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家长书信格式:范忠信：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上）

　　【主持人：法学院10级硕士生谌佳】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三期原法论坛！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著名法学家、博士生导师范忠信教授。范老师大家都很崇敬，也很熟悉，我就不过多介绍了。【热烈的掌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法学院的其他老师和博士生，我们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本期“原法论坛”的主题是：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那么现在就请范老师给我们带来期待已久的精彩讲座，有请范老师！【掌声】

　　开场

　　各位同学，各位同仁：非常感谢大家在一个本来应该看电视，唱歌，作诗或饮酒的周末夜晚，来听我这个枯燥的讲座。【笑声】大家看（大屏幕上显示的）这个主讲人的工作单位，已经有点变化。我现在说我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人，有点假冒，因为我早在10月14号就办完了调出的一切手续。现在是我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的身份，做的最后一次讲座；也是我以杭州师范大学教师的身份，做的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讲座。我把最近的关于“信访”这个中国式的特殊问题的思考结果，跟各位同仁，各位同学汇报一下。

　　破题

　　大家看这个题目，“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光讲“信访”，可能大家不会紧张；但是讲“忧思”这两个字，可能就让人紧张了。昨天晚上我在中国地质大学讲的时候，他们白天贴出的海报是“信访中国的法治反思”，我晚上幻灯片打出题目是“忧思”。他们那个团委书记跟我说：“我跟你说好的用‘反思’，怎么用‘忧思’呢？”我就说“忧思”为什么不能用呢，他说现在太敏感。我想，可能因为中国的人民，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应该只有歌颂党，歌颂国家的自由，不应该未经同意而“忧思”。“忧思”是党中央的事情，是中南海的事情，你们没有资格忧思。所以我现在说这个话有点“僭越”，有点不太妥当。但是，请原谅我这个“不妥当”，我想把我的“忧思”进行到底。【笑声，掌声】

　　我想讲的题目其实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说的信访这个词，两个意思，一个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这种现象和制度；然后我要把它引申一下，“信”做动词，“访”做名词，指人民上访，就是用一切传统的方式向上告状申诉。我们的人民只相信上访，不相信法律，不相信司法，不相信正常的法律程序，我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把中国称为“信访中国”。这个“信访中国”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积淀到今天的一个综合表现。我在这个地方就想进行反省：（信访中国）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这是我对这个题目的解读。

　　一、严峻的信访形势

　　现在我们说，中国的信访已经有一种非常严重的，泛滥成灾的态势。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呢？

　　比如说，第一，信访的数量。信访的数量极其庞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信访机关，接待信访的衙门，很多很多。如果把每个信访衙门接受的信访数量汇总，与我们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作一个比较，这两个数字的反差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党委有信访办，政府有信访接待办，公安，法院，检察院，工会，妇联，共青团，纪检监察，工商海关税务，都有信访办。包括我们学校也有信访办，教育指导部门也有信访办。如果把所有信访办接待的人民来信来访的数量统计下来，这个数字可以创下世界文明史上的最高记录。当然，具体的数据我没办法公布。但是上次我去湖北咸宁的赤壁市做同题演讲的时候，市政府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每年接待的上访人数有一万三千多。大家想一下，一个县级市的政府信访接待办就有一万三千多，还不包括县里其他信访部门的。

　　信访的严峻形势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越级上访非常普遍。我们知道，有问题要解决，找你最近的部门，找你最近的衙门，这是最方便的，最简捷的。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民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的人民在上访的时候，最喜欢的是越级上访。他们要是聪明一点，一旦侵犯了我的权利，就一下子上访到中南海，这才比较管用。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中南海那个地方才有青天，其他地方天已经黑了。【笑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还有一个是多头上访。也就是说，一个人权利受到损害，一个案件，一个纠纷，他上访的时候，他想让所有的人，所有的衙门，都参与进来解决。在上访的时候，他就喜欢把信访材料，上诉状、上访状之类，复印150份，寄给150个衙门，所有地方，普遍撒网，重点开花，最后总有一个地方管用。这就像现在有些同学谈恋爱一样，一下子谈好几个，最后成功一个。【笑声】他们跟那些信访的人一个想法，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先把数量搞大一些。

　　然后就是群体上访比较普遍。现在这个信访往往是大规模的。所谓三人为众，三人参与就可以叫群体上访。原来说三五十人就不得了，现在动辄是三百人，三千人。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引起上万人聚集或上访。当然，上访有时不是原地上访，有时是在高速公路上上访。把高速公路封起来，把政府的汽车一辆辆搬到公路上，翻过来，数一数。【笑声】这种上访现在情况也比较严重。

　　然后信就是访里面涉诉信访居多。我们知道，人民来上访，是党和政府在司法程序之外解决民间纠纷、化解矛盾的一种办法。应该说，只要这个案子是依法应该去法院起诉的，它是不应该接受的；如果已经在法院起诉，就更不应该接受；或者说法院已经做出生效判决了，审理完结了，那也是不应该接受的。可是我们知道，现在人民来信来访里面，根本没有这些限制。所有的案件，涉及诉讼的，都可以一级一级往上信访，所有的衙门都可以接受。接受了以后，有的还可以还就这些案件做出各种“指导”意见——其实就是在“干涉”。

