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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2011-09-30 17:18:55)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1)

 一  历史角色的互换——启蒙主体的易位

    在20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发生在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了封建士大夫心态的束缚，开始接受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内的来自西方的各种张扬民主、科学的人文精神，并完成了以白话文系统代替文言文系统的文体革命，从而翻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草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的伟大工程；第二次突破发生在最近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呆板划一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打破了单一化的创作模式和理论构架，完成了从一元文学结构向多元文学共生结构的转变。

    中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中，气魄雄大地变革了数千年传统延续下来的人的模式和文的模式，揭开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序幕。在革命中，这些知识分子担任悲壮的历史角色，即与祖辈文化实行决裂，重塑中国人和重塑中国文化的角色。   

    第一次历史性突破，最重要的是做丁两件划时代的大事：   

    第一是决定(并付诸行动地)全面地清算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中心文化的罪恶。   

    第二是决定(并付诸行动地)全面学习西方。

    关于第一点，即“打倒孔家店”，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当时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头上的最神圣的、同时也是最沉重的“华盖”，就是孔夫子和他的学说。这一君临一切、笼罩一切的“华盖”，是一种非宗教的宗教，是软化之教。尽管它没有教规、教旨和其他一切宗教仪式，但孔子的原始学说再加上宋明理学的发展，它已形一种带有宗教经书体系特点的学说，这种学说一旦和政治霸权结合便窒息了中国社会的生命活力。中国封建社会在一千年前出现了盛唐气象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民族精神不断萎缩，人民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而中国社会停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布圣人死了，对于中国人的命运关系极大，它从根本上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存在方式。原来中国人是按照孔子规定的方式而思维而存在的，现在规定主体死了，中国人开始了一个自我规定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时代。这正如郁达夫所说的：“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如果没有宣布圣人已死并由此带来的巨大转换，中国人至今还可能在礼治秩序的黑暗中徘徊。

    决定全面学习西方的意义也是极端重要的。这种决定，不是一时激愤的选择，也不是人为的、几个先锋派角色的心血来潮，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十字路口上的一次集体性的抉择。当时无论是倾向于社会主义，还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还是倾向于实用主义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人之外，其主流派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是向西方学习。在这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说并不情愿学习西方，不愿放下“天朝——中央大国”的架子接受西方文化。在“五四”之前，从李贽开始，已有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尽了一切努力，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找拯救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机制，但是，这种努力最后均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某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放弃从中国文化内部寻找武器以挽救中国文化的空想，开始从西方学说这一异质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的药方，但也仅仅是各自从防御性或从策略性的问题考虑出发，择取一端，并且不得不披上古圣人的合理外衣(如康有为)。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继续在自己的祖辈文化体系内部徘徊，企图从中发掘救国药方纯属自欺欺人；而仅从某一渠道、某一层面半遮半掩地学习西方，即既顾全祖宗面子又要故国新生也是不可能的，只有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素质上全面学习西方才有出路。于是，他们决定从传统的铁屋子里走出来，从雷峰塔的压迫下走出来，直面西方文化。

    决定摧毁孔家店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激烈的新文学运动，其主将有四个人：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作出特殊的贡献：  

    陈独秀：突破文学的精神模式，提倡科学与民主，正式举起文学革命之旗； 

    胡适：突破文学的语言模式(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转变文学观念和草创新诗形式；   

    鲁迅、周作人：突破文学的主题模式和叙述模式，建立小说散文新形式(改造国民性和创造人的文学)。   

    这四位文学革命主将以及稍后产生的杰出作家郭沫若、冰心、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共同推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现代文学革命。他们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共同担任着历史改造者和启蒙者的角色。

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主体，知识分子在启蒙者的历史角色中，一方面启蒙他人，另一方面又肯定自身。即肯定自身乃是新世纪的自我，是现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而下再是黏附于皇上朝廷或某种政治结构的士大夫人格。因此，“五四”又是知识分子肯定自我和张扬个性、突出个性的时代。这种肯定的根本点，是抛弃封建士大夫的历史角色和封建士大夫的文化精神，摆脱了传统士大夫的基本思路——“代圣贤立言”的思路，从而改变文化上的附庸性格。这种性格，使知识分子丧失其精神主体性的地位，而在实际上成为文化奴隶。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再造文化性格的革命命运动。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呼吁新青年完成六大抉择：“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而最要紧的是第一点：

