以此人竞商贩，不爲田业，故使均输欲爲惩励，虽以此爲辞，其实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寅恪案：通典壹壹食货典杂税门百字作自）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北周）閔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復兴入市之税。
（北齐）武平之后，权幸并进，赐与无限，加之旱蝗，国用转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而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顒赞成之，后主大悦。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未几而亡。
通典贰田制下云：
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毎年十月普令转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听卖易。
隋书贰肆食货志略云：
至（北齐）河清三年定令，乃命男子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此节前兵制章已引）。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爲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内执事官一品已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爲受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中略）。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年。又毎丁给永业二十亩爲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又同书同卷略云：
（隋高祖）颁新令，制人男女三歳已下爲黄，十歳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从课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诸王已下至於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唐会要捌叁租税上（参考通典贰田制下及旧唐书肆捌食货志、新唐书伍壹食货志等）略云：
（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篤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爲戸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爲世业，餘爲口分田，身死则承戸者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
同书玖贰内外官职田（参考前条有关诸书）略云：
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内外职官各给职分田。
据此简略之徵引，即可见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齐、隋、唐之田制实同一系统，而南朝则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於关市之税，北朝虽晚期亦征关市之税，然与南朝此税之地位其轻重颇有不同，然则南朝国民经济国家财政较北朝为进步，抑又可知也。魏书陆捌甄琛传（北史肆拾甄琛传同）所云：
（於世宗时）上表曰：“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输。”
南北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要点，甄琛此数语足以尽之矣。
但隋虽统一南北，而为时甚短，又经隋末之扰乱，社会经济之进步亦为之停顿，直至唐高宗武则天之世，生养休息约经半世纪之久，社会经济逐渐进展，约再歷半世纪，至玄宗之时，则进展之程度几达最高度，而旧日被炒至区域子西晋永嘉乱后其社会经济执法大未有盛於此时者也。夫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之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歷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唐代之新财政制度，初视之似为当时政府一二人所特制，实则本为南朝之旧制。盖南朝虽为北朝所併灭，其遗制当仍保存於地方之一隅，迨经过长久之期间，唐代所统治之北朝旧区域，其经济发展既与南朝相等，则成绩被炒系统之中央政府遂取用词旧日南朝旧制之保存与江南地方者而施行之，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者，即指此言也。又河陇区域在北朝区域内本为文化甚高区域，其影响於隋唐制度之全部者，前章已详言之。但除文化一端外，其地域在吾国之西北隅，与西北诸外族邻接，歷来不独为文化交通之孔道，亦为国防军事之要区。唐代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之政策，西北边疆本重於东北，至於玄宗之世，对於东北更取消极维持之政策，而对於西北，则取积极进展之政策。其关涉政治史者本章可不置论，兹所论者即西北一隅歷代为边防要地，其地方传统之财政经济制度经长久之演进，颇能适合国防要地之环境。唐玄宗既对西北边疆採军事积极政策，则此河湟地方传统有效之制度实有扩大推广而改为中央政府制度之需要，此即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也。请就二者各举一例以证明之，关於江南地方化者曰迴造纳布，关於河西地方化者曰和糴，此二端之涉及军事者不能详述，兹仅论其渊源所从出於下：
隋唐二代长安、洛阳东西两京俱为政治文化之中心，而长安为西魏、北周以来关中本位之根据地，当国家积极进行西北开拓政策之时，尤能得形势近便之利，然其地之经济运输则远不及洛阳之优胜，在北周以前军政范围限於关陇巴蜀，规模狭小，其经济尚能自给。自周灭北齐后不久，即营建洛阳为东京，隋唐承之，故长安、洛阳天子往来行幸，诚如李林甫所谓东西两宫者也（参新唐书贰贰叁上姦臣传李林甫传及通鑑贰壹肆唐纪叁拾开元二十四年条等）。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煬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为本章所欲论者，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盖关中之地农產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他水路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穀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產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產丰收，然后復还长安。兹就隋唐二代各举一例如下：
