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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晓岚医师和补一药房
 
作者：唐世丞
 
补晓岚先生，生于清末，历经民国，盼到祖国解放，进入了新中国。他毕生从事中医药事业，遍访名师高手，亲入深山采药，学兼中西，医无贵贱，所到之处，病家利赖，定居重庆，誉满山城。他发展前人经验，研制成的补一大药方，尢为引人注目。
先生的轶闻佳话，老于山城者，至今犹津律乐道。先生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戏曲舞蹈，武术气功，无所不晓，咸臻精绝。培育后进，更诲人不倦。
我游欧归来，厕身学界，不遂所志，转而从医，得列先生门墙，得循循诱导，受教良深。爰就所感所闻，撰成片断回亿，一以对先生的教导永志不忘，一以供各方面的研究参考。唯以年过耄耋多难回忆，错讹纰漏，更所难免。加之体会不深，水平不高，实不足以尽先生生平，尚希识者教之。
 
出 自 农 家
 
先生姓补名一，字晓岚，别号老农，清咸丰五年(1856年)生于四川省遂宁县白马场一个农民家庭。家世务农。父亲名光冕，母亲钱氏，先生居长，下有弟妹数人。四岁入乡塾读书，肯用功，肯练字，受到老师和同学器重。幼年时，他便喜练拳术、气功、武术，得当地一僧人指点，利用早晚练习，稍长体格健壮，身高力大，虽髫龄望之亦若成人。还喜看剑侠小说书籍，每遇见不平，辄爱挺身而出，仗义帮助弱者。
逾后其父死，弟妹尚幼，农活缺乏劳力，家庭生活发生了困难，先生只好主动辍学回家，打主力参加农耕，乡亲们都称他为孝子。在躬耕中，他仍念念下忘读书，经常挤些时间自学，虽至深夜犹手不释卷。
乡亲们敬其好学和乐于助人，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去请他教读，先生初以家少劳力推不肯就，继经乡亲们再三劝说，并许以助耕为酌，不另送束脩，先生方允之。由于先生热心教学，众子弟均学有所成，先生亦利用教学之便，加强自己的功课复习，学业又大有进步。弱冠与同乡何姓淑女结婚。
 
负笈重庆
 
先生自与何夫人结婚后，得到有力内助，又因弟妹等逐年长大，家计逐渐有所松动。为求深造以谋前途，经商得阖家同意，负笈来渝。
先生到达重庆后，旋即进入重庆府书院(原东川书院)及算学书院肄业。由于勤奋好学，每期考试均名列前茅，还和部分同学一起参加护院。当时驻在重庆的清朝巡防营士兵，常无故窜到学院滋扰，学院苦于应付。先生协同部分同学，几次击退巡防营士兵的滋扰，惩罚了他们，由是受到巡防营士兵的怀很，想对先生采取报复行动，先生只好暂时住进教会避祸。
这时适有一位在重庆布道的美国人毕启，闻先生之名很景幕，继而将先生聘去任他的私人中文教师。他们二人相处极好，随之先生也懂得了一些基督教义，经毕启的引进，先生便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随后他俩同去成都，教会旋即派先生去金堂县布道。
这时候的补先生，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在布道中，广结交游。与先生相契的诸人中，不少是多才多艺之士。其中有保存多年家传目疾秘方不肯轻易示人的，有精于针灸学的，有医学、丹道学两精的，有兼有多种业余爱好的。先生一一虚心地向他们求教，这些人也敬慕先生多才仗义，乐于传授，其中医学、针灸两术尤为先生所喜爱，边学边作实验，证明确有良效，由是大大引发了先生医学的兴趣。
经过用心钻研，结合博览有关书籍，只数年功夫，先生的医学、针灸学，便有了初步的基础，其他多种业余爱好也学会不少。
 
立 志 学 医
 
出乎先生意料，正当在众朋辈的帮助下，学习深入的时候，老家突然传来噩耗，何夫人在家生病，不幸因医误逝世。先生返家一查，确系出于医误事故，于极大悲痛之余，深感医学这门学
科，关系人命匪浅，实非“滥竿充数”的人可以胜任。又感到当时的农村，农民生活很苦，医病极度困难，多数医生技术不高，每年不免都有医误事故发生，不能不令人痛心。先生经过这一巨痛，对医学愈感关切，深信学好医学是一项于国于民有益的大计，于是使决定立志学医。
当时，西医、西药已随布道传入我国，一时颇惑新奇，某些人甚而鄙视祖国医学陈旧，盲目崇外。如果中医不懂西医，不能做到中西结台，便无法维护和发展祖国固有的医药学，祖国的医药学就有可能走上衰败。先生因而决计兼习西医学。
无巧不成书，适逢教会派先生去西康省巴塘地区布道。先生到巴塘后，有一位在当地号称医学博士的传教士译名史德文的美国人，因慕先生之名愿结为相识，二人感情融洽，过从甚密，不久便成同道莫逆之交。这就更加启发了先生多年来想窥探西医学的宏愿，所幸史亦不囿成见，愿意帮助先生进修。同时史德文亦发现先生的针灸术有惊人的独到之处，也愿意向先生学习。于是二人便互为师友，互教互学。
如是者三年，先生的西医术，经过一番苦功，颇有心得。嗣后先生复归乡里，续弦同乡唐筱姮女士，不久便偕唐夫人离开故里，先后于嘉定(今乐山市)、井研、犍为、成都等地正式挂牌行医，并自立药房一间，取名嘉定药房，行医卖药一体。并于看病外，兼制一些成药应市，药房的业务随之获得开展。
继而远在巴塘的史德文，连番邮电相邀，要先生前往协助。先生念存旧交感情不便谢绝，便将成都药房交与乃弟补晴岚先生接办，随偕唐夫人于1913年再次首途前往。到当地后，经过协商，与史德文合组一家基督医院于巴塘，并将业务扩及近邻理塘一带。先生巡回流动于各地之间，方便群众治病，并借行医而兼布道。
由于当地药源异常丰富，先生每喜于看病外，抽出一些时间亲白上山采药，并将采来之药，经过分析化验，再分类制成成品。每成一品，总先自己或送有关病人反复试尝，证明确有疗效后，方正式生产出售。由于原料是来自当地，成本轻，费用少，因而售价低廉，服用方便，深受当地广大汉、藏族同胞的欢迎，广大群众并发白衷心地把先生尊呼为当地的“补菩萨”。
 