    第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陈独秀这篇文章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独立宣言。它宣布，中国知识分子将开始为自立、自强、自由而奋斗，将告别文化奴隶的时代并以独立的人格去塑造新的时代。由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因此，当时作家的文化心态都比较热烈、积极、奔放，都充满信心地肯定自我的精神价值，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发光体。当时鲁迅宣布：“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郭沫若宣布：“我们要自己做太阳，自己发光，自己爆出些新鲜的星球。”在这之前，胡适宣布：“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他们都确认自己就是太阳，自己就是炬火，他们不再借助外在的光明来照亮自己的道路，而是依靠自身的光明去展示新的人生和新的文学。他们不是绕着他物转动的物体，而是自强自立的个体。他们的个性燃烧起来了。他们发现了自身的光热，自身的力量，并认为真正有力量的是个人，是强大的、不随波逐流、不黏附于他物之上的生命个体。因此，他们当时普遍地推崇易卜生和尼采。这两位西方的思想家共同的特点就是确认独立的个人是最有力量的人。他们主张以个人强大的意志去抗争悲剧性的环境，敢于重估一切价值，敢于肯定自己独立的人格，哪怕因此被绝大多数的“庸众”视为“国民公敌”也在所不惜。他们呼唤强大的个人，即使被社会视为“狂人”、“疯子”也不放弃信念。以这种亢奋的独异的思想进行自我肯定，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第一次伟大的觉醒。

    当时的作家不仅确认自己是发光体，而且确认自己可以照耀别人，可以唤醒别人，因此，他们的创作皆奉行“启蒙主义”。他们的启蒙，主要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对于人的内在精神、内在尊严的启迪，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证伪，是对科学、民主等现代人生意识、道德意识、文化意识的张扬。鲁迅在1933年所作的《自选集·自序》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确实是着意要毁坏那个延续几千年的铁屋子，以唤起正在屋子里沉睡的同胞。鲁迅写了《阿Q正传》、《故乡》等小说，小说中的阿Q、闰土都是沉睡着的悲惨的、麻木的灵魂。他们对自己的不幸未能自知，对自己的“不争”更是毫无觉悟，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国的死魂灵。要唤醒这种死魂灵，没有大声呐喊式的启蒙是不可能的。阿Q们的灵魂与现代人的文化意识相去太远了，与整个新的时代精神完全隔膜了。除了鲁迅，当时流行的问题小说、社会剧和乡土小说，直到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品都在致力于思想启蒙。

    “五四”作家和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西方人文精神的接受者，在各个方面确实发挥了先锋作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又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之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是人们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

    但是，这种先锋地位和启蒙作用，不久就逐步地被淡化、被削弱乃至被否定，以致发生历史角色的互换，即作为先觉者和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反而变成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原来被“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的农民则变成改造主体和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主体。在这种历史互换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启蒙精神和自我意识便一步一步地丧失。   

     40年代之后，类似《阿Q正传》那种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农民的愚昧、落后的具有强大启蒙力量的作品几乎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赵树理那种讴歌农民的作品。试图保持“五四”作品的基本思路，继续让知识分子在生活中维持主体性地位的作品，处境越来越困难了，1942年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受到批判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一批判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它标志着以知识分子为主导地位的文学时代在一个历史阶段上已经终结。《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毕业于上海产科学校，到延安后，在延安附近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工作。她满腔热情，试图把较为现代的护理方法搬到医院中，为了照顾好产妇、婴儿，为了她们的一点需要，她常常同管理员、总务长、秘书长，甚至院长争执。生活那么呆板，环境那么落后，一切都使她感到彷徨和不安。但是，她不断地自我克服，努力工作。然而，即便如此，她仍然遭到种种非议，有人说她太热心、太浪漫，有人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等。她成了一个怪人，一个异类。她试图改造落后的医疗环境但反而被环境所窒息。这篇小说，为刚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请命，希望能够尊重和理解知识分子。这种思路是“五四”文学思路的一种延伸。但它和陆萍的良好愿望一样，可悲地受到嘲弄和批判。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训：话》发表之后，不仅《在医院中》这种作品在解放区已经销声匿迹，而且直接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也见不到了，即使出现某些带有知识分子特点的人物，其身份也是干部或下乡干部。例如韦君宜的《三个朋友》，其中的知识分子也已半是干部半是知识分子了，而且小说的思路与“五四”已有质的变化——知识分子开始自我贬抑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个知识分子，她有三个朋友，一个是纯正的农民(刘金宽)；一个是下乡的知识分子干部(罗干)；一个是开明绅士(黄宗谷)。在减租减息的运动中，“我”终于分别认识了这三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开明绅士是“两面国”的人，不可靠；知识分子罗干说话喜欢绕弯子，不坦率；只有刘金宽淳厚、勇敢、讲义气。因此，知识分子的“我”终于在三个朋友中选择了一个堪为朋友的刘金宽为朋友。小说最后说：“现在你自然懂得了，我所说的良师益友是谁——和刘金宽一起，真是胜读十年书!你们外边人老爱过分称赞我们这些摇摇笔杆的解放区人，说我们‘百炼成钢’了，其实，你听我说了还不知道?我们还不是照样有这么多往昔的依恋、寂寞、梦幻，真丢人，常常分不清谁是自己的朋友，糊里糊涂忘掉了自己的脚站在什么地方。只是，我一到了刘金宽眼前，这各种破东西就被他一层一层剥掉了。你要问我的改变，这就算改变，是跟着良师益友学来的。”这篇小说写于1946年，我们可以视为一个文学坐标。它告知人们，在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启蒙主体已经易位，教育与被教育的地位已经整个颠倒了过来，“五四”小说的思路已经改变。这篇小说，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地位已开始发生互换。

