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plaque psoriasis: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6:26:43
原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2期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六大维度审视
一、前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撇开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考察一个完全抽象且孤立的个体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经济人假设，也只是接近于对低能动物的行为抽象，理性选择理论也只是在演绎一种经济学创造出的虚拟世界。正因如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通过大量使用数学工具而在逻辑表达上似乎越来越精确了，却也因抛弃了伦理关注而与现实日益相脱节，从而走上了一条形式化的道路。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似乎还在日见显赫，功能主义解释日渐盛行，乃至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不断膨胀；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科学明珠的称誉，并热衷于将一套简洁的最大化法则推行到诸多领域，乃至一个庞大的经济学帝国似乎也在不断壮大。但是，如果仔细剖析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现实情形，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实质上正变得越来越枯萎，研究的实质领域也正变得越来越封闭；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几乎都是由其他学科来提供，其贡献也似乎往往有赖于出身于其他学科的学者。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变得日益衰落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神话也行将破灭。福兮祸所倚，在看似风光背后实际上充满了芜杂的纷争，孕含着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深刻危机。这不得不引起有为之士的足够重视。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明显看出：在研究内容上，排挤了伦理学的内容而越来越狭隘化；在行为假设上，抽象为原子经济人而撇开了对真实人性的探讨；在数理建模上，大量机械地走数量化道路而离现实越来越远；在意识形态上，崇尚单一的个人主义而窒息了思想自由；在知识结构上，强调统一的专业训练而忽视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知识多样性；在理论发展上教条化，造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严峻危机。为此，本文就从这六个方面对经济学的现状及其潜藏的危机做一简要剖析。
二、研究内容上的狭隘化
从根本上说，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而影响人类福利水平的因素众多：一方面，就物质需求层次而言，这涉及到国民财富的增长以及国民财富的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就人类全面需求而言，这不仅体现在物质需求上，而且越来越体现在精神需求上。因此，研究人的福利问题必然会涉及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方面的关系，相应地，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就应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其中主要是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互动关系；另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即技术关系方面，主要是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显然，在涉及人与人之关系方面，如财富的分配、制度的设立、产权的界定，以及贫困、异化等问题，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判断，这实际上就是伦理问题。同时，作为揭示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的理论必然是主观的：一者，任何理论必然涉及到研究者的认知和所处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一种本体论假定；二者，对本质认知的主观性必然隐含了主体的社会理念，体现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理想。为此，经济学又必然具有规范性。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笔者认为，经济学的理论本身就是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统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必须包含两个方面。阿马蒂亚·森将经济学分为伦理学内容和工程学内容，其中，工程学内容主要探讨有关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客观规律和自然制度，而伦理学内容则关乎人与人之互动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制度。事实上，穆勒很早就指出，生产方式和规律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非人意所能改变，这与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相联系；而分配则不仅仅是由经济力量决定而完全是人的意志和制度的问题，政府和国家尽管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却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同时，意愿和制度本身是价值观的产物，因而分配规则取决于社会的习惯和法律。
正是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方面内容的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仅仅把经济学当做一门工程学，那么就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究其原因，尽管经济学家往往把自然科学发现的规律当做可作论据的事实或分析的前提来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但是，这种应用是有条件的，直接应用工程学定理得出的结论是假设性的，其中有太多的其他动机和感受被抽象掉了。事实上，任何个体的社会经济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发生的，因而，个体行为必然深受特定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又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迁；而且，任何时空下的社会经济现象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个体的行为也必然无法摆脱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们都取决于特定的时空场合、社会地位和文化伦理。因此，经济学家在探究任何具体社会经济现象时，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在新古典时期之前，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乃至心理学等本来就是有机合在一起的，当时的经济学家往往也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例如，配第一生就做过海员、医生、解剖学教授、发明家、验船师、议会议员、造船实验家、作家、统计学家和大地主等；同样，穆勒在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成就卓荦，并且在很多问题上都是高屋建瓴，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他是19世纪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他”。[1]（P330）
我们知道，国民财富的增长是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核心问题，但是，获取国民财富仅仅是增进社会福利的途径之一。其实，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上关注的是社会福利，因此，他们普遍关注整个社会问题，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热衷社会制度的变革等，几乎所有对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早期经济学家都是关注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努力下，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才得以日趋完善。其中，以穆勒为代表的主流古典经济学家从体制内对市场制度进行修补，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别则从体制外对社会制度改造提供力量。不过，为了避免剧烈社会改造带来的动荡以及维护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边际效用学派的学者开始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宏观社会问题转向了微观行为方面，并主张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此后的主流经济学就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同时，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偏重于从孤立的个体行为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经济学就逐渐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并把它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可以纯粹用达到目的的手段做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这样，主流经济学就“创建”了并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分析方法：把人看成是从家庭、部族、阶级或民族分离出来的坚持原子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孤立个体，而制约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则是程序性的，而不包含道德的实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一些经济学“著名”人士的宣扬下，经济学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逐渐扩散到法律、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诸领域，从而形成了令人堪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以至有人说，“经济学现在会被定义为经济学家所做的任何一件事”。[2](P76)