巴塘医院，中西药并用。先生窃想；西药为什么化制精而原料少？中药为什么品类繁而制验杂?思有以调贯之。还想到我国地大物博，气候万殊，各类珍奇药材，至今距李时珍时代已历数百年。由于社会的演进，和大自然的变化，前人虽已广采博搜，恐亦有其未尽者。若效李时珍之所为，入山采药．对发展祖国医药学，必将大有裨益。
先生坐而言，起而行。从1919年起，先从巴、理塘开始，逐步由近及远。经盐源、盐边、会理等地直达云南境界。最后再深入到云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即从前的所谓边荒不毛之地。有的地方，山高林密，瘴气严重．危岩绝壑，荆蔓丛生，大虫出没，人迹罕到。但这些地区的野生药源确是异常丰富。
所到之处，先生依靠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和当地药农，一面采药，一面采访当地的风土人情、民生疾苦和医药状况，一面给当地人民治病。当地人民见他是来自远方的一个平民化的医生，都乐于相从，乐于帮助。
当时先生已年过六旬，按有些人的条件讲，根本已不宜于远行。但先生不顾年高，坚毅不拔，入山达四年之久，采集到的药材300余种。有的药材如“雪上一枝篙”等，是《本草》上没右记载的，有的是世人从未闻见过的。在采集时，先生都一一作了详细记载，可惜原记录现已无存。先生的这种顽强精神，使当地医药界人士为之刮目相看。
 
游 学 南 北
 
先生入山采药获得成功，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信心。深感祖国物产之丰饶，药源之充实，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使祖国的医药学更加发扬光大。但同时感到，我们西南辽阔地区，过去交通文化比较闭塞，医药事业也相应落后，尤其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药状况，更是不佳，较之沿海和东北等地B，相差甚远。若要改善此一状况，非得再向外学习不可。
于是他又从1923年起，毅然离开滇境，由滇越路辗转至海防、河内、再去香港，继由香港进入广州。旋应老友刘燮臣先生之约，再乘海船经天津赴哈尔滨，并深入俄境，居二年，再返北京住协和医院研究。此行途中，接触到的名师高手甚多，获益匪浅，研究的范围也极广，有生理学、药物学、解剖学等，可谓“满载而归”。
 
悬 壶 山 城
 
先生中西医并精，又住在北京协和医院，可说职业、生活等，都会毫无问题。但先生具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眷念自己的乡土，终于遄返巴蜀。1928年，先生已年逾七句，举家来渝，从此定居山城，终其生为山城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
先生来重庆后，即在太平门海关巷租用华美西药房的内进地屋一间，开设起一家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补一诊疗所”。当时先生初到此地，一般人还不大了解，开头求诊的人并不太多。先生又自制一些以“补一”为牌名的丸药出售，以配合治疗。
病家见先生态度和蔼，说话和气，又无丝毫医生架子，而且吃他的药又多有效。所售丸药，标目新颖，与市上所售者并不雷同，服之颇佳，遂逐渐为市民所信服。求诊的人，逐日增多。先生终以温补派名医，负盛誉于重庆。
 
