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乔木晚年三首新诗看其两重性

转播到腾讯微博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作者系文史学者

【左还是右：荡在秋千上的人】

1982年1月，胡乔木仿鲁迅《我的失恋》，作《歌者》一首，诗曰：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对于“中共一枝笔”胡乔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几场关乎中国前途的事件之后，对其“羡慕”者有之，对其“厌恶”者也有之，由此似乎形成了耐人寻味的“胡乔木现象”。大概胡乔木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才会有上述那样一首颇为自信和热烈表白的诗。

想来知识界对胡乔木评价的分歧，主要发生在1979年《苦恋》事件之后。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开启之时，人们多年积蓄的对“文革”及“两个凡是”等的强烈不满，在文坛上引发了一场以揭露和控诉为主旨的文学创作高潮（是谓“伤痕文学”等）。而电影作为最能表达大众情感的艺术方式，彼时几乎每一部新作品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如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影片还在送审时就已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它“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后来总算得以公映。到了《苦恋》（电影名为《太阳和人》）时，议论更是沸沸扬扬，以至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考虑再三，也不便先观看影片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谢绝了作者和导演的请求，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又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而经验似乎告诉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小到一部小说或电影，都不是“小事”，它往往会牵扯人们的神经，进而造成影响面极大的事件。这样的例子，在过去还少么？胡耀邦在那时已经很不容易了，最终他遏制或抵制了一些带有“左”的倾向的批评，并一再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即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任意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不过，有人却不这么看，有人还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1981年8月，在由中宣部召集的在京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胡乔木讲话长达3个多小时，多次提到《苦恋》，并对文艺界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以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在社会科学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内，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了……

对于当年批《苦恋》（应该说就是此后“清污”运动的先兆），曾彦修先生以为：“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胡乔木和×××做的一些事，知识分子都非常反感，动不动就触网，颇有寸步难行之感。”（《我认识的胡乔木》）。不过，又如曾彦修所说：“胡的外表与内心似乎大有矛盾之处。胡的一生表现出来的似乎全是政治（‘文字改革’可能例外），似乎全是苏联的政治与毛的政治。但他内心的许多想法，似乎又不一定是如此的。胡的诗‘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晚年心理状态似乎不甚好懂了。胡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在我同他的某些接触中，感到他的内心世界有时似乎与他公开表露出来的东西并不那么一样。”这就涉及了胡乔木的两重性。

所谓知父莫若子（女），胡木英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有一篇口述文章，她说：“我父亲去世以后，有的同志回忆说：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便很难了解胡乔木这样一个一生为政治服务、追求政治思维的人的理论品格。实际上，我父亲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不少同志反映说，乔木在私下谈话、在研讨中、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班子中间，说出的话，很多观点、很多道理，是很超前的。如朱镕基总理1994年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我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时期，当我和他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发现乔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们的思想还开放。’父亲逝世前几年，曾认真思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为什么会长期犯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如何发生并演变成那样一场撼天动地的全民族运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父亲的思考，超越了他本人的心理负担极限，带动了中国理论界对于这场灾难的思考。”无疑，这也是胡乔木身上两重性的一种表现。

对于“一生为政治服务”的胡乔木来说，他的一些反思和表达，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比如，几乎在“《苦恋》事件”的同时，是他率先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即他第一次公开、正式地指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的问题：“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对于人们的不同反应，可能胡乔木也有估计，遂有《歌者》一诗。不过，或许让他意外的是，他又开始“两头不靠岸”，成为荡在秋千上的人——有人说他是“左爷”，有人则说他是“右爷”。

【周扬认输，胡乔木却赢得尴尬】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胡乔木和周扬的决裂。

那是1983年3月，有关方面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行了几个纪念活动，主要是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发起召开，并由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后者，当事人之一王若水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中回忆说：当时是中宣部提名让周扬来作报告的，题目则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为此贺敬之曾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但周扬认为这个题目的范围太狭窄了，而且他也看不中选派来的那些助手，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起草报告稿，这就是来自上海的王元化、中宣部的顾骧以及《人民日报》的王若水。

周扬的报告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内容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如期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报告结束时，全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当时王震校长还走到周扬面前大声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 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然而不久事情却急转直下，围绕报告的内容以及报告的公开发表（3月16日的《人民日报》），胡乔木和周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此胡乔木曾表明：“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不赞同周扬报告中的表述，他还联系到理论界一些相同的文章，说：“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它们）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并且强调要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以及“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就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等。

人道主义和异化等名词和概念，是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带来的，当然，也有萨特“存在主义”等西潮的影响。周扬团队在报告中提出这些问题，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异化现象，所以要把改革作为克服异化的一种重要手段。胡乔木则以为把异化的概念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妥的，他还习惯性地提到了“阶级斗争”。在后来的批判中，周扬的报告被认为是“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等等。