    1949年之后，这种思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了文学作品法定的思路。文学作品只能歌颂工农，否则就是丑化劳动人民；只能批判知识分子，否则就是美化知识分子。这样作品虽不少，但很少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而在以工农兵为主人公的作品中，知识分子也必然是一个被改造者的形象。在小说、电影、戏剧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的是异己分子，有的是政治上的糊涂虫，知识分子不仅思想保守，而且技术也不行。写技术改革的作品，总是要说明依靠知识分子是错误的，只有依靠工人才是正确的群众路线。总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已经完全失落。有趣的是，描写“知识分子无能”的作品恰恰是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知识分子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必须写作，而写出来的东西又必须自我否定和自我丑化——证明自己无价值才能发表（才能被外在力量确认为有价值)，当时的作家就陷入这种悲剧性的怪圈中。

    进人50年代之后，那些从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创作的作家，有的沉默，离开了文艺界(如沈从文)；有的停止创作(如茅盾)，不写小说，只写评论；有的还是努力地写(如巴金、曹禺)，但写不出好作品：有的写了一些好作品，但遭到潜在的或明显的批评和非难，如老舍的《茶馆》，它被认为戏中缺少一条革命的红线，而《正红旗下》才开了一个头，因为有人指令“大写十三年”而搁笔。更多的作家只能用自己的作品“代圣贤立言”，充当政策的宣传工具。作家普遍地掩盖了自我，丧失了自我，即使想保持自我，也很难做到。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2)

二  社会运动重心的转移和个性生长土壤的贫瘠

    五四运动后不久，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不断否定自我?为什么会丧失启蒙精神并发生和农民互换历史角色的现象呢?

    其原因，一些学者已作了不少论述，其中最著名的论点是李泽厚提出的，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由于救亡的历史任务异常急切，终于挤掉了启蒙的任务。启蒙的主题是唤起中国人民的做人的意识、个性的意识和自我尊严的意识等等，这一主题不得不被拯救民族危难的主题所冲淡，所掩盖，这确实是一个原因。

    20年代中期，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放弃自我时，面临着的不是强权的压力，倒是自身的内在要求。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不再担任总统，袁世凯已经死亡，黎元洪与段棋瑞之间又发生纷争，军阀混战，时代失去权威，相应的，是整个国家已经“失控”。在这种中央权力涣散的局面下，使得知识分子具有更多选择的自由，他们本可以把个性发展到极致，但是知识分子却面临着另一种压力，即民族群体的生存困境。“五四”之后，个性的发展要求和民族生存困境的焦虑胶着在一起，使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处于两难的境地。在两难中，民族群体的生存困境终于构成最强大的刺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民族发展极不平衡，东方民族多数仍处在困境之中，尤其是中华民族。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因为中国是“战胜国”而归还侵占的土地，在骨子里仍然歧视中国；另一方面，在1923年、1924年之后，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造成中国人民的极大灾难。在极端性的民族生存困境面前，作家觉得自身的个性解放要求与民族解放要求是很难完全一致的。而民族解放的要求是当务之急，是急切而严重的前提，任何个性的要求都首先必须服从这一前提。因此，他们觉得必须放弃个人的内在要求，把个性纳入民族群体的要求之中。1925年11月底，郭沫若说：“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风，在最近一两年内可以说是完全变了。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在极端的民族群体的生存困境面前，一部分作家发现个性的要求与时代性要求的尖锐矛盾，从而认为张扬个性带着“僭妄”的性质，因此，他们就不能不选择放弃自我的道路，让个性服从民族群体的利益前提，以解除心中的罪感和烦闷。这是最先宣布否定“五四”个性精神的一部分作家的心态。

