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应急演练制度:支振锋：“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派”

　　中华民族在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为了促进“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促成中国学派在国际学界的兴起，2008年12月20日-21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52位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围绕“中国模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分七场就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中国独特的思想方法、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等五大类议题展开了高水平的辩论。学者们从纵向把握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有关史实，从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论述了所探讨的具体领域与抽象的中国模式之间的关联。

　　一、中国模式与人民共和国

　　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与会学者也都认识到，历史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没有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积累，就没有后30年的成功。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也是在共和国这60年的风雨中被磨砺出来的。

　　从政治上说，中国后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的革命；1980年代农业迅速成长与前30年所进行的基本建设息息相关；50年代出现的两次路线转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自力更生路线），为中国产业资本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是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和体制下，经过60年的发展，才取得了初步成功的。而且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改革仍然是政治联动模式。与其他一些后发国家相比，主权性的保障是中国所有的独特性的前提，保证了改革的主动性。特别是，中国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的要素。从法治建设的方面而言，有学者考察了从清末变法到最近三十年的百年历程，认为这是一个将民族国家转化为法律共同体的过程。

　　当然，30年、60年，在这个历时一个甲子的社会变迁中，也充满了种种波折与教训。比如从1949到1978年的改革，完善了国家的自主性，但牺牲了农民的自主性，所以改革没有持续下去。而1978年到1988年十年，恢复了农民的自主性，农民自主性得到恢复之后，积累了改革的能量，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进步。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把过剩的劳动力和海外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就有了沿海的经济带。1997年以后形成的外向依附型经济，也使得我们今天面对金融危机时出现困难。所以，目前必须强调高度自主性，才能把改革深入下去。

　　经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的共识是，任何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思想和制度就是总结“中国模式”的意义。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指出，虽然有不修当代史的说法，但当代人对当代历史特有的直觉、特有的现实感是后来人难以捕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模式。

　　不少学者认为，即便有“中国模式”，它也不是事先计划来的，而是一个演进的结果。60年的历史是连续的，有许多变量在互动，除了长期目标和战略方向之外，既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控制。“中国模式”的基础也许更深厚，不止30年、60年、100年，还可能是600年、6000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深厚的，这是任何方法、模式的总结不能忽视的。虽然有学者认为理论模式其实都是固态的，都多少含有保守的意味。但这种模式都来自于动态的历史，都解释动态的现在，也启示将来的行动。

　　在与会学者看来，人民共和国的60年是一个追赶的过程，“中国模式”不管有没有可能，都至少提供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与美国梦一样的“中国梦”。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有一些做法对西方、对全世界都有启示，有一个“中国梦”的可能。但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梦，而如果不能突破美国梦，就没有“中国模式”。而值得思考的是，是不是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本身，就已经被历史阶段论的思考所拘束住？我们问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梦，是在找寻一个不属于西方、不同于美国的自己的梦；不论梦的含义是什么，都需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不断转型、不断过渡的位置上进行观察。

　　二、总结中国模式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强世功教授认为，西方学界已经在探索“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将其看作是对西方世界“三百年来未有之挑战”。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术思考能力远远落后于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和政治家们的判断力，以至于我们在经济改革领域中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反而是西方经济学家，而非中国的经济学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剑涛教授更进一步提出：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必须建构国家哲学、因此必须以确定性来矫正不确定性，以便带给逐渐耗竭发展动力的国家以持续发展动力的境地。还有学者认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评价它？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国际社会缺乏认识，连我们自己也缺乏认识，不仅老百姓缺乏认识，就是党政干部甚至领导人也缺乏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成就，对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说不清楚，其结果就是严重地缺乏自信，缺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对自己模式正当性的论说。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软力量的缺陷，表现在道德（道德沦丧）和制度（中国模式缺乏正当性）合法性两个方面。软力量匮乏还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缺乏正当性。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

　　面对意识形态的争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指出，西式的左派指责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西式的右派却在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双方的尴尬，体现的是矛盾的现实，还是进口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活生生的经济奇迹下的苍白？高举“中国特色”的旗帜，我们才能找回自信，成为自信的“中国派”。

　　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教授从中国模式对多元社会的重要意义方面提出：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未来，西方历史将不再是唯一的参考架构，也不能用简单的形式化指标来界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粹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没有国家仅仅因为披“代议民主”的外衣，就自动取得政治文明的优越地位；现行的西方代议民主体制，不但要落实自由权利保障、政治参与、权力制衡与公平竞争这些起码的本质特征，也必须在保障人的安全、增进人的发展、维护社会公义、维护民族与国家的生存发展等，这些最基本的国家与政府职能上，高度满足公民的期待、才有机会跟中国模式在意识型态领域相竞争。

