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工程概预算试题:开国上将邓华因庐山力保彭德怀被老领导林彪打击

本文摘自《往事亲历》，作者：郭战平、赵曦，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烈烈军魂——采访邓华的夫人李玉芝、儿子邓穗、三女儿邓英

采访时间 2003年3月

采访地点 北京西山 李玉芝家中

采访对象 李玉芝(时年84岁) 邓华夫人

邓 穗 邓华之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邓 英 邓华之女

采访记者 董雅丽

他才华出众，红军东渡黄河时，毛泽东为一军团诸将送行，随口吟诗道：“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众将面面相觑，主席笑而不答，唯有他从容对曰：“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诗，为我们送行呢。”他风流儒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纵队司令时，身披毛领风衣，马车上一火盆、一酒坛、一留声机，专为听京剧唱片用也；他战功赫赫，率四野十五兵团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解放后，又赴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他就是军中名将——邓华。

“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

1950年，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指挥大军解放了海南岛，当这位得胜将领离开他解放的这个岛屿时，却不要任何欢送仪式，仅带着一个作战科长、一个警卫员，坐着一辆吉普车，悄然从海南回到广州。

记者：据说早年的时候您父亲有两句俗语常常挂在嘴边，“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太平本是将军造，哪有将军享太平”，我觉得很能体现他的军人情怀，这两句话是怎么来的？

邓穗：1950年的五一，海南岛解放后，我父亲离开海南北上参加抗美援朝，大概是六月份。那时候我母亲正怀着我，当时全国已经解放了，大部分的部队处于休整状态。像我父亲这个情况，几十年征战，按一般人的理解，也应该享受一下和平了，但很快他就接受任务北上抗美援朝了。父亲当时离开广州的时候对我母亲说：“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他的意思是全国解放了，但是军人应该有随时面对战争的心理准备，况且抗美援朝，对手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军队，肩上的责任重大，面对的危险也更大。

记者：解放海南的时候您父亲是十五兵团司令员，渡海兵团的司令员，他带领部队顺利解放了海南岛，可谓战功赫赫。可一个多月以后他离开海南时，按照常规来讲，应该有隆重的欢送仪式。可是您父亲当时不愿意影响别人，他就带着司令部的一个作战科长、一个警卫员，坐着一辆吉普车，从海南回到广州。他为人谦和、淡泊名利，这方面您有感触吗？

邓穗：他当时想的是怎么指挥作战，怎么完成任务，从个人来讲就没什么，也没有“胜利成果”这个思想。后来十五兵团离开广州，改成十三兵团到东北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同样让作战科长杨迪告诉地方干部不要大张旗鼓。抗美援朝第一任司令员是彭总，第二任是我父亲，第三任是杨得志，杨勇和王平是第四任，最后回来受到热烈欢迎的是第四任司令员杨勇和王平。

记者：就因为邓华将军不爱张扬，据说后来在“文革”中他到四川，竟没有人知道当年的司令员回来了是吗？

邓英：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在四川领导平西邓宋支队，在那儿打过仗。解放后，他曾回到当时他住的那个司令部的院子，走访当时的邻居，老房东还在。去了以后，说起当时房子是邓宋支队的司令部，父亲问他还有没有印象，他说知道，就讲了一些我父亲在那儿打仗的事情，记得还是很清楚的。当时我弟弟就冒了一句：“如果当时的邓司令员来的话，你还能认出来吗？”这时我父亲马上就给他示意，不要提这个事情，因为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作为司令又回来，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他不愿意张扬这件事。当时房东其实是有感觉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去认。

记者：邓将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表现出来的个性，与他日常生活中的性格差别大吗？平时是不是很倔强？

李玉芝：他这人在战场上很英勇顽强，对下属和家属又很和善，所以说“倔强”这个词放在他身上不太合适。

邓英：作为一个军人来讲，父亲肯定有那种刚强和严肃的一面，但是对子女，他很关怀和爱护。记得我在乐山当兵时，父亲去开会。那时我刚当兵，津贴很低，一个月大概就五六块钱。我父亲去了以后，就从上衣口袋里给我拿了大概二三十块钱。他想要给我，但是又想用一个合适的方式给，就说了一句：“你妈妈让我给你的。”当时我就觉得父亲的这种爱，他是不愿意那么轻易地表露出来。