    在民族群体生存困境的逼迫下，“五四”前后社会运动的重心不断地发生转移。这种转移又直接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处于无可争议的启蒙地位，是与五四运动开始时真正的重心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分不开的。中国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反省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纷争等重大现象。人们寄以巨大希望的辛亥革命除了剪掉一条辫子，中国依然如故，这不能不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刺激。他们此时认识到一点，就是拯救民族光有救亡性的政治革命不行，还需要启蒙性的文化革命。因此，“五四”的先驱者便创办《新青年》杂志，从文学人手，发动一场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启蒙性的文化革命中，掌握文化的知识分子自然是文化革命的主体，而且也自然处于启蒙者的主动地位。在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对阿Q、闰土、祥林嫂们进行启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由于社会现实的极端黑暗，民族救亡任务的极端迫切，这些从事文化革命的知识分子又发现单纯的文化革命不行，因此，社会运动的重心又转入政治革命。“五四”之后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运动，“五卅运动”以及之后的北伐战争，这都是社会运动的重心转向政治革命的标志。而在政治革命中，并不需要复杂的思想启蒙，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政治革命使人简单化，政治革命本身就需要简单化。政治革命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需要简单的鼓动性，需要“立竿见影”、即刻可以唤起革命烈火的口号，而不是启发性的抽象的启蒙原则。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罗家伦在检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时，就人文，一年中的启蒙运动忽视了群众运动的特点。他说：“群众运动的题目要简单。……当运动的时候，一要使人转几个弯去想，就立刻不能成功。辛亥革命的所以立即成功，和大家所以肯舍身去死，也是这个道理。当时大家对革命的观念，据我所知，实在是很简单的。”[6]政治革命确实不需要像文化运动那样复杂，这种特殊的要求自然就削弱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此相应，历史的注意力就不能不转移到构成政治运动的主力军方面，而农民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于是，历史的主角发生互换便成为可能。1927年前夕，周作人感慨“教训无用”，与此同时，鲁迅也感慨一首诗赶不走孙传芳，强烈地感到知识分子没有力量。这种“无力”感，一是因为社会运动转入政治革命之后，自己无能为力；二是承认在政治运动中，最有力量的确实是工农这些社会基本力量。1939年毛泽东提出一个论点，即工农是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如果不与主力军相结合，将一事无成。这一观念所以会被知识分子接受，也与知识分子早已产生的无力感有关。总之，当时知识分子失去主角的地位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但是，当5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运动重心从政治革命转入社会建设时，知识分子还仍然处于政治革命中的那种从属地位，知识分子的文化需求仍然服从阶级斗争的前提，他们仍然还充当政治的附庸并为此更加严酷地否定自己，这就不能不产生更多的历史谬误了。这种谬误是一种在历史发生重大位移之后而人们的认识却“坚定不移”地在原地踏步的谬误。

20年代中期政治革命激化之后，派生出两个错误的估计：一是否认“五四”的启蒙文学；二是在肯定农民的政治作用时，过高地估计农民的文化觉悟。   

    当社会运动的重心逐步转向政治革命时，我国的文学界也开始酝酿一个新的文学运动——革命文学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邓中夏、恽代英开始批评新文学倾向，同时也批评新文学家，不管是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还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他们都一概加以否定。邓中夏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这样说：“再说到社会化的文学家。可惜此派尚没有健全的代表。现在中国文艺界他们很高傲的标榜什么‘为艺术而求艺术’，什么‘新浪漫主义’，什么‘文学就是目的’，什么‘文学是出自内心不为物奴的’，什么‘文学是无所为而为的’……有些是很和柔的标榜‘为人生而求艺术’，他们的人生是个人的人生(少爷小姐的人生)，绝不是社会的人生。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的文艺界是糟到透顶了。”在这之前，对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来自保守的国粹派营垒(如甲寅派、学衡派等)，现在则是来自革命的营垒。这之后，进行了一番自我否定的成仿吾，也写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加入对“五四”启蒙文学的批评。

    而对“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作用的否定，又强烈地反映在对“五四”作家关于农民的基本认识的否定上。1928年，革命文学营垒开始直接批评鲁迅，认为鲁迅对中国农民的估计过时了，中国农民已经结束了阿Q的时代。反映这种看法的最著名的文章是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邨在这篇文章中说：“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况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绝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现在的农民不是辛亥革命的代的农民，现在的农民的趣味已经从个人的走上政治革命的一条路了！”基于上述见解，钱杏邨宣布：“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阿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钱杏邨的文章又是一个重要坐标，它反映了当时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基本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宣布阿Q时代已经死亡，实际上是主观地宣布“五四”对农民的启蒙时代已经死亡，而对农民实行崇拜的政治革命时代已经开始。由于钱杏邨作这样的估计，因此，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鲁迅，也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伟大代表之一，就作了非常苛刻的要求，他判定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作品中暴露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只有‘呐喊’式的革命，只有‘彷徨’式的革命”，因此，他劝告鲁迅“翻然悔悟”，抛弃他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我们今天自然不是追究钱杏邨的“悖谬”，而是把他的文章作为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使我们了解到，在社会运动的重心转移到政治革命之后，当左翼的革命文学家全盘地否定五四时代启蒙式的呐喊之后，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历史错位已不可避免。

