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官员回忆南水北调:有人多次搬迁过野人生活

　　美丽的丹江水，发源于秦岭深处，自陕西洛南县一路南下，缓缓流淌到豫、鄂、陕交界的南阳市淅川县县境内。这里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一池清水从这里开闸北上流入北京、天津。

　　丹江水畔，与库区相伴而生的人，注定要一次次搬迁移民。

　　这次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从162米加高到176.6米，意味着淅川16.2万移民的家园将葬身水底，他们将别无选择地惜别故土，踏上异乡。

　　8月25日，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张庄村1192人搬离库区，当地对外宣布：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的集中搬迁基本完成。这背后，则是一个个可触摸到的移民故事，他们用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了悲壮的移民之歌。

　　讲述者：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赵川

　　“移民记者”用双眼记录搬迁

　　在库区，赵川问了很多人“知道为什么搬吗”，“知道，北京渴”，“这是个大工程，为了国家”。虽然，很多人有万般的不舍。

　　在进入淅川县境内的公路上，“淅川欢迎你”的牌子右方便是“南水北调是大局、是责任”和移民宣传标语。淅川县是河南唯一一个南水北调移民迁出县。

　　在丹江口库区，172米水位线是一个“无情”的数字。以水位172米为淹没线，线下的全部动迁移民。

　　这个数字对应的是南阳市淅川县11个乡镇、184个行政村、16.2万移民。近10万移民要远赴他乡，迁往几百公里之外的新乡、许昌等地。

　　河南日报农村版的记者赵川，自2009年8月南水北调中线库区试点移民起，2年时间里跑遍了11个乡镇的140多个移民村。赵川说，一年时间里她有300天来往于移民村，“都成了移民记者”。

　　她用双眼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的移民故事。

　　那些要搬走的人中，最大的102岁，最小的才出生24小时。

　　她说，最悲情的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在淅川县盛弯镇，那位老太太和家人走之前去祭拜祖坟。在坟头上跪罢，老太太念叨了一圈去世的老伴、祖宗们，“以后隔山挡水的，不可能再来了……”话未说完，老太太悲从中来，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没起来。

　　在库区，赵川问了很多人“知道为什么搬吗”，“知道，北京渴”，“这是个大工程，为了国家”。虽然，很多人有万般的不舍。

　　赵川说，丹江岸边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他们是移民，早晚有一天要搬走。但推倒自家房屋、背井离乡、挥别先辈的无奈，“那种撕裂感，没有经历过你无法体会”。

　　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在搬迁中甚至带上了棺材。很多村民从葡萄树、夹竹桃上取个枝子带走，有的跳入丹江灌上一瓶清水。赵川跟着搬迁的车一同到安置地，“车门打开，已经实现机械化的当地村民看到移民带来的柴火棒子、农具、喷雾器，一个劲说‘咦，真穷’，其实，他们就是舍不得扔掉”。

　　而老家的一砖一瓦、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从此只在移民者的梦中。

　　讲述者：九重镇党委书记徐虎

　　“最富辣椒村”里的无私村民

　　“那么好的地方，你去说说，劝劝，他们就走了，老百姓最朴实”。“看到一个漂亮的村庄，瞬间残垣断壁，每一个移民干部都会哭”。

　　现任九重镇党委书记的徐虎，曾是香花镇党委书记。香花镇占这次淅川整体移民数量的六分之一。

　　淅川县香花镇有全国最大的辣椒市场，镇里三分之一的人做辣椒的购销，2007年经商务部命名为“双百市场工程”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徐虎说，这个镇的辣椒市场具有定价权，香花镇打个喷嚏，能影响全国的辣椒价格。

　　刘楼村是香花镇最富的村，在这次拆迁中，村民需全体搬迁。徐虎介绍：“村民中20万元以上的车有80余部，大小运输车辆40余部，没有一个人愿意搬迁。”

　　去年12月,上级任务下来后，镇上开始动员刘楼村搬迁，时间在今年8月前。徐虎带着村干部去看安置地，回来后，“村干部说，你把我撤了算了，不撤我，这个活我干不好”。

　　安置地在邓州市裴营乡，地质差，20公分土层以下全是石头，交通也不行。徐虎说，他也通过各种渠道向上汇报安置地不对等。今年初，相关领导让徐虎死了这条心，“安置计划由河南省委托长江水利委员会作出，2003年已作出，任何人不能改”。