当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集中关心个体如何最佳地配置资源进行生产或消费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的物质资本积累还很不丰富，物质资本是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在20世纪70年代后却遇到愈来愈严重的困境，因为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益增多，生产或社会发展的“瓶颈”已经转变成其他生产要素之后，经济学就必须开始考虑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新型的“瓶颈”资源。显然，在当今社会中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本身具有不同于物质资本的根本特点，因为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人，它是主动的而不能像物质资本那样任意摆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使用就不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激励问题而不是配置问题。因此，如何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而这显然涉及到各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成果的分配问题。所以穆勒认为，只有在世界上落后地区，增加生产仍然是重要的目的；而在进步国家中，经济上所需要的是一种较好的分配制度。正因如此，基于激励机制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及基于互动关系的博弈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后就开始蓬勃发展了。
遗憾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探究激励理论和博弈理论的时候，却基于方法论工具主义取向而沿用了人处理自然资源时所使用的单向理性或工具理性概念，进一步拓展了在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假设下形成的成本——收益思维定势，把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简单地复制到了人与人之间。因此，尽管研究对象已经变了，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却依旧忽视了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和合作的道理，忽视了人类在互动中不断增长的社会性，因而经济行为中的伦理因素一如既往地被严重淡化。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依旧不考虑社会制度等因素，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也只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用供求来为既定的制度提供解释。结果，这种研究不仅很不尽情理，而且，那些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被称为“实证经济学”也显然难以达到其所宣称的效率。正是“以关于令人愉快的超理性的自然秩序以及在利益斗争中形成的和谐神话为基础”，[3]（P176）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在静态的所谓“超制度”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其思维先验地囿于一个封闭域中。例如，有资料说，美国每出口1美元的疫苗，其中就有99美分的成本都用于法律费用。[4]（P385）那么，这样的配置方式是否合理呢？也许在现代主流经济学“渲染”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最优选择，但是，有没有想过另一种缓和对抗性的制度下的新配置？我们研究厂商行为时都知道，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区分，短期内成本最小的配置在长期看来并不是最有效的，在经济学的整体研究上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抛弃了经济学研究的伦理内容而集中于技术层面，从而使得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大大缩小了，这反过来又会极大地窒息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依旧集中分析物质资本的配置方面，而对日益重要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却往往视而不见，或者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上，这从主流杂志上的文章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另一方面，即是基于人力资本的考虑而兴起了激励理论和博弈理论等新学科，但这些理论依旧使用自然主义的思维而没有考虑伦理因素。正因如此，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所涉及的研究内容貌似在日益扩大，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也不断膨胀；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与伦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隔阂却在不断加深，分立也日渐加剧。基于这一情形，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正日益凸显出越来越严重的贫困化趋势。实际上，目前越来越多的事例已经表明了伦理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同时，人类社会也已经在为伦理的忽视而付出越来越惨痛的代价；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不能为之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相反，此方面的任何一点进步似乎都是由出身经济学领域之外的人士所带来的。
三、行为假设上的抽象化
正是由于在边际革命到新古典经济学确立这段时期经济学研究内容被缩小在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工程学方面，考虑的是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处理问题所运用的手段也就变得异常简单，只要借鉴自然科学所发现的规律来进行技术性配置以及基于个体效用最大化进行选择就行了。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将人类理性简单地抽象为自然主义的抽象智力，社会个体也被抽象为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的经济人。而且，尽管社会个体的智力本来是参差不齐的，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设立了这样一个理想目标，并训练所有人都朝这一方向迈进。尤其是，尽管人性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但现代主流经济学把个人仅仅看做是向往拥有财富的一个存在，他能够以达到这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的比较效率为基础做出判断；与此同时，出于理论分析和数学建模的需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就越来越抽象化和形式化。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是理想主义的，是建构理性主义的，是脱离事实的抽象。当然，如果仅仅考虑物质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社会发展就在于如何更为理性而合理地使用这些自然资源。问题是，将这种工具理性简单地运用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上是否还具有这样的合理性基础呢？
我们说，经济学是一个致用之学，它简单地可以表现为通过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来为人类社会或现实个体服务。问题是这些稀缺性资源具有不同的特性，因而必须考虑不同个体在面对不同资源时的不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资源配置可看成是不同生产要素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对物质资源的配置体现了人对物的单向协调，而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协调。显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生产组织的结构是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方式也必然是不同的。这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变化，更涉及到个体的不同认知，以及体现了个体行为中亲社会性的发展。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不应是一个抽象的物理世界，而更应该关注真实的“人”；这也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事实上，正是由于资源的配置问题体现了制度性因素，因而科斯强调，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现实制度出发，还要从人的本性出发。
然而，尽管社会中的人性是丰富多样的，并且是不断演化的；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简单地将人性还原为动物之本能，将人类个体都抽象为基于自我保全的利己主义者。正是由于抛开了社会性，人类个体就变得同质了：似乎在一定环境下，所有的人都将采取相同的行为。事实上，一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人士都极力为这种抽象化的研究鼓噪。例如，新古典主义的埃奇沃思就强调，“经济学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人的每一个动机都仅仅是由自利心所促使”；而斯蒂格勒在题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的特纳讲座时说，“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在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5]问题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鼓吹，每个人按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可以最大地实现自己的效用，可以最有效地使用资源，可以实现帕雷托改进；但是，当我们将源于经济人行为的最小最大化原则应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者用于解决人力资本的配置时，却得到了囚徒困境这一局面。那么，这种行为合理吗？艾克斯罗德庞大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就表明，那些总是采取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人最终获利很少。[6]
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为何最终反而陷入了囚徒困境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从而也忽视了社会中存在的丰富而多样的社会资本功能。因此，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推动者将经济人分析推广到几乎所有的人类领域，但无论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在诸如婚姻关系、宗教行为等这类事务中，都很少对这类预测的结果进行过经验性检验。所以，正如森指出的，为信念辩护的理论很多，而实际证据却很少。[7]（P23）事实上，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否可以被认为在追求某种目标的最大化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单个行为主体或团体把什么看做是可适当控制的变量，以及把什么变量视为是可实际操作的手段；而当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接受了特定社会行为准则的工具价值时，就会造成个人表面上所追求的目标与其真实目标之间的模糊性。当然，按照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进行着自利的最大化行为，只不过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下进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既然考虑到了社会的制约，也就必然会涉及到伦理因素，从而需要对自利和利他进行明确的界定；而且，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特定目的的框架下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把人的行为差异仅仅归结为制约条件的不同；但事实上，在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往往有天壤之别，因为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伦理道德已经深植于人的偏好之中，人的行为本身就内含了伦理因素，这一点斯密早就做了深刻的刻画。