    在这个过程中，30年代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更加激烈地批评“五四”的文学运动甚至批评革命文学运动，而且第一次对“五四”新文学作家作出“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阶级界定，并严厉地批评作家们不“向大众去学习”，反而“教训大众”，鲜明地批评“五四”新文学作家扮演了一个错误的历史角色。瞿秋白在《“我们”是谁?》一文中，指出不能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原因时说：“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了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瞿秋白这段话把“文艺大众化”的实质作了很鲜明的表述。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提倡文艺大众化与“五四”的启蒙者有一点是相通的，这就是他们都主张文学艺术要面向大众，但是，如何面对大众，却有完全对立的思路：瞿秋白主张的是“大众化”；而“五四”启蒙者却主张“化大众”(启蒙就是化大众)。主张“化大众”者，是主张站在时代的新的文化高度上，用新的现代的文化精神去启蒙和影响人民群众；而主张“大众化”者，则把启蒙斥之为“教训大众”，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没有当“大众教师”的资格，而应当把自己的作品通俗化，以适应人民群众的口味和要求。后者这种主张，自然是要作家完全放弃启蒙精神。因此，可以说，30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的结果，是进一步造成“五四”启蒙精神的失落。但是，应当说明的是，“文艺大众化”的倡导者们，他们认为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还是语言问题和利用旧形式的问题(这也是通俗化的问题，脱离群众的问题)，而没有想到主要问题是立场和思想感情的问题，自然也就没有想到必须对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感情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改造”的命题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才正式提出来的。因此，1949年后的文学史家在评论30年代“文艺大众化”口号时，总是批评这一口号最大的缺陷是没有认识到思想改造这一关键点。提倡文艺大众化，并不注定要进行自我否定，当时多数的作家确实并没有意识到必须对五四时期形成的新的自我作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而只意识到在语言及其他文学形式方面必须朝着大众化方向做些调整。意识到知识分子本身在立场和世界观上必须来一番彻底的改造，是在1942年才完成的。

    但是，上述的政治原因(民族救亡的需要和社会运动重心的转移)仍然无法解释一个现象，即“五四”文学革命退潮后的20年代中期，作家普遍陷入精神危机的大苦闷现象。当时鲁迅在《坟》的“题记”中就声明自己要把过去的东西“埋在坟里”。这种与过去诀别的情绪带有普遍性，鲁迅曾描述过，当时是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因此，他感到异常寂寞，“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而茅盾在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也发现了“五卅”前后文艺界普遍性的苦闷，他说：“到‘五卅’的前夜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即使外形上有冷观苦笑与要求享乐和麻醉的分别，但内心是同一苦闷彷徨。”当时确实出现了一种普遍的苦闷彷徨和重新寻找道路的心境。如果我们在“五四”高潮期看到的是郭沫若的狂飙式的呼喊和湖畔诗人(应修人、潘漠华等)的天真、热情、充满幻想，那么，到了这个时期，我们见到的则是鲁迅的寂寞与彷徨，是湖畔诗人天真美丽的爱与梦的消失。天真与热情已被沉钟社那忧郁的钟声所替代，在沉钟社的作品中，我们感到时代的幻灭感已经产生，笼罩在诗人们心中的是莫名的忧愁与哀伤。陈翔鹤在1925年的一次通讯中说，他特别喜欢尼采妹妹所作的《寂寞的尼采》，但因为价钱太贵买不起，因此，当他一个人在沙滩各小巷中穿来穿去时，便无时不想到“寂寞的尼采”。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五四”那位推翻一切的、无所顾忌的狂人式的尼采，此时已变成“寂寞的尼采”了。曾经洋溢着尼采式的酒神精神的诗人作家们，此时心里笼罩着说不清的苦闷，酒神精神好像已经消失。陈翔鹤说朋友们批评他“天真已死，人事不知”，他自己也说：“我近来的生活是坏无可坏，我们现在最反对伤感主义，又复重新捉着了我，到夜来有时流泪终宵，为的什么，连自己也是莫名其妙；而一到白天，心境又大变，仿佛昨夜如隔世一般，不是我自己。”陈翔鹤在通讯中所描述的心境是一种普遍性的心境，当年的知识分子确实丢失了“五四”高潮期的天真热情，而重新被感伤主义所包围，以至于厌倦人世，自己也不认识自己。沉钟社的诗人们当时并没有面临参加革命的问题，也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艰难问题，但也产生如此浓烈的苦闷。

    我们要从这一现象中提出一个问题，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期间(大约从1915年到1923年)，民族的生存困境同样是悲惨的，但在这种环境中为什么作家的心态是那么积极、热情、理直气壮地张扬个性，而到了20年代中期却产生普遍性的苦闷?而且，在其他民族的生存解放斗争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他们在张扬民族主义的同时，不仅不排斥个性和自我独立精神，反而是在尊重个性与自我的基础上张扬民族主义精神，强化民族力量，为什么唯独在中国，会感到个人的独立精神是与改变民族生存困境难以相容的呢?发生在20年代中期作家的普遍性苦闷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内在更重要的原因呢?