治 病 四 要
 
我国历代名医甚多，大多自成一派，各只特色。有认为人体阳胜于阴的，有认为阴胜于阳的，因此在各白的理论依据和立方用药上，不能不各有侧重，百家争鸣。先生根据多年临床实践，认为人体应该是“阴胜于阳”的，因此他主张治病，应当重在扶阳，固正气，也就是重在温补脾肾两脏。他的理论依据和立方用药，便是以温补脾肾为主．属于中国医药学流派中的温补派。
先生从多年临床实践中，得出治病之要，约有四端：
(一)“由博返约，执简驭繁。”即在师法前人，研究古训，和博采百家众论的基础上，去其繁冗，集其精华，求得一个较为完整、灵活、全面、有实效的理论依据。
据此他主张治病，应以《内经》《伤寒》《金匮》《千金方》《肘后方》等为主，旁及《抱朴子》《道藏》各家，将祖国医药学与前人的丹道学溶为一体，使之既互为补充又各具特长。其论点就是根据《内经》所指，“阴平阳秘，精神乃洽”“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作为立论根据，复参用《道藏》先天后天之旨，而以抓脾肾两脏，通任督二脉，着重扶阳固正为依归。
(二) “抓根木”。根据《内经》所指“治病必求其木”之旨，先生治病主张重在“抓根本”。
他认为，人之所以患病，大多由于正气不足、邪气侵入，即《内经》所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是以治病必求其本和必达其木。而治本又必须从扶阳、固正入手，要扶阳固正又必须抓好脾肾两脏和勾通任督二脉。因脾土为后天之本，肾阳为先天之根，脾肾既强，方能水火既济，阴阳调和，气血充实，此之谓抓到了根本。
根本强则抵抗力强，抵抗力强自然百邪难犯。盖凡人体的一切正常功能活动，均赖于气血充实，而气血之由来和归纳，又在于脾肾的强弱，而勾通脾冒两脏，健全脾肾功能的又是任督二脉，是以抓根本必抓脾肾，抓脾肾必通任督。譬之流水，须沟洫通畅，方能畅通无阻。
脾肾在人体内之具有重要性，在于脾属土、主阴，脾强则消化力强，消化后的精华，经过胃肠的充分吸收，其精气纳于肾，壮大肾阳，其血归于脾，充实脾阴，气血流通循环，则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体质和抵抗力。因肾为阳主动．《内经》指出：“成败倚伏乎动”．又指出：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是以人有了健康体质和抵抗力，就可以百邪难犯，疾病减少，所谓“抓根本”之说，用意即在于此。
先生通过多年反复实践，把这一主张概括为通俗语言，叫做“救人先救命”。则是更进一步阐明抓根本的重要性，譬如一个特大危急病人，他所需要的正是在于扶阳固正气，先使根本稳住，然后才可希望得救，假如命如不保，试问徒治何益?
(三)“因人而异，辨症论治”。根据前人指出的“轻病治标，重病(包括慢性病)治本”的法则。先生治病，主张“因人而异，辨症论治”。
他认为：“辨症论治”是我国医药学中的辩证法，治病不辨症，等于盲人夜行，无所适从。例如一般轻病，只要纯属外邪，元气未伤，就不必兴师动众，如能妥善治标，标治而病自解。重病及多数慢性病则不同，大多由于正气不足，根本受到损伤，如不从培根治疗，就不能收到实效，只有狠抓根本，本治而病自解。
因此先生在立方用药上，往往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如有的用单方，有的用大药，有的一剂药多买二三十味可以连服数天，也有少至一二味的，有只开一次药经多吃久吃医到底的，也有佐以其它药物和昆虫鸟类治愈的等等．千变万化，灵活多样。
不过先生既是温补派专家，其立方向药自然以温补脾肾的药为主，也就是要常用中药中的所谓姜桂附等热燥药。仅管如此，但如遇有真正的实热火结症等，先生仍然采用白虎汤加味或银翘解毒汤之类治之，而且有的石膏竟有用到半斤或一斤之多的，并非情况不分，干篇一律、一个模式。
(四)“百家并用，择善而从”。根据博采众论，医无常师的精神，先生治病，提出了这种主张。他认为；我国前代丹道家倡导的所谓“导引吐纳服食摄身之法”，结合用于人体治疗是有益的。例如在抢救危急病人时，根据病情可以同时采用针灸、按摩等导引法，使之起到多种效果。又如在用药上，也可根据病情，兼重汗吐下和并用，做到一方多用，有攻有和，补中有泻，泻中有补，能吐能纳，虽吐犹纳的吐纳法，也是有益的。
这样可以促进人体内的自然升降浮沉，吐故纳新，吐浊纳清，再加以在食物等方面进行妥善调摄，大可推进病体的转化，缩短治疗时间和提高治愈率。
 