　　顶住巨大的压力，香花镇开始对刘楼村采取分批次说服的办法，将村民分成村干部和干部亲属、民间领袖等批次，干部分包做工作讲优势。

　　动员前期，村民和乡镇干部处于胶着状态。“你去了，老百姓不见。夜里去了，天寒地冻，乡干部正在说话，老百姓冷不丁地用凉水泼你”。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徐虎带了68个批次的移民前往安置地考察，并给移民做工作。

　　老百姓的顾大局、识大体，让徐虎很是感谢他们，“那么好的地方，你去说说，劝劝，他们就走了，老百姓最朴实”。“看到一个漂亮的村庄，瞬间残垣断壁，每一个移民干部都会哭”。

　　赵川也讲了一个故事。一位76岁的老太太，偏瘫。搬迁当天早上，儿子背着她，“她还说不想走，守着老窝算了”。但上了车，在迁往许昌的7个小时途中，拿着发的鸡蛋、火腿和水，老太太不吃不喝。“我说，老奶奶喝点水吧”。“不行，还得上厕所，不能给大家伙添麻烦”。

　　讲述者：南阳市移民局纪检组长吴家宝

　　想尽力帮助移民适应安置地

　　少数移民则在多次搬迁中，过着“野人”生活。吴家宝说，2005年南阳市移民局的同事去丹江岸边考察，看到一户人在深山里隐居，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不知今夕是何年”。

　　淅川移民史整整持续了半个世纪有余。

　　2002年12月，朱镕基总理宣布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从设想到变成现实，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早在1952年，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他登临郑州邙山，俯视脚下滔滔黄河，说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嘛！”

　　随后，丹江口大坝被赋予这一新的神圣使命，丹江口水库的设计蓝图从而调整为“远景南水北调，近期蓄洪灌溉”。

　　建水库必先移民。

　　淅川最早的移民即在丹江口大坝开工建设的次年。1959年淅川县2.2万余人移民青海，1961年，淅川县又有2.6万余人搬出库区。

　　现任南阳市移民局纪检组长的吴家宝介绍，初期的移民并不顺利，移民们带着7天的干粮和配发的军大衣，坐着火车到了青海，却发现开垦荒地条件艰苦，军事化的管理很难适应，很快陆续逃了回来。“有的人沿着铁路线乞讨，冻死饿死的不少，在青海留下6000多人，余下的都逃了回来”。

　　1966年至1968年，淅川移民分批迁往湖北省荆门、钟祥两县。但问题再次出现。吴家宝说，移居湖北移民由于生活所迫，与当地居民发生摩擦，移民陆续返迁回淅川。

　　仓房乡75岁的王云汉老人，先去青海、后去湖北，中间又几次返迁，这次又去郑州，其间搬了将近6次家，“一生处在颠沛流离状态”。

　　成群结队返迁的移民，蜗居在丹江岸边。吴家宝说，沿江村便是由逐水而居的移民归拢到一起产生的新村落。他们在岸边打渔为生。“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淅川县才解决了他们的户口”。

　　少数移民则在多次搬迁中，过着“野人”生活。吴家宝说，2005年南阳市移民局的同事去丹江岸边考察，看到一户人在深山里隐居，只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不知今夕是何年”。

　　2003年，国家还提出库区停止建设新房，一些移民只好住在破旧的房子里等待着随时到来的迁移。吴家宝说，库区移民几代人流离失所，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牺牲。他最想做的是，能尽力帮助移民适应安置地，并有好的生活。

　　随着大坝的每一次加高、水位的上升，一批批人加入移民大军的行列。从初期开始，淅川县共移民40万余人，这在水库移民史上史无前例。

　　后续

　　移民博物馆的集体记忆

　　吴家宝说，移民的后续发展很重要。按照惯例，移民的不适应期一般在3个月，安全稳定期需要3年。“不适应的突出表现是集中返迁，现在还没有发生”。

　　徐虎说，移民起初对安置地不熟悉，他在致移民乡亲的一封信中，特意将电话号码留下。有移民会打电话给他，询问为什么新的耕地还没有分、怎么办低保等事情，他都一一和安置地协调。

　　2009年底，有大河网友发帖，提议在南水北调渠首建一座移民博物馆。其在帖子中说：“把所有移民的名字都刻在上面，把所有为南水北调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记录在那里，让更多受惠的人记住移民作出的重大牺牲……”

　　在淅川采访中，记者就此询问南阳市移民局和淅川县移民局的相关负责人。他们均透露，有望在南水北调渠首建设移民博物馆和移民广场，但相关的规划正在等待审批。

　　如规划获批，淅川移民将会进入更多人的集体记忆中。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