曾经在文艺领域忠实执行极左方针的周扬（所谓“文艺沙皇”），因为极端的“文革”苦难而幡然觉醒，在晚年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忏悔。事后，周扬在中顾委会议上曾试图为自己辩护。但后来，周扬被迫承认错误，那就是1983年11月6日在各家报纸发表的新华社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承认自己“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并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98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序言，这其实是他曲折地诉说心声的一篇文章。他分析当年邓拓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以为：“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周扬认输了，胡乔木成了赢家。不过，赢家却是尴尬的。

1984年初，还是中央党校礼堂，胡乔木有一个报告，主题仍然是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稿子他不亲自念，却由两个广播员代念。有人以为这是一种暗示：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周扬那次讲的不能作数，现在讲的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有一些曾接近过胡和周的人以为：当初周扬接受作报告的提议就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该表示谦虚一下，说这个讲演应该由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作，比如由乔木同志。当年与周扬同是“四条汉子”的夏衍就曾对周扬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是它是你作的”，而周扬夫人苏灵扬更是负气地称：胡乔木不过是“白衣秀士王伦”而已。还有许多人以为胡乔木这个人并非始终有着自己的主见，他的观点是变来变去的（此前他不是还参加过“批邓”么），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持有和他不同的观点，更不能拥有首发的话语权。于是此次两人的彻底决裂，有人就以为是“日丹诺夫情结”的作祟。（即争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解释权，也即领导权，见周正章《话说“日丹诺夫情结”——周扬与胡乔木的1983年裂变》）。

这应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完全可以套用当年邓小平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议的问题对外宾的讲话：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至于其他不易解决的问题，则须假以时日，期待后人以更大智慧去和平解决。

那么，胡乔木自己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就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之后，胡乔木给周扬写了一封信，信中还有一首《无题》的诗，诗云：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信尾，胡称：“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祝春节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

后来这首诗被收入《胡乔木诗词集》时，加有一个注释，云：诗人作此诗，是“表达他期望周扬给予理解并保持战友情谊的恳切心情”。

诗是新体的，又是迹近口语的，应该说并不难懂，可又让人看不明白。或许，这就是诗人两重性的又一说明？坚持原则去战斗，又要对方“理解”，并冀望“保持战友情谊”？而周扬在无端受了一番大批判的羞辱之后身患重病竟至成了“植物人”，他甚至无法回应“战友”的这种“恳切心情”了。有人说，胡的诗，不似安慰，不似道歉，也不似解释，整个一个莫名其妙，而其中表达出来的“矛盾”，“实在是到了令人十分惊异的程度”。（曾彦修《我认识的胡乔木》）

同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宽容”实在是一个诱人的名词。胡乔木说：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那么，领导者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

这非常自然使人联想到此前不久发生的那场争论。是胡乔木对周扬果然有了某种歉意了么？不知道。问题是他没有明白无误地表述自己的看法，而诗又是晦涩和暧昧的。最终，给人以直观印象的，竟是这样的“腹诽”了：就在自己的讲话发表10天后，胡乔木动身赴美国访问，有人“恍然大悟”，以为他原来是在“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

果真如此？抑或仍是两重性的一种反映呢？

【“是骏马，也是被驯服的老牛”】

1985年年初，胡乔木又创作了一首十四行体的新诗，名曰《窗》。诗云：

打开窗户，不用奔走操劳，就能见浪拍海岸，云起长天，楼房拔地，道路延伸到广远，自然和人类一切神奇的创造。分担不分担人世的喜怒欢乐，随你的自由；安坐在自己的席位，饱看舞台上进出的一群傀儡，有兴致，就评评剧本和演出的成败。窗开着像关着，人存在也像不存在。扰扰的红尘除观照于你何有？群众都拜倒于你的澄明的睿智。忽然你瞥见一个跌倒的小孩，车在飞驰，你跳出闭锁的小楼。你活了，你为这孩子活下来，敢出死！

说实话，这样的诗句，如果没有一点解铨，读之如入云雾之中。且不说它的“现代性”，人在“窗户”里和“窗户”外，毕竟是不同的。如果只在“窗户”里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让“群众都拜倒于你的澄明的睿智”，那么，果真是“人存在也像不存在”了。

胡乔木的晚年，是力争走出“窗户”的。就在他创作这首诗之前，1984年11月中旬，他在王梦奎等人陪同下赴外地调研，所去之处，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