　　最后就是，事情不管多大或者多小，都可以上访。事情大的，比如说，一个地方人命关天，几条人命，因为行政机关的重大失职造成损害，可以信访，当然很自然。事情小的，小到农民家里的一头猪，去邻居家的菜园子里偷吃菜，邻居把那猪打死了，然后这个农民就举着“血债累累，讨还公道”的大横幅到信访办去。别人一问是什么血债啊，原来是一头猪死了，这也能信访。【笑声】

　　二、党和政府重视信访的理由

　　在我们当今中国，信访成灾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现象。那么我们说，信访这么普遍，这么发达，跟什么有关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官方重视信访有关。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特别依赖信访，重视信访。我觉得有三条理由，也是三条客观的原因。

　　第一，是我们党和政府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优良传统，是我党的法宝之一，我们党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来联系人民群众，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如果去掉了信访，我们党跟人民的关系就要破坏。有人介绍说，毛主席在延安时，非常注重人民来信来访。那时候毛主席每月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坐在自己的窑洞办公室里，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毛主席说，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战胜国民党的法宝，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所以到今天，因为这样一个认识和原因，我们非常重视。

　　第二，是我们党和政府认为，信访是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监督工具。它监督我们的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监督执法司法不公，发现里面的错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认识。

　　第三，是我们党要坚持一元化领导。那么党要控制司法，控制执法，控制所有的政府部门，所有的执法部门。那么最好的控制途径，就是通过人民来信来访。通过人民来信来访，发现问题，发现贪官污吏，发现冤假错案。如果没有信访，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控制所有的权力机关，那就不可能。

　　好，这是我们党和政府重视信访的三条理由。

　　三、百姓依赖信访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老百姓，为什么那么特别喜欢信访？我想继续延伸分析一下。我们老百姓对信访的看法，之所以那么的依赖信访，那么热衷于信访，大概有下面几个原因。【展示幻灯片】这七个原因，说起来话长。简单说，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单独写一篇硕士论文。我建议在座同学，不管是研究法理的，还是宪法行政法的，还是法制史的，还是部门法的，都来研究这些原因和中国信访现状的关系，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的路径。要就这个写篇文章的话，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第一个，法院不受理很多案件，导致人民选择信访。我们知道，我刚才说了，很多案件是法院应该受理的，很多案件是法院已经受理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信访造成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党和政府，有时候为了大局，为了社会稳定，为了党的事业，规定很多案件法院不能受理。举例来讲，比如说这个党委组织部。党委组织部把某一个同志调动了一下，那个同志认为这个调动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那个同志就说，我要起诉，我能不能作为行政诉讼来起诉呢。法院说不对，党委组织部不是行政机关，它做出的决定不是行政决定，你不能起诉。再比如说，这个党委宣传部的决定。一个人的一本著作，比如我的著作，我要出版，党委宣传部打一个电话说，这个著作不能出版，因为这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那我说，你这个决定我能不能起诉呢？他说不能起诉，因为我不是政府机关。所以我们党“依法行政”目前还只是落实在口号上。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说法院敢不敢受理这样的案件。还比如说，一个地方搞大规模的开发，划一大片地区，搞一个开发区。那个开发区把老百姓的地征了，拆了很多民房。那么当地百姓认为，拆迁和征地补偿不公平，损害我的权利，要告状。而到法院告状法院说，对不起，我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说这个案子不能受理。这类案件不能受理，最后就转为信访了。还有呢，比如说有些事情，比如说这个“falungong”。“falungong”的案件现在一律不能受理。大家说“falungong”作为一种邪教，我们要治理，要依法进行制裁，我都是赞同的。对“falungong”的管理，对“falungong”的控制，依法进行，依法审判，依法作出决定，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都在法律之外，法院不敢受理。当然还有，其他像计划生育的案件，你看现在哪个法院敢受理。还有其他的，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纠纷，也不能受理，等等。这样算起来，我统计了一下，可能有十几类案件不能受理。那么这十几类案件，最后只能移转到信访。这个在法治的理念下是不应该的。因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不应该受这种那种明确或不明确的禁区的限制。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人民对司法权不信任。大家知道我们老百姓要相信司法，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法院是在“司法”。我看了某个法条，法院也应该看了这个法条，我这么理解，法院也应该这么理解。当然，我这个理解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理解错了另当别论。如果说法院不是司法，比如说不久前湖南有一个农民，涉及一个案件，他多次起诉，多次上访，都没有用。后来他拿着法律文本，自己找到一个法条，用红笔在上面画上记号，说这一条跟我有关，就把这个作为法律根据去找法院院长。找到院长，院长理直气壮的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地方不讲法【笑声】。大家想一想，法院院长不讲法，百姓错在哪呢？错在你太讲法，你太懂法，你太把法当回事。所以这导致我们人民对司法权不信任。我们对司法权不信任还来自司法腐败。当然刚才那个法院院长说，对不起我们这不讲法，他不一定腐败，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某种干涉，他上面有书记有市长。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有司法腐败的原因的。比如说，我在跟一个外国朋友打交道的时候，他就说，范教授，你们中国有一个词，叫法官“窝案”，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法官“窝案”呢？难道法官有一个“窝”，这个“窝”不是小鸟睡觉的地方吗？我说不是，我说法官“窝案”指的是一窝端出来的。他说那什么叫做“一窝端出来”的呢，我又解释半天。我说，就像你掏这个小鸟窝一样，那个小鸟窝一下就拿过来了。他说，哦，这就是法官“窝案”。【笑声】这种法官窝案在中国，层出不穷。我们知道，比如说武汉市，我们最近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五年以内，连续两次发生法官“窝案”，第一次抓出17人，第二次又抓出8人，两次加到一起25人。大家想想，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的法官总共就一百来个人，两次抓出25人，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要我们的人民信任司法权，让你来为我主持公道实现正义，那才是我傻。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是对司法程序或司法正义不理解。大家知道，司法里面讲究的那一套，正当程序，法律的那一整套规定，它内在的有一个固定体系。那一套东西，要一般人理解比较困难。当然应该说，他的原理你可以理解，但是，要具体到一个法律的具体规定，要我们每一个当事人理解，是很困难的。举例来讲，张三跟李四借一万块钱，张三借一万块钱以后，他三年不在家，躲起来。李四觉得张三是好朋友，三年我也没找他要。三年过后，李四找张三说，你借我的一万块钱还不还。张三说，对不起，我上午找了律师，律师说这个钱可以不还你了。李四说这什么逻辑啊，你怎么能不还呢。张三说，依法我可以不还，要不信我把法条拿给你看，法律规定债务是有时效限制的。李四在这个时候说，这什么混蛋法律，保护这个赖账的人呢。那张三说，这是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拿着这个法律，坚持不还钱，而李四觉得天经地义，觉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么这种时候，这种冲突，最后只好人民来信来访。当然如果说几千块钱就算了，一万块钱对老百姓很重要。还有比如说这个，法院里的诉讼经常强调证据。我们知道一个案子，当事人说，这个案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就要通过这个事，来适用某一个法律，实现我的公平。可是法官说，对不起，你说的这个事还缺少证据，我们不仅看客观事实，我们要讲法律事实，法律事实要靠证据来决定。那么当事人说，这个事情白纸黑字，天经地义，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你怎么就这么迂腐呢。法官说对不起，我要看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只好选择信访。最后，只好把那种坚持诚信、坚持原则的法官，当成是可能的一种腐败嫌疑人。像这样一种情况太多了，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盗窃犯罪分子，他犯盗窃罪，依法应该判五年有期徒刑，他盗窃了以后，没有被人发现。他在一个地方躲了五年，躲了五年过后回来，再查出来是他偷东西。那么结果，依照法律规定，不能再追究。可是受害人他不理解，你说这个人偷了东西，怎么会反过来没有责任？你是依照哪个朝代的法律保护这个盗窃犯罪分子？所以说这跟人民不理解司法程序，不理解法律制度有关。