记者：听说邓将军爱好京剧，有时候还能亲自登台唱上一折。邓将军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吗？

邓穗：他爱好下棋，喜欢抽烟，可能要一天一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恢复工作，就把抽了几十年的烟给戒了，因为医生对他说抽烟对身体不好。他的意志很坚强，说戒就戒，他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身体继续工作。

邓英：我父亲有一个老式的留声机，他存了很多著名京剧演员的唱片，到了“文化大革命”，好多都被毁了。我记得父亲喜欢唱歌，尤其喜欢唱京戏，时不时地就哼几句。上世纪60年代刚刚有电视的时候，我们家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播出电影《洪湖赤卫队》，我就听见父亲唱“洪湖水浪打浪”，表情很高兴、很祥和。父亲在成都比较闲暇的时候还养花，种了好多花。

他很爱学习。记得我们小时候，特别是小学毕业考中学的时候，他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到关键时候学习要发狠。他是有亲身经历的，一开始他是政治干部，后来是军事干部、指挥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学习。我家有一个小木箱，里面都是父亲几十年保存下来的军事书。从孙子兵法到现代的军事兵法，还有红军大学的书，还有以后收集的书。他说自己并不聪明，但是很刻苦、很细心。他从一个做政工的干部，到后来在朝鲜战场上能够指挥百万军队打现代战争的将军，这都是他不断学习得来的。

就是一步路，差一点就没有了后来的上将邓华

邓华出生于湖南一个书香门第，从一个文弱书生成长为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戎马一生，指挥部队打过许多恶仗硬仗，但在战场上却从来没有负过伤，颇具传奇色彩。

记者：邓将军出生于湖南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从一个文弱书生到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他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呢？听说他从来没有负过伤，是不是真的？

邓穗：父亲从小受前辈的影响很深。听父亲说我的曾祖父在云南做过一个小官，待了几年就回来了。曾祖父性格比较耿直，为了收租的事，对上级不太满意。因为他比较向着老百姓，租子就没收齐，结果没到任期结束就把他撤了，回来后就一直教书。受曾祖父的影响，父亲的性格也很耿直。

后来父亲参加湘南暴动，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参加湘南起义的后来出了3个元帅，2个大将，5个上将。肖克说过一句话，没有湘南暴动就没有井冈山会师。湘南起义以后，起义队伍上井冈山，父亲和他的一个堂兄，当时都参加了这个队伍。当走到一个岔路口时，队伍到底怎么走，他们两个发生了分歧。我父亲说一定要上井冈山，他这个堂兄就说回家乡打游击。父亲说农民军一到家门口，队伍就散了。他们就在那个路口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就按各自选的方向，在岔路口分手了。我父亲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而父亲的那个堂兄回去就让国民党抓住了，被杀了头，挂在城门上示众。就是那个岔路口，就是一步路，父亲差点是另外一种命运。

我父亲打仗几十年，没有负过伤。在朝鲜的时候，翻过一次车，头稍微碰了一点。他一开始参加革命做宣传干事，后来时间不长就做宣传股长，后来做连党代表。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父亲跟他的连长在一起，那个连长是个老军人。枪一响，他就叫我父亲趴下，父亲那时候是学生，不懂，但是后来这个连长却牺牲了。

记者：解放战争的时候都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真正的较量是在东北战场，东北战场的真正较量是在四平，为了解放四平，解放军与敌人交火4次，全部参战的只有您父亲这个部队。那时他是林彪的部下，听说他曾给林彪提过意见？

邓穗：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当时大概有10个纵队，父亲是七纵的司令，七纵在东北打仗是比较有名的。4次打四平，其中第一次是去接收；第二次国民党反扑，我们就让出来了；第三次是最艰苦的。在第三次之前，我父亲给林彪建议过，要增加部队，集中优势，林彪没有完全听，但他还是增加了一个半纵队，最后双方势均力敌。打到最后国民党就剩下一个警卫排了，指挥官陈明仁已经拿出手枪准备自杀了，结果这个时候，解放军队伍伤亡也很大，实在打不动了。最后国民党的援军到了，我们只好撤了。

