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容器类型:西方关于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研究述评

西方关于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研究述评作者：王国勤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8）》第12辑来源日期：2009-3-25本站发布时间：2009-3-25 17:44:20阅读量：302次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集体行动”展开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模。本文认为，这项研究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以丰厚的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为资源，围绕着社会变迁和集体行动的关系、集体行动的象征纬度、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和组织因素以及集体行动同政治机遇结构的互动等核心问题进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研究把握住了当前中国集体行动的一些关键特征。但是，在研究对象上局狭、理论与方法上滞后等特点，又说明这项研究在西方学界还仅仅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西方学者[1]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有一个大致的、较为普遍的分类，即“异议者的抗争”和“普通的抗争”（dissident resistance and ordinary resistance）[2]。前者参与者主要是体制内或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并诉诸于某种政治目标，该类型的活动从“后毛时代”开始至今，一直以不同的形式或事件出现。后者主要是普通大众参与的，并诉诸于某种小范围的具体利益，该类型的抗争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3]。长期占主流的是对“异议者的抗争”的研究，而且这类研究大多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展开对“普通的抗争”的研究，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模。这类抗争的一般特点被归纳为“规模非常小的、局部的、孤立的，并缺乏使它们联系起来的意识形态的和组织的联结。”[4]本文所着力评述的也是西方学者对这一类型集体行动的研究，而且这种尝试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这个研究领域中仍是鲜见的。     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是根植于他们丰富的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传统[5]。由此，本文所做的评述也主要是在社会运动理论视野内进行的。     据D.D.波尔塔（Dontella Della Porta）和M.第亚尼（Mario Diani）的研究，社会运动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结构变迁和社会冲突模式转型的关系；第二，文化象征在社会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主要关注价值的作用（如对特定目标、策略、动员和身份等的型塑）和文化的认知部分（包括框架、意识形态等的作用）；第三，价值、利益和信念转变成集体行动的过程，主要涉及到集体行动意义的生产和资源的动员所需要的组织因素，包括社会网络和各种类型的组织；第四，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或文化背景影响社会运动成功的机会以及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概括为集体行动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6]。围绕上述的每一个问题，学界都已经发展出丰富的理论成果。相对而言，这些理论成果大多拥有各自的研究传统、具体理论和分析方法等。同时，它们本身都是开放的、内部也是充满争论的，同时它们常常在不同的程度上被研究者以某种融会贯通的方式使用着。     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的集体行动的研究，总体上说，也是同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讨论息息相关的。由此，本文尝试以这些核心问题为参照“地图”，来评述西方学者的这项研究。     一、           社会变迁和集体行动         关注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者们注意到，在西方世界近现代以来三大类型的社会变迁（市场经济的出现、民族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出现、价值和文化的变迁），使人们之间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纽带、新的利益关联，并提高了相关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而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似乎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大量社会冲突和抗议的出现看作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副产品。改革过程中，国家对经济、社会及很多领域的控制逐渐放松了，比如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三大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取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取消国家对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的直接控制、大范围的移民或人口流动得到允许[7]等。这是产生各种类型冲突和抗争的重要原因。同时，历史的背景和确立已久的信仰和行为模式也是产生抗争行动的重要根源，如源于中国革命年代的重要的、早已渗透到边缘的乡村、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各个民族的“遗产”：一种残缺的权利意识和一套抗议的剧目[8]。     裴敏欣（Minxin Pei 音译）以托克维尔经典命题——镇压的减少和抗争的兴起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为参照，认为中国有限的改革为局部的、小规模的集体行动的兴起创造了充分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使民众权利意识得到增长，同时，权利意识也不是静止的，它的高涨或衰退同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放松或压制是相对应的[9]。与此类似的观点有，C.K.李（Ching Kwan Lee）在一项对劳工抗议运动的研究中提出，改革和抗议的关联，一方面是出于劳工对国家干部、管理者和资本家的怨恨情绪，另一方面是由于开放了有利于利益和怨恨表达的新的政治和制度空间[10]。H.马利（Hein Mallee）和郑旺（Wang Zheng）也是在这个脉络里分别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城市农民工和妇女的权利抗争活动[11]。关于权利意识和抗议的关系研究，还有如M.