　　我们老百姓依赖信访，还有一个的原因就是：我们对青天大老爷有一种远古而来的期盼。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民间的戏曲里面，唱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包公。包公戏经历了千多年，长盛不衰。我是上次看见网上谈论过一个消息说，广东省肇庆市有一次演包公戏，把一个贪官当堂吓晕。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肇庆市演包公戏的时候，下面很多人现场观摩，当然比今天我们这里的人还多。其中包公喊这个“开铡”一声，就是喊“开铡”那两个字的时候，包公那个声调太高，以至于现场一个人当场栽倒。后来一查，那个人是个贪官。【笑声】像这样一种青天期盼，是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文化传统。中国老百姓一般认为，干部中有一个规律，越是基层干部越腐败，越往上走越廉洁公正。村里的干部腐败，乡里的干部还有希望；乡里的腐败，县里的还有希望；县里的和市里的都腐败了，省里的还有希望。实在不行，北京还有希望；北京城附近的干部都腐败了，中南海里面还有希望；中南海里面所有干部都腐败了，还有一个人有希望。【笑声】这是我们中国一贯的传统。所以大家看这个水浒里面，英雄好汉在梁山聚会的时候，他们有句口号叫，“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个人是值得信赖的，那就是我们的英雄领袖。所以这样一种传统，导致我们对信访的一种依赖，这就是人治传统。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特别重视干部的道德品质，为什么特别重视干部要勤政爱民，执法为民，大公无私，廉洁奉公。都是要把我们干部这种廉洁、高尚的品质，作为我们政治公平的最后保证。不是用法治作为保证，是用他的品质作为作保证。其实，个人品质做保证是最不可靠的。【笑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成本的考虑。我们大家知道打官司，起诉到法院，到检察院，成本很高。我们就说到法院起诉吧，有案件的受理费，什么证据保全费，律师代理费，什么这个那个费用的。还有什么费，我就搞不清楚了。据说法院收费名目，总共有20种那么多。20种费用加上旷日持久的程序，对一般人来讲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比如说我天天起来写文章，号召同学们要“信法为真”；但是当我自己有纠纷，有诉讼的时候，我也不敢“信法为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打官司能解决。要是不找任何司法机构，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如果有人给我出面帮忙，给我解决，那就最好了。所以这就是一种信访情节。而信访的成本很低。我们知道，信访一般来讲，就是一块二毛钱。要是你不愿意跑，就是一块二毛钱，一百封信才一百二十块钱吧。如果说你要跑一趟，就是往返的车票。你要是艰苦一点，你也不用住好旅馆。那么这个成本，就不用交这个费那个费，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场合要钱。所以这个信访成本低，也就成为很多人从这个途径寻找救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我们小时候，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说法，“八分钱，查半年”。那个时候要信访，一张邮票只要8分钱。就是说，你要有什么事情想告状，你就写一封信，最好是要匿名信，不管这个事情真不真，最后查半年查不清，让人家这么长时间蒙受莫名其妙的不白之冤。现在有些人信访，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心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投机心理。我们现在很多信访，都是一种投机心理在起作用。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信访的人都这样，也不是说信访都是一定错，而是说信访的人里面，有一部分人认为，如果这个案子，尽管依法判决了，但是我要是继续信访，就会给领导造成一种压力。然后一考察，发现邻居有一家跟我一样的情况，他也是法院判决以后，又在信访，信访完以后，政府又给他补偿了，补给他们家一笔钱，还给他儿子安排工作，还给他安置房子。那么这个本来不想信访的人，会有一种投机的心理。他觉得，我要是再坚持一下，特别是在特殊的时候去坚持一下，那么会有效的。这是很多人信访时候的一种心态。