打锦州也是父亲那个纵队和其他三四个纵队打的。父亲的纵队本来是打辅攻的，结果最先打到市中心，辅攻成了主攻。这时候战争已经由游击战转为城市攻坚战。他们七纵发明了一种战法，叫爆破前进，正面有碉堡很难攻，所以就正面佯攻，侧面从民房用炸药包炸出一条路来，爆破前进，这种战法最后打得很好。

记者：从东北战场入关以后，据说您父亲给军委发过一份著名的电报，对解放天津塘沽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时是什么情形？

邓穗：入关以后，解放军改为一野、二野、三野、四野，我父亲任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平津战役中让他负责塘沽这个方向，他们就派兵侦察、派小股兵力试探，觉着不行。因为塘沽前面是海滩，国民党守着这个海滩，而且都是沼泽地，所以我们强攻伤亡会很大。他就给总部建议先打天津，打了天津，塘沽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了。父亲签署了名字就给总部打了个电报，四野就派刘亚楼带了一些人考察，觉得建议是正确的，就决定先打天津。

“继续前进，否则我就枪毙你”

1950年4月17日，人类战争史上永远记下了这一天，500多艘木帆船，在数量不多的土炮艇护航下，面对敌人飞机、军舰的攻击，开始大规模渡海登陆海南岛。解放军突破国民党陆、海、空防御体系，迅速解放全岛，伤亡仅4000多人，而敌人的伤亡是我军的11倍，这次战役创造了渡海作战的奇迹。当时指挥作战的邓华只有39岁。

记者：1949年，四野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过了长江之后，邓将军的兵团作为四野的先遣兵团，一个多月走了好几千里，风卷残云般一路南下，解放广州，后来您父亲就领导了解放海南的战役，这成为他最为人称道的功绩。

邓穗：他们接受解放海南的任务后不几天，金门战役就打响了，不到一个星期，金门作战失利。一个原因是解放军乘胜追击，对国民党有一点轻敌；再一个渡海作战的特点咱们不清楚。当时敌人在金门有3万人，我们第一个梯队9000人上去了，第二梯队上不去了。海潮一退，我们的渡船找不到了，那9000人也就无法后退，全部牺牲了。这是解放战争以来，部队成建制损失最大的一次，因此当时父亲的压力是很大的。金门离大陆很近，也就几海里，我们的炮能够打到。而海南岛离大陆几十海里，我们的炮打不到，火力上控制不了。另外我们只有陆军，国民党是海、陆、空立体防线。他们的防卫总司令是薛岳，长征时期带着国民党中央军追着红军跑。当时父亲和十五兵团政委赖传珠，就是被薛岳追着跑的，企图消灭在大渡河畔。仅仅15年，乾坤倒转，父亲指挥十五兵团四十军和四十三军攻打薛岳部。

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北方来的兵一看到海浪，都吓得往后退，还晕船、呕吐。后来战士们就在海上练，在陆地上练，训练荡秋千。同时还训练吃饭，有三个班吃饭，一个班吃饱，一个班吃半饱，一个班不吃饭，看哪种情况下不晕船。再一个改装机帆船，他们从十轮大卡车上把发动机拆下来，安在机帆船上，做土炮艇。这个土炮艇起了很大作用。在大规模渡海之前，有个叫鲁湘云的渡海英雄，驾驶土炮艇碰到过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等着国民党的炮艇接近以后，突然开火，结果把国民党的炮艇打跑了。关于作战的样式，他们提出分批偷渡。当时海南有个琼崖纵队，先小部队偷渡，和琼崖纵队配合上。第一次两个营偷渡，第二次是两个团，第一次偷渡的部队接应上了，第二次偷渡也成功了，后来考虑到再晚季风就要反向，因此决定4月17号大规模登陆。当时国民党上头有飞机，下面有军舰，最后强行登陆。但是他们不是蛮干，他们想了很多办法。