    在这里，应当肯定地回答，民族群体的生存困境并不是知识分子放弃个性精神和启蒙精神的绝对理由。在民族生存困境中，本来个性也是可以发展的，然而——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五四运动之后，并没有提供知识分子个性继续生长发展的现实土壤。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的质变点，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但是，这二转型并不是十分自然的，它由封建社会直接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并没有造成强大的自由职业者阶层和相应的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后落脚点，完全落到上层建筑之上，即落到为夺取政权以改变经济形态。但是，“五四”之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基础依然没有任何改变，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秩序并没有形成，阿Q的故乡未庄，还是小生产者及其小生产自然经济与小生产观念盘踞的未庄。未庄型的经济结构天然地排拒科学民主精神，也天然地排拒个性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马克思在准备着写《资本论》而作的札记中，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作了这样的描述：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马克思把人类活动的社会形式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第一是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形态阶段；第二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第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联合体阶段。第二阶段是第三个阶段的准备，它是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中介社会环节。在第一阶段中，人与人之间在自然关系的基础上直接互相依赖，这是一个以群体为本的社会，个人从属于社会共同体而没有人的独立性。中国“五四”之前的封建宗法社会，可视为这种社会形态。这基本上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形态；第三阶段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性全面复归即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形态。而第二种形态则是物质广泛交换的商业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以个人为本位，人在物的交换原则面前是平等的，社会提供每个人以自由竞争的机会，这就打破了个人对群体的从属关系而给人的独立性提供可能性。根据马克思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五四”在对“人的依赖关系”的旧社会体系进行批判之后，中国社会直接向现代社会转化，并很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直接面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进取)，中间缺乏一个以物的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就是缺乏一个使人的独立性成为可能的第二社会形态。由于缺乏这个社会形态的充分发展阶段，人的独立性就没有立足之地，也就无从生长发展。五四时代觉醒的个性、自我意识、独立精神等，没有找到生长的土壤，就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物的(自由竞争的商品交换社会形态)强大基础。于是，启蒙精神的悲剧性命运就不可避免。

    没有相应的物的强大基础，就不可能有强大的个性，不可能有强大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这两位知识分子个性幻灭的悲剧，就是因为他们的个性找不到附丽、发育、生长条件的悲剧。五四时期，各种流派都推崇易卜生，呼唤易卜生笔下那种孤独而强大的个性，但是，他们的呼吁，最后自己也觉得空洞，这也是因为现实没有提供易卜生式的个人主义生长的条件。这就像在易卜生的时代里，挪威可能产生易卜生，而那时的德国却不可能产生的道理是一样的。关于这点，恩格斯在《答保尔·爱因斯特先生》的信中就指出过。他说：“挪威的农民从没有作过农奴，这个事实——在卡斯第里亚也是如此——对于挪威的整个发展上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的儿子，因而比起德国的可怜的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同样地，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要高出不知道多少。不管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然而比起德国的来，却要高出不知道多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还有着自己的性格，有着开创的能力，能够独立地行动，虽然从外国人的观点看来不免有点儿奇怪。”恩格斯这段话说明，挪威正因为它产生了由自由农民发展而成的中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具有物的交换关系的人的独立性的现实土壤，因此，它才能产生易卜生，而当时的德国却仍然是农民和小市民充塞的社会，它绝不能产生类似易卜生这种强大的个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也同样存在着当年德国的问题。

    马克思从人类总的进程的角度，而恩格斯则从不同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的角度，共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代个性的发展是与社会提供的条件紧密相关的。中国新的知识分子的现代心灵正是缺乏一个充分发育成长的土壤，缺少一个自然壮大的背景和过程。因此，它是很脆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在五四时期站立出来，并形成一种新文化力量，主要是借助西方的文化思潮。但由于缺少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时代性的文化大隔膜中。他们的启蒙思想和充满个性的歌唱找不到知音，他们的爱与呼唤，在阿Q一类的小生产者心壁上回响之后总是发生变形和变调，于是，他们感到孤独、彷徨、寂寞。鲁迅《野草》中的寂寞感，就是先觉者与一般群众之间的文化隔膜所产生的。他的呐喊不仅很少人响应，而且常常被误解(例如那时有人问：《阿Q正传》是讽刺谁)，他的对于自由心灵的呼唤，回应的是冰冷的、发呆的脸孔。这就不能不陷入绝望。现代心灵、现代个性的发育过程，在西方，是一个漫长的、缓慢的过程，是几个世纪的自然生长、发展过程，它的生长得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外在条件的配合。而我们五四新文学运动则发展得异常迅猛，个性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突然进发，它没有相应的外在条件。中国社会还没有充分地发展大生产，还没有强大的商品经济基础和现代的社会力量(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是手工业者，而是真正的产业工人，自由职业阶层)的时候，这种社会条件不可能出现强大的自我和强大的独立人格。在文学上也不可能产生像拉伯雷《巨人传》中那种气派非凡的人物形象，或者像浮士德那种永不知足、永远追求的人文精神。一旦产生这种人物，也将被社会所包围，变成世俗眼中的“怪物”，变成易卜生所说的“国民公敌”。由于外在条件的不成熟，因此，文学作家就很容易产生伤感、幻灭感，就不能不带着彷徨之情重新寻找道路、寻找精神支点，甚至怀疑起自己在不久以前向社会宣扬的那些启蒙原则。“五四”之后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普遍陷人心灵困境的苦闷，这才是最内在的、最根本的原因。