　　然后就是成功的事例刺激信访。比如说，我们党和政府处理完重大信访案例以后，为了宣传党是爱民的，为了宣传我们的政绩，把它公布出来，电视上，报纸上，电台上，网上都公布了。公布出来以后，大家一看，啊，这么小一个事，英明领袖都批字了，得到这个很好的结果。那么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事情和我眼下的案子一比，发现我比他还冤，我比他的情况还困难，因此我一定要继续闹下去。如果我现在没有成功，那是因为我毅力不够，是因为我的意志不够，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就是成功事件的激励机制。这就是信访在老百姓里面比较兴旺发达的原因。

　　四、信访涉及的主要纠纷

　　我们中国的信访，涉及很多种类的社会矛盾和纠纷。现在有哪些事情是争议最多的，哪些事情是信访者最多的呢？我总结一下就这些。请大家看屏幕上列举的这十几种。

　　这些案件种类的排列，是按照信访案件数量的多少排列的。越摆在前面，案件越多；越到后面越少。就是说，房屋拆迁，耕地补偿，农村承包经营，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像这些都是最多的。最多最多的就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造成的问题，大家都看得到的，经常有人自焚、喝药。这就是有些人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信访”，就是把汽油倒在身上，拿着火柴搞“信访”。这种信访对政府的的压力最大，效果“最好”，当然当事人的代价也最大，常常是拿生命做代价。用生命做代价的信访，没到万不得已，没到山穷水尽，一般人不会这样。现在很多人选择这样，那就是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目前中国的信访所涉及的的主要纠纷类型。

　　五、特别难堪的信访局面

　　中国的信访现在有一种严重的，让我们特别难堪的局面。我想把这个特别难堪的问题总结一下。

　　中国的信访现在令我们非常难堪，非常尴尬。这些尴尬，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总结第一个方面，就是信访的方式令我们难堪。当然让“我们”难堪，是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讲。如果仅仅就我自己一个普通百姓来讲，一点都不难堪。为什么呢，比如说，第一个是“缠访”。有些人总是没完没了反复信访，重复信访。已经在下面处理完又往上信访；在上面处理完了又回去。总而言之，有的人就是没完没了的，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到他自己彻底满意为止。事实上，我们遇到纠纷，解决具体纠纷，很难真正实现当事人彻底满意。纠纷解决结果，一般是百分之八九十合理就不错了，没有说每一个纠纷的解决结果都必须是百分百合法合理的，完全彻底令人满意，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信访的人里面，有些人可能有一种过分的期待。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刚才大家看到的，门外有一张海报，我们法学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副教授，陈柏峰老师。他马上要做一个同样题目的报告，在31号晚上。他这个报告的题目叫“正义只是意外”。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信访的最后的解决，之所以我们看着很公正，很公平，实质上是正义的，但那常常是意外造成的；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实现这个结果。是什么造成的呢？比如说，正好朱镕基总理来到你们这儿视察工作，你正好在家抱着孩子看着、围观，孩子哭个不停，你就趁机高喊：“敬爱的朱总理，我老公在外面打工几年，工资没发，老是拖欠，你能不能帮我讨一下呀！”正好朱总理听到了，这就是一个意外。你说，全中国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呀，都抱着孩子看到了朱镕基总理？别说朱总理，就是牛总理、马总理都看不到。【笑声】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缠访的背景。

　　第二个就是闹访。一个信访能不能成功，就看你闹到什么程度。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小事闹大。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家一头猪被邻居打死了，你就要耸人听闻地高呼“发生血案”了，还血债累累呢。【笑声】“闹”的艺术，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在这方面就比较发达。你们要多了解中国法制史，你就会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老百姓是如何进京上访的。老百姓上访的艺术，那比今天中国人还高明。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古时候就有一种做法，拿一块白布，白布中间挖个窟窿，往头上一戴，前后往下一搭，腰上拿草绳子一捆。前后各用血红颜色写上一个大字——“冤”。【笑声】然后穿着这个衣服，到tiananmen金水桥边广场转来转去，只要没有police，就接着转下去。这就是我们以前闹访的办法。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知道清朝的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杨乃武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一些闹访的办法。杨乃武的姐姐叫杨淑英。为了让她弟弟的案子早点昭雪，她怎么办呢？据说她曾经到tiananmen城楼外的金水桥下面的臭水沟（那里古代就是臭水沟），在臭水沟里站了七天七夜，手里举着巨大的用血红字写的状纸。后来她实在站不下去了，太累太臭了，于是就雇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流氓，帮她站了好多天。【笑声】这就是闹访的办法。古代这样的办法，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讲许多丰富多彩的故事。