父亲提出，在陆地作战，一次不行，还可以组织第二次进攻，海上就不行了，第一次进攻不顺的话，就没办法组织第二次，必定全军覆没。他要求兵团、军，都成立气象站，了解海水的潮汐、气象情况。第二次偷渡的时候，有一个加强团，一开始顺风，到敌人的海军、空军火力之下。这个师长当时动摇了，就问司令部是不是回来，我父亲就说：“继续前进，否则我就枪毙你！”可见当时渡海，指挥员的决心一定要坚强，部队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过去。

第三次大规模渡海的时候大概有几万人，有一两千条船。

记者：当时邓将军的作战决心是非常大的，为了准备渡海，想了很多办法，听说邓将军还亲自试航过水陆两用的汽车？

邓穗：当时部队通过关系，买回一些水陆两用汽车，直接运到了兵团司令部。作战科长杨迪看了以后觉着不错，但是得试航，就和我父亲准备把水陆两用汽车开到珠江去试航，父亲说他要亲自去才能体会到底行不行。试航的时候，他们感到这个车还是比较差的，遇到风浪就摇摆很厉害，下潜以后通风不行，很快就缺氧，里面的人都很难受。当时十五兵团副司令洪学智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杨迪，说你怎么能把邓司令叫过去，多危险啊。

记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解放海南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

邓穗：大举登陆以后，我们占领了海口，部队继续向全岛发展，我父亲带着前指挥部从大陆到海口。杨迪讲，当时我父亲站在军舰的船头，两手叉腰，迎风站立。杨迪站在旁边就想邓司令的心情，这几个月他承担了多么大的重担，现在的心情该是多么高兴啊。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哪一步棋走不好，就会影响全局。实际上解放海南这一仗打得特别好，两次偷渡成功，最后大举进攻，时间也选得特别好，4月17号大举进攻，5月1号全岛解放，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7月底美军舰队就进驻台湾海峡。海南岛如果晚两个月解放，可能就成为第二个台湾，对咱们整个东南沿海就是威胁。

记者：因为海南战役打得特别好，邓将军很快就被调到东北组建边防军了，刚刚从北方打到南方，立刻又从南方转回到北方，这种军人的生活你们能适应吗？

李玉芝：那个时候我们把这就当家常便饭。他在前线打仗，打来打去，我们家属带孩子在后方。打仗总是要休息，休息就到后方，休息完了就又走了。我们那个时代，对于革命，我们只想到光荣，为革命牺牲、挨饿都是应该的，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

邓英：我们5个兄弟姊妹出生地都不一样，我大姐是在延安生的，我二姐是在辽宁本溪，我在天津生的，我弟弟是在广州，而我妹妹又是在沈阳。这也可以反映出，我父亲跟随部队走南闯北、南征北战这么一个历程。

为彭德怀拍案而起

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遭到猛烈批判的时候，常务副总参谋长邓华站了出来：“同志，请不要诬陷好人，彭老总根本就不懂外语，怎么会与外国人串通？事情很简单，他和苏联人说了什么，翻译可以作证！”

记者：1959年，庐山会议打出一个“彭黄张周”集团，还有一个军事俱乐部“邓洪万钟”，都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邓华将军被划到了彭总那一边，并因此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销军内所有职务。他为彭总打抱不平，平时他同彭总的关系怎么样？

邓穗：彭总当志愿军总司令员的时候，我父亲是副司令员，他很欣赏我父亲的作战才能。彭总脾气很大，谁都骂，就是没有骂过我父亲。父亲作战很细，所以彭德怀说邓华是个好帮手。

庐山会议后，1960年我们被发配到四川，1963年彭总到成都，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实际也是闲职。彭总去理发，理发员对他讲，听说邓华也在这里，彭总就想去看我父亲。走到我们家的楼门前，彭总就在门口来回踱步，最后没有进来就走了。可以想象彭总的心情啊，他既想见我父亲，又怕再连累他。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医院，彭总的夫人去看他，就拿了一个镀金的烟盒。那是我父亲访问南斯拉夫时人家送给他的一个烟盒，我父亲把它送给彭总作纪念。彭总落难的过程中，这个烟盒还一直留着，最后还写了一个条，说：“这是邓华同志送给我的。”彭总的夫人拿着这个烟盒看我父亲，专门讲这个事，说彭总让我见到你再给你，当时我父亲很感慨。