    除了现实的原因之外，知识分子接受历史角色的互换还有很深远的传统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尽管已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但它原本是在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可以说，他们是东方文化的再生物和积淀物。当我们用现成的概念把“五四”前后划分为两个时代时，我们认识到，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在一个新的刚刚开始的时代里就创造出一种完整意义的新的文化性格，而只能产生新的文化性格的某些萌芽。而在这种萌芽中又总是积淀和包含着沉重的、充满惰性力的过去。这种“过去的力量”总是竭力想把新的文化性格拉回到旧的基点上去。因此，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传统的态度相当激烈，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其实都是分裂的人：他们的身上既体现某种新时代的文化性格，但又积存着旧时代的文化基因；他们掌握着两种文化，同时又被两种文化掌握着和撕裂着；他们在价值观念上与西方文化认同，但在行为模式与伦理态度上又就范传统文化；他们的内心充满着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矛盾；他们既塑造着新的时代，又同时被旧的时代所塑造；他们企图用新的文化精神去规范别人，又同时被别人用旧的文化精神所规范。由于他们的灵魂中被两种互不相容的文化所占据，所撞击，因此，他们显得格外苦闷、焦虑，常常在两个极端上摇摆。这种分裂的人和分裂的文化性格，自然就缺乏强大的主体力量和个性力量，就很难担任强大的、独立的历史角色。鲁迅在五四时代塑造了狂人型、孔乙己型、魏连殳型三种中国知识分子的类型，而魏连殳这种分裂型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普遍的。他们的分裂性格，导致了他们丧失新的自我，而回复为旧的自我，其悲剧是不甘心这种回复又改变不了这种回复，因此，他们既张扬自我，又怀疑自我，既充当启蒙者，又怀疑启蒙的前提，既与传统宣战，又很快向国故妥协；魏连殳们这种悲剧性的文化性格，自然是很容易接受改造的。

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3)

三  启蒙主题的回归与创作个性

    上述种种“五四”启蒙精神的失落以及知识分子启蒙者主体性地位的失落现象，直到70年代末才逐步得到回归。

    我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文学的命运》一文中已经指出，进入新时期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才发生变化。在最近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两个转折。第一个转折是知识分子价值地位由被外在力量所否定的阶段，进入被外在力量所肯定的阶段，即从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异己力量转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肯定意味着“思想改造”命题的抛弃，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结束作为被改造对象的历史，而开始了作为劳动者的一部分的历史。确认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处于政治平等的地位，并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为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恢复启蒙者的主体性地位创造了条件。第二个转折是从被他人所肯定转变为自我肯定，即自己确认自己的主体性地位。

    恢复主体性地位的知识分子并不试图去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也不是站在非人格平等的地位上去进行悲天悯人式的启蒙，而是冷静、理性地反省过去的历史，反省历史角色互换的原因。在反省中，他们发现现代文化意识这一价值尺度的失落。20年代后期钱杏邨对农民的高度评价和后来毛泽东对农民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如果从政治功利的尺度来衡量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这大体上是一个事实。但这里使用的是政治功利尺度。按照这一尺度，应当承认，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农民确实表现出比知识分子更坚定的意志，更彻底的立场，更不犹豫的态度。用这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使用的尺度来衡量知识分子，自然会感到知识分子的摇摆性。然而，如果不是使用政治功利尺度，而是使用“现代文化意识”的价值尺度，就会发现，这种摇摆性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身上一种可贵的现代文化品格，即他们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对任何历史行动都要保持一种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品格。当政治功利价值尺度完全取代现代文化意识尺度的时候，知识分子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和品格便成为必须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最后几乎完全丧失，就是没有区分这两种价值尺度的结果。事实上，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题，是在于启发现代文化精神，以塑造现代人和现代文化性格。阿Q所以成为鲁迅批判的对象，关键就在于他不是现代人，他没有现代的文化意识，因此，他既不能确立自我，也不能确立他人；既不能正视自己的弱点，也不能对自己所处的悲剧性环境和自己的悲剧性性格进行理性批判。鲁迅并不否定阿Q的革命性，他曾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14]鲁迅在政治上肯定阿Q的革命性并不妨碍他从文化上批判阿Q的荒诞性。而我们后来却总是以阿Q的某种革命性来掩盖阿Q身上非现代文化意识的荒诞性，并对知识分子鞭挞这种荒诞性加以谴责，这自然使知识分子不仅放弃对这种种荒诞性进行改造的积极性，反而怀疑改造自己身上的现代文化品格。这种现象，正是阶级斗争激化年代留下的后遗症。