　　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教授也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于试图对非西方和发展中社会同时施加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具有支配地位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造成严重的挑战。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共产党政权能够掌握何时、何处、以及如何采用外来的观念的政策主动权，其本质在于实施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以及试验性质的改革道路和强调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

　　三、怎样总结具体的“中国模式”

　　有学者认为模式是一套比较成形的东西，“中国模式”不一定已经形成。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从所有要素来讲都可以应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有一个有迹可循的模式，不仅仅是30年，还可以解释60年，而且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模式也是学习了很多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的。而且，模式既可以讲不同的发展道路，又可以指它的奥秘——如以前我们认为的日本模式，还可以作为一种榜样，一种范式。1949年、1978年、1989年，中国人做了三次历史选择，中国模式当然是独特的。今天，中国迅速发展，国力综合提升，整个社会在进步，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说中国模式是没有问题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模式应该是已经定型了，有一套固定的价值层面的观念在支撑的；因此至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不如谈“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从目标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因为过去30年中国做得是非常成功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指出，世界上在二战以后也只有13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超过25年，在历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7%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而中国都是其中之一。最起码说有中国经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事实上，“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模式”是一个理论讨论的问题，是一个行动的指南，或者说也是对现实的一个定义，是对我们过去的一个总结。如果说中国成功了，就要总结原因。今天中国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办？如果能找出一条“中国模式”，我们可以说这个失败是背离了“中国模式”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伟大而独特的实验，那就是共产党利用强有力的政权搞的计划生育。中国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如果中国在老龄化率达到30%以上的时候还能保持经济增长，那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因为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人的优势，人力资本的优势。从经济学增长的角度来看一看最近30年以及60年的增长，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项对以后的经济增长作用非常显著。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减速的教训，在人口方面通过加大人力资源的更新速度，来解决经济发展减速的问题。

　　至于如何总结中国模式。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认为，模式不是说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而是它是怎么组成的；与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模式形成的原则，特别是决策原则和政策原则。在中西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在中西这两种发展道路中找出一种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而是具有融合性的模式，使大家都相互能接受的模式，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谐世界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根本的观点就是共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而非以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而一旦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就要去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找出中国模式致胜的秘诀。

　　四、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

　　虽然仍保留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学者们还是在“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存在的预设前提下，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兴趣，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了一番探讨。

　　（一）政治模式

　　参会学者对西方政治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不少人认为中国政治之路，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批评了一种流行的谬论：中国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认为这是西方和自由派的偏见。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没有彻底的民主化，就是没有变化。变化就等于民主化。中国虽然拒绝了以多党制为基础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但是并没有拒绝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实际上，这些年，参与和协商在深化，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咨询政治”都是这一过程的“概念化”或“理论化”。

　　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教授认为，西方代议民主在大多数开发中国家实行的经验显示，一个政体虽然具备“民治”的形式要件，但多半无法真正实现“民享”的目标。而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却显示，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一党政权，刻意排除西方式的“民治”程序安排，却更有机会实现“民享”的目标。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河清教授指出，今天西方的“民主”是代议制，归根结底不过是“代民作主”，远非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正当西方代议制不过在“代民作主”，而中国的文化政治精英，还在把“民主”理解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是当今中国“民主”理论的巨大错位。河清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一个落后的事物，而是一个非常先进、非常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可谓人类大多数政治制度演化的一种必然，有点类似经济的发展会走向垄断——经济中央集权一样。中国政治不是中央集权一党主政出了问题，而是“为民”出了问题

　　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粱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而走出来的道路和途径；它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因此是一个时空交错的政治原则。30年来中国最突出的成绩是经济发展，可以此总结“中国经验”的四个方面：工业政策方面，“两条腿”走路；以自己的速度对外开放，并没有听任国外的压力；务实主义的经济改革；以及一个中性无偏私的政府。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史卫民研究员也认为集权为民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模式，中国的出路就是克服文化自卑，他总结了中国的选举模式。它具有六大特征：1.重视普遍性、广泛性和平等性的原则。2.以高度的组织性、动员性和明确的导向性来坚持选举的政治原则。3.以规范性的程序要求制度的同一性。4.带有非常强的指标性，对某些群体有指标要求。5.强调选举的合作性，而不是对抗性。6.形式上的高参与率与实际上的政治统筹。