补一大药
 
先生立方用药，灵活性强，不拘一格，除以中药为主体外，还每每旁及其它。先生根据多年临床实践，常常形象地把医生比作“炮手”，药物比作“炮弹”，疾病比作“敌人”，炮弹打得准与否？敌人能否消灭?功夫在于炮手，在于炮手的技巧。
先生根据他一贯的医学思想，吸收前人的经验，研究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独特方剂，取名“补一大药”。这个大药方剂，来源于前人医案中的“八味大发散”，即羌活、防风、天麻、藁本、白芷、蔓荆、麻绒、细辛八昧，再经先生引伸补充而成。
前人医案中的“八味大发散”，一般仅作为除风散寒，发汗解表等之用，先生加进了川芎、茯苓、法半夏、酒军、泽泻、干姜、肉桂、附片八味共成十六味，便注入了新的力量，赋予了它以新的意境，使之成为先生的温补主轴方剂一大药。
这个新方剂的特点是：以附子、干姜为君，使之补脾肾而通任督。以防风、天麻、藁本、白芷、蔓荆、麻绒、细辛为臣，使之通经络而行气血，即用以除外邪。以茯苓、法半夏为佐，使之疏中焦而导痰湿，即用以健脾和胃。以酒军、泽泻为使，使之通三焦而利清浊，即用以引邪外行。总起来就是既温中补火，扶正驱邪，又开通经络，活动气血。使内邪不能藏身．外邪无法侵入，好人可饮，病家宜服，达到有病治病，无病预防。一般人饮之，可以舒经络，活气血，消外惑，减疲劳．提精神，壮体力，对于每日劳动的人；见效尤其显著。
以此为基础，先生复进一步研究出了一个对症加减的多样饮疗法：例如咳嗽则分别寒热咳酌加川贝、知母、黄芩、杏仁、冬花、紫宛等。除湿利水酌加苍术、苡仁、木通、滑石等。气喘酌加苏子、杏仁等，可以多种灵活应用。此方煎汤即补一大药汤，为丸即补一大药丸。
有宜宾人刘某，患肝硬化腹水症，腹大如鼓，肿及肾囊，行动困难，痛苦万状。他由宜宾至重庆，沿途遍历名医，都感回天无力。后他找到先生，先生先用大药加梅花露治之(梅花露是用绿萼梅经蒸馏制成，能清热消炎解毒)。待大药功能达到后，再用单方巴豆一斤，鸡蛋七枚，文火煮三昼夜，去巴豆，吃鸡蛋，每日一枚，共一疗程。服后腹水逐渐消失，神态逐步好转。其后又用单方公鸡头、猪尾，置于陈年吹火筒内煨服，随之彻底痊愈，概未复发。
公鸡头、猪尾，乃不停摆动之物，借比“以物象形”之意，老吹火筒，陈年日久，内中蓄着用口吹进的元阳甚多，借比“以物体补人体”之意。因患多年腹水症后，病人的腹壁腹腔，脾肾两脏均受影响不小，此法主要摄取物体精华，填充病人元阳，使之腹壁脾肾等能坚实复原。至于巴豆则主要用于攻坚消肿利水，但单服毒性大，病人体力不能支，用鸡蛋合煮，将巴豆的功能吸收入鸡蛋内，又利用鸡蛋的蛋白营养制约和减缓巴豆的毒性，使之既发挥效益又不伤身体。
本市中医黄道存先生，抗战初期，随三十集团军出川抗日。在由汉口至长沙的长途行军中，由于湖南地区潮湿甚重，部队每夜又是打地铺过夜，不久黄先生使得下了下肢瘫痪症。先是步履维艰，逐步发展严重，直至不能行动，部队医治无效，黄先生只好离职回家。到家后，病情更加严重，只能斜卧椅上或横躺床上，下肢完全失去活动功能，人不能直立，就象驼子—样。如用截除手术，好人即成废人。后求先生诊治，经细心审视后，即用大药治之，并对病人说：我只开一次处方，不用换单子，只须继续吃下去，一直吃到下肢“出泫汗”为止。据其家人现在回亿：药的剂量很重，有干姜、肉挂、附片、川乌、草乌等，有的药重到一斤以上。用大沙罐熬，每天喝几大婉，一剂药可连服约10天。共时正值8月，每天烧开一次，防酸变味。说来也怪，刚吃到第三剂，尚未服完，约一月左右，病入即感小肚腹一带满出泫汗，再过四天后，病人才停止服药，下肢全部恢复活动功能，以后一直末发．黄先生到1979年才逝世。他的家人现在一提起此事，还盛赞补老技高超人。
1950年，西南解放军某指挥员，患蛊胀病，已临垂危，经住院和多方治疗无效。
先生诊视后，认为第一步重在救命，设若命之不保，徒治何益?先用大药抢救，意在使之先扶阳固正，从根本入手，服后病人神志渐有起色，俟大药功能达到一定火候后，继用守宫尾(壁虎尾巴)和砂仁、白叩、厚朴、木香、槟榔等，灵活变换治之，月余病即痊愈。
此法院方极为重视．张觉人医生所著的《外科七方》一书中，曾为此写有专论介绍。此症先用大药扶阳，继用守宫尾攻坚消肿，再用砂仁、白叩、木香、槟榔、厚朴等，使之疏肝和脾，温中行气，消积导滞，开胃醒肺，宣通上下，畅利三焦。由于导引得法，宣通有效，玫守得宜，步骤有方，因而转危为安。
 
“火神菩萨”
 
先生善用姜桂附，这是人所共知的热燥之药。先生属于温补—派，其主体用药，自然以姜桂附为多。不明究竟者，遂目先生为“火神菩萨”。其实干姜补脾阳温中，附子补肾扶阳通人体十二经，肉桂补命门真火，有虚火上犯，虚火外越，可引火归元。大凡会用药的人，他都必然考虑了药的相生相尅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办法，决不会孟浪从事，先生久经战阵，为良医者必定会用良药，哪里会囿于世俗之见呢?
1946年先生应邀出诊，看一个垂危的吐血病人，姓夏，时任重庆银行经理。病状是：口干：舌燥，双颊泛红，六脉洪大，四肢无力，已多天不进饮食，直躺床上僵直不动，榻前吐满一大痰盂鲜血．还有不断倾吐之势。经多方医治，均认为无效。
先生细心审度后，没有按习俗采用侧柏叶汤等，而是重用肉桂五钱，干姜炭二两，附片四两，吴茱萸、砂仁、甘草各五钱，白芍、茜草各一两，刺萝卜二两。当开方时，随同先生前往的门人都甚为不解，不免替他担心。但先生泰然对病家说，此药服后，还会继续再吐，但不用怕。
次日病家又来请，说病已好了一些，先生复照原方加倍，即肉桂一两，干姜四两，附片八两，其余悉数照加，并再对病家说：此药服后，还会再吐一点，吐后即止。不料第三天病人就自己上门来求诊了，一再感谢先生救命之思。再经用药驱瘀及适当调摄，只一周时间，病人即痊愈上班。
事后先生对众门人解释说：血的特点；热则行，凉则滞，先因病人血管受到损伤缩小，血液不畅，是以出现壅塞上吐及虚火外越，第一剂用肉桂引火归元，用干姜、附片、吴茱萸、砂仁，温化血管，白芍、茜草活血行血，刺萝卜弥合血管之伤，服而使其血管增大复原。第二剂祛净内部瘀血，使不复生隐患，然后再以生血活血及适当调摄病体之药使之全部复原，这也就是“抓根
本”，本治而标自解。
 