    现代文化价值尺度确立之后，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便从失落转为回归。这种回归首先是知识分子自我的回归，是作家个体主体意识的重新觉醒。在文学理论上文学主体性的命题的提出，正是反映了这种觉醒和知识分子自我的回归。它证明主体本身乃是意义和价值之源。主体性的失落，意味着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尺度的失落。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作家们也发现，原来被指责为“摇摆性”的理性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于是，他们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自己身上那些在五四时代就已经燃烧起来的个性精神、独立意识和对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关怀精神。因此，他们再也不满足被外在力量所肯定，而积极地进行自我肯定——自己确定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本质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他人规定的结果。主体意识的重新觉醒，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灵魂站立起来，并逐步恢复知识分子的本质，而这种现代文化精神的恢复，对文学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知识分子的自我回归之后，相应的，五四时代产生的那种启蒙主题也开始回归。新时期文学一开始，作家就表达出一种启蒙主题。刘心武《班主任》中的谢惠敏这类人物，在过去的文学作品里，总是被作为正面人物来加以歌颂，而《班主任》则指出她的蒙昧和盲目。对蒙昧的批判，正是启蒙主题的复归。这之后出现的许多作品，包括农民题材的作品，在文化精神上也焕然一新，他们改变了赵树理和前三十年小说的基本思路，而在新的文化层次上与“五四”的启蒙精神相连接。例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进城》这种描写农民题材的小说，就展示了与它的前三十年农民题材小说模式完全不同的思路与风格，甚至也表现出与赵树理不同的思路与风格。这些新的农民小说，重新揭示了传统文化在农民心灵中的阴影和新文化观念在农民心灵中的变形。他不是简单地讴歌农民的革命性，也不是简单地暴露农民的落后性，而是用现代的文化眼光来透视当代农民的沉重的文化心理历程，并对这种文化心理展开善意的调侃和批评。高晓声对农民的观照，与鲁迅对农民的观照，在思路上是相通的，它也带有对农民的启蒙性质。高晓声的小说，以及后来出现的李锐的小说和其他一批农民题材的小说，都带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当代作家已不再像赵树理和解放后的擅长于描写农民的作家那样，仅仅从同一地平面上去看农民，甚至站在比农民更低的地位上去仰视农民，而是站在一个现代文化的高度上看到农民文化心理与新时代文化精神的巨大反差，从而看到中国改造农民的严重性，于是，在实际上，他们又恢复了一个启蒙者的地位。高晓声等作家所展示的生活和文化观念，令人信服地告诉人们，占有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与中国的现代化是相当隔膜的，他们的文化观念与现代的文化观念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需要知识分子去对农民进行现代意识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知识的普及。离开这种启蒙和普及，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启蒙与普及的积极性，现代化将是一种乌托邦。而知识分子也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现代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普及现代知识和启蒙现代意识的事业中，才能肯定自我的价值和证明现代文化的价值。

    随着启蒙精神的回归，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也获得再生。中国的文学创作又进入一个以个性为基础的多元共生的时代。

    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精神之后，便产生了文学艺术的单一化和概念化的灾难，并导致知识分子只能重复五四时代早已批判过的“代圣贤立言”的思路去作千篇一律的“遵命文学”，即为政治服务和为政策作形象注释的文学。后来在文艺界提出的“三突出”的观念，把“代圣贤立言”的“遵命文学”推到极端畸形的位置上，最后埋葬了人格平等等现代文化意识和个性化的艺术风格。随着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回归，作家终于从这种思路中走出来，连巴金也公开宣布，他不再写“遵命文学”了。这个经历几个时代的杰出作家的声明，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始。在巴金摆脱“遵命文学”的思路的同时，20世纪上世纪产生的老作家，都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道路，重新肯定创作个性和复活自己的艺术风格，包括韦君宜在内，她在新时期创作的散文、评论、杂文都发出一个走过艰难的心路历程之后的作家所独有的声音，满怀深情地重新肯定知识分子那些美好的品格。在老作家恢复个性之时，大群中青年作家也在不断地超越已有的创作模式，从他人设定的思路上走出来。他们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都在追求一种东西，张扬一种东西，这就是张扬个性，张扬主体性。尽管有的年青作家完全否定文学的社会功能(也就无所谓思想启蒙)，但他们所追求的还是文学的独立价值和作家个人的自我价值。这个时期，作家的作品确实展示了新的风貌。

    当我们回顾文学领域中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七十年的道路时，我们不愿意去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而只是用理解和同情的眼光去看待过去。这种理解与同情，使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七十年前我们的祖国开始追求的现代化目标，确实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这个过程证明，离开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现代化是不可思议的。只有摆正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历史位置，尊重他们各自的主体性和历史主动性，现代化才有希望。同时，也使我们体会到，像辛亥革命那样单纯的政治革命难以成功，像“五四”那样单纯的文化革命也难以成功，现代化步伐只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同时进行才能有光辉的前途。只有各个方面的改革同步进行，社会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才能成为现实，知识分子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这样，才有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 

   ( 写于1989年2月至3月  北京劲松

   选自《放逐诸神》，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