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九州市环境博物馆:河北游击军建立与发展

　　　　
　　七七抗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国民党军一触即溃，各地政府亦闻风南逃，一时社会秩序大乱，汉奸土匪趁机而起，会门联庄的势力亦应运而生，广大人民群众处于痛苦之中，我党在发动群众开展战争的总战略方针，迅速号召与组织人民起而抗战。

　　八月间，中共中央派孟庆山同志由延安到河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经太原到石家庄，经由保属省委李青玉同志介绍到保定找刘秀峰同志接头，值敌机轰炸，未能找见，后到新安镇找到了张群同志（即张君同志，时为中心县委书记）肖弟（保属省委委员）、王风斋、王志（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等同志会洽，即参加地方党的领导，继候玉田同志任保属特委军事委员，着手组织力量首先开办训练班，培养骨干。

　　短期训练班在安新县的北冯、关城、孟仲峰村、东刘各庄等村分别进行（北冯党的基础较强，由安新县委王文波、刘俞、刘玉科、刘玉君、宋文庄等同志为领导核心）。开始时条件很困难，训练班采取秘密方式夜间集合上课，白天分散开来，孟庆山同志亲往各地讲解游击战术，白天隐蔽在倒锁了门的闲院里，到夜间才吃饭，吃鱼不放盐，由这村到那村常由候玉田同志用自行车带着走，这样经过几十天的工夫，共办了四班，培养了一批骨干，随即分开各地宣传组织力量，成了发展武装的基础。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五十三军六九一团政训处长李晓初来任邱、保定一带找当地党组织，找到省委军委孟庆山、候玉田，介绍了吕正操同志东北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南撤到石家庄，并在梅花镇一带与日寇遭遇，跑掉了一个营，他们不打算随国民党继续南撤，决定留在敌后抗日，因为六九一团内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同时留在敌后抗日必须依靠当地党和群众才行，因此派李晓初来联系，省委表示欢迎六九一团留在敌后共同抗日。并达成三项协议：（一）、由于五十三军是军阀部队，在群众中有不良影响，留在敌后抗日必须改变旗号。（二）、对这支部队必须进行改造，建立政治工作系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关于政工人员，可由地方党组织派去。（三）、六九一团拨给地方党武装一部分枪支，地方党组织负责为该团补充一部分新战士，该团北上时由地方党组织群众欢迎。省委并将此决议精神通知了下级党组织。为了执行协议，从河北游击军中给人民自卫军拨了五百名新战士，有些新兵到了人民自卫军后受到了打骂，因该部队毕竟是国民党部队，仍有军阀作风，许多新战士又跑了回来，纷纷向新兵营负责同志讲：“我们参军是参加共产党红军领导的抗日部队，不是参加五十三军的，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省军委负责人孟庆山、候玉田同志亲自找到吕正操同志当面说明了上述发生的问题，吕正操听了大为恼火，说什么：“不给发展部队，就停止你们的给养！”孟、候二人当即驳斥说：“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不是谁供养谁，我们都是人民供养的，结果弄得不欢而散。

　　与发展群众的同时，党积极进行对旧部队的争取改造工作，这时高阳城内驻有原冀东保安队殷松山所部，亦揭抗日旗帜，以观时局。我即争取其合作，经刘俞同志前往进行争取，在下层建立一定工作。时有人民自卫军由安新、博野、蠡县北上，孟庆山同志与吕正操同志会合商议进驻高阳，殷松山部队恐被缴枪，城内商民亦恐骚扰，虽经孟庆山同志之解释动员亦不准入城，遂发生战斗，将殷部解决，在发生战斗之前，宋文庄同志曾率党员七、八十人（计划去一百零八人，未到齐）去高阳参加该部的改造工作，因变化，仅将少数，二大队王春芳部拉出一个半连约一百七、八十人。