“旁门”？“怪医”？
 
先生一生用药，除以中药和以中药中的姜桂附为主体外，还提出了“治无常法、法无死方”的见解，他用药着重灵活、多样，不论毒药、猛药、僻药、虫鸟矿物，都能恰到好处，用其特长。
例如中药中的一枝蒿、川乌、草乌、紫草乌等，有烈性剧毒，一般多不敢用，独先生能用之以治疗多年风湿沉寒等痼疾，屡见奇效。所制补一丸药中的还童丸、万应九、冷香九、平肝丸．大黑牛、金丸、一阳丸、壮阳丸等等，其中配料都多有干漆、炭酸、硫磺、火硝、川乌、草乌、紫草乌、一枝篙、马前子、白砒、黄金、蜻蜓、雀胆．壁虎等有毒药，而且有的剂量还相当重。就在煎服药中，有时一枝篙、川乌、草乌等，也有用上半斤或一斤之多的。他如治疟疾用苍蝇，驱瘀血用臭虫，利尿用蟋蟀、蟑螂，蛊胀用壁虎尾，壮阳用蜻蜓、雀胆，疝气用花蜘蛛等，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用。
不识者，不但不求甚解，甚至目为“旁门”，因此当时又有人讽先生为“怪医”，盖谓其用药与众不同。用先生自己比喻的话说：就是用毒药、猛药，意在斩关夺将，直捣黄龙。用大药．重药，意在一鼓作气，扭转危局。用单方、秘方，意在单刀直入，速战速胜。用虫鸟兽药，意在相生相尅，借毒攻毒，或以物象形，或借物补人。在先生看来，治病不是战场也强似战场，医生的责任，就在于会统筹全局，指挥无误。
据我所知，先生治愈过一个经成都四圣祠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子宫癌”妇人。病人住重庆文华街，据说1972年才逝世，用药即有螃蟹爪等。
解放前，有年重庆恶性疟疾流行，患者多是贫苦大众，贫病交因，为状极惨。先生立即安排药房出价收购苍蝇，焙干净毒成粉，用冷饭加药和丸，免费赠服，硬是吃一好一，吃百好百，使多数人避免了灾祸。
先生一生治病的最大特点是：老成持重，治愈率高，病人病时短，见效快，患者少受痛苦，家人少用担惊，生产少受损失，药费可以少花。先生毕生行医，所治疗者无虑万干人。以上所举，仅是偶尔还记得起的几例，其它比这些更大量、更生动、更严重的病例还多，由于当时缺乏记载，时间过久无法一一回亿出来，实在可惜。
 
医德高尚
 
先生治病不分亲疏内外，富贵贫贱，一视同仁。每日门诊无定额，来者则循序延治之。诊金任人量力自给，不计多寡，确有困难者，不但诊金免收，有时还慷慨赠药，直至病愈。初时先生治病，还订有例假节日停诊规约，后因求医者众，有远道而来误了时间的，药房一一热情接待，不分早晚看完为止，此后先生与药房，全年无一日之休息。
至先生90高龄以后，每天还要看病多至百余号，为他开处方的门人常多达三人，互相都不叫累叫苦。解放前，市面如发现流行病，先生总是迅速制药免费赠送贫苦大众，以遏止瘟疫蔓延。
先生虚怀若谷，尊重同道，从不炫耀一己之长。经常邀请同道好友互相谈心，交流彼此的体会心得。如抗战时来到重庆的南京名医张简斋，就是先生座上的常客。那时，记得内二警的总队长彭斌，用飞机从昆明接来一位当地有名的温补派名医，为其夫人治病，又请补老随同会诊，先生极力尊重来人，让先服对方之药，然后再服自己之药。
先生乐于诲人，负笈求学于门下者甚众。其中有大学生、转业县长、外国留学生等等，多是品学兼优之士。大多学有所得，至今有的还是县医院院长，有的巳成为有名的老中医。
补 — 药 房
 