其实，不同类型的自利行为已经表明了人性的多样性，也说明建立在内在一致性或利己主义之上的抽象理性是多么的空泛和无用。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利行为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它无法有效地分析多元化的人的行为，更无法说明在不同时空地点下的人类行为的差异。实际上，经济人假设源于功利主义，而早期功利主义关注的是整体社会的幸福问题，而不是个体的福祉问题，个人追求私利仅仅是达到社会福利的手段；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后来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逐渐只知手段而不知目的，即使手段越来越背离了目的也不顾了。一者，功利主义认为善具有包容性，有利于个人的同时也必然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损害了个人利益也就损害了社会利益；二者，哈耶克等自由主义一派也强调，手段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而目的就难以达成一致。因此，功利主义就与自由主义融合在一起，强调了手段的重要性，认为重要的是制定规则、确立手段，而这种手段则是从个人行为出发。在这种哲学观点支配下，功利主义就孕育了它的社会秩序原理：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就是正义的。[8]（P19-21）显然，这也就是西方流行的“私恶即公利”的命题，也是杨朱“拔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基础。
不幸的是，随着手段得到过分强调，功利主义者将个人利益推到了至高无上的极端地位：惟有个人利益是现实的利益，不能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个人自己的幸福。例如，孟德维尔极尽夸张之能事，认为人类所有的一切行动、一切美德都是发端于利己心；而且，这种利己的本性是不变的，只有建立在这种自私的本性之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当然，即使就个人追逐其私利而言，个人的“利”也是内涵丰富的，它包含了人类所有的需求、所有的快乐，而不仅限于物质方面，例如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边沁在《立法原理》中就曾列出了14种他称之为的“我们感官之清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在强调积累的同时逐渐将积累活动变成了自身的目的，物欲获得了极度的勃兴。显然，此时的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是无限的要求。也正是基于对物欲的强调，西方学术界逐渐将人之快乐都归结为物质一项，因为如贝克尔宣称的，这些快乐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从市场获得的产品“生产”出来；[9]（P164）也就是说，经济学所强调的满足已不是需要，而是欲求，这也成为经济学广义效用。
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出现理论危机，正在于它撇开了伦理内容而专注于工程学内容之后，从而也将具体社会中的人抽象化、同质化，乃至人类个体被还原为具有“神性”的动物：一方面，它像上帝般具有理性；另一方面，又尽情施展其动物般的利欲本能。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一方面，它基于个体理性研究最大化行为；另一方面，基于市场均衡探究个体之间的协调。但显然，个体理性并不一定导向有效协调，这是囚徒困境已经表明的。其实，如果现代主流经济学抽象的经济人假设仅仅是把人还原为一般动物，那么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类至多只能实现短期局部的最大化；显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理性，因为理性应该考虑更多的其他信息。特别是，随着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日益重要，以及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重新拓展之后，经济人分析范式所内含的悖论就愈益深刻。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然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人的互动行为往往无法真正挖掘人类社会中的协调治理，并且也浪费大量能够改进人类生活的机会和方法。事实上，正如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即使竞争均衡模型对经济做了很好的描述，也会因为外部效应而表现出缺乏效率的结果。个人或企业的行动直接影响其他人或企业（而不是通过价格体系）的情况举不胜举。由于经济行为人只考虑自身所受的直接影响，而不考虑对他人的效应，因而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很可能不是‘有效率’的。”[10]（P9）
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单一抽象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对现实的解释和理论的发展，这正是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之“瓶颈”所在。那么，为什么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偏好抽象而空洞的经济人假设呢？主流社会的一般辩解是：引入具体人性考虑的模型太复杂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是抽象的。问题是，在穆勒、马歇尔时代，由于人的需求主要还集中在物质方面，经济行为往往等同于物质行为或货币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将人追求物质财富的动机和行为从其他行为中独立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人类需求的多样化以及物质与非物质行为日益混合在一起，还照搬这种自然主义的物质思维方式就成问题了，更不用说还要把这种思维方式用于分析完全的非物质领域。当然，构建一个新的分析体系是困难的，正如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体系的建立也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一样；但是，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必要就在于要能够解释、解决以及预测实际问题，正是复杂而又符合现实的思维追求才使得经济学理论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和意义，况且，新体系的构建这一挑战性问题不也正是经济学家展示其智力和知识的最佳体炼吗？
四、数学建模上的形式化
尽管经济学从诞生起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大内容，但是，自从启蒙主义以降，庸俗实用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而且，在伦理内容遭到排斥以后，追求物理学般的抽象和精确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这种动机的推动下，经济学开始从构成个体的大量特征中进行抽象，挑选出所共有的信息处理能力以作为构成人类标志的抽象，从而使行为变成可预见的理性问题；这样，经济学的分析就由平均值替代了每个个人的数值，从而便于经济人的行为建模。正是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经济学产生了最大化的概念：人与物之间的单向互动产生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问题，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则产生了市场均衡问题。而且，随着数学的大量应用以及数理模型的建立，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也逐渐形式化了。这种形式主义导致这样一种思维：最优或有效解客观上可以定义，它只是个计算问题。结果，由于自反馈效应，这使得经济学进一步撇开了“人”的考虑，进一步抛开了具体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考虑，而把经济学理论探索仅仅看为一个形式逻辑的推理过程。事实上，被誉为“黑板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是如此，即使是自称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革命的新制度主义也没能逃出此窠臼；而且，作为其最重要现代工具之一的主流博弈理论越发形式化了，因为博弈理论本身就是以很高深和形式的数学分析为基础的。
然而，尽管在追求模型化和实证分析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其数学上的优美和典雅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但是，这一研究工作中一些更为精练的部分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却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这正如西蒙指出的，“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数学知识和技能的快速扩展允许传统理论发展到新的雄辩的典雅的高度，特别是和统计决策理论以及源于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博弈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而且还扩展到包容某些不确定性和不完美信息的现象。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成熟为两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规范技术问题的广大空间，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推迟了与现实世界粗俗情况的相遇。”[11]（P291）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聪明人士乐此不疲呢？究其原因，那些经济学者仅仅是为了追求智力上的挑战和兴趣，而对理论的现实性和应用价值相对不是很看重。但是，次流的经济学工作者也迷信这种研究方式，而且还声称能够证明制度如何纯粹出自个人的自利行为，并以此来指导社会现实。结果当然是不断碰壁。所以，施米特（C.Schmidt）就一语中的指出，虽然几乎所有经济模型都要假设个体理性行为，但经济学家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去研究一下“理性行为”的真正意义，以及对于经济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尽管这种形式主义虽然使论述的严格性增强了，但却日益偏离了社会实际。布坎南就曾指出，“我与詹姆斯·科尔曼的共同点远比我与那些拘泥于形式的经济学家的共同点多”。[12]（P3）