王梦奎后来回忆说：当时胡乔木以为，“哲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实际问题，二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去，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僵死的东西，成为教条”。这正是点中了过去种种失误的“死穴”。那么，什么是“实际问题”呢？胡乔木于是列举了诸如农村联产承包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等，他认为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此外还谈及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又列举了“三论”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发展规律就是一个系统。这些都给王梦奎深刻的印象，即胡乔木“是勤于思考的人，对许多问题的观察都有深刻独到之处。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持否定态度，并且做过理论上的说明，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观点，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观点，甚至对流行的、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口号，也大胆地提出过批评”。在从广州到深圳的列车上，在谈话中，“他批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分工的观点，说马克思的想法是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多次表示怀疑，还批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一架很大的管理机器的思想”。在广州，与文艺界的丁峤、张瑞芳等人的谈话中，他又对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写的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表示赞同，认为“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等等。显然，这又凸显了胡乔木两重性的另一面，即他放眼“窗户”之外的一面。

大概是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缘故，王梦奎更加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胡乔木的晚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胡乔木曾经为这种社会变革作过理论论证和热情鼓吹。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超过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社会变革所伴生的消极现象使胡乔木深为忧虑。他对实际经济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化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从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或许意识到了，但面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变局仍然难免不知所措……历史上常常有站在社会变革前列的理论家随着变革深入而不能适应甚至落伍的现象，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康有为，虽然胡乔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能同普列汉诺夫和康有为相比。或许不能忽视社会政治变局中复杂的人事关系。”这是十分恰当的评论，从经历、学养、视野、性格，以及转型时代的特点、“大变局”的复杂和吊诡等方面，解释了“胡乔木现象”。

也是在那一次的广州之行中，王梦奎敏锐地觉察出了胡乔木的两重性。他回忆说：“我感觉到胡乔木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一辈领导人的大批复出是一种过渡现象，最高领导层不能不从年龄结构上进行调整。新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笔杆子，胡乔木失去了依托。既然连器重和提携胡乔木的毛泽东，连不计较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批邓’中的表现、排除异议而重新起用胡乔木的邓小平，都说胡乔木‘固执’，新的领导人谁还能够很顺手地用胡乔木这枝笔呢？或者说，胡乔木对谁还会像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恭谨呢? 胡乔木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胡乔木并不摆谱，他是秘书出身，平易近人，就我的接触和观察，觉得他对年轻的领导人是尊重的，甚至对年龄和地位悬殊的青年人也往往是热情和客气的。即使如此，仍不免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况。胡乔木逝世前不久在重病中写的一首诗里，发出‘晚年遭遇颇离奇’的感叹，并且说‘自古功成身合退’。如果功成身退，及时离开政治的前台，他的晚年或许会过得更洒脱轻松些，留下的遗憾也会更少。”（《回忆胡乔木》）这更是非常传神的摹写了。

或许，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过程中，这是避免不了的现象。在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也可谓数不胜数了。

2010年《文汇读书周报》上有几篇商榷的好文章，也堪为珍贵的史料。先是吴江先生发表了一篇《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其中用具体的史料说明，“由于胡耀邦的阻止，胡乔木欲发动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打算才未能得逞”。不久，宋木文先生也写了一篇《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的文章，就其中胡乔木以波兰事件为殷鉴致胡耀邦信的史料提出质疑。吴江又回应以《对我所提供的两条史料的补充说明》的文章。吴江还在《又读宋木文的补正文》一文中回忆说：“1995年我在纪念胡耀邦的一本书中，也多处提到胡乔木。我在写到共产党的时候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当代拥有大量才俊之士的政党，英雄豪杰云集，人才济济，为其他各党所难能，古来所未有。’其中也提到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位。关于胡乔木，我写道：‘胡乔木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位难得的文才。他撰写政论，其才思之敏捷，文笔之泼辣，胜过陈伯达。胡乔木可说是毛泽东的贴心的政论秘书。’胡乔木因为有参加‘批邓’这笔账，所以他重出的时间较晚，在‘十一大’以后，首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在此以前，我曾有一件事专程前去拜望他，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那次谈话他给我的印象是平心静气，有思想深度，我在书中写他‘确是一位思想家，名不虚传’。接下去我在书中又有这样一段论述：‘从以往的表现看，胡乔木是一个多方面的人，一个复杂的人。有时他居高临下，让人觉得如同晴天霹雳（这可以拿他在社会科学院一次大会上当众、也当着我的面宣布‘若有人认为中央对两个凡是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这话来作证）；有时又能与人平等谈心，谈话中背大段大段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话，记忆力惊人。有时‘左’得出奇，出手伤人，有时又表现出一点人情味，能赐人以某种温暖，例如他力主将吴祖光清除出党，而又自己亲身登门将退党书送到吴祖光的手里，以示尊重，如此等等……胡乔木在思想界特别在新闻界是老领导，因此他的复出无疑对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吴江和宋木文你来我往的商榷文章，其实就是从各自的视角来看待和评判胡乔木的复杂性格。另外还有郑异凡先生的文章提及胡乔木（《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1970：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即1970年初胡乔木上书揭发和批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收入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只因为普列汉诺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就厉声斥责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的编译局还是苏共中央的编译局”。显然，这在举国“反修”的意识形态大革命浪潮中是非常严厉的，也是致命的一击。郑异凡先生还揣测当时“处于靠边站”的胡乔木的动机，“也许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关怀，也许是想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也许是想踩着普列汉诺夫以求复出”，可谓肯綮和传神。郑异凡先生提到的普列汉诺夫序言的“风波”，表现在胡乔木身上，应该不是一个孤例。