　　第三个就是群体信访。就是参加信访的人越多越好。群体信访实际上就是把信访和示威合二为一。比如说，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最近还有江西南昌的事件。你只要打上“群体事件”，在网上一点击，你能找到很多。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就是本来不是个很大的事，本来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事儿，本来可以通过司法或一般的信访程序解决，但最后却造成了群体性的重大事件，重大示威。比如说在江西南昌，是去年什么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纠纷我也忘了。最后是很多群众一块儿上高速公路去信访。在高速公路上，只要见到政府的车就把它翻过来，顺便数上一数。后来网上就有人调侃说，江西的人数车怎么是这么个数法儿，一定要把公家的车翻过来数，就好像海边的渔民捕猎海龟一样，翻过来数数。【笑声】这种群体事件，也体现了百姓的一种意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闹，政府才会重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人太少，一般不会引起什么注意。

　　第四个就是携媒体之威的信访。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媒体非常发达，有平面媒体，还有，与平面媒体相对的是什么啊？【观众回答，网络媒体】还有这个录音、录像，也就是音像媒体。那么现在媒体，现在都变成了准信访部门。都在接受信访大家知道；现在媒体接受的信访，有时候比政府接受的信访还多。比如说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就很有意思。现在《焦点访谈》差不多变成中共中央的信访部了。【笑声】《焦点访谈》接受信访，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法治国家里，都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据说，《焦点访谈》办公地点的外面的接待室，有两个大门。一个是接受人民来信访来访报案的大门，另一个是接受地方党政领导来花钱消灾的大门。这边接受报案，那边接受消灾，就看哪边的力量更大了。如果消灾力量大些，那就不报道了。如果那边力量小，这边力量大，那就报道一下。报纸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旦播出、刊出，对有关机关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媒体之威。当然，你要是正好有外国媒体在采访，你要正好碰到了外国记者，那就更好了。

　　还有携洋人之威的信访。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实行新闻控制政策，特别强调安定团结的方针。有一条原则，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国际形象，一定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所以当开奥运会的时候，当开博鳌论坛的时候，什么亚洲开发银行会议的时候，什么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种时候就是信访的最好时机。【笑声】我们老百姓一般比较懂这个，所以这种时候去信访，既有洋人关注，又是敏感形势。按照我们当今的这个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现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真数不出哪几天是不敏感的。一月一号比较敏感，因为是开年第一天，谁要信访，好像有点让我们一开头就没开好的意思。然后春节，春节传统节日，大家安定团结，合家团圆，你信访好像不太好。然后五一劳动节不行，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节日，你又信访了，不行。五四青年节跟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也不好了。然后再六月四号，那更不行了。七月一号，那更不行，那是我们党诞生的节日。总而言之我们一整年，从一月一号数下来，直到12月31日，似乎都是敏感的。在敏感的节日里信访，使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体制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笑声】大家知道，现在北京有一个“上访村”。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到北京永定门外，中央直属机关的信访接待处集中地，到那参观一下。我在十多年前到那里参观过，感受了一下“上访村”的那种文化氛围。我到上访村，去看那个上访接待室，是用什么做的呢？就像我们工地上的简易工棚一样。上面是油毡盖的，下面是很破旧的砖块。那接待窗口，比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还小。这么小的窗口。这个窗口有一排，大概五十多个，每个窗口的高，大概有这么高【手举过头顶】。就是像我这样的个头，还要加两块砖头才能把下巴搁在窗沿上。【笑声】你要是不小心把砖头踩掉了，你就掉下来了，牙也磕掉了。然后你就爬起来，继续找两块砖头，继续跟房子里的领导说话。说什么话?他首先问，哪儿来的？你们当地领导来了没有？找了当地领导没有？那种情况你想啊，除非有天大的冤情才敢坚持，一般都不敢坚持。现在这个上访村，有的学者专门在研究。有个北京的学者叫于建嵘，你们点击下于老师的文章，他对上访村和上访有系列研究。

　　信访的尴尬还体现在，一些特殊人的信访，或者对特殊对象的信访。这也是中国最近这些年出现的特殊的精彩现象。这个现象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说明中国真有大变化了。

　　第一个就是对信访处理的信访。比如说，现在信访部门做了一个信访处理决定，当事人不同意，我现在就告你这个信访办，我认为你这个信访办处理不公，或者你这个信访办不作为。对信访办的信访这倒是以前没有的，现在才有的。