其实，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建议和对策，而数学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为经济思想更有效地表达和交流服务；但不幸的是，如今“婢女”却成了“公主”甚至是“皇后”，它对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价值具有了发号施令的威权，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逐渐沦落为数学家的一个研究领域，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当前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越来越难以在经济学院立足了；相反，数学专业的人则成了经济学界的主宰，他们不仅控制了一些具有“权威性”的杂志，甚至逐渐垄断了经济学的教学和课题研究。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界越来越不需要思想，似乎只有复杂的数学公式以至越来越少人能明白才被认为达到专业的水平。事实上，无论是欧美经济学界还是中国经济学界，其研究范式都正日益凸显这种“异化”和“畸形化”的发展倾向。例如，德鲁克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不良的倾向，他说：“在不久之前，我（却）吃惊地听到一位资深学者非常认真地否决了他的年轻同事的工作，就因为能够理解这个年轻人所做工作的人数超过了5位。” [13]（P236）
我们知道，在17和18世纪自然科学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此时，科学和哲学是不分家的，两者被视为是共同探询世俗真理的同盟；[14]（P6）但是，随着实验性和经验性研究方法的兴起，哲学和科学开始分化了。首先，自然科学竭力为自身注入与哲学的知识形式完全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社会思想上的合法性，并将自然科学与“科学”一词等同起来；接着，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获全胜，自然科学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模仿对象，数学得到充分的应用。因此，早期许多学者努力从数字中挖掘更广泛的思想和意义，即使是自然科学家也是如此，如莱布尼茨的《新系统及其说明》、彭加勒的《最后的沉思》、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M·波兰尼的《个人的知识》、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等。彭加勒就指出，若想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然而，现在的学者则在做相反的工作，将复杂的思想经过假设和保护带的设立用一些简单的（或者形式复杂的）数字表示，而美其名曰更加深奥；特别是，尽管现代经济学已经日益涉及到极度复杂的社会的互动行为，涉及到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依旧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下用一些符号复杂而思想却极度贫乏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这岂不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纯粹数学并不能产生思想，思想的萌发更主要是通过更为广泛的其他知识和生动的社会实践，因此，经济学经过数学的抽象以后，许多精微的思想也被舍弃了。譬如，就分工而言，现在一些经济学强调用模型来构建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但显然，这种模型无法反映斯密理论所基于手工业市场的时代背景。试想，现代企业中的效率有多大意义上还在依靠工人的熟练程度，机器的发明创造有多少是来源于技术工人？所以，卢瑟福指出，“理论的形式化，不只是理论的精确化；关键在剔除理论中的某些东西，从而高度理想化地表达理论，这就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 [15]（P8）施乐公司帕洛阿托研究中心的J·S·布朗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指出，“即使是一个科学家，像我这样，也必须承认知识是不能通过一个公式或方程获得的”。[16](P8-9)实际上，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化倾向，我们可以看看阿克洛夫的看法：“在这些非经济领域中引入太多的经济学，理性和优化技术也有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理论的不幸之处就在于，只有少数结果能使用各种有意思的数学研究。……研究这些东西你几乎用不着数学。这里面惟一有一点点意思的地方主要是它可以作为练习之用。然而，重要的研究和有意思的习作恐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认为，对最大化的研究引出了一些不足道的习作，当人们用数学等方法来表述这种习作时，它看起来是那样简洁明了，但它不会使人更加聪明，我们总想在分析中有某种能让人稍稍聪明一点的东西。”[12]（P99-100）
而且，作为一个致用之学，这种数学化的经济学往往并不能经受得起逻辑的推演。例如，完全市场和竞争市场就存在着二律背反：完全市场意味着对于所有不同的商品都存在对应的市场，但这也同时意味着竞争的隔离。再如，价格作为信号本身内含着悖论：价格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的供求信息，但另一方面又没有也不可能包含搜寻的成本信息，否则，人们就失去对信息搜寻的动力。因此，国内一些学者就感慨，西方经济学比（传统）政治经济学离现实更远。然而迄今为止，基于抽象的数学处理上的方便，目前“经济学家们（仍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布坎南语）；特别是，如萨默斯所说，当应用计算机的成本下跌而适合的软件越来越多地出现时，宏观经济学中的计量研究已经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进行，而越来越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得以应用。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混同了，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处理社会科学；结果，这种做法很少能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因而萨默斯将之称为“经验的宏观经济学中的科学幻想”。[17](P21)可见，经济学要走向一个健康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对数学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思想竞争、更多的现实考察和更符合人性的经济分析。
可见，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经济问题仅仅局限于资源配置上，并在人性抽象化、同质化的基础上开始利用数学工具来构造资源配置的共同知识，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强调了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并且，正是这种数理模型化的偏盛，使得经济学日益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以致经济学中的思想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窒息，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日益融合的今天，这种极端数学化的倾向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正因如此，像罗森伯格这样关注经济学的哲学家认为，经济学（至少像现在这样）应该被认为是应用数学而不是科学，更不是有关人类行为的科学。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但更是持一种对现代经济学批判的态度。[17](P18)例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写道：“近年来出来的所谓‘数理经济学’，绝大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程度正如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一样。而其作者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置于脑后。”[18](P8)再如，科斯也写道：“我对建立模型的问题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观点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认为，当你的知识特别贫乏时，你不可能很准确、很迅速地估计所发生的情况。……要是将你知道（或者你认为知道）的早期阶段的变量简单地纳入你的模型中，事实上，这可能产生更多的误导，将会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现。”[19](P410)
五、意识形态上的单一化
上面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本身就包含伦理学和工程学这两大方面，所谓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这种分工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却极力将两者分割开来，把伦理学问题留给道德学家，而自己只从事工程学这一“客观”问题的研究，研究人的行为也是在抽象的条件下研究理性行为者的最大化选择。问题是，这种划分果真有效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没有意识形态因素吗？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流经济学那种自以为是的领域的划分是由于它不能批判地反思他们各自的市场研究方法所隐含的前提而造成的。同时，就如同法律、政治等一样，经济学也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学说，每一种经济学说都包含了特定的价值观念和假定，因此，使用任何经济模式所产生的结果和结论也毫无例外地带有其价值倾向。[20]（P44）而且，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尤其明显，因为它要研究“为谁生产”，就必然涉及到社会福利的分配问题，利益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范畴；即使西方产权理论将科斯中性定理视为纯粹没有意识形态的理想社会状态，但只要这是人的社会理想，其本身就蕴含了人的意识。对于这一点，甚至连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创者凯恩斯也不否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坚定维护者索洛则同意这一观点：“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信念和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同于研究材料强度或血色素分子结构，它们和意识形态、利益与价值的关系特别接近。不管社会科学家是否接受和是否知道这些，甚至是否和它们做过斗争，但它对研究领域的选择、提出的问题、不愿提出的问题、他的研究框架、他的用词方式，都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21](P213)
一方面，规范性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根本性特征，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揭示本质，体现对社会的认知和关怀。其实，规范性研究本身就是社会科学无可厚非的重要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质上也不是纯实证性和价值中立的。正如布罗西耶写道的：“规范性并不是一个低劣的标志。要明确地承认规范性理论是‘（我们）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中无所不在的规范性’的体现，而不是要去刻意把它装扮成一门失败的实证科学。实际上，关于这种无所不在的规范性的研究，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22](P67)因此，科学研究的态度不是否定经济学的规范性，也不要怯于表达任何价值判断，而是“要想做到知识上诚实，基本的任务当然是把科学所能揭示的因果关系与特定结果之可取或不可取做出明确的区分。……选出供我们进行科学考察的问题，这本身就包含着价值判断，因此要想对科学知识和价值判断做出明确的划分，并不能用回避价值判断的办法，而只能通过明确无误地说出主导价值来做到这一点。……学术教师不应冒充中立或不偏不倚，而应当通过公开表明他的个人理想，使受众更易于判别他的实际结论所依靠的价值判断。”[23](P14)而且，一般认为，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比大多数社会科学还要强烈，因为“经济学是一门无与伦比的关乎权力的学科，尤其是关乎为用以在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对巨大的资源份额进行分配的那种方式做出合理性论证的学科。[24]（P18）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把自己所倡导的单一价值观视为是价值无涉的，这妨碍了人们对经济学知识的社会性理解。正因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经济学知识的社会性，也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价值中立观提出了批驳。