记者：就因为和彭总的关系，“文革”中林彪进一步排挤打击他，他被下放到四川，又分管自己特别不熟悉的工作，他怎样对待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他原来是搞军事的，打仗几十年，对军事很熟。到四川让他分管农业机械，实际上是给他一个闲职，让他休息就行了。但是他又从头学农业机械。我记得很清楚，他学着看拖拉机制造、柴油发动机制造等方面的书，认真地学习这些农业机械知识。有时候带着我一块儿下乡，小四轮啊，小拖拉机啊，他自己也去试一试，并没有觉得自己蒙冤就怎么样了。四川农机厂的技术员、工人，只要一说到他，觉得他确实是为四川的农机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玉芝：他那时经常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这是其一；第二，我是为革命，虽然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处理，但是我仍然为人民做工作。虽然他不在军队了，对毛主席还是忠心耿耿。

记者：邓将军对军队有种特殊感情，对吗？

邓英：我父亲一辈子都跟着军队打仗，所以跟军队的感情很深厚。受彭德怀案件的牵连后，他也感到冤屈，明明自己为党为革命，从来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却落得这么个结局。离开军队了，他就把他所有的军装都染成黑色的了，包括上衣、裤子、帽子全部都染成黑色的。将校服那种，没法染，他就全都装到那个包裹里，放在箱子底下，不愿意再翻出来。

虽然黄军装染了黑颜色，或者染了深蓝色，但从他那个角度可能还有另外的意思在里面：军装虽然染成黑色的，但它还是军装，我还是要穿它。对军队那种割舍不下的感情，我觉得还是一直存在于他内心里的。

记者：后来他终于又回到了军队的怀抱，黑色军装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一定很高兴吧？

邓英：后来是毛主席又说话了。我记得，有一次回家，我父亲坐在凳子上和我哥哥说话，父亲就特别高兴地给我说：“英英啊，我要回部队了。”当时我一听，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父亲受冤屈平反了，我也替他高兴，他自己也特别高兴，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他那么发自内心的高兴，喜笑颜开的那种样子。

邓穗：那是在成都，他正准备买衣服，想买个单帽。后来他说，不要再买帽子了，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回部队军装、军帽就全部都有了，不再需要地方上的那种便帽了。

“我就是不死”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在一次昏迷之后，70岁的邓华不断背诵着陆游的这首诗。他对守护在旁的妻子说，我刚才梦到打仗了。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他自己不断呓语：“可惜啊，可惜啊。”

记者：1978年，邓将军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部队，离开那么多年，他还是像从前那样热爱军队！

邓穗：当时军委下令让他重新回北京，重新回到军队，他很高兴。回到北京以后，调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他很认真，虽然离开军队很多年了，但他还是抓紧时间看书，看资料。有时候他跟院里的干部谈话，讲现在的军事科技，国外发展得很快，美国的飞机怎么样，坦克怎么样，装甲指数怎么样，说得很细，以至于装甲有多厚，飞机的战斗半径有多大都说得出来。

开军委会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在电梯上，看到他和洪学智一块儿讲话，我父亲当时笑得很开心，我父亲说你要抓国防工业，在朝鲜我们是光着脑袋打仗，要抓飞机，要把国防工业搞上去。

记者：但是回到部队没多久，他就病倒了，到他1980年7月去世，他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就是两年的时间，他后来一直说“可惜”，他可惜的是什么？

邓穗：他昏迷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一直在讲：“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当时在旁边，我想他还是在想着军队的工作，想着他给军委写的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设想，他一直还想着为军队工作。有时候半昏迷状态他自己讲：“可惜啊！”他可惜的是离开军队十多年，回来不长，就病重了。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心里很着急。有时候他昏迷了，听到他一直在讲：“我就是不死，打也打不死，斗也斗不死，整也整不死，我就是不死。”

邓华的部下、当年作战科长杨迪一直记得这样一个场面：1950年登陆海南岛以后，邓华来到海口，他站在军舰的船头，两手叉腰，迎风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