我国向来医药不分。先生早年在嘉定行医，即曾自立嘉定药房。1928年来到重庆，初设补一诊疗所于太平门海关巷，随着业务日繁，所址狭窄，不敷应用，乃迁至字水衔，改设重庆补一药房〔在今新华路重庆饭店斜对面)。即在此挂牌应诊，又供应药物，便利病家。
补一药房的经营思想和服务态度是建立在大众化、平民化、济世活人、服务病家的基础之上的。时间不论早晚，均能抓药看病，深夜亦可出诊，对任何人都“胞与平等”，不歧视，不摆架子。尤其是对待一般贫苦大众，更是深切同情相处处关心，不论有钱无钱，只要走近补一药房之门，便不会使病人失望。一遇市面发生特大流行症侯，药房总是要作一些关心贫苦大众的好事，其他如对人和气，对病人耐心周到等，更是历来见长。
补一药房有咀片，有成药，还有独特的大药汤。补一咀片的特点是：选料认真，炮制得法，保管妥善，配方细心，戥份准确，各称另包，不出差错事故。卖出的药，无灰渣杂质，无霉烂变质，无虫蛀鼠咬，无久年失效。童叟无欺，明码实价，清洁卫生符合药政规定标准。这里，着重谈谈补一药房的大药汤和中成药。
补一大药汤，为先生所首创，为补一药房所独有。原来先生自1928年迁来重庆，设立补一诊疗所，业务获得开展以后，看病的人逐日增多，名声日振。有些劳动群众，也慕先生之名，想来求诊。但因工作忙没有时间，而且熬药、配方等也极不方使，每每引起有些人的长叹。诊疗所为方便广大群众看病和吃药起见，便开始试熬“大药汤”应市。改设补一药房后，仍继续供应“大药汤”。药汤的方剂，就是前述由先生研究处方的“补一大药”。
大药汤先经过认真配料，然后按配料的轻重加入一定的清水，再用大铁锅按一定的火候熬成的。熬好后，将药渣滤净盛于大瓦缸中，再分次盛于铜壶内置于特制的小炉灶上温起，使之不凉不滚，便于饮用。在熬制过程中，配有专人生火看火，起锅下锅，备水加水，选科下料，并将药汤送到饮者手中。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锅药汤药料多、分量重，熬的火候又掌握得法，炉灶周围和水也干净，熬的药汤很浓，疗效也高，比单家独户自己熬的划算得多。
大药汤的功力是：温中补火，扶正驱邪，开通经络，活动气血，补肾益脾，消除痰湿，预防感冒，保健身体，而且服用方便，随时可吃，取费低廉，适合任何人饮用，因而博得广大群众好评。
同时还根据先生的考虑，再研制成许多种与病有关的药粉，配合药汤饮用。如牙痛加服肉桂粉，便秘加服酒军粉，气喘加服麻黄粉，咳嗽加服杏仁、法半夏粉等……，花钱少而见效快，特别是服用方便，不耽误劳动人民的谋生时间。
开初吃大药汤的人，多数是一般群众，后因饮用的人日多，名声播出，远近皆知，人数骤增。久而久之，便传到了当时当地的一些军政实业界人物的耳中，他们也纷纷前来试服。例如当时的重庆市长潘文华，军政界的唐式遵、范绍增、王缵绪，实业金融界的潘昌猷、何北衡、范崇实、范仲渠、杨伯智、屠心斋、刘航琛、石体元等，服后都觉身心有益。于是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提议下，使自动相互集资组织起一个“补一大药团”来。他们把钱交给药房，每天代他们把药汤熬好，他们自动上门来吃，有的还带着家人和亲朋等同来，有的家人不能来的，便用容器盛回。有的他们还叫他们的官兵或职工等来吃，有点象现在的“特约医疗”一样。
军政、金融、实业界首脑为什么“看中”大药汤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多数生活优裕，养尊处优，家有妻妾，淫欲过多，或者花天酒地、打牌熬夜、酗酒、吃鸦片……真阳不免亏损，外邪易于侵入，身体缺乏抵抗力，一遇吹风下雨，就会“贵体违和”。另一方面，劳动人民与他们又迥不相同，他们为生活所迫，每天劳动强度大，工时长，收入少，常流大汗，饮食又差，也自然会容易发生体虚或易得风寒感冒。而大药汤的特点就是大体适合各方面多数人的需要，所以它一应市，便获得了普遍欢迎。
军政实业界人士筹组的“大药团”，他们一般只吃个头道药，二道药吃得少，三道药没吃，药效未能发挥净尽，弃之甚觉可惜。药房考虑到有些贫苦群众还吃不上药，便将这些余药，另外再加进一点生药使之重熬。熬好后，便免费赠给这些人吃，有同等的效力，这样更便利丁更多的人，这些人对补一药房莫不交口称誉。
1946年，重庆霍乱症流行，蔓延甚广，人人“谈虎色变”。药房便每天熬几大锅“大药汤”，有钱付钱，无钱送吃，使许多贫苦劳动大众避免了灾祸。有亲朋往来来到药房，药房即饷以药汤一大碗。及门弟子及药房同人，早晚都喝药汤一碗，虽成天与成批霍乱病人打交道，卒无一人感染，门诊照常不停。这种大药汤一直熬至补一药房结束时为止。
补一丸药是补一药房经营的另一特产。这些丸药部是补一药房独家经营、自制自售的特种产品，与市上所售者概不相同。方剂是先生自主自立的，并非抄袭前人医案的复方。补一药房的丸药选料认真，炮制得法，精心监制，一丝不苟。
补一药房生产的丸药，前后共达164种。当然其中有些是小批生产的。其中常年大批生产、销售量最大的有18个大种，这18个大种是：大药丸、还童丸、万应丸、冷香九、救济散、麝誉丸、疟疾丸、痢疾丸、丹参膏、哮喘丸、平肝丸、大黑牛、三阳丸、金丸、一阳丸、落口舒、胃痛丸、补心丸(后改安神丸)。丸药部有专门的老师傅和工人，主持人是先生门人雍廷光。
补一药房丸药除常年大批生产的18种外，其它100余种也都各有特效。其中有一种叫“平阳丸”的丸药，选料有硃砂、雄黄、公丁、广香、蟾酥、毛苍术、滑石、珍珠、琥珀、薄荷、锦纹大黄、麝香、五灵脂，功能镇胃止痛……举凡急性霍乱、痧症、上下吐泻、各种特大急病，无不立奏奇效，有强心抢险作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下举一例：
在本市筷子街住家，年已90多岁的王智仁，解放前，历任四川军政要职，抗战胜利后，辞官不做，出外旅游。临行时，补先生特赠丸药一瓶，嘱其随身备急，只说了简单用法，未告以药名及疗效。
某日，王智仁偕友泛舟游洞庭湖，晚上住一旅店内，深夜忽闻母女二人哭声甚哀，往视始知其女忽得一急症，腹痛如绞，上吐下泻，十分难过，呻吟不已，晚上无法觅医，只好相对而泣。
王智仁不知补先生所赠之药是否对症，只给半粒试服。未几腹痛即解，吐泻亦止，半夜后病即痊愈，恢复常态。母女非常感谢王智仁救命之思，曾问是何良药，王智仁亦无法答对。
逾年春天，王智仁又偕友同游重庆真武山，行至山脚下，见一樵夫在地下惨叫打滚，顿时脸色苍白，四肢抽搐，王智仁又将药给一粒与之。上山数小时后，返回经过原地，见病人还坐在那里等侯，神态安详，显然病已解除，一见王智仁即伏地叩头，连连称谢救命之恩。后王智仁问及于我，方知此药即补一药房的“平阳丸”。时迹多年，王智仁每提及此两事，总是滔滔不绝地盛赞此药的奇效。
又如补一药房的补心九(后改名安神丸)，选料有附片、干姜、桂枝、毛地黄粉、茯苓、半夏、肉桂、马前子、澄茄、良姜、远志、枣仁、麻绒、细辛、甘草，功能强心安神，治心跳心闷，心脏衰弱，失眠等症。现在本市某君的女儿，当时21岁，曾患严重风湿心脏病，引起失眠心悸，不能上班，多方医治无效。
当时补先生已归山，补一药房已结束，由我处方交其自制补心九一剂，仅服一半病即痊愈，至今未发，其女友亦同患此症，她将未吃完之药给与，服后也好了。
又如补一药房自制的大药丸，功效十分显著，有的顾客远去他方还不忘购买。例如解放前，曾任川江航务管理局局长的何北衡，与先生是老世交，并常爱吃补一药房的大药丸。解放后，何北衡调任中央水利部参事，住北京。先生归山后，何北衡每年照例汇款来渝，托我代购大药九数单，据何北衡来信称：此药除他本人全家自用外，还要馈赠一些给部内同事和远在广州的亲友，服者均盛赞此药有良效。
补一药房常年大量生产的18种丸药中，有一种叫“大黑牛”的丸药。配料有生川乌．生草乌、生南星、生半夏、一枝篙、紫草乌六味剧毒药。功能治多年风湿痼疾，每有奇效，但制法必须严格按照补一规定，不能马虎。原任本市华岩寺方丈，法号“心月法师”的李世兴，“文革”中受到冲击，现任福建厦门地区普陀寺方丈。前不久，曾来信托本市佛教会代买补一药房大黑牛丸，据该方丈来信讲，他曾患有多年风湿痼疾，过去一吃此丸就好了。殊如此药已多年停产，无法觅得，使他深为叹息。
由于补一药房的丸药，疗效好，治愈率高，服用方便，价格低廉，不但内地畅销，即省外有的地区如上海市等，也颇有名。
当时销路最大，购买力最强的是本地驻防军队，例如救济散、疟疾丸、痢疾丸等，有时达到整师整旅整团的买，一次数千包或上万包不等。
补一药房的164种丸药，1958年本市医卫界献方运动中，我曾协助整理成册献与市卫生局药政科。1960年，本市原国光药厂(现为重庆中药广)生产过一批补一药房的痢疾丸等应市，以后即未再生产，原因不详。
补一药房经营到1947年，先生年事已高，为了充实地方公益事业，便将字水街补一药房全部资产无偿交与本市达善堂接管，再迁至中一路(原通远门)附近成立药房一间，易名“回春药房”。
回春药房分三部分各自分管。先生和门人只看病收诊金，咀片由达善堂收入，丸药部分仍保持补一药房名义，由补夫人唐筱姮经营，丸药生产改在磨盘由新宅，城内只设售货点，主持人仍为雍廷光。另外，先生为了发挥每个门人之长，规定每周先生看病一三五日，门人看二四六日，当时随行的门人尚有谢任甫、唐世丞、张子敬(张原是张简斋门人，后来补老处复习，现是资阳县医院院长)。另一门人陈季云(即转业县长)。已先期回锦竹，后任绵竹县医院院长。
1950年．先生归山后，回春药房的经营曾告一段落。逾年，夫人唐筱姮为继承先生之未竟事业，更新恢复补一药房，迁至道门口街营业，经理为雍廷光，常住医生为唐世丞。到我参加中医院工作后，补一药房剩下只有雍廷光。1956年，全行业公社合营时，雍廷光被调往綦江县中医院，补一药房即全部结束。
 