　　第二是信访办主任上访。【笑声】不久前，广西就有一个信访办主任上访去了。为什么呢？平时，他作为信访办主任接待信访多少年。后来，有一天他们附近要拆迁要征地，他发现那里面有违法行为，他就从正常渠道反映，但发现怎么反映都没用，于是就只好走上了上访道路。【笑声】他一直上访到了北京，他每到一个地方，别人问他，你的职业？你的身份？他说我是信访办主任，人家都不信，都以为他是冒充的。上访多年，到现在好像还没解决。他回来后，对记者感慨地说，我搞了几十年信访工作，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信访。【笑声】

　　还有派出所所长的信访。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山东有三个派出所所长，一块控告他们所在公安分局的局长，认为局长在集资建房中有违法行为。他们信访时穿着公安制服。每到一个信访接待办，一去的时候，人家旁边排队的上访人都以为他是来截访的。仔细一看，又不像。然后他们不排队，直接到前面去。他们说我穿制服，唯一的特权，就是可以不排队。【笑声】里边的工作人员问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到底是来截访的，还是来信访的”。他们说我们是信访的，我们是上访的。接待的人说，你们这个就不对了，上访就应该把衣服脱掉。他们说，那我们也不能光着膀子啊！对方说，我是要你们要把这套公安衣服脱掉。派出所所长说，我们穿这个是为了少点麻烦，为了不挨打。据说，他们去北京上访的时候，碰到了原来被他们抓回去的一些上访人。那些上访人一看，得意地说：“哦，你狗日的也有今天！”【笑声，掌声】这种现象，可以说，中国过去没有。

　　还有法官上访。法官，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他是依法处理纠纷的，他不应该当上访人。但是最近，孝感市的一个中级法院的院官，也加入了上访大军。他为什么上访呢？他认为他妻子劳动就业权受到严重侵害。他的妻子在法院做合同工，做了十年以上，依法应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法院说，你这个十年，前五年是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前；至于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你只有两三年时间，所以不适用劳动合同法。他没办法，只能上访，那么上访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每到一个地方，接待信访的第一个就是批评他，说：你不该穿法官制服，你丧失了法官的立场！给法官丢脸了！维权没有结果，后来，法院领导说，这个人不适合做法官的审判工作，改做其他的工作吧。

　　还有，洋人也在中国上访。前几年发生的，你们可能也知道，在网上点击“洋秋菊上访记”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洋秋菊”是什么人呢？听说是美国的一个大学生。当然是不是哈佛大学的我不知道，好像跟哈佛大学有什么关系。一个大学女生来到中国，看上中国的一个小保安了。中国安徽省农村的一个小保安，跟这个美国大学生恋爱结婚了。结婚以后，这个小保安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纠纷，跟他的叔叔有一点冲突。一天，他带着人冲到他的叔叔家去讲理，他叔叔就率人把他打伤了。打伤以后，当侄子的很委屈，就到公安局告叔叔。公安局就说他这个叔叔犯了轻伤害罪，把他抓起来了。后来呢，虽然没有正式起诉，但是在毕竟在农村看来，一个人被抓到公安局，就算坐牢了，很丢面子。叔叔丢了面子以后也很伤心，就找律师说我想报复一下，该怎么办？律师说，你就告他非法入侵私人住宅呀。【笑声】然后，那个叔叔就告了，公安局又派人到深圳把那小保安又抓了回来。那时，与叔叔吵架这个事情早就完结了，小保安到深圳打工三年之久了，早就已经以为没有什么事了。可是公安局硬是把他当做逃犯抓回去了。抓回去以后，他的洋老婆，“洋秋菊”，就开始依法维权，现在已经进行了五年的上访。“洋秋菊”每一次上访，所到之处，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记者采访。【笑声】经常有上访的人对着“洋秋菊”扑通一声跪倒说，“洋包公，帮帮我吧，救救我吧！”“洋包公”也懂一点汉语，就说“no，no，no，我不是包公，我也是上访的！”【笑声】这种情况也是过去没有的。

　　还有“打错人”事件。最近湖北省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政法委一个领导的夫人，因为有件事情，权利被损害，要到省政府机关去，找她的熟人帮助解决。但是去之前没有打电话，那个领导没有出来接待。她就想正常地走进这个门，就被门卫当成人民来信来访的人，打了一顿。打完以后，引起了媒体关注。然后，省政府接待办的人就出来道歉，说“对不起，我们打错人了！”【笑声】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领导的夫人，而是一个普通百姓，那就没有打错！这些就是最近这些年里发生的特人的信访。

　　然后，信访的尴尬还体现在“截访”这个概念。据我考察，好像最近二十几年才出现的，好像在二十几年之前是没有“截访”一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信访还没有害怕到这种地步。我听说，我党在延安时期没有截访，刚刚进北京也没有截访，wenge的时候也没有截访，改革开放之初也没有截访。“截访”是从最近十几年开始的。截访现在变成了谁的主要任务呢？是各级信访办最重要的责任。这些信访办变成“截访”机关，这真是一个新鲜事物。信访办本来是接待来信来访的，结果就变成了“截访”机关，就是对信访进行截流、拦截、围追堵截的机关。现在，各级政访委的维稳，领导全面截访公工作，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特别是敏感时期到来，政法委的领导一定要亲自挂帅，调动所有力量，到各个重要地方去截访，争取把来访的人拦截下来，送上汽车，送回家，派人看住了，不要让他再出去。