另一方面，每一位学者在分析问题时都必须根植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偏见，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中立的学者。这也正如霍尔瓦特指出的，“科学与价值判断是不能分割的。科学需要思考，但思考本身不是目的；思考意味着意向。当一个人思考时，他企图做某件事情，他愿意出现某些事情。因此，正是这种事情的性质决定了实证判断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18]（P266）如果自然科学如此，那么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价值观，才可以提出相对应的政策主张；相反，如果离开伦理学和价值观，那么社会科学家最多只能搞一些技术性的计量研究。所以，豪斯曼和麦克佛森指出，尽管经济学家们相信存在着与伦理学不相干的经济科学原则，尽管他们相信伦理学无助于他们的实证经济分析，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们拒绝关注伦理问题，那么他们将不会知道应该提出什么问题”。[25](P224)显然，正是由于不同经济学家们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不同，特别是由于经济学家们使用不同的经济学术语和解释话语体系，往往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并且会导致完全不同政治诉求和经济主张，从而会落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中。[26]例如，如果使用源自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有关术语和话语体系，就很自然会得出在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商品生产中均存在着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占取问题，因而“剥削”问题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理论死结；相反，如果采取“边际效用价值论”概念及其相关联的分析话语体系，人们则会得出现代经济学中的欧拉定理：完全竞争下的所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收益均等于其边际产出，因而如若不存在垄断，就不存在剥削问题。
正因如此，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在其《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一书中就指出：“事实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的分支是‘道德中性的’（amoral）或‘政治中性的’（apolitical）。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是‘中性的’或简单来是说‘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些词的传统意义上来说也不可能是‘客观的’。任何研究永远是并且在逻辑上必然是建立在道德和政治评价的基础之上的，研究者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价值观。”[26]显然，由于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因而经济学必然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例如，罗森伯格就强调，“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一个规范性学科”，[27](P287)“例如，人们常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描述怎样才是理性的学科，而理性被当做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27](P288)事实上，这已为越来越多的方法论学者所认识，正如科兰德指出的，“严谨的理论家们已经证明，如果没有大量的附加条件，（像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等）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个的逻辑推理都没有直接地遵循经济学理论。因为必须在分析中加入附加的因素，才能从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这些附加的因素涉及理性的人们各不相同的判断。”[28](P49)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存在价值判断，也并不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因为科学本身就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从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例如，当斯密写《国富论》时，他曾全部把同情给予了劳动者，而对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则采取了一个完全旁观者的态度，认为后者是必要的恶。[26]因此，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著作中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袒，而是这些偏袒无害。
显然，经济学本身是一门规范性的学科，它需要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争鸣；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也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它是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并为既定制度和财产权辩护。但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偏偏要强调经济学理论应该价值无涉，坚持他们的分析是价值中立的。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就举例说，像国民收入、失业率、价格水平、利率等这些经济学术语以及其所涵指的现实经济对象性与社会制度无关，它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适用。但事实上，在经济学的话语解释中，使用不同概念、术语和不同“话语系统”就会产生对现实世界的不同看法，从而发生了经济学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分野。例如，使用西方经济学中以GDP为中心指标的国民收入体系还是传统计划经济中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显然就源于对财富的不同理解，并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因此，即使就经济学使用的概念而言，本身已经体现了价值和利益，更不要说主流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往往都与其潜含的伦理自然主义结合在一起，在伦理实证主义的价值观下使用其实证结果，从而就形成了为现状辩护的基本倾向。特别是，不仅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人与自然或者稀缺性资源的配置的时候已经充斥了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把其触角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而开始探究人类的非经济行为时更是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考虑。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要摈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实质上也就是要用它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来统一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但显然，这与它口头强调的思想自由是严重相悖的，也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困境。究其原因，按照这些坚持原子自由主义者自身的观点：价值观统一，用某种意识形态来控制和统一人们的兴趣和信息，就是思想压制，这是对社会的最大损失，因此，用单一的意识形态来统一经济学将直接窒息人的创造性，毁掉发现人们真正思想的最后可能性，从而毁掉知识。而且，一般来说，这种先验的意识形态越一致，知识的损失就越大，而知识的重要性越大，社会经济的损失也就越大。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其先验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往往认为，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消除歧视；究其原因，歧视必然会损害自身利益，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按照适者生存理论，歧视的施行者必然不是演化均衡的，也必然不能长期生存，并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但果真如此吗？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照搬了原来的自然主义思维，因而往往只是考虑人的动物性本能，并用物质性需求来代替人的全面需求，因此，这种分析往往产生非道德甚至是反社会的结果。
可见，经济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从而也就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所谓的客观和“价值无涉”，实际上是将单一的原子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而且，为了宣扬了经济学的价值中立特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刻意地推崇数理化和计量化的分析。但显然，这只不过是实证经济学胜过规范经济学的老生常谈，而且即使如此，这也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主张，因为实证分析本身也充满了价值判断。其实，以新古典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本质上也就是为现存制度提供支持，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承袭了西方社会的伦理实证主义，这种伦理实证主义把规范归结为事实，认为除了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因此具有某种实际的存在形式的法律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的规范，因而社会就提供了个人必须接受的批判所依据的准则。也正是基于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尽管罗宾逊夫人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但竟然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按照弗里德曼等人的看法，关键就在于政治因素——她在“文革”时期支持中国共产党。显然，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经济学要取得发展，也就必须首先要突破这种意识形态的桎梏，从更多角度、更多层次上分析经济学问题的本质。当然，这不是非要把规范性从经济学中排除出去，否则，经济学也将落入“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境地。