多 才 多 艺
 
先生多才多艺，不但精于医药学，还兼有多种爱好，艺无不精。
先生善诗文，但所作诗文从不轻易示人，是以不见流传。
先生有一手好书法，无论楷书、行草，笔法工整，苍劲有力，可谓“字如其人”。
先生工画，擅长画竹和蝶，画的竹子疏影千竿，苍翠欲滴。他曾精心给有多幅“百蝶图”，分赠至亲好友。画中的群蝶扑朔迷离，姿态优美，或翩翩起舞，或捉弄花从，或比翼双飞，或花间小停，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
先生还对七弦琴颇有绝技，弹唱起来，抑扬宛转，手应心得，先生最常弹的是《平沙落雁》、《孔子读易》等古曲，听起来真可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每逢有嘉宾到来或者风清月白之夜。先生辄爱抚琴一曲，唱酬亲友或遣兴抒怀，曲声悠场清宛，使人若即若离，听之者莫不心旷神怡，悠悠然为之神往。有时曲终后，听众还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令人久久不愿离去。
先生擅长民问歌舞(农村秧歌、山歌等)，虽是城市中人，仍不失乡土本色。
先生还精通曲艺。能化装在大庭广众之间，表演相声、口技、杂耍等，共表演之优美，传神之入微，吐词之流畅诙谐，令人前仰后合，拍案叫绝。
先生还对川剧研究功底颇深。我市川剧名演员张德成、刘成基两先生，均曾投师于先生门下。过去川剧中的有些传统优秀剧目，如《花子骂相》、《斩华陀》、《困夹墙》等，是经过先生亲手参与改编过的，情景逼真，文词并茂，令人百看不厌。特别是川剧中的《困夹墙》一出，先生加进了齐姮公临死时喉间哽咽难吐的“呛！咳！”三声，表示曾经一度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威武国君到临死时内心之痛苦和事到临头莫可奈何之窘状，给全剧增加了紧凑感与恰引好处的悲剧气氛。使全剧更加前后连贯，生动活泼，有声有色，能深深紧扣人心，起到“以古为鉴”的作用。
先生练就一手好棋艺，对奕起来，艺高胆大，布局严谨，变化莫测。
先生精通拳术、武术、气功，坚持锻炼并乐于教人，及老精神墨砾，神采穷弈弈。
 