　　还有，驻京办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截访。我们知道，驻京办现象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全世界各国，地方到首都设驻京办的，大概就只有中国了。大家说，美国各州各县，有驻华盛顿办事处吗？英国各郡有没有设驻伦敦办事处？好像没有。我们中国不但省有，地市州有，县里面有，连我们学校都有。我们学校设了一个驻京办，有一个副处级干部常驻在那里，带着一辆别克商务汽车，每天接待我校到北京出差的人士，当然主要是校领导。认识“驻京办现象”，实在是解读中国政治基因密码的钥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本小说，叫《驻京办主任》。驻京办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截访。好多大的驻京办，特别是山东、河南各县市的驻京办，因为上访人太多了，截访的任务超重。听说有时还会在楼底下设几间漆黑一团的，安装铁门的，只留一个小小窗口的小房子。似乎专门是用来对付那些无限上访、重复上访的人，就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上访油子”。这就是驻京办截访的现象。

　　还有就是“安元鼎”公司截访。大家听说过没有，最近网上揭露了一个“安元鼎”公司。“安元鼎”公司是一个民间的，带有安全保卫服务性质的公司。这个公司成立好多年，近几年推出了一个新业务，就是接受各地党政机关委托，在北京专门负责拦截上访的人。抓了以后，就塞上汽车，直接送回家，或者送去办学习班，或者送去精神病院。每成功拦截一个上访人，就得到几千元的报酬。这是安元鼎公司受各地党政机关委托做的主要事情。这个“安元鼎”公司所作所为，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镖局，安元鼎镖局。【笑声】不过，他的委托人是各地党委和政府机关。现在，安元鼎公司了被查封了，但是他的那么多委托人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委托机关所做的，正好是上面强调“安定团结”、“稳定压倒一切”所希望的，是刚性维稳所要求的。

　　还有办上访学习班，送精神病院之类。也是在一些信访大省比较多。关于“学习班”，大家也许不知道，也许觉得学习班挺好的。但是这个学习班，与我们一般的学习班大不一样。“学习班”的实质就是限制人生自由：你只有学习的自由，没有不学习的自由；只有待在一个屋子不动的自由，没有出外走动的自由。这种学习班，实质上就是人身拘禁，是非法拘禁。但是它常常是党政机关支持的，所以不存在“非法”的问题。【笑声】还有关精神病院的，当然不是专门的信访精神病院，可能是精神病院里有专门的监护区，专门关着一些所谓的上访的“油子”。大家知道，有些人上访，上访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锲而不舍，百折不回，久而久之，那种执拗、固执，人家看着就像有精神病。北大教授孙东东讲，上访人百分之九十九是有精神病的。根据这样一个判断，这些上访的人被关到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因为北大教授说你有精神病，那肯定有精神病。【笑声】

　　还有就是“抢尸”事件。现在这个上访，常常跟“抢尸事件”连在一块儿。一个地方出现某个事情，如果出了人命，政府为了阻止上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派武警出去把尸体抢来，控制在我们手上，不要让家属控制尸体。尸体要么在现场控制住，要么从家属们手中抢回来，要么控制在殡仪馆，派人把守，总之一定要控制起来。如果不控制起来，就会有人抢到尸体以后，抬着尸体游行，游啊游，一游就到了tiananmen。【笑声】就怕这种状况。所以呀，这就是我们信访遇到的特殊情况。

　　六、信访处理中的一些矛盾

　　关于信访的处理，现在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第一个是，现在所有的党政机关，党、政、军、工、农、兵、学、商，所有的机关，似乎都有信访机构。这些信访机构互相重叠，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互相打架，这种情况也是信访复杂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一个法治国家，处理纠纷的系统都比较单一，比较专一，数量比较少，老百姓比较清楚，而我们信访系统是交叉重叠的。这造成了解决问题上的麻烦，效率的低下，资源的浪费。

　　第二个是，信访机构定位不明。信访机构本身是干什么的，这个也不清。我们一般说，信访只是一个通达上下情况，上传下达的机构。它仅仅是一个沟通机构，不应该是一个纠纷处理，或是准司法机构。但是，我们现在的《信访条列》，就把它当成一个准司法机构，当成一个纠纷处理机构。比如说，它现在能够直接开一个听证会，做出纠纷处理决定，解决纠纷。它可以派人截访，把人押回来，还要关起来。这种定位不明，职责不清，造成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一个原因。

　　第三个是，政法委机关直接受理信访，处理案件。我们各级政法委机关现在直接受理信访。受理信访，如果涉及司法案件，政法委可以直接调出司法卷宗来看，看完之后可以直接提出指导意见，实际上就是改判意见。当然，最后改判机关还是法院，但是这个指导意见对法院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堪的现状，政法委司法。

　　第四个是《信访条列》把信访制度化的存在的误区。想把信访制度法律化，好像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知道信访要真正法制化，就要看看法治国家是怎么对待信访的。法治国家很简单，似乎没有《信访条例》，只有《人民请愿法》。《人民请愿法》只是解决人民向政府，向国家机关提出愿望的时候，用什么途径，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至于怎么处理，不是这个法律要解决的。它只是规定这个“上访”、上交问题的正常途径。要处理，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司法审判呢。可是我们这个法制化，把信访当成一个处理纠纷的途径，似乎是准司法，这就是一个误区。

