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停电应急演练脚本:转贴]说一说康老与小姨子苏枚

转贴]说一说康老与小姨子苏枚
文章提交者：温莎公爵 加帖在 史海钩沉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苏枚是康生的妻妹，最通俗的叫法是小姨子。因为高英培有段相声里管小姨子叫“小肥皂”，很是脍炙人口，所以一说苏枚是康老的小肥皂，就更便于理解了。

    康老原本在山东老家有妻有子，但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和所有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样 —— 与封建包办婚姻决裂，来到大上海追求进步，进了当时上海最进步的上海大学，那是1924年。第二年，康老入了党，在学校，认识一个进步女生，叫曹轶欧。

    曹轶欧原本也是有丈夫（曹轶欧女士果然有远见，这个丈夫后来背叛革命，当了叛徒。），但是和康老一接触，一起搞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就产生感情了。康老年轻时还是很帅的，英俊挺拔，气宇不凡，加上革命者也不管旧道德那一套，于是一个甩了家里的老婆，另一个甩了家里的老公，在1927年组成革命家庭。

    苏枚原名叫曹文敏，又名曹更新，那时候革命者都用很多名字，是曹轶欧的妹妹，原来也有丈夫，名叫刘晓浦，是烈士。

    从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开始，小姨子苏枚就和姐姐、姐夫住在一起；1933年康老一家去莫斯科，苏枚跟着；1937年，康老回延安，苏枚一起回来；1947年康老去山东土改，苏枚也去；1949年6月康老开始养病，从青岛到杭州，苏枚还是形影不离。

    1950年在杭州，苏枚曾经跳楼自杀，摔断一条腿，事情闹得不小。据传是姐妹俩争风吃醋，曹轶欧毕竟参加革命早，党性强，会斗争，把妹妹气得跳了楼。康老极力掩盖，非说是别人推的。但康老和小姨子这不清不楚的风流韵事，还是在党内逐渐传开了。估计只是高级干部间流传，广大群众并不知晓。否则后来康老精神抖擞的给革命群众讲话，鼓斗争干劲，号召揪人，台下不免这样议论纷纷。

    革命群众甲：你知道今天在台上讲话的是谁吗？
    革命群众乙：知道啊。康老。中央首长，理论家。
    革命群众甲：你知道他那个事吗？
    革命群众乙丙丁戊等：啥事？啥事？？啥事？？？
    革命群众甲：就是他和他小姨子…… ……
    革命群众乙丙丁戊等：哎呦，真不要脸，这么见不得人的事都干得出来，还中央首长呢。
……


    今天看来康老和苏枚的暧昧关系，已成党史定论。不过，有些材料，也可推出康老和苏枚之间或许不像被政治丑化的那样不堪。

    苏枚在1945年曾和黄火青同志结婚。这段婚姻持续时间不长。现在的说法是康生这个坏蛋从中捣乱，破坏革命同志家庭。反正康老已经在党史上被彻底否定，估计也没有翻案可能，所以有坏事就由他来背锅，更何况这事也符合男女情爱逻辑。康老也是人，也会吃醋。

    但1958年，苏枚和张鼎丞同志结婚。这事就有点不太好解释。黄火青（1978年任）和张鼎丞（1954年任）两位同志都担任过最高监察院检察长，连嫁两个最高检察长，苏枚也不算低就。我们假设，1945年黄火青还不知道康老和苏枚的关系。那么1958年，这事就瞒不住了。张鼎丞同志是高检一把手，属政法战线，信息灵通，这“好事”他能不知道？难道他肯和康老的绯闻女友、二奶（旧社会叫姘头）组成家庭？何况，苏枚跳楼发生1950年，党的高干们多已风闻。

    就算他肯，那他敢吗？康老在党内一直以心狠手辣、翻脸无情、整人有术而著称，谁活得不耐烦了，敢去撬康老的妞？苏枚和张鼎丞这段婚姻持续时间也不长，大约一年。

    1967年4月，正是康老最得意、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在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苏枚突然服大量安眠药自杀。随后康老认定这是政治谋杀案，又制造一起冤案，迫害一大批人。苏枚一生，甚是凄苦，三次婚姻都未得善终，和姐夫康生又不清不楚。女人在政治漩涡里，比起男人，另有一番苦处。

    在公开出版物《康生评传》中，他们的关系被定性为 —— 通奸。康老也自然逃不了“生活糜烂、作风腐化”这顶帽子。不过平心而论，即便与小姨子通奸，但是康老的生活作风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仍然属于较为干净一类 —— 仅仅只有苏枚这一个“二奶”。他和苏枚这么长时间相处，感情深厚还胜于一般夫妻。

