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围挡广告:忆文革——1974年那些难忘的事

　　1974年元旦刚过，似觉政治风雷又起，

　　一天,上班后我拿起铅笔，正要赶紧完成手里这张工厂等着用的图纸。政治组长高声喊道：手里的工作都停下来，传达学习文件。

　　“我手里的图纸厂里施工急着要，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听你念吗?”有人问。

　　“怎么搞的，停下，停下。都什么时候啦!”政治组长火急火燎地大声喊道。设计组二十多个人呆呆的看着他，不知发生了什么。原来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批林批孔”文件、文章，又要搞运动了。大家只好放下手中的笔，静坐洗耳恭听。

　　“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组长慢条斯理念完这段，突然有人冷不丁的发话——自林彪倒台，个别胆子大的主，老是忍不住恶作剧一番。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么说来，秦始皇是好人啦?”

　　“少见多怪，你才知道。”有人答。哄的一声，大家心有灵犀都笑了。组长无奈地喊：严肃点好吗?继续念文件。我没兴趣去听个所以然，所以根本听不出所以然。

　　政治学习会接连不断，晚上也要开会，政治处的干事们忙出忙进。和1966年成天批“海瑞罢官”，暗示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样的政治疑云，重重压在人们的心头。大家渐渐心里明白，林彪和孔老二只不过是靶子，伟大领袖和中共中央文件这一次要打倒的人是周公。

　　泛政治化的年代，“泛”了今人，“泛”古人，秦始皇、孔子也被贴上了政治标签。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是叫人把历史当面镜子照。现在倒过来、拿被随心所欲“泛”过的古人影射今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至亲劝我删除这几个字，改成四人帮，我没删，没改，如果改了，岂不党史上的“九大”“十大”也要删去，那还叫历史吗——中国又开始了新的折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铺天盖地颂杨秦始皇、刘邦、吕后、武则天，大块大块的文章沸沸扬扬批孔老二。好多年后，又说不是伟大领袖和敬爱的党要这样，是“四人邦”和那邦人还在、心不死的“帮四人”们干的，有位较真者问：请告诉，那时我们敬爱的党在哪里?我怎么只看到各级组织积极拥护，没看到反对者?

　　我是边缘人群的一员，“三个找不上”“两个落不下”——“评先进、选代表、涨工资”找不到，“干别人不愿干的活、运动来了挨整”落不下。自从追求革命的“左倾”父亲沦落为“右',我像脸上遭刺字的囚犯一样，得事事忍受屈辱。总有人可以出于他“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无孔不入地抓我的错，随时随地把我和那些倒台的中共领袖们连在一起，我今天是这个人的基础，明天又是那个人的基础，令我十分郁闷。“批林批孔”，你们去折腾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们没资格上当，也不会再上当了。

　　一直以来，我和丈夫都想换个环境，换个单位。单位，在中国是个重要得如同生命二字一样的词儿，不是你想换就能换的。它像征着皇权，代表国家意志。在单位面前，个人是渺小的。不管单位掌门人是什么样品质的人，只要他被授予政治权柄，他就代表党，他是你的衣食父母，不容置疑。北京有单位发来商调函要我们，几经恳求，就是不放，说是“想调北京，做梦”。我们活得很苦很累，只能心字头上置把刀——忍。

　　我们一家五口，筒子楼一间房，婆婆和我们的一儿一女睡大床，我和丈夫挤一张小床，晚上用四个方凳加宽一点，凑扶一下。小床和大床成直角布置才能放得下，小床顶着大床的一半，拉了一块布帘。

　　我家近邻，左边住着一位五十来岁的女资深政工干事，其余几家都是我的同事。四家人共一间厨房，武汉天热，夏天傍晚火剌剌的阳光直射烟雾腾腾架着四个煤火炉的狭小空间，如果不是孩子要吃饭，我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走进去。

　　不久，我得知室里有人调动工作，举家南迁，因为是同事，我知道的比别人早。急忙赶到行政科，要求把那间房分给我们。行政科主管很客气地说：如果真有人调走，那房子于情于理都应该给你们，这次你放心好了。我明白，它是指我们插队回来、分给我们的较大点的房子被政治处保卫干事掉包的事。我说谢谢了。