六、知识结构上的封闭化
经济学原先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与伦理学、政治学等联系在一起的，如在古典主义时期，只有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等算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专业人员，其他人大都是首先从事其他行业的。即便是马尔萨斯等人，也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如马尔萨斯原先学习的是宗教神学，而其他人的知识更是首先源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此外，休谟和斯密等原先的研究在道德哲学领域，李嘉图从事的是工商业，穆勒父子也在社会哲学方面卓有建树，并且一生都没有从事教职，马克思所涉猎的领域更为广泛。正因如此，这些学者的经济学知识能够真正学以致用，能够经世济民，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建议，能够推动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进步。但是，随着学术的学院化，各个学科逐渐相互分离，学科边界也日益明晰，西方社会的知识生产制度与工业生产制度越来越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在逐渐深入和精密化的同时，学者的视野却越来越局限和束缚于一个单一、逼仄和孤独的领域中，各学科间的对话正逐渐演化为各学科间相互的隔膜与冷漠，以至于对立。[29]因此，古典主义末期以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的知识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单一化，以致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逐渐变成了清一色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首先是一些从事测量工作的工程师，以后便是一些数学家。而且，自19世纪70年代起，数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等开始被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这些复杂的技术就日益代替了以前那种简单的技术，从而使得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专门的、为一般读者所不易懂得的学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探究诸如社会自身的性质问题的作者以及追寻诸如社会结构的因素是什么或发生革命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学者，与研究诸如货币、利息、就业之类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分道扬镳了。
事实上，尽管人们之间表面上在细密分工的压力下加深了相互依赖的程度，但是，同时也加深了彼此在知识上的隔膜与仇视；即使在经济学这同一学科之内，分工所造成的学者之间的话语隔膜与范式冲突也已经令人瞠目。这种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制度使得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孤独的学科，成为象牙塔中的自我欣赏。例如，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建立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被限定在对资源的配置上，并以高度抽象的思维来分析人对物的处理，这种分析导致了经济学的数学化和计量化的发展，也使得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越来越分离了。特别是，由于局限于微观的“细节问题”的解释，经济学家逐渐成为被一种貌似科学的烦琐方法（尽管其结论可能极其简单肤浅）所束缚，被自己画地为牢式的学术信仰所囚禁，从而丧失复杂与多元思想能力的经济学“技能”，从整体上淡出了思想家的视野。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思想大师确实越来越罕见了，当其他学科在不断地以精深的思想探索本学科多元的学术维度的时候，经济学家却从整体上（主流上）偏好于分析技巧上的繁复精巧，这从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所钟情的经济学家类型以及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所钟情的论文类型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不良的趋势。而且，那些有着独特思想和深刻理念的经济学家，在与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的显得有些悲壮的抗争中，确实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强大而专制的力量。[29]
当然，在特定时期，社会科学的这种分工是具有合理的社会基础的：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成熟；另一方面，如何使用既有的物质资本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成为当时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在整个新古典时期，经济学已经很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有关人与物的关系，关注的是人的物质福利。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经济学服务。然而，不管我们现在如何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化，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因而它与自然科学具有本质区别，具有鲜明的“人文特性”。事实上，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是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是人的行为产生的，人的行为又是其内在动机的外在表现，而内在动机则与他的需求层次、社会环境等息息相关。正因如此，在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哪个具体问题能够仅仅依靠一门学科做出恰当的回答，如政治学、法学乃至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都是如此。而对经济学来说，它关注的是涉及人类根本利益物质利益的学科，因此，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关注显得更为重要，这是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差别。尽管在新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可以相对集中于物质资源配置的研究；但是，随着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拓宽，它越来越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原先那种狭隘的学科分工方式就开始显得不适应了，它越来越难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互动行为，也无法有效地配置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究其原因，随着人类需求的多元化和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拓宽，经济学又重新向社会科学方向回归，越来越凸显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也就需要更为全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的行为，剖析社会现象的实质和产生原因。
其实，把握知识的整体是科学理论的一般特征，知识本身就具有互补和整体性。即使在分工如此深化的时代，我们还是有必要回过头来再认真体会M·波兰尼的总结：知识只有被当做一个整体来掌握的时候，这一整体才成为人焦点关注的中心，而细节则成了附带关注的线索或工具；但是，如果偏重于某个细节方面，就会使整体意义发生解体。譬如，用锤子钉钉子的时候，只有整体把握关注于钉子才能达到目的，而如关注于拿钉子的手的话，那锤子更加可能会砸在手上。[30]实际上，如果过分地关注某方面的知识，往往会得出偏误的结论；而偏见往往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詹睦斯教授说：“要彻底地理解一件事物，就要了解整个宇宙。一个事物与其他每个事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要认识有关这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需要知道它的所有联系。”[31]（P8）可以说，没有一种现象能够在离开所有别的现象的孤立状态下被彻底理解，F·梯利甚至强调，不知道所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这一个。也正如世界是一个，科学也只有一个，各门科学共存互助。[32]（P8-9）
更不要说，与自然科学对知识结构的要求相比，社会科学需要更为广泛的知识。事实上，理工科学习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认真学习一些基本教材，花几年时间把这些书啃完，基本的专业训练也就基本完成了，后面的工作主要是做实验、搞创作，基本不需要其他什么书籍，即使有也不多，所以理工科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他们的书架上往往是比较空的。但是，这种学习方式根本上不适应经济学研究的要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教育却照搬了自然科学的学习模式，或者如上面所说，现带主流经济学的教育往往是要求学生只是盯着自己的手。事实上，如果我们仅专注于经济学细节的话，反而连自己的工作也“信著全无是处”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经历了4年的本科经济学训练乃至7年或10年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仍然对经济学感到茫然、不知何用的原因。究其根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忽视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仅仅停留在接受几本教材的层面上，结果，就无法对经济学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因而总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在学习上提倡所谓的“专才教育”，做研究也是如此，要求尽可能简化和狭窄化，否则就会被认为大而无当。这些都造成了经济思想发展上的窒息。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是集中于一般规律；而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说到底主要是那些特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事件。因此，自然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运用基本的知识去分析大量的问题；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则需要建立在自己的博学和个别的知识之上。可见，相对于自然科学强调一般专业基础知识的扎实和严格的训练而言，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则要求我们有更广泛的知识。因此，哈耶克强调，“同经受严格扎实的学校教育相比，头脑受到哪个学科的训练并不十分重要。”[32](P452)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哈耶克曾分析指出：“人类智力产生最佳劳动的年龄与一个人成为合格专家而必须积累知识的年龄之间的距离，随着我们从纯理论学科转向具体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领域会变得越来越长。”[32](P448)可以说，在自然科学中有大量的天才涌现，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天才则是罕见的，它需要建立在今后不断学习之上。例如，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也许18岁就可以做出最辉煌的成果，而历史学家有可能在80岁才能成就其最好作品。事实上，康德到了71岁才开始写作《论永久和平》，哈耶克到80岁才完成他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