    要说康老糜烂，那些肆无忌惮地玩弄服务员、卫生员、文工团员的老革命、老首长，又该如何形容是好？

    延安时期，凌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５年，接着又随他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一起到达山东，其间有大半年的时间当过他的秘书。从１９５０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又长期遭康生和曹轶欧的诬陷与迫害。后来凌云系统地了解到康生制造的“谋杀苏枚”案的详实情况，并由此联想起亲身经历或间接听闻的一些往事，回忆和思索，使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苏枚，原名曹文敏，是曹轶欧的亲妹妹。１９２８年由康生介绍入党。历史上曾被捕，出狱后，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

    １９５０年春夏间，康生与曹轶欧在杭州疗养，苏枚同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苏枚突然跳了楼。康生硬说是保卫人员把她推下楼去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还把“残害苏枚”作为当时任他秘书的沙韬的一条罪状。苏枚跳楼无恙，回到北京，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央政法干校任政治部副主任。

    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上午１０时许，正当造反派组织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竟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是苏枚的儿子发现房门紧锁，呼叫没有人应，便从厨房破窗而入，发现苏枚睡在床上，已深度昏迷，无法叫醒，当即报告校方，叫救护车送往北京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３时４７分死于医院急救室。


    尸检自杀，偏说他杀

    为了查明苏枚死因，北京医院进行了尸体解剖和药物检验，于４月１８日对苏枚之死作出结论。结论报告说：“根据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各种反应均消失，血压下降，唇印紫绀及心电图检查有心肌缺氧等临床现象，死亡后病理解剖在胃内发现有大量药物存留，经过验定该药物为导眠能。小便检验导眠能为阳性。因此患者死亡原因为安眠药（导眠能）中毒。”

    另经总后勤部、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等单位多次化验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苏枚是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由公安部治安局、政法干校和北京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也对尸体进行了检验，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均未发现外人作案的任何痕迹，故排除了他杀的可能，认定苏枚确属自杀。

但是，康生和曹轶欧坚决不接受苏枚自杀身亡这个确凿无疑的事实。他俩不等医院的结论，也不等公安部门现场勘查的结果，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北京医院向政法干校造反派的人讲述起苏枚的生平，说苏枚在白区工作如何勇敢，如何有贡献，“是个好同志，不会自杀”。责令公安部成立“苏枚被害案件调查组”，并要立即为苏枚开追悼会。康生说：“你们不开追悼会，我们开家庭追悼会。”开追悼会时，康、曹特意带一个警卫班，威风凛凛，到场示威。

    追悼会前，康生、曹轶欧多次接见政法干校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还连续召见联合调查组听取汇报。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２日的第五次汇报会上，康生讲了很长的一番话，他说：苏枚“既然站在革命方面，保守势力打击她是必然的”。“她虽然受到打击，不等于动摇革命信心”。他强调“要从一个具体问题看出阶级斗争”。其实康生是害怕医院检查和现场勘查作出的科学结论。

    他摆出理论权威的样子，假惺惺地说：“要通过这个案件学会用辩证的方法，不是主观片面，是实事求是，全面、客观、辩证地看问题，做调查工作。”接着，他又说“调查中涉及很多技术，凡是接触到技术，就很容易形而上学，如法医、化验、侦察，越是技术专家，越容易形而上学、片面”。

    康生全面否认了医院和公安部门做出的科学结论。

    曹轶欧配合康生，凭空制造“谋杀苏枚”的论据，提出了一大堆“谋杀”的疑点。说：苏枚尸体的药斑是“外伤”；厨房窗子的小洞是“人为的”；铝壶底有两个凸起，是“凶手”为吓唬苏枚敲打水壶形成的；奶锅里残渣发臭，有点水底，是“有人冲刷毁灭罪证”。最恶毒无耻的是说“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放进去的”等等。这些为了掩盖真相而制造出来的奇谈怪论，当然经不起核证，被调查组一一否定了。

    曹轶欧还毫无根据地乱怀疑人。她说，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住在苏枚楼下，苏死的当天，她在苏家就见到石家的人两次上楼归还借用的小磨，看水管漏水，这是打听动静。又说，干校卫生科科长闻伯俊在北京医院抢救时“出来进去，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公务员段学思“不能因为是贫农就排除他，他同石磊住在一起，要联系起来看”。先后被指名为“谋杀案”嫌疑人的共八位，曹强令调查组进行重点调查。