隋书贰高祖纪下（北史壹壹隋本纪上略同）云：
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闗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於洛阳。十五年三月已未至自东巡狩。
通鑑贰佰玖唐纪贰伍景龙三年末云：
是年闗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榖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请车驾復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説上（中宗）云：“今嵗不利东行。”后復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
观此二例，可知隋唐时关中长安之经济供给情势矣。
至唐玄宗之世，为唐代最盛之时，且为积极施行西北开拓政策之际，当日关中经济供给之问题尤较前代为严重，观旧唐书玖捌裴耀卿传（通典拾食货典漕运门同，其他有关材料不备列）所云：
明年（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榖贵，上将幸东都，独詔耀卿，问救人之术。耀卿对曰：“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賑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廩数少，毎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於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爲国家大计，不惮劬劳，祗爲忧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陜运，支粟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粮，即无忧水旱。今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每丁支出钱百文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陜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逺近，任自出脚，送纳东都。从都至陜，河路艰险，既用陆脚，无由广致。若能开通河漕，变陆爲水，则所支有餘，动盈万计。且河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望沿 流相次置仓。”上深然其言。寻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语在食货志。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钱三十万贯。
及旧唐书肆玖食货志下（参考通典拾食货典漕运门等）所云：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江南戸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廩转加。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始施用其言）。
则可知玄宗时关中经济不能自足情形及其救济之政策。裴耀卿之方略，第一在改良运输方法，即沿流相次置仓；第二在增加运输数量，即运江淮变造义仓。斯二者皆施行有效，然此尚为初步之政策，更进一步之政策则为就关中之地收买农產物，即所谓和糴；而改运江淮之粟为运布，即所谓迴造纳布是也。
新唐书伍叁食货志（参通鑑贰壹肆唐纪开元二十五年条）云：
贞观开元后西举髙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戌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献策 广关辅之糴，京师粮稟益羡，自是 玄宗不復幸东都。天寳中嵗以钱六十万緡赋诸道和糴，斗增三钱，每嵗短递输京仓者百餘万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糴，贵则贱价而糶。
关於和糴在当日政治上之重要，表弟俞大纲君曾详论之，兹不復赘（见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伍本第壹分读高力士外传论变造和糴之法）。今所欲论者，乃和糴之起源及与牛仙客之关係，至彭果与此政策之内容究有何联繫，难以考知，故置不论。旧唐书壹佰叁牛仙客传（新唐书壹叁叁牛仙客传略同）略云：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也。初爲县小吏，县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后爲陇右营田使，引仙客参预其事，遂以军功累转洮州司马。开元初王君 ? 爲河西节度使，以仙客爲判官，甚委信之。萧嵩代君 ? 爲河西节度使，又以军政委於仙客。及嵩入知政事，数称荐之。稍迁太僕少卿，判凉州别驾事，仍知节度留后事，竟代嵩爲河西节度使，判凉州事。开元廿四年秋代信安王褘爲朔方行军大总管，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节度事。初仙客在河西节度时省用所积鉅万，希逸以其事奏闻。上令刑部员外郎张利贞驰传往覆视之，仙客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皆如希逸之状。上大悦，以仙客爲尚书，中书令张九龄执奏以爲不可，乃加实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龄等罢知政事，遂以仙客爲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知门下事。仙客既居相位，独善其身，唯诺而已。百司有所諮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
寅恪案：仙客以河湟一典吏，躋至宰相，其与 张九龄一段因缘为玄宗朝政治之一大公案，但与和糴事无直接关係，故此可不论。兹可注意者，为 仙客出生及歷官之地域并其在官所职掌及功绩数端，质言之，即以西北边隅之土著，致力於其地方之足食足兵之政略，而大显成效，遂特受奖擢，俾执中央政权是也。史传言其在相位庸碌，不敢有所裁决，自是实录，但施行和糴於关中，史虽言其议发於彭果，然实因仙客主持之力，乃能施行。夫关中用和糴法，乃特创之大事也，以仙客之庸谨，乃敢主之者，其事其法必其平生所素习，且諗知其能收效者，否则未必敢主其议。由此推论，则以和糴政策为足食足兵之法，其渊源所在疑捨西北边隅莫属也。隋书贰肆食货志（参通典壹贰食货典轻重门义仓条）略云：