　　在法律层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教授回顾了中国法制发展的正规化和非正规化道路，认为存在一个以正规化、半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的衔接为重心的解决纠纷的中国模式。他提出如果我们只把法律职业的建设中心放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使“一庭二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的建设放任自流，甚至边缘化，尽管我们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正规化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队伍，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法学院，但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基本法律需求无人问津，这绝不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新中国的“根本法”，是中国宪政制度的基础，是制定成文宪法并彻底修改成文宪法的政制基础和宪法前提，成文宪法的制定仅仅是为了认可并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个根本法。因此，今天，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如果我们的宪法学研究依然对此充耳不闻，对中国的不成文宪法依然视而不见，若非心智的孱弱，那就是彻底放弃了宪法学思考的责任。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认为应该对中西方的政治模式进行深刻比较。比较的意义在于批评教条主义，澄清差异，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构建了一个由四大支柱构成的当代中国的“民本”政治模式：（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3）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4）独特的分工制衡机制。这四大支柱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革命中体现了目标和组织手段的先进性，在中国当代建设事业上依然体现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先进性。

　　（二）经济模式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理论探讨从改革一开始就展开了，但主要是从微观层面。80年代中期，对于经济改革模式的研究曾经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为关注的焦点，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提出的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双模式转换”的模式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厉以宁等提出的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派”的观点；华生等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论；董辅礽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的观点；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提出的“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等。此次会议，学者主要侧重于宏观层次和比较视角对中国经济模式作了探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两次转型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一）、从计划市场混合型经济体制到单一公有全面计划体制的过程，与由此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两个各环节大体对称的反向的历史过程。（二）、这两个过程都由党和政府主导，以调整政策这一最廉价的方式启动，然后采取上下互动，逐步过渡的办法。这是两个过程的共性，也是两次变革都能比较平稳进行的重要原因。（三）、在这两个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市场经济的规律事实上都在发挥作用。不过，在前后两个过程中一个是隐性的，另一个是显性的，其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在会议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发展经验的梳理，不是中国当代出现的资本扩张和升级，而是前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这种后发型工业化与西方殖民主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只能是在资源严重短缺、人口最多的大陆型国家里，只能靠内向型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这就不得不形成所谓“中国特色”——最为关键的机制，就是1950年代原始积累中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名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质来集中使用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功地替代了稀缺程度接近于零的资本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大型基本建设。

　　从劳力、土地、货币这经济三要素出发，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概括了一个“国民”经济模式，也由四大支柱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及大型企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主体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4）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解决了计划经济缺动力，市场经济缺情义，福利经济缺效率的问题。以家庭和社区企业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我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我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国家土地控制权和大型国有金融和企事业机构是我国经济的两只脚，保障经济安全，让我国经济站在坚实的大地上，不至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风浪中沉没。削弱这四大支柱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模式，摧毁中国经济。

　　金融危机也吸引了与会者的注意力。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教授将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归纳为5个方面：第一，始终坚持政府对金融的主导地位。第二，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的情况是逐渐改革的。第三，在监管评价标准上，除借鉴了国外一些成熟的技术与管理方式外，还有一个更加灵活和外部化的要求：让人民满意。第四，在学习西方的评估监管标准之后，我们还有一把手的责任制，一把手会和监管机构签责任书，一层层签下去。第五，文化对金融的一种良性触动，比如中国文化中的“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等等。

　　（三）社会模式

　　在社会模式方面，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把中国社会模型的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打碎阶级结构的试验。第二，恢复社会结构的试验。第三，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试验。第四，缓解工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试验。他用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理论和社会群体的碎片化和群体利益的碎片化理论解释了共和国六十年的社会分层变化。认为改革前由于国家统一的或“整体划一”的政策，型塑了“整体型社会聚合体”，改革前的社会分层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特征，与政治运动、政治不稳定、社会冲突有着直接的联系。改革近30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从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阶级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片化”的特点，反而起到了阻止大规模、整体型社会冲突发生的作用，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对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了再思考。从纵向上讲，正是新中国前30年的积累，使改革开放可以有一个基础良好的人力、设施乃至政治社会条件。从横向上讲，正是当前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可以产生出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生产出来的人力、土地、政治等基础条件。目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刚性二元结构，而是柔性二元结构。农民可以进城，进城失败，他们也可以返乡。正是农民可以回得去，他们就不必在进城失败之后，不得不沦为城市贫民窟的一员。而正是中国农民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返乡，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就使得中国具有很强的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就可以让经济周期仅仅是经济的周期，而不变成政治、社会的危机。他的理解是，目前国内学界、政策部门、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强大的尽快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声音，好像理由十分充分，道义感非常地强。但是，若不考虑城乡二元结构本身的客观性，不考虑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愿望，人为推进城乡一体化，我们就可能走向愿望的反面。