　　攻占高阳后，部队进行整顿，原在高阳、安新发展起来的武装，与争取过来的王春芳部组成一个营与人民自卫军合编为第二营。孟庆山同志仍以党的军事委员资格，对这一部队进行政治领导。人民自卫军政治主任为李晓初（原六九一团的政训处长）表现很不好，如在安新骂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是“穷小子”，在军事斗争中主张有一个打一个的过左蛮干政策。这时孙志远同志由晋察冀军区以巡视员的名义来冀中帮助工作。孟计划经过民主的方式选孙为主任，遂召集干部会进行动员，提出孙、李二候选人由大家选举，当时有一部分，原六九一团旧部业已采取了进步的立场，但因某些领导赞成李的结果，孙以一票之差而落选，在此情况下孟庆山同志即机动掌握，同意李为主任，并提出通过孙为付主任，选举之后对正、付主任分工，孟确定李负责扩大发展部队，孙负责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派李去深县、河间一带扩兵。人民自卫军去路西整训时即由吕、孙二同志率领前往，保证了这支部队的政治领导。所以与李某以票选的方式进行了思想斗争，结果我取得了胜利。

　　人民自卫军去路西整训，孟庆山同志为完成党给予的任务，仍大力组织部队，成立河北游击军司令部，广大的各基层群众在号召之下踊跃参军，各村自成排、连集体入伍，各地旧式武装与土匪武装亦相继争取加委，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部队得到了猛烈的发展。

　　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由高阳移驻肃宁，原驻肃宁的土匪武装，经教育改造整顿纪律，改编为三个团。这时敌人已进占高阳，鉴于敌汽车在平原到处可走，县城被敌占后易守难攻，孟庆山同志经考虑提出破路、扒城和打狗问题，虽遭到李晓初的反对，终于是年阴历十一日，在肃宁县拆掉第一座城墙，并在边沿地区破路挖沟，破城破路。后来成为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斗争形式就是这样开始的。

　　十二月河间、献县的联庄土匪白七、张汉生、张汉卿、张宗臣等部分约三千多人来扰肃宁，被我以四个团兵力，一举将其击溃，即来接受我之领导，后被李晓初挑拨各联庄背叛，拒绝供给粮秣，孟庆山同志亲率游击军司令部进驻河间城内（联庄控制乡村）将本个团的兵力配置在城东、城南、城北三面，营单位驻扎，展开宣传攻势。联庄打我亦不还击，经喊话争取，联庄也即不打枪了，其上层分子鉴于我之力量雄厚，又来接受领导，遂将其统一设置指挥部，委张汉生、张宗臣（家族头子）为正付指挥，驻于河间城内，在游击军司令部领导下，对该地区联庄武装进行团结改造，在我们正确的“抗日”政治口号下及我游击军力量雄厚的影响下动摇了联庄的上层分子，广大的群众认识到我军是真正抗日的，将其儿子拉回不再向我对抗，经过一个时间后改编为三个团（张宗臣为十二团团长，张汉卿为十三团团长，张汉生为十四团团长，共有武器齐全的六、七千人），里县联庄齐东才部有千人左右，被我争取编成第三团，加上各地加委组成武装共计辖有十二个路三个直属师及独立团，独立支队等共约六、七万人，浩浩荡荡号称十万之众，分布在18万平方公里广淼平原上，汇成了抗日的海洋，具体活动地区是：

　　第1师：师长孟庆山兼，下属4个团，4000余人，随河北游击军机关在河间带活动。

　　第2师：师长段士增，党代表王凤瑞，参谋长杨万林，政治主任王森贵（皆为共产党员），下属3个团，约3000余人，在蠡县一带活动。

　　第3师：师长马佑民（共产党员），政治主任安贵普（中共安平县委书记），下属3 个团，约3000余人，在安平县一带活动。

　　这3个师的主要领导为我党“高蠡暴动”时的老党员或党的基本力量。部队成员大部分是农民、学生，成分较纯，党员占一定数量，武器装备也比较齐全。河北游击军掌握了这样一支力量，就有了统帅和改造其他各种武装力量的基础。