    但调查组还是根据事实依然确认苏枚是自杀。对此，康生、曹轶欧极为不满，一再指责调查组“不突出政治”，“单纯技术观点”。调查组把苏枚自杀的证据材料汇总写成书面报告，送给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李震。在事实面前李不得不承认苏枚是自杀。但李震耍了个花招，他让调查组“一次不要报这么多材料，一件一件地慢慢报，时间长了，也就不了了之”。

    
    滥捕无辜严刑逼供

    １９６７年底再次风波突起。李震接到政法干校某人的诬告，说王久成（政法干校主任科员）私下到辽阳东北民警干校，调查苏枚历史上的被捕问题。曹轶欧得知后，神情激动，全身颤抖。第二天，康生与曹轶欧指使谢富治和李震下令捕人。

    被捕的有石磊、闻伯俊，罪名是“谋害苏枚”。还以“进行黑组织调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逮捕了王久成。逮捕行动开始前，调查组一再向李震申辩：怀疑石磊与闻伯俊杀人没有根据，王久成到辽阳搞“黑调查”没有查对核实。这时，李震却一改原来不了了之的态度，不顾调查组的申辩，强令执行，并另成立“干校军管组”和“石磊专案组”对所谓嫌疑人严刑逼供。

    康生、曹轶欧利用了中央政法干校归属公安部领导的特殊条件，借口“防止案情扩大”，把“石磊专案”交给当时由公安部负责的“中央专案三办”代管，并指令政法干校军管组组长兼任“石磊专案组”组长，实际上是直接对康、曹负责。

    康生、曹轶欧把此案定性为“反革命谋杀”，多次在家中召见专案组负责人，当面作指示，逼令抓“凶手”。案件进行情况，“作战方案”，以及专案人员的变动，受审人员到医院看病，都要向康生和曹轶欧汇报，经他们批准。用“专案组”负责人的话说，“是在康老关怀下，由曹大姐直接抓的”。后来有人讥讽说，这是康生、曹轶欧的“家庭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后，捕人越来越多。石磊的妻子谷敏是西城区月坛办事处的干部，竟以“群众专政”的名义，把她抓到政法干校院内，私设公堂，单独关押了６年。闻伯俊的妻子吴群是个家庭妇女，不分青红皂白，也被逮捕入狱。１９６８年４月以后，又将政法干校另一副校长张效良，卫生科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等逮捕入狱。

　　北京医院的内科女医生顾惜春，１９６７年４月６日碰巧在急诊室值班，参加了对苏枚的抢救工作。根据苏枚的症状和解剖化验的结果，她从医生的职业道德出发，认定苏枚是自杀身亡。为此，触怒了康生、曹轶欧，顾惜春以有“严重问题”，被捕入狱。

　　１９６８年１月，政法干校实行军管。在“专案组”迫害无辜的同时，按康生、曹轶欧的指示，政法干校的“文化大革命”围绕“谋杀苏枚案”进行，开展“大揭发”，“查凶手”，“追后台”，大抓“石磊一小撮”。曹轶欧再三强调，“苏枚被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凡是对苏枚提过意见或对“谋杀”表示过怀疑的，都被诬为“反康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遭到批斗和挨整。

　　这起“谋杀”冤案，遭诬陷迫害的多达９９人。其中被捕押在监狱的９人，隔离关在政法干校内的２３人，逼死２人，逼疯３人，整成终身残废的１人。公务员段学思的妻子国淑琴是个家庭妇女，曾与苏枚有过争吵，被当时干校内的恐怖气氛吓得服敌敌畏而死。政法干校一时成了阴森地狱！。

　　１９６９年９月，在刑讯逼供下，从一个受审人员的口里逼出了一套所谓石磊、闻伯俊、宋公田３人“谋害集团”的假口供。但供后的第二天，这个受审人员就一再翻供。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向康生、曹轶欧邀功报喜，一面在狱中将这个受审人员反铐双手，戴上１６斤重的脚镣，以致终身残废。曹轶欧欣赏逼出的假口供，特意写信给赵登程“并苏枚专案组的同志们，军代表们”说，“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你们致以亲切的同志式的敬意。”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康生和曹轶欧很不满意。李震和赵登程为此批评“专案组右倾”，“不如造反派有阶级感情”。责备他们“只查历史，不审现行，仗越打越远”。只要谁对“谋杀”有丝毫怀疑，就被指责为政治上的动摇，是犯罪，“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于是“专案组”也就又搞起车轮战来，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经过连续三天四夜的逼供，又在另一个人身上逼出一套假口供。

    赵登程立即给曹轶欧写信报功。信中说：“此案领导小组抓得很紧，完全按康老的指示摆在议事日程前头。”“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现满怀信心，乘胜前进”。赵登程还总结出“逼供信”的四条“经验”：“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没有证据怎么办，要从犯人嘴里掏；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出战果；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这些所谓“经验”还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在“中央专案三办”的“活学活用”会上介绍推广。