戈德曼（Merle Goldman）认为在中国，从后毛时代开始的很多抗议活动，伴随着权利意识的增长，而且这也是一个在个体身份上由“同志”向“公民”的转变过程[12]。     D.茨威格（David Zweig）从亨廷顿的政治参与危机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化水平滞后，导致大量社会问题以及怨恨的产生，大量民众被动员起来参加集体行动[13]。也是从制度化的角度，T.卢姆（Thomas Lum）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去集体化”和地方分权赋予了乡镇政府新的角色，允许它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自由并导致新的权力形式。这种状况使政府干部和农民在税费的征收过程中容易产生大的冲突。萦绕在城市工人中的怨恨也在日益增多，因为他们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里面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都是导致集体行动增多的原因[14]。相一致的，L.托姆巴（Luigi Tomba）在一项对北京中产阶级的调查中提出改革后新的利益结构导致了旨在保护私有财产的集体冲突[15]。     这些学者对社会变迁和集体行动关系的讨论，触到了中国转型期的一些关键特征以及它们同集体行动的关联，而且大多数研究都在努力避免了涂尔干传统常见的不足，即从社会变迁出发，跨过其他许多社会因素，直接指向集体行动的产生。他们也注意到社会变迁带来的结构紧张并不必然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其它的决定性的因素，如价值和文化、组织资源和政治背景等等。总之，在社会变迁发生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是哪些决定性因素以及各自以什么样的机制在影响着集体行动。     二、集体行动的象征纬度         西方学者对集体行动象征纬度的研究，主要关注价值的作用（如对特定目标、策略、动员和身份等的型塑）和文化的认知部分（包括框架、意识形态等的作用）。在他们看来，集体行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定价值的表达。但这种对文化动力的兴趣受到特定的文化、价值和集体行动之间往往并不相一致状况的困扰。由此，作为补充，研究者开始强调集体行动中情绪的动力作用。关于象征纬度同个人主观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被集中在对“认同过程”的研究上。认同的建构是集体行动中的一个基本过程，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成果或争论为研究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象征纬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同时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发展。     J.N.瓦瑟斯托姆（Jeffrey N. Wasserstrom）认为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并不是静止或统一的，会随着历史时期、社会地位或地理分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并且对于集体行动的参与各方而言，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工具箱”。因此，要理解大众的抗议活动，必须把重点放在话语、符号以及抗议和镇压的仪式上[16]。K.J.欧博文（Kevin J. O’Brien）和李连江（Li Lianjiang）也延续了这个路径，研究了村民们是如何用动听的理由和值得尊重的请求（主要是诉诸于国家意识形态、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包装着他们的抗议活动的，其中，有些村民重新拾起毛时代的一些价值规范，并赋予其新的生命[17]。     景军（Jun Jing）在一项对中国农村环保抗议的研究中，充分展示了文化在环保抗议的动员过程中是如何起着核心作用的[18]。这类抗议活动有一套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抗争“剧目”，如血缘关系、大众宗教、道德关怀和关于正义的古代传说等在动员基层抗议者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制度和符号资源。一般而言，一个抗议更加有效，是因为它激起社会价值系统和象征形式的共鸣。在中国农村的环保抗议活动中，死亡仪式、宇宙信念和历史传下来的道德故事等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这些剧目的运用改变了乡村的权力关系，消弱了农村干部的政治基础，并导致一些集体行动，其中，村民们组织起来、保卫他们共同体和个人权利。     W.赫斯特（William Hurst）和K.J.欧博文在一项针对中国退休工人抗议活动的研究中，强调应该重新把“怨恨”放在中心位置，这同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所倡导的相反[19]。在他们看来，由诸多缘由造成的“不满”，同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源于利益损失、大量的平时积聚的或突然爆发的怨恨是激发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但同时，这些怨恨需要一个“框架形成”（framing）的过程，才能起到动员的作用。退休工人们有光辉的过去和对过去的怀念，这些同强烈的而且得到广泛的合法化认可的怨恨混合在一起，共同构建成一种类似于J.C.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道义经济抗争”[20]。     P.斯塔雷（Philip Stalley）和杨东宁（Dongning Yang）在一项对北京大学生关于环保运动信念的调查中，认为大学生中环境保护主义的信念还很弱，不足于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草根的环保运动，或成为对政治变迁施加压力的一种资源。这项研究强调了文化中的认知因素在动员中的作用[21]。     这些研究对不同类型集体行动象征纬度的描述和解释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在于，它们没有回答在各个具体案例中，文化、情感或认同等因素起到作用为什么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案例中，文化是社会行动者进行策略建构的工具，而有的案例中文化则可以表现为社会行动者的本能和习惯；有的案例中运动参与者的行为比较理性，而有的案例中运动参与者的行为更容易被情感控制等等。毫无疑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进一步考察集体行动的组织资源以及所处的政治背景。     三、集体行动的组织因素         一般认为，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对其决定是否参加集体行动起着重要作用，但社会网络在集体行动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并没有一个通则。也由此，需要考察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和政治情景。相比之下，对社会网络中组织因素的讨论最为丰富的，涉及组织的功能、困境、结构、类型、变迁等议题。     在当代中国，大体上，虽然很多空间已经开放，但是大型的、正式的、独立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仍然很小。相形之下，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常常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22]。