（开皇）五年五月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穫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於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毎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饉者，即以此榖賑给。十四年闗中大旱，人饥，上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賑给，不以官位爲限，是时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於后乏絶。又北境诸州异於餘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逺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豳、陇、涇、寧、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於当县安置。二月又詔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唐会要捌捌仓及常平仓（参通典壹贰食货典及两唐书食货志等）略云：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请立义仓。上曰：“既爲百姓先作储贮，官爲举掌，以备 凶年，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可之。永徽二年闰九月六日勅：“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下户五石，餘各有差。”
依据隋志纪述，知隋初社仓本为民间自理，后以多有费损，实同虚设，乃改为官家收办，但限於西北诸州边防要地者，以其处军食为国防所关，不得如他处之便可任人民自由处理也。又依户之等第纳粟，实已变开皇初立义仓时之劝导性质为强迫徵收矣。唐初之义仓似即倣隋制，然卒令率户出粟，变为一种赋税，中唐以后遂为两税之一之重要收入，其详本章所不能论，然其演变之跡象与隋西北边诸州相同，则殊无疑，岂其间亦有因袭摹倣之关係耶？未敢确言之也。又观唐会要玖拾和糴门所载如：
（贞元）四年八月詔京兆府於时价外加估和糴，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百姓苦之。
及白氏长庆集肆壹论和糴状所云：
凡曰和糴，则官出钱，人出榖，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比来和糴，事则不然，但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徴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甚於税赋，号爲和糴，其实害人。若有司出钱，开塲自糴，比於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臣久处村閭，曾爲和糴之戸，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领和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覩。
则和糴至少在德宗、宪宗之世，实际上为“散配户人，严加徴催”之强迫收取人民农產品之方法，其何以由“和”买而变为强徵，殊可深思。其在玄宗时如何情形固不能确知，但有可决言者，即和糴之制本为军食而设，如唐会要捌捌仓及常平仓云：
贞元八年十月勅：“诸军镇和糴贮备共五十三万石。”
又同书玖拾和糴云：
长庆元年二月勅：“其京北、京西和糴使宜勒停，先是度支以近储无备，请置和糴使，经年无効徒扰边民，故罢之。”
即可暸然隋代以全国社仓人民处理不善，特在西北边州军防之地改官办之制，即是令人民直接间接纳粟於军镇，其后改为依户等纳粟，亦是“配户徴催”之制也。唐贞观义仓之制为全国普遍制，江南尚且实施，西北更应一律遵行，而西北自贞观至开元其间皆有军事关係，为屯驻重兵之地，观通典壹贰食货典轻重门义仓条（参旧唐书玖叁及新唐书壹壹壹薛訥传）云：
髙宗武太后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其后公私窘迫，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义仓费用向尽。
则知西北边州军需之广，义仓亦必贷尽而有所不足也。但欲足军食，捨和糴莫由，故通鑑贰壹肆唐纪叁拾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参考前引新唐书食货志）云：
先是西北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糴法於关中。（九月）戊子敕：“以嵗稔榖贱伤农，命増时价什二三，和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自是关中蓄积羡益，车驾不復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
是西北边州本行和糴之法，而牛仙客、彭果因以推行於关中。牛仙客本由河湟典史歷官西北甚久，以能足食足兵显名，致位宰相，则西北和糴之法仙客必早已行之而有效。而其所以能著效者，除有充足之财货足以为和买之资外，尚须具备有二条件：一为其地农民人口繁殖，足以增加农產品数量，二为其地已习用此类带有强迫性收买之方法。请略言之：
和糴者，就地收购农產物之谓，故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隋季西北诸州虽罹战祸，然休养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復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实西北边州之政策，故其地遂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通鑑贰壹陆唐纪叁贰天宝十二载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条述当日河西之盛况（寅恪案：此採自明皇杂录，又白氏长庆集贰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西凉伎一诗亦可参考）云：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逺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閭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当日西北边州富庶若此，和糴政策第一条件既已备具，则就其地以推行此政策，自不困难，可无疑也。
