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1)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到1966年3月底4月初，彭真的处境日渐艰难之际，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突破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而北京市的另外两名领导邓拓和廖沫沙又成了批判的对象，他俩和吴晗构成了有名的“三家村”。一时间，各地报刊充斥着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邓拓和廖沫沙获罪的原因，则是两本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邓拓是党内一支笔。抗战时期，他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曾主持编辑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解放后，曾较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但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夕，一直办报的邓拓似乎跟不上形势，被毛泽东批评为《人民日报》过去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意即政治敏感性太不强。受到批评的邓拓感到很委屈，觉得自己是一介书生，还不如搞个人的学术研究算了，何必担这么多的风险。但邓拓最终还是放弃了搞学术的想法，在《人民日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到了北京市委任文教书记。

　　与吴晗相比，邓拓从事政治的时间很早。早年的邓拓，一面从事政治，年仅18岁就入了党，做党的地下工作；一面从事学术，20多岁便写成了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救荒史》，这本书到现在仍有它重要的学术价值。解放后，他虽然身居要职，但仍对学术不能忘怀。1950年，他还发表了《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的长篇论文。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在1957年提交《1957年年度的研究题目计划》时，曾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作为年度研究计划，表示要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集，并编出资料集。1957年夏天全国大反右派之际，他还对《中国救荒史》作了修改，准备再版。可见，成了政治家的邓拓，依然是保持着强烈的学术情结。

　　1961年，应《北京晚报》的要求，邓拓在该报上开设了一个新的专栏：《燕山夜话》，署名马南。为什么办这个栏目和起这个笔名，邓拓曾解释说：“燕山是北京的一个主要的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当年办报（按：指《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

　　《燕山夜话》开篇的文章叫《生命的三分之一》，在这篇短文的最后，作者说：“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这实际上是他写作的指导思想。

　　《燕山夜话》创办以后，颇为读者称道。受此启发，邓拓主持的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为了活跃版面，给机关干部、工农群众增加一点文化知识，或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有所针砭，邀请邓拓、吴晗和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共同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对于《三家村札记》的开办情况，廖沫沙后来回忆说：

　　在1961年的9月以前，《前线》将开辟这个专栏的事，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9月中旬或下旬，《前线》编辑部的工作同志来通知我：第二天的中午，邀请我到四川饭店聚餐。我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将有什么人参加……到时我就去了。在座的人并不多，邓拓、吴晗两位之外，只有《前线》编辑部的几位同志。

　　入席以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邓拓同志随便地谈起，《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是请你们两位（指吴和我）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三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既是三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他所说的“三个人”就是指邓、吴、廖三人……

　　吃饭的中间，话题并不集中，东拉西扯，扯到吃完，才又回到本题。所谓“本题”，也不过是三人合用的笔名如何取法，最后确定一人出一个字，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邓拓的笔名叫“马南”），我出“星”字（我当时的笔名是“繁星”）。专栏的名称与合用的笔名“吴南星”就这样定了。至于文章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如何，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来作为议题加以讨论；只是相约：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度，每期在《前线》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为了备忘，由编辑部派人在集稿前向作者联系、取稿；为了防备临时因事耽误写稿，每人各自先交稿一篇，以为储备；万一作者因公离京，就请旁的同志代笔。所以现在出版的《札记》中有五篇是其他同志写的。①

　　《三家村札记》专栏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前后办了三年，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按语是由《北京日报》的总编辑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编者按还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颂他们、鼓舞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而邓拓“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配合着编者按，《北京日报》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传了什么》，给《燕山夜话》定性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社会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资产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接着，关锋给《前线》和《北京日报》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帽子，并责问说：“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关锋实际上已经认为，北京市委的这两份机关报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了。

　　过了两天，经毛泽东同意，姚文元向“三家村”投来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北京市委。

　　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马达在其自述中说：“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