　　在解释一个社会怎样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的问题的时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提出有五个最为重要的要素。一是有共享的利益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社会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都使得这5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弱化，但因为在中国，执政党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利益集团，而是跨利益集团和跨阶级的。它的制衡的角色使得它和不同利益的集团都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是解释执政党今天能够继续保持它的稳定性，以及扩展它的利益代表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最大奇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中国在反贫困领域最大的制度建设成就是进行了三次“解放农民革命”。第一次“解放农民革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通过土地改革，使贫困的农民从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中解放出来。第二次“解放农民革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地，中国采取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使农民从低效率的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第三次“解放农民革命”是本世纪初开始地，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其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服务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积中国减贫的60年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之路”既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真理，又必需探索具体的适合自身国情的独特真理。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构建了一个“社稷”社会模式。它包括四个支柱：第一是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构成了社区和工作单位，第二是社区和单位与行政条块重合而成的有弹性的、开放的立体网络，第三是家庭伦理为主导的社会组织和行政逻辑，第四是官民彼此嵌入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社稷”。正向讲，中国社会模式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社区和单位依行政条块网格化；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的逻辑；官民彼此嵌入，共享物质与精神合一的“社稷”，形成相互依存的骨肉关系。反向讲，拆掉中国社会模式，就是官民两分，社会与国家两分，就是政府与社区领袖脱勾，不再承担家长责任，不再奉行亲民的群众路线，不再相信群众。如此，官员成了“孤家寡人”，轻易就被金钱俘获；接下来就是社稷崩溃，礼崩乐坏，中间层腐败，社区和单位陷入混乱，直至“国破家亡”。

　　人力资源是任何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而医疗卫生则又是保证人力资源丰富和健康的前提。北京大学李玲教授从经济学增长的角度来探讨了人力资源在最近30年以及60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她还分析了抗美援朝以后的爱国卫生运动，认为中国通过当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发动群众，通过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其实是创立了自己的医疗模式。正是这个医疗模式为中国滋养了无数智慧而又健康的国民。但是到了后来，这个模式被抛弃了。

　　针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研究了中国医疗合作的萌芽、兴起、普及、衰落、新型合作医疗的历史探索过程。通过对中国医疗合作的研究，王绍光教授分析了决策者与政策倡导者如何利用实践与实验进行多方位的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调整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回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从而从学习推动者与学习源两个向度归纳出中国的政策/体制学习模式。

　　除此以外，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邢悦副教授还总结了中国对外关系模式：1、中国现代化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单一政党主导使得党的“第一把手”在中国对外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2、中国的大国梦的目标与二战后其他国家的目标有所不同。中国希望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将是一个全新的、正义的、强国受到制约而弱小国家得到优待的、彻底不同于以往实行霸道的列强所建立的世界体系。3、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依靠大国，甚至排斥大国影响，与任何大国都没有稳固的关系。4、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成为大国倚重的力量，中国主要从发展中国家得到道义上的支持。

　　那么中国模式的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尽管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时代课题，与会学者还是进行了努力。

　　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的构建下，中国模式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子模式的基本关系是：社稷体系塑造民本政治；民本政治塑造国民经济，也保障社稷体系。具体言之，政治模式制造了精致的首脑，社会模式构筑了伟岸的躯干，经济模式生成两只粗壮的腿脚和两只巨大的翅膀。因此，这个中国模式亦可名之为“鲲鹏模式”。但中国模式的弱点也极为明显，具体表现就是执政集团可趋于退化，法治尚未健全。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发展模式的人民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宇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包含四层含义：1.经济体制模式，核心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调控的主导作用和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以及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结合。2.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属于大国转型、开放后进的自主式发展。3.对外开放模式。对外开放具有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谓的中国经济的模式就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教授总结“中国模式”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建设，它给社会、给人民以很大的权利的保障和自由发展的空间。第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如何集中民力和民智，实现跨越性发展的问题。概括起来，保障权利与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工业化、现代化的根本的制度原因。

　　五、结语

　　人民共和国60年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总结“中国模式”却难乎其难。基于60年的伟大实践，与会学者试图总结出饶有特色的中国模式，并试图提炼出其关键词。而在这种理论的提炼之中，我们将可能发展出能跻身于世界的“中国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对中国发展奥秘的探寻，是对中国未来成败的关注，是对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它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正在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