进而言之，作为集体行动两个最大的参与群体——城市里的工人和乡村里的农民，在社会网络和组织等方面的特点上也有着较大的区别。较早注意到这种区别的学者是T.卢姆，他认为工人要比农民更有组织上的优势[23]。     C.K.李发现罢工工人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组织能力。在他所提供的案例中发现，即使工人们没有正式的、平行的组织去协调他们的行动，他们共同的怨恨和失业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为集体抗议活动提供了社会的和生态上的联合，而且动员方式主要为写公开信、印发传单和悬挂旗帜等[24]。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又发现工人集体行动中的另一个常见的组织特点，即“蜂窝煤式的行动”，因为工人们在目标上往往囿于自己的群体利益诉求（某企业内或企业内某工作单元内）而他们的组织和动员仅限于在群体内进行[25]。     对村民而言，由于缺乏正式的组织，他们常常转而去利用乡村传统组织结构，如家族或宗教组织，来动员和发动集体行动（D.茨威格）[26]，通过家族、邻里关系或宗教活动形成或建立了具有动员功能的社会网络[27]，而这些社会网络的基础不仅出自他们的共同利益，也出自相互的伦理和义务感（Lily L. Tsai, 2007）[28]。而对于农民工，形成组织活动的基础主要是血缘和同乡的纽带（Hein Mallee ,2003）[29] 。     郑旺提出官方妇女组织转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改变中国妇女集体行动的因素。在从维护妇女利益和有意识地探寻新的身份过程中，官方妇女组织已经具有了一个利益集团所具有的功能。通过这些组织，妇女比其他弱势群体有更多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30]。     以上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一些不同类型集体行动中社会网络和组织各自的形态和特点，但是社会网络和组织同集体行动究竟是在哪些条件下或通过什么机制发生关联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四、集体行动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系统给集体行动提供了特定的机遇或威胁。抗议的形式、“剧目”、逻辑、策略和周期等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机遇结构以及政治系统对抗议的管制方式。反过来，集体行动也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学者关于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研究在这个议题上讨论得比较热烈。     他们普遍认为，当代中国集体行动中各种策略选择是同改革后的政治机遇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T.塞奇（Tony Saich）认为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改革前的“国家控制社会模式”在改革后向一种“协商的关系”转变[31]。蔡永顺（Yongshun Cai）认为，这种国家与公民新的互动模式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是也是源于政府必须处理事关其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从而限制自身的权力的尝试。由于现有司法途径的效能有限，公民们常常诉求集体行动，如请愿、抗议、静坐示威甚至自杀等来抗议官员腐败等现象。这种抗议活动越广泛，越容易赢得社会其他阶层的同情和支持，这种状况挑战了政府的合法性[32]。但同时也要看到，弱者挑战权势者的抗争行动能否获得成功是具有高度条件性的。D.茨威格认为，转型期的政府，仍然处在行政系统不透明的、制度化程度低的状态，其中，在抗争行动中的各方，谁赢谁输，往往取决于他们相对的个人或行政权力，而不是他们合法的权利。这种状况容易加剧社会紧张。社会，也有一定的权力，特别是在人们采取集体行动时体现的更为明显[33]。     政治机遇结构以及政治系统对抗议进行管制的方式的特点及其变化，针对不同群体、或在不同的情境里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抗争者对主导策略的不同选择上。这个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道义经济抗争”、“依法抗争”和“机会主义的制造麻烦”策略等理论。     1．W.赫斯特和K.J.欧博文提出的“道义经济抗争”[34]     在毛时代，工人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庇护人——代理人关系，工人以服从庇护人来交换适度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但改革开放后，随着企业的不断改革，退休工人们逐渐感到他们同企业的关系已经淡化，有时几乎破裂。很多人认为他们以前的保护人——企业不发放他们的退休金，就是背弃了他们之间最重要的从物质到象征意义的义务关系。由此，退休工人的怨恨交织着对过去的信念的眷念和运用，开始走向街头，采取了一种类似于J.C.斯科特所描述的“道义经济抗争”。退休工人对市场化改革有很大的敌意，认为改革前他们同国家的状况比改革后的要好，程度不一地渴望恢复到毛时代的道德和社会秩序。     2．K.J.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35]     依法抗争是一种大众抗争的形式，处在合法途径的边缘，运用官方的言辞和承诺去约束权力的运用，它取决于其对政府部门间“分裂”状况的利用，并依赖于其对更广泛大众支持的动员。它的偶然性、局部性和地方性特征，使其区别于社会运动；它不使用暴力，使其区别于骚乱或反叛；它制造“噪音”、诉诸大众化和公开化，使其区别于“弱者的武器”。在中国，“依法抗争”是村民们抗议地方滥用权力的干部的主要手段。其政治机遇结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的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甚至是横向的各级部门之间，往往是“分裂的”，甚至是“碎片化”的，在这种状况下，村民们似乎总能在政府各个层级的部门里找到支持者；二是政府责任得到大力的倡导，但制度化程度很低，公民的权利得到认可，但难以得到保障，这种权利的承诺和实施之间的差距为依法抗争的出现提供了空间。这种“正在打开的政治机遇”（Unpack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里，不对称的信息、政府复杂多变的态度等特征使得村民对机遇的认知以及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依法抗争使用的策略有调解性的争论和直接行动（政策宣传、要求对话、面对面会见等），但总体上，依法抗争是一种相当温和的抗争形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参与渠道并严重依赖于精英的支持。     3．陈曦（Xi Chen）提出的“机会主义的制造麻烦”策略[36]     鉴于“依法抗争”理论只是关注到老百姓发动的非暴力的、并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参与渠道的集体行动，陈曦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对抗性集体行动的发生是否表明民众已经开始放弃了“依法抗争”。他认为，即使是在对抗性的集体行动中，民众也并没有变得更加地不服从（权威），而实际上，他们扮演着“机会主义的麻烦制造者”角色。国家处理集体行动的策略在改革年代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镇压、妥协、劝说和拖延等策略的连续谱中，政府根据事态的特点进行动态的、非制度化的选择。由此，老百姓在同一个权威政体的国家进行抗争性的互动时，为了提高谈判能力，他们常常运用一种“制造麻烦”的战术，例如采取一些破坏性的行动或构建自治的组织等。