然而，正如米洛斯基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霸权将任何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的痕迹统统勾销了，对科学至上主义的不假思考的引入，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的特征。[2](P73)这样，“科学”本身成为一种适用于任何社会研究的普通程序，特别是为经济学所搬用。结果，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不但要求我们更早地发表文章、展示科研实力，而且我们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教育也是越来越严格的数学训练，而不是充分开启他们活跃的、还没有成见的思维。事实上，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寄希望于学生能够在毕业后或学生时代就写出标准的经济学论文，特别是在一些所谓的“权威性”刊物上发表；但是，这些学生往往对论题涉及的背景知识毫无所知，相关学科的研究一片空白，而仅仅是模仿被认可的行文格式以及按照程式化的实证或计量方法克隆出一篇被认可的“佳作”，并从此可以作为学术迁升的资本。而且，这些人对自己文章所要表达的观点毫无信心，对数据的准确性毫不关心，对假设的现实性更不在乎，而只知道被认可的“好文章”就是这样写的。与此同时，那些所谓一流杂志的编辑们也是如此，目前经济学界走入歧途很大程度上与一些专业刊物误导有关，没有模型的文章是很难在较高级别的杂志上发表的。
在很大意义上，当前国内那些被“主流”经济学推崇为“一流”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大多是学生习作，而且也主要是将博士论文拆成几篇而发表的；相反，具有深厚底蕴的人却很难在这些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似乎年纪越大越难以发表文章，也似乎博士学位论文已经成为学术的终点。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学表面上热闹非凡，杂志文章满天飞，但实际上却是硬梆梆的“大棒”，缺乏思想，更没有理论，当然也就解决不了问题。显然，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认清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弄明白它的人文性实质，从而扩展思维问题的视野，因为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理论本身就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因此，汪丁丁认为，“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实验的‘理性’的含义，甚至必须先了解‘意义’的意义。”[33](P19)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靠个人理性所能解决的，个体理性的互动只会导致目前这种学术界的“囚徒困境”越陷越深；而是要进行整个制度的变迁，这就涉及到制定规则的人的认识。
可见，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只是要求：经济现象本身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任何微小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非常渊博的知识。索洛写道：“当你把汽车交给一位机械师的时候，机械师认为这只不过是四个轮子顶着一架内燃机，这么看并不会让你感到困扰。你并不认为有必要提醒他汽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征税的对象，或者可能的做爱地点等等。那么，为什么经济学家只把经济系统看做是配置资源和分配收入的一套机制，而不考虑它在决定社会地位、权力和特权方面的作用就是错的呢？为什么经济学必须是‘跨学科的’？答案大概是，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犯错误；只狭隘地考虑经济互动而不顾及其他因素，就会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结论。”[21](P215)事实上，如果说自然科学主要是基于常规科学范式下的研究的话，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则更倾向于批判式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环境相对是稳定的，而社会科学所面临的环境则总是处于变动状态，因而社会科学必须根据影响因素的差异而对常规理论做出实际的剖析和批判。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知识的积累和沉淀，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理论的真正发展和提出真正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正因如此，我们说，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是从博士阶段以后才正式开始的，博士论文的写作是学术的起点。为此，笔者强烈呼吁，不要急功近利地以在某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作为判定学术水平的标准；否则，我们的经济学所创造的将是一个新的八股文，这是一个围城！
七、理论发展上的教条化
任何事物要取得持续发展，关键就在于不断吸收外来有益养份，要特别留心不要陷入教条主义之中，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教条主义就是从自己的角度观察问题，先验地以主体者对外界进行审判，而不能处于超然的地位进行分析比较；它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对他人的反驳尽量设置屏保。因此，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封闭状态下的思维，是夜郎自大的心态。它是理论发展的大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也正是得益于相互争论、取长补短、共容折衷的社会学术环境，得益于那些经济学大师积极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中吸收其有益养分。然而，尽管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对成熟的学科之一，研究领域也几乎涉及了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所有的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但是，其包容心却越来越消逝了，研究思维越来越固化了。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工具、观点上却越来越趋于一致，并且也越来越要求一致了，否则你就不被承认。现代主流经济学能够比较的不是相互争论的思想观点，不是研究视角，也不是结论的可证实性，而主要局限于程式的“规范”上。
正是由于经济学思想越来越封闭和僵化，造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严峻危机。例如，美国社会学家H·C·怀特早在1985年就写道：“在15年内，2000年左右，经济学将经历一次大的危机……你只要看看他们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那些所谓的成果真的让人觉得奇怪。我甚至发现，虽然萨缪尔森才智过人，著作等身，但他所做的研究很难用科学发现一词来进行概括。或许，因为他用诗词歌赋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和谐的体系，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经济学家。”[12](P117-118)那么，为什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会产生这种倾向呢？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片面地以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科学，用数学化程度来衡量一个学科的先进程度，因此，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天文学、理学和其他理论物理学是顶级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则是科学化程度最高的，而数学化为习此道者提供了优于其他学科的出路，乃至有拿诺贝尔奖的机会。[34](P57)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往往对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他们的志愿是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完全用数学来表达的、几乎可以与物理学相比肩的一门科学；另一方面，以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姿态参加到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学科际对话中。
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社会科学的皇后自居，自称为最科学化的社会科学，从而在极力排斥并贬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的同时，却极力将其抽象的分析范式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甚至还扩展到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然而，尽管经济学正在雄心勃勃地构建经济学帝国，并且即使还没有完成，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心态已经越来越膨胀。但是，这种帝国主义行为的结果却是本领域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单一，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以致经济学的危机也越积越深，经济学越来越远离其他学科。例如，西蒙就遗憾地说：“在美国，最起码，经济学似乎还没有博士培养计划要求掌握有关心理学文献，也没有心理学培养计划强调他们的学生应熟知关于理性的经济理论。”[11](P246)结果，经济学不但没有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显现提供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其本身的理论也陷入了不断衰落之中；实际上，H·C·怀特认为，经济学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衰落了，而这正是经济学数理化的肇始时期。就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而言，埃克伦德和赫伯特认为，“随着经济学在19世纪和20世的发展，其研究范围逐渐缩小。在美国及其他各国的许多研究机构中，我们实际上已经达到把经济学看作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的程度”；[35](P447)而J·S·科尔曼也指出，“经济学家实际上从根本上显示出了研究领域的狭窄和盲目，未来很可能是经济学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12](P78)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致用之学，现代经济学正在不断地自动放弃或丧失自己传统的重点领域，放弃对社会现象的真正分析，而是将大量的精力放在所谓的象牙塔里的“唯基础研究”，集中于构建一些基础模型假设和论证上。