晚 年 生 活
 
先生初住于补一药房，继而在中四路磨盘山另置新宅以达其“清净无为”之旨。新居环境恬静，景色宜人。先生常居于特备的一间楼房，每天都要接待一批来访的人士。谈医问道的，说文艺的，演技击的，研究琴棋书画的，常常座为之满。有时直到深夜，楼中仍灯火辉煌，笑语声喧，受到先生教益的人实繁有众。
先生生平性豪爽，喜宾客，不分亲疏内外，富贵贫贱，一视同仁。还乐善好施，济困扶危，凡亲朋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从不吝啬。平时常有多人赖其资助举火，在先生家里便餐就食的常客，亦每至十余人，当时有人把先生誉为“小孟尝”。先生每日的医药收入颇丰，但因开支繁多，不免有时阮囊羞涩，然从不挂齿。特别是先生每日收入的诊金，恒爱随手施给贫苦群众，晚上夫人取下荷包代其清点时，往往锚株无存，夫妻相顾会心一笑。先生在施与时，恒爱凭手抓一把与人，并不点数，亦不要致谢，历来如此。
先生的生活习惯，与一般人迥异。例如先生的衣着，夏不丝，冬不裘，四时都是穿着一件俗呼“二马居”的短棉衣。夏不淌汗，冬不畏风，睡必全部关窗，不分寒暑，从不叫冷叫热。晚年虽年事已高仍食量兼人。膳食不论粗米糙饭、瓜豆小菜，均甘之如饴。晚年每天仍要应诊多至百余号，从不叫苦叫累。平生态度和蔼，面无戚容，对人不疾言厉色，一贯平易近人。晚年犹丰额隆准，鹤行龟背，行动敏捷，步履安详，耳目聪明，齿牙无损，谈笑风生，豪放潇洒，一般人都不知或不肯信其是将近“期颐”的老人。
先生热爱祖国，关心时事。“九·一八”事变后，先生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深感国事日非，外侮频仍，痛恨那些军阀走狗，政治掮客，朋比为奸，祸国殃民。先生于是更加坚持晚节，对人不卑不亢，专心致力于发展人民的医药事业。有些达官显宦，因业务关系虽也有时出入其门第，但内心泾渭自分，不与苟同。
 
最 后 归 宿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了！先生情不自禁，欣喜若狂，夜不成寐。继而与全市人民一道，挂红灯，放鞭炮，欢庆解放。解放军同志和入川干部前来求诊者，先生握其手十分亲切，连说：“同志们，辛苦！辛苦！”还无限深情地对人讲：“我能亲眼看到解放，是我一生中之大幸，虽死而无恨”从此先生常常鼓动他的七弦琴，跳起他的秧歌舞，演唱相声曲艺等，尽情欢庆解放。鞭挞旧恶。还多次邀其至亲好友，医药、戏曲界同仁，及门弟子等，晚上到其住所看他热情庆祝解放的表演和歌唱。
1950年7月4日之夜，星疏云淡，凉风习习，是晚先生特别兴浓，邀集了大批亲朋故旧、及门弟子等，到他家看他和其好友张舜臣先生两人合作表演的秧歌舞、相声、说唱等等。先生虽已95高龄，但眼看解放后新山城所起的变化，与他昔年所看到的破败情景迥然不同，回首往事，新旧对比，使他心头泛起万千感慨，是以此夜他的演出特别卖力与精彩．似乎老人心中蕴蓄着的万千朵火花都要在此夜一齐迸发出来一样，使他的大脑过度紧张，情绪过于兴奋，演出直至深夜宾主始尽欢而散。
演出结束后，先生略事休息，夫人正劝其就寝。这时先生突感身心不适，但不作诊断，却亲自提水净身沐浴一次，并尽开窗户而眠。老夫人发觉有异，询之绝口不谈，并关切地安慰老夫人早寝。先生平时起床甚早，独次日久不出门，家人甚异之。及至推开门看时，先生已经到了最后弥留之际，请医巳来不及，须臾先生便溘然长逝，终年95岁。先生死后仍容光焕发，一如生时，身边未留遗书遗物。
先生逝世后，噩耗传出，知者同悲。每天都有多人前往吊唁，各方所送挽联、祭幛等甚多。先生生前好友宣汉石体元先生特为写了长篇“诔文”，分赠众亲友存念。出殡之日，执绋者达数百人，沿途不少人众伫足围观和同声叹息，有的还默默深情地向先生遗容洒泪告别。
先生遗体初葬于江北沙帽丘之阳(即今转盘附近)，后移葬于观音桥公墓，并立墓碑纪念。
先生有子一名绍岚，女一名绍煦，适唐，皆何夫人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