　　我把好消息告诉了小儿女，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催我给他们买个书桌。每天放学回来都会问：那位叔叔怎么还没走啊。每次路过那家门口，他们总是相互甜甜地会心一笑。

　　儿子说：妈妈，我们快要“鸟枪换炮”了。

　　女儿说：不对，是“鸟枪”加“炮，”我们增加了一间房。

　　那位同事的调令终于到了，我去行政科联系，人不在。刚到家，女儿气嘘嘘的告诉我，我们全家盼着的房子有人搬进去了。我手拉着孩子站在走道里，眼巴巴的看着几个官场积极分子，在女政工干事指挥下卖力地搬东西，原来房子她要了。

　　我欲哭无泪，胸口要爆炸样的痛，我听到心底里在呐喊：天哪!天哪，老天你睁开眼看看啊!我的模样吓坏了孩子，他们拥在我身边哭成一团。

　　女政工干事爱人是高干，在汉口工作，她在汉口有高档舒适的住宅。她在武昌上班，早出晚归不易，要一间房午休，刮风下雨就不回家了，大家都能理解。尽管院里住房紧张到食堂两位老工人还住在梯口下不能站立的楼梯间，也没人说什么，底层人都明白“人比人气死人”的道理，不去争，争也争不到。仅仅是午休和偶尔小住，她的房和我家五口人的房一样大，我们也没一丝怨言。

　　可是，她凭什么再占一间房。我头脑一热，跑去要问问清楚。原来，人家的妹妹——大校军官的夫人，正闹离婚，需要一间房“避难”。

　　我喊儿女帮手，三下五除二把我和丈夫的小床搬到我家门外走道靠墙放好，架上蚊帐。婆婆忙前忙后阻止我说：忍忍算了，我回上海去。

　　我抢白婆婆道：你能回上海，我的女儿呢，她都快和我一样高了，怎么办?人家有权，家有房，还可以另外占两间，我们没权，占半边走道不犯法吧。

　　“像什么样子?快搬进去。”婆婆怕我惹事，忙着劝我。

　　“像什么样子?不要脸的样子。不要脸的人太多了，我也不要了。”我大声喊着，重重地坐下，啪啪地挥动着扇子。很快有人回报上去，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说有些过去的批斗对象趁批林批孔翘尾巴。“滚你妈的批林批孔，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我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愤懑、绝望、无奈，放声嚎啕大哭。

　　我像石板下的小草，想求得一丝阳光、一滴雨露，就得卷曲身子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代价。风刀霜剑紧逼，我活的好累好累。生命是一个过程，活着像是一个不到终了不能揭晓的迷，难道我的生命、我的过程，注定永远是屈辱的、被损害的。

　　直到80年代，我们调动工作，逃脱藩篱，在各自的新工作单位一如既往埋头干活，丈夫由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技术科长、副厂长;我也由于开发设计新产品成功、被晋升高级工程师、授予市级优秀科技人员称号，在全市表彰大会上从市长手里接过荣誉证书，被聘任为市交通系统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审委员。原来，逃脱“石板”重压的小草可以活得如此挺拔、碧绿、滋润、自信。

　　多少年来，“石板”客观存在，它们自比蓝天——掌权者自认他就是党，其实是把党、把蓝天涂抹黑暗。我们的党自己也误认为那些大大小小的“石板”是自己的基础，不容置疑他们，不受监督的权力造成劣胜优汰，实则误国误民啊。原单位的同事说：假如你们没调走，在这儿，你们永远是最底层，不会有出头之日，我不尽欷歔。

　　我知道当年我头上被称为“组织”的那方天的几个人的所作所为不能代表党，但是，他们不是党，你又能到哪儿去找党呢，你就是上访找到上级党，上级党组织能听你的不听他们的吗?如果权力能受到监督，当年闹革命求解放党和人民血肉相依的关系何以会被糟蹋成今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