　　曹轶欧对“专案组”刑讯逼供、以假作真的行径极为赞赏，又写信，又送“语录”，一再表扬是“高举”、“活学活用”。在康、曹的鼓励下，刑讯逼供愈演愈烈。他们要攻破石磊这个“堡垒”，但直到最后还是连一根稻草也没有捞到。石磊同志是这一冤案的“首要分子“，被关押了７年，受尽了种种酷刑的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九死一生，但他宁死不屈，顶住了逼供，挺住了腰杆。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按照康生、曹轶欧的旨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李震、赵登程等制造了一份报送中央的假报告，以逼供出来的假口供为依据，加上拼凑捏造，硬把苏枚自杀说成是“谋杀”，诬说是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谋害的”。

    谢富治等人同康生、曹轶欧一样，最害怕他们所谓的“黑调查”，也就是害怕用揭开苏枚历史上的谜团。说“黑调查”是对苏枚“进一步进行政治陷害，恶毒地攻击康老”，“其用心险恶，无以伦比！”总之，苏枚的历史是触动不得的。在“报告”中还说：“他们的黑后台还有待于深挖”。看来是想把他们要整治的更大的人物罗织进来，这才是真正的用心险恶。

　　但是，冤案毕竟是冤案，假口供不能当真。从１９７１年起案件实际上搞不下去了。康生、曹轶欧咬住“谋杀”不松口；对石磊等人则关而不放，折磨得浑身是病。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在押的人才陆续放出来。石磊是１９７５年３月２日放回政法干校的，但直到康生死后的１９７７年，“专案组”还在阻挠对此案做出平反结论。

    这年６月９日，“专案组”在写给公安部负责人的信中说，苏枚是怎么死的，“这个结论不好作，也不能作”。“特别是结案过程中，康老曾指示，不要再为此案打扰曹大姐了”，“要给苏枚之死做结论，必须通过她，这对她身心健康是很有害的”，云云。简直是一派胡言。后来还是胡耀邦同志的果断决定，公安部党组于１９７８年５月做出了《关于因苏枚自杀造成冤错案件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中央。石磊等同志的冤案才相继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得到平反。

　　为揭谜底重看苏枚历史

　　这桩冤案的受害者是平反了，可是小姨子苏枚为什么要自杀，又恰恰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组织“揪叛徒”的时候决心一死呢？这个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康生、曹轶欧又为什么这样急于跳出来亲自导演了这一出恶作剧？他们究竟要掩盖什么呢？

　　不久前，原在济南市公安局工作已经退休的几位老同志，向凌云提供了有关苏枚的一段历史情况。从苏枚这段历史，是否能悟出点什么呢？

　　苏枚（曹文敏）１９２８年由康生介绍入党。１９３０年她和丈夫刘少甫被派到济南，刘少甫任中共地下党山东省委秘书长兼团省委书记；苏枚在省委机关工作。他们的家在济南市内顺街一个居民院内，是省委秘书处的机关。

    这时曹轶欧的前夫李应臣（曾是上海地下党沪西区委书记，已叛变）也从上海来到了济南，一次路过内顺街时，正巧看到了出门倒水的苏枚，当即密报给国民党特勤机关，经过盯梢监视和密查，并派特工仲文焕带家属住到苏枚家隔壁严密监视。不久逮捕了苏枚与刘少甫。

    接着，国民党特勤机关在济南以至山东省内到处进行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相继被捕的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和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女革命者郭隆真等二十多位领导人，后来都被敌人残酷杀害，唯独苏枚一人出狱生还。苏枚出狱后不久，由康生恢复了她的党籍，分配了工作。

　　苏枚的这段历史，现在是没有人再去彻底查究了。但是，康生和曹轶欧为把苏枚自杀硬说成是“谋杀”，用尽心计，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究竟为的是什么，是为死者苏枚，还是为他们自己，发人深思。

　　从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７５年康生死，近三十年的时间，康生与曹轶欧的种种异常表现说明，他们的确是在保护、掩藏着什么隐私，怕被人发现或被人抓住。

    在本文开头，凌云提出这个问题是确实有理由的。在本文结束的时候，凌云又引用一段从他参加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时记录下来的材料：“１９７５年康生死前曾对人说过大体是这样的一段话：１９２０……１９２１……１９２２……，没有；１９２３，没有；１９２４，没有叛变；１９２５，没有叛变；１９２６，我没有叛变；１９２７，没有……接着说，江青是叛徒，她３０年代在上海被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