结果，经济学往往只能产生“一种粗浅的谬论”，而一些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领域上却只有“稀疏和分散的定居点，以及它的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均来自经济学之外——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经济学中受人尊敬的著名人士——如E·梅森(Edward Mason)、F·马什卢普(Fritz Machlup)、M·弗里德曼等将经济学置于界限之外（更精确地说，将经济学置于它的界限之外），给予它完全自治，只要它不声称和真正的经济学探索有紧密亲缘关系。”[11](P273-274)正因如此，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成果也越来越多地是靠其他学科的学者取得（开始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目前则转到一些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心理经济学D.卡恩曼和实验经济学V.史密斯。可见，尽管经济学强调向其他学科的渗透，但事实却是，经济学领域正在遭受其他领域的学者侵入。尽管如此，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贡献固然可以提供启发，但并不能促使整体理论的发展，就像经济学者向其他领域的渗透所起的作用一样。例如，卡恩曼真正意义上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浓重的心理学因素。可见，尽管人们常常抱怨“经济学帝国主义”，抱怨经济学向其他学科扩张和“入侵”；但实际上，经济学本身也正在被“侵略”，特别是数学几乎占领了所有经济学科的山头，数学出身的人几乎拿走了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在一系列的抽象假设下探讨现实问题，但是要知道，每多一层假设，就会少一分思想，因为每一个假设就像一道锁链，限制了人的思维的发挥，也就窒息人的思想。例如，罗森伯格就指出，整个20世纪都缺乏解决预测方面的进步，甚至自斯密以来，对消费者行为所做的预测也是如此。因此，他呼吁要抛弃那种认为“经济学拥有自己的目标，或者声称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经验性学科。”[36](P40)事实上我们必须明白，社会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群人，而是由现实表现出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的系统，这个系统有其自身的特点。经济学中常用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不仅忽视了社会现实主体间的方面（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忽视了桑德尔所称的社会现实的主体内的方面，即构成同一个人的身份多元性和人格多样性。[37](P13)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对一些社会中的经济行为越来越无能为力，只能简单地将之视为非市场行为而撇开不论，而事实上“市场是一种人类现象，它并不外在于已知的任何一个社会”。[38](P5)
尽管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热衷于承袭和照搬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和分析方法是不成问题的，对社会现象应该怎样进行解释是恰当的以及社会中人的行为动力和机理等都持共同的看法；而且他们认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而现在主要是分享一套关于数学技巧的规范，从而对一些细枝末节进行毫无生气的清谈。用库恩的术语来说，就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拥有特定的范式，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种“收尾”工作，从而心满意足于一种异常狭隘的领域；但是，在库恩看来，主流经济学目前这一工作狭窄和自足的基础正是其获得地位和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文明被明确界定了，解决办法也就受到严格的约束，从而每个研究者都能比较容易地把握其他人正在做什么、能够做什么，能够在他人成功与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去做，从而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毫无答案和胡乱猜测的问题上。[39](P262)正因如此，绝大多数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对新古典范式进行精确系统地阐述、发展，以及对范式的细致的理论进展加以检验；相反，那些对非传统经济领域进行的研究往往被视为不务正业，甚至不被认为是一名真正的经济学家，[40](P191)对引入其他非新古典范式的术语的经济学分析更被视为异端。但是，一旦现代主流经济学发现把新古典主义范式应用到其他领域，非但不会对范式构成挑战，而且还可以扩展范式的使用，那么经济学帝国主义就迅速形成了。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范式应用的扩展和对范式的固守却最终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总暴露，从而为经济学的反思和革新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主要适合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一旦涉及人与人之互动，理性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动，新古典混合型式的硬核也就被突破了。因此，正像以前的理性和计划神话一样，目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正创造一个新的神话。尽管“神话的推动作用要比现实大得多，历史上总是如此”，[3](P176)但是，神话终有一天会破灭的，而一旦破灭将是新的危机，这不仅会危及经济学，还将会危及整个社会科学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有识之士应该惊醒：现代经济学正处于衰落之中，经济学的危机正在加剧。如H·C·怀特就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称呼就是某个时期由经济学领域中一个体系的衰败而引出来的。正因如此，由法国学生发动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post-autistic economic）运动就强烈反对现代经济学教学中所流行的状态：没有控制地使用数学，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目标；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在课程表中居压倒性的支配地位；武断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并且他们提出，经济学要从离群索居的经济学思考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状态解脱出来，要面向经验的和具体的经济现实，采用科学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态度，要坚持经济学方法的多元论。[41]
可见，正如米尔斯所强调的，“我们现在需要在经济学结构和教育方面来一次可与斯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所实现的巨变相媲美的巨变。所有与经济思想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有关的理论，都需要致力于发现那个推动这种巨变的力量，致力于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用来应对21世纪所可能遇到的问题的知识背景。必须面对的挑战来自两方面。其一是要重新界定经济学应对提出来加以实现的目标，其二是要阐明如何才能以能够为政策制订者们所接受的实践性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24](P319-320)在米尔斯看来，除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这两个目标外，还应该使各国国内及国际之间的极端贫困现象得到减轻，以及确保世界经济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前景。确实，随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涉及人与人关系范畴的资源之重要性的凸显，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重新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回归，它越来越要求关注人的需求，关注人们的福利要求，关注人们应得权利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要求对社会制度进行新的改良。显然，这就必须对侧重于私人领域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修正和革新，要彻底抛弃那种抽象的原子主义分析路线而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的行为，把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更为真实的人类行为机理的基础上。
八、结语
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必须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相适应，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新拓宽，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应该有所改变。特别是，经济学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自然领域，而是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及其现象，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必须修正，使之更符合现实，从而构建一个真正统一的经济学。例如，鲍尔斯等人就把新古典经济学视为是建立在三大支柱假设之上——经济人、完全契约和规模报酬不变，而这“三大假设实际上反映了17世纪牛顿时代的世界观。依照这种世界观，任何社会和自然现象都可以看做是原子微粒的运动集合，而且这种运动是可以了解并预知的。因此，完全契约假设实际上是限制了个体对于运动全貌的了解，有了这一假设，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假设交易行为严格地遵循几条简单的法则。类似地，经济人假设则规定了社会中每一个体的行为准则。最后，假定‘规模报酬递增不存在’消除了领先地位的作用，并抹去了一切偶然因素，他们进而可以认为，相互作用的个体以往的历史也就不能影响到他们的钱的关系”。 [42](P54)
事实上，不仅在核心假设上，而且在基本哲学思维、推理逻辑、知识结构以及价值立场，现代主流经济学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为此，笔者提醒学术界的同仁们注意：不要盲目跟风，而是要多方面不断拓展和充实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要形成自由交流、百家齐放的学术局面。实际上，知识创造或学术研究只有在不断深化分工的基础上才有效率，而分工的基础就是异质化，每个研究者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优势，从事自己真正有兴趣而又有优势的领域探索，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互补和共融。然而，正如西蒙告诫指出的：“经济学家在整个经济科学帝国上的分布密度是非常不平衡的，少量有限规模的领域占据着大多数人口。”[11](P272)相应地，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学术风气和学术制度的扭曲，绝大多数学人都热衷于搞所谓的实证研究，试图通过处理几个数据而得出理论，盲目追求主流已经成为学术非理性的畸态！因此，这里笔者呼吁：请大家再也不要一股风全都像叠罗汉似地扎堆于数字之中。要知道，边际收益递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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