不久前，刘再复先生也撰写了一篇《往事如烟更如火——缅怀胡乔木》的文章，刘再复以为“乔木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最有才华的”。也许是文人相惜，刘先生追述道：“尽管和胡乔木没有私交，但是我一直感到和他有一种忘年的神交，并感到在一九八四年我发表一系列关于‘性格组合’文章之后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一九八五年，他的儿子胡石英在民族文化宫的饭店里特请我和汪曾祺、刘心武吃饭。一见面石英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父亲希望我和你们交朋友。’说得很诚恳。那一瞬间，我感受到胡乔木的热切的眼光。（刘再复还回忆：“早在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中，他就多次保护过我。那时《红旗》正在拿我祭旗，批判我的主体论。社会科学院党组正为《文学评论》的‘倾向’撤销我主编职务。胡乔木知道这些后，站出来为我说话。”）不过真正感受到他的关怀还是漂流到海外之后。一九九年还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几位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胡乔木多次地保护我和李泽厚，说他对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平乱报告’中的胡乱点名很不满意，特别是点了我和李泽厚的名。他对一些朋友说：李泽厚和刘再复是搞学术的，这次被卷入了政治，也不能随便点他们的名。胡乔木的这一鲜明态度，王蒙在回忆乔木的文章中曾经记载。除了和王蒙表示过，他还多次在社会科学院里说过。听了这消息后我是很感谢的。我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发出另一种声音不容易。”（又据《范泉编辑手记》中的1991年3月17日日记：“王元化从美国回来不久，曾在美国遇到搞研究工作的刘再复，临别时刘流下了眼泪。他外语不能会话，生活虽无问题，但思想苦闷。”显然，这一状态下的刘再复听到胡乔木以上的谈话，会是怎样的心情了。）

也许，有过这样经历的刘再复对胡乔木的两重性就多了一层认识，他又回忆说：“到海外之后，才知道胡乔木仍然背着‘极左’的名声，不少文字仍然抨击他。读了这些文章，总觉得他们把胡乔木有时理解得过于简单，有时又理解得过于复杂。其实，胡乔木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所谓‘极左派’，也不是一个复杂得布满心机的政治家。他是个很有才华的思想者，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笔杆子。前者占上锋（风）时他像一匹骏马，后者占上风时他却像一头驯服驯良的老牛。但不管怎样，在他的性格深处，一直还保留着一点书卷气。在中国数十年的政治狂风巨浪中，能保留一点未被风浪卷走的书卷气，就很不容易。这也足见其性格中真诚的一面还是坚韧的。但因为有书卷气，也就难免在政治风浪中把握不住自己，摇摆于两端。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参加筹办与《红旗》抗争的刊物《思想战线》时，就看到他作为这一刊物的设计者而不断左右摆动。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时候，本是邓小平热烈支持者的他，却惊慌失措地揭发了许多邓小平的言论，印发出来，竟有数十页的一本，使人读后又困惑又惋惜。可是，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他，反而把他推向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在中国，一旦当上‘笔杆子’就要被异化成机器，很难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和属于自己的声音，而胡乔木能有自我之音就很难得。”

胡乔木曾反对周扬拿“异化”说事，但局外人对他的认识则是“一旦当上‘笔杆子’就要被异化成机器”，不知地下的胡乔木对此会作何感受了。

“窗开着像关着，人存在也像不存在。扰扰的红尘除观照于你何有？”

人世繁难，月旦和评骘人物，自然也大不易矣。譬如胡乔木，套用一句如今经常见的话，的确是“说不尽的历史人物”。作为中共“党内第一笔”，及其自云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他的自信和抱负是显见的，那么，无论是在位或赋闲，他都不是尸位素餐或坐看风云之人。似乎已刊落声华的刘再复先生在说到胡乔木时，会从更高的视角作冲淡之谈，他说：“在人间，最好还是不要苛求人的完美，一苛求，就会有所排斥。禅者早已悟到，人的性情如双掌合一，一掌为正为阳，一掌为负为阴，两掌合一才是正常的。人因为有负面而不完善，不完善才正常。以为人可完善，乃是一种幻想。去掉虚幻之求，才有宽容。”

忽然想到一句已经滥俗了的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胡乔木从前种种，宁作此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