又和糴之法若官所出价，逾於地方时估者甚高，虽可以利诱民，然政府所费过鉅，如收购之数量甚多，则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价与地方时估相差无几，则区区微利之引诱，必不能使农民自动与胥吏交易。盖农民大抵畏吏胥如虎狼，避之唯恐不及，此则无古今之异，不俟烦言而解者也。是以必带有习惯性及强迫性，和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考西北边州自隋开皇时已行按户纳粟於官仓或军仓之制，其性质即与白香山所谓“散配户人，严加徴催”，实无不同。虽西北边州施行贞观义仓之制，已变为一种赋税，而史言西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糴，则和糴之法在西北边州谅亦不过依隋代按户纳粟於军仓之制，但略给价，以资利诱，其基本之手续方法似无大异，以上下相习，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也。至元和时关中和糴之法所以变为厉民之政者，盖和糴之法本带有强迫性质，以非和是，无以成事，不过值国库优裕，人民富庶之时，政府既能给价，人民亦易负担，故当时尚不视为病民之政耳。此和糴之法所应具备之第二条件也。
总而言之，西北边州早行和糴之法，史已明言。牛仙客推行引用於关辅，此和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政府制度，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者是也。至和糴之法在西北开元二十五年以前其详虽不可考，但今敦煌所出写本中犹存天宝四载豆卢军和糴计帐残本（刊载敦煌掇琐中辑陆陆号，寅恪曾考论其中升斗两字，载一九三六年十月清华学报读秦妇吟文中），尚可据以推知其大概也。
玄宗既用牛仙客和糴之法，关中经济可以自给，则裴耀卿转运江淮变造等农產品之政策成为不必要。但江淮之农產品虽不需，而其代替农產品可作财货以供和糴收购之（麻）布，则仍须输入京师，藉之充实关中财富力量也。故旧唐书玖玄宗本纪下（参考前引通鑑开元二十五年条及唐会要捌叁租税下所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三日敕文）云：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
通典陆食货典赋税下略云：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诸州租并迴造纳布。
唐代自开国以来其人民所缴纳之租本应为粟，今忽改而为布，乃国家财政制度上之一大变革，此中外史家所共知者也。尝就閲读所及，凡论此改革之文虽颇不少，似尚未有深探此变制之所从来者，不揣鄙陋，试略证论之：
窃以为此制乃南朝旧制，南朝虽併於北朝，此纳布代租之制仍遗存於江南诸州，殆为地方一隅之惯例，至武则天时此制乃渐推广施行，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中央政府以之编入令典，遂成为一代之制度矣。据 Sir M. A. Stein 著 Innermost Asia ， Vol. III ， Plates CXXVII 载其在 Astana Cemetery 所发见之布二端，其一端之文为：
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
光宅元年十一月日。
寅恪案：此乃代租之布，故谓之租布。考婺州在唐代为江南道辖地，此即开元二十五年新令所谓
其江南诸州租并迴造纳布。
之明证。不过其事已於武后时即有之矣。武则天世东北边疆屡有战事，颜鲁公文集附载殷亮所撰行状（参全唐文伍壹肆）略云：
时清河郡寄客李华（寅恪案：通鑑考异依旧传作萼）爲郡人来乞师於公曰：“国家旧制江淮郡租布贮於清河，以备北军，爲日久矣。相传（谓）之天下北库，今所贮者有江东布三百餘万疋，河北租调绢七十餘万，当郡綵綾十餘万，累年税钱三十餘万，仓粮三十万，讨默啜甲仗藏於库内五十餘万。”
寅恪案：李萼所谓国家旧制为日已久，未能确定其时代，然其言江淮租布与讨默啜甲仗联文，疑即武后时事。盖中央亚细亚发见之光宅元年婺州租布，其地域时代俱与萼言符合，故此祝伯亮之租布及殷亮所述之言，俱可证知，而通鑑贰壹柒唐纪叁叁至德元载三月条司马君实纪此事，其述李萼之言作
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於彼，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餘万匹云云。
殊为含混，失其本意，转不如极喜更易旧文之宋子京，其於新唐书壹伍叁顏真卿传乃依殷亮原文作“江淮租布”，为得其真也。
或问：今日租布实物之发现即迴造纳布之制已行於武则天时江南诸州之明证，是固然矣，然何以知其为南朝之遗制耶？应之曰：南朝财政制度史籍所载虽甚简略，不易详考，但亦有可推知者，如南齐书叁武帝纪云：
永明四年五月癸巳詔扬、南徐二州今年戸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嵗以后逺近诸州输钱处并 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爲永制。
同书肆拾竟陵王子良传：
詔折租布二分取钱。
此二卷所纪同是事，绝无可疑。而其所言钱布之比例似有矛盾，又纳钱一事以别成问题，本章皆不欲解释，以免枝蔓。但武帝纪明言户租，萧子良传则谓之折租布，由此推断，租可折纳钱，亦可折纳布。租若折纳布，即是租布，亦即迴造纳布，此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者是也。
附记：此章作於一九四〇年春季，其年夏季付商务印书馆印刷，久未出版，至一九四三年春季著者始於桂林广西大学图书馆得见一九四〇年出版之东方学报第壹壹卷第壹册仁井田陞氏吐鲁番发见之唐代庸调布及租布一文，与此章所论略同。特附记岁月先后於此，以免误会。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八）：附论
 
　 作者： 陈寅恪    来源：中华法律文化网    发布时间：2009-5-9
 
     本书所论，极为简略，仅稍举例，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歷程而已。总而言之，二代之制度因时间与地域参错综合之关係，遂得演进，臻於完美，徵诸史籍，其跡象明显，多可推寻，决非偶然或突然所致者也。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復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鳩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於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一九四〇年四月陈寅恪书於昆明青园学舍，时大病初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