　　十二个路的情况是：

　　第一路：总指挥许佩坚，政治主任董庆学，参谋长田同春（均为共产党员），下辖4个团、4000余人，占据饶阳县；

　　第二路：总指挥王贲（旧军人），两次请求孟庆山加委。队伍发展到700多人，活动在肃宁县；

　　第三路：总指挥陈沐新（旧军人），政治主任韩印堂（共产党员），加委后，争取了束鹿、晋县、深泽、安国的部分红枪会，队伍发展到2700多人，主要活动在安国县；

　　第四路：总指挥王烈军（原任邱保安队长），政治主任张正庭，副主任刘光裕（后2人为共产党员），驻安新的安州、端村、关城，主要活动在白洋淀的东部和南部，约3000余人；

　　第五路：总指挥高士一（任邱大地主、爱国绅士）政治主任杨其良，副主任高万德（皆为共产党员），队伍成员为四十八庄联庄会，5000余人，长期驻守在任邱东、南部；

　　第六路：总指挥郭梅村（共产党员）在高阳、蠡县活动，发展到500多人；

　　第七路：总指挥孟阁臣（旧军官）在保定西部半山区发展到五、六千人；

　　第八路：总指挥刘克忠（旧军人），副总指挥刘亦珂，政治主任阎均（后2人为共产党员），这支队伍党的基础较好，后发展到4000多人，占领着安新、容城两县，活动在白洋淀以北、以东地区；

　　第九路：总指挥李庆锁（土匪出身），政治主任边伴山（共产党员），部队在深泽县一带活动，共1000多人；

　　第十路：总指挥赵玉昆，参谋长宋学飞，队伍发展到5000多人，在冀西易县、定兴一带活动；

　  第十一路：总指挥马玉祥，部队约800余人，在肃宁、高阳两县交界处活动；

　  第十二路：总指挥柴恩波（原新镇保安团长），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活动在大清河以北、天津的西南部。

　　另外还有游击第1师高顺成部5000余人，在任邱、河间一带活动。

　　在我武装建设上开始时枪支很少，只有地方党员有数的几支枪，后在保定曹河内捞出了国军退却里丢弃的一部分枪支弹药，补充武装为我训练班，并在我党号召下发动了广大群众在“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下各地人民踊跃献出了很多枪支，所有地主的武器也被我大部分收缴上来了，装备新组成的部队。

　　因为部队扩大太快，干部少，跟不上客观发展的需要，有的部分因我党的干部很少不便领导，后即被我合编。

　　三八年一月人民自卫军由路西返回冀中，当时总的领导上是互相联系协调的，但下层在各地发生一些缴枪编并情况，使组织不够严密的武装散失一部分 ，未能有计划的巩固与发展改造，受到一些削弱。

　　三八年四月安平会议后决定成立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河北游击军大部分被编为冀中四分区兼三纵队第十支队。孟庆山同志任冀中军区付司令员兼四分区司令员，以一部编为二十师计有高士一第五路，姜东升的独立四支队，以一部编入冀西计有赵玉坤之第十路，许佩肩的第一路，高顺成的游击师，均编入冀西三分区。这些部队的合编，在当时情况下加强部队的组织与领导是完全必要与正确的，但由于部队多是就地发展起来，原来的领导干部虽多，成份不太好，缺乏军事能力，但在该部队中都有较高的威信与威望。由于种种原因，在改编河北游击军中，应该依靠原来发展部队的领导者，而不应该采取把他们调开的方法，在方式方法上更不应该采取架机关枪的办法强行改编。再有，在改编部队中枪毙了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三名领导者，其中有师长段士增、师参谋长杨万林、团长崔树凯，他们都是贫雇农出身，“七七事变”前的老共产党员，对发展和建立抗日武装是有功的。特别是不经冀中党委的讨论，吕正操同志轻率的做出枪毙他们的决定，用我们自己的枪，枪毙我们的同志是极其错误的。当时向以上改编部队的做法，遭到很多河北游击军战士的不满，为此不少游击军官兵纷纷离队，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经过党的统一领导，部队进一步整编之后，冀中部队得到了更迅速的巩固与发展，胜利的开辟与坚持了平原根据地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