另一个方面，同时实现行动的效能和安全显得很困难，因此在这两个目标之间的选择，更像是一种交易。因此，在大多数的集体行动中，即使它们涉及到一些对抗性的战术，但仍然是对权威的服从多于反抗。对于行动者而言，面临着在反抗和服从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的问题，由此，“抗议的机会主义”则成为实现这一艰难任务的主要策略，意指抗议者并不刻意坚持反抗或者服从，而是随时准备运用他们认为有用的战术，可以在同时使用这两种战术，也可以自由地转换它们。当然，这种策略的实施需要充分的资源和能力来支撑。这种“机会主义的制造麻烦”策略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扰乱或破坏；第三方策略（寻求精英或第三方的支持）；象征性的策略（包括下跪、自残、展示悲痛的象征物、唱革命歌曲和展示军功章等荣誉象征物等）。     相关的研究还有D.茨威格提出近些年来抗议的村民们已经开始选择一种混合的抗议策略，轮流使用K.J.欧博文所说的“依法抗争”的一套剧目和以群众静坐为标志的公民抗议等[37]。蔡永顺也提到拆迁户在抗争时经常是合并使用多种抗议形式以增加成功的几率[38]。C.K.李则观察到在近期，政府对集体行动采取越来越多的让步措施，这也使得工人的抗议活动也越发具有仪式化的色彩，如选择国庆节或元旦等重大节日进行和平的示威活动来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39]。     西方学者们关于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同政治机遇结构之间互动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的洞见，但是他们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试图去回答在类似的政治机遇结构里面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斗争手法，以及同一个集体行动的过程中是通过什么机构来实现斗争手法的转换等问题。而且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对集体行动对政治、社会制度影响的研究相对薄弱一样，他们对中国的集体行动的影响的关注也是较少的。        小  结         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研究现状，无论是研究规模（从研究者的人数和学术作品数量），还是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显示这项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但这项研究的优势在于它有丰厚的社会运动理论作为资源，而且在这种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持续的对话中，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运动理论。     在具体研究中，对社会变迁和集体行动的关系、集体行动的象征纬度、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和组织因素以及集体行动同政治机遇结构的互动等核心问题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握住了当代中国集体行动的一些关键特征，提供了一些洞见。但是，它们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些研究往往只局限于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中，仅仅试图去描述或解释这些特定类型集体行动的关键特征，而缺乏一个比较的或者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讨论为什么在同样的政治机遇结构里面，不同的类型的集体行动，其关键的特征为什么不同。比如，文化、情感、社会网络、组织等因素，在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中或者集体行动的不同阶段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或作用介入到集体行动的。     第二，这些研究在总体上仍然停留在社会运动理论的经典理论阶段。例如，对集体行动过程中所包含的社会变化、动员结构、政治机遇和常用手法等议题的研究，还主要是一种静态的描述。实际上，西方学者也已经开始反思这种研究方法，作为这种反思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斗争政治”的理论框架的提出。从这个相关性视角出发，该理论框架试图提供一个旨在探明那些在各种斗争事件中表现活跃的机制和过程的研究方案。[40]无疑，这个新的方案将是这项研究的新的理论生长点。     第三，这些研究主要是运用了案例分析方法，但大多数只是对案例进行概括式的或粗线条的描述，至今还没有提供一份细致的、能够展示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和过程的案例研究。这种状况可能是与西方学者一般而言难以获得中国集体行动相关深度材料的情形有关。另一方面，已有的案例研究缺乏对当前中国集体行动出现的新现象和新特点的关注。例如，在近年来，随着新的利益博弈格局的出现，“被迫反应式”的集体行动开始减少，而主动的、追求各种利益的集体行动逐渐增多，同时由社会怨恨引发的大量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参与也是一个新的特征。无疑，对以上新现象和新特征的学术关注无疑将成为西方中国集体行动研究得到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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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里主要是指当前活跃在英语国家或地区的学者。     [2] Minxin Pei, “Rights and Resistance: the Changing Contexts of the Dissident Movement”,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45.     [3] Thomas Lum, Problem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and London, 2000; 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2005.     [4]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Introduct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17.     [5] 这里指宽泛的社会运动理论视角，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pp.6-7,29.     [7]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Introduct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2.     [8]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Introduct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8.     [9] Minxin Pei, “Rights and Resistance: the Changing Contexts of the Dissident Movement”,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45.     [10]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ur insurgency”,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71.     [11] Hein Mallee, “Migration, Hukou and Resistance in Reform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pp. 136-152.     [12] 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2005.     [13] David Zweig, “To the courts or to the barricades”,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113.     [14] Thomas Lum, Problem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and London, 2000.     [15] Luigi Tomba, “Residential Space and Collective Interest Formation in Beijing’s Housing Disputes”, China Quarterly ,2005, pp.924-942.     [16]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Westview Press, 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 1992, pp.5-6.     [17]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 Jun Jing, “Environmental Protests in Rural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204-220.      [19] William Hurst and Kevin J. O’Brien, “China’s Contentious Pensioners”, China Quarterly, 2002, pp.346-360.     [20] J.C.斯科特 著 程立显 刘建 等 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1] Philip Stalley and Dongning Yang, “An Emerging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China? ” China Quarterly, 2006, pp.334-356.     [22] Robert P. Weller, Alternat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Westview Press, 1999, p.58.     [23] Thomas Lum, Problem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and London, 2000.     [24]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ur insurgency”,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68-74.     [25] Ching Kwan Lee, “Is labor a political force in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56-281.     [26] David Zweig, To the courts or to the barricades,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113.     [27] Robert P. Weller. Alternat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Westview Press, 1999, p.58.     [28] Lily L. Tsai, “The Struggle for Village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formal Institutions of Accountability in Rural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7-148.     [29] Hein Mallee, “Migration, Hukou and Resistance in Reform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136-152.     [30] 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179-180.     [31]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by Palgrave, 2001.     [32] Yong shun Cai, “Civil Resistance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Defense of Homeowners’ Rights”, in: Elizabeth J. Perry,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74-195.     [33] David Zweig, To the courts or to the barricades,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132.     [34] William Hurst and Kevin J. O’Brien, “China’s Contentious Pensioners”, China Quarterly, 2002, pp.346-360.     [35]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 Xi Chen, “Between Defiance and Obedience: Protest Opportunism in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56-281.     [37]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2(1), 1996, 28-61; David Zweig, “To the Courts or to the Barricades.”,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Routledge Curzon London and New York, 2003, pp.113-132.     [38] Yong shun Cai, “Civil Resistance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Defense of Homeowners’ Rights”, in: Elizabeth J. Perry,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74-195.     [39] Ching Kwan Lee, “Is labor a political force in China?” in: Elizabeth J. Perry,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56-281.     [40] David B. Tindall, “From Structure to Dynamics: A Paradigm Shift in Social Movements Research?”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by Ronald Aminzade et a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