　　第五个是“零上访”追求。现在从上到下，都特别强调，矛盾化解在基层，要实现“零上访”，要稳定压倒一切。甚至要实现一票否决制。如果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机关，被一个人上访告了，那么你这个一把手今年就打水漂了，所有的分就扣完。上次我听武乾老师说，最近有的法院规定，任何法官处理案件，只要有一个当事人上访，这个案子就算你处理不成功。哪怕你是依法判决，还是算你有错，因为你没有维护安定团结，没有实现和谐社会。

　　第六个就是“刚性维稳”的追求，也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现在从上到下，把稳定看做压倒一切的事：悠悠万事，稳定为大。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说稳定需要可以压倒法治，压倒人权，压倒民主。只要为了稳定，什么都可以放弃，这种思路是我们现在尴尬处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就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笑声】有人说，上访、信访，闹访，缠访，实在不好办，就拿钱吧。花钱买平安，买稳定，买和谐。现在有个说法，“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笑声】这是信访处理中的矛盾现象，实际上在鼓励更多的信访。

　　七、信访与中国的历史惯性

　　中国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信访泛滥的局面呢？作为法律史研究者，我想探讨一下历史文化和现实原因。首先我来总结一下历史原因吧。我认为中国的上访、信访状况，是五千年文化的惯性造成的，不只是今天的人造成的。五千年的法律文化积累，到今天有这样一个结果。

　　第一，就是中国的多头司法传统的影响。中国有一个多重司法的传统。你们看看法制史的课本，包括我跟陈景良老师写的那本教材，你会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说不清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说中国古代哪一个是司法机关，就会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所有机关都有司法权，只不过是多和少的差别。我们有时候说，宰相可以司法，监察御史也可以司法，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可以司法，提举常平司（就是管粮食的）也可以司法，什么盐法道、漕运总督、九门提督、五城御史……，都可以部分地司法。我们中国，从《周礼》开始，几乎所有的衙门，都有解决纠纷、惩恶除害的司法职能。这个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今天的中国，除了人民法院以外，起码还有十几个部门可以参与实质的司法或准司法。如果按西方国家法治国的司法的标准来看就是如此。这就是我讲的多头司法。这个传统我曾有一个专门的解释，大家在网上查我的文章《中国司法传统与当代中国司法的潜规则》。我的意思是，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信访处理机制体现了中国多头司法传统的遗留。

　　第二，就是中国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的影响。大家知道，在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和行政官，本来就没有专门的司法权、行政权概念。所有权力是一体的。包公也好，海瑞也好，朱熹也好，王阳明也好，他们实际上既是行政官又是司法官，又是军官，什么都是。我记得贺卫方老师对包公在开封的职务，做了经典的解读。他说包公在开封，用现在的眼光看，既是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也是市长，也是政协主席，也是法院院长，还是检察长，也是公安局长，还是开封市的妇联主任。【笑声】因为他也管妇女工作。那个时候没有妇联，所以也只要依靠包公为秦香莲们维护权益。中国这个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今天各级党委一把手，跟包公当年在开封的职责大致是一样的，只是包公当年管的事没有现在那么宽而已。那既然司法和行政不分，所有的案件，只要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似乎或多或少都有权参与解决，谁也没有说那仅仅是你们法院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要坚决反对司法独立，反对司法专业化、专门化、消极司法等等。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第三，就是“为民做主”传统的影响。我们中国最好的政治，就是“为民父母行政”。当官的要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就有“民主”这个概念，这个“民主”就是“为民做主”。这种官员为百姓“当家作主”的理念还经常不经意出现，一些地方首长动不动就说，我是什么地方的父母官；然后老百姓也说，那我们就去找父母官、县太爷去。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讲要执政为民，执法为民。大家听听，这个“执法为民”的说法，就有“为民做主”的意思。西方国家的法院院长需要说执法为民吗？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根本不需要这么说，因为你本来就需要取悦于选民，争争取选票，而不是给人民恩赐。他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人民给他的权力，是依法办事，是人民在监视着他。他一不小心丢掉了人民的信任，就没有机会了。绝对不可能鼓励一种高高在上、恩赐好处的态度，说我在执法为民，我在关爱子民。所以大家看，这种“为民做主”，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上面的机关特别依赖信访，下面的老百姓也特别依赖信访的重要原因——你领导特别喜欢一种得心应手为民做主的感觉，我们百姓也喜欢找清官找青天为我做主。

　　第四，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无限上诉。中国古代的诉讼案件，实际上是没有终审的。大家也许要问，法制史课本上不是写着户婚、田土、钱债案件，就是叫“自理词讼”，在州县里可以终审解决吗？但这是一个事实结果，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小的案件一定不能往上打官司。从逻辑上讲，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到中央，都可以到中南海。在中国古代，小小案件闹到京师最高当局解决的案例也常有。举例来讲，在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当政的时候，就亲自接待处理过两次人民来信来访，也算是终审过两件民事案件。其中有一次是什么呢？有一个老太太，说她身体不好，快要死了，但是有一个遗愿没有了。她说“我有点财产，死了以后，我没有儿子，我这些财产托付给谁？谁来继承我的财产呢？我很着急。”多次上访没有结果，这一天总算碰到皇帝了，而且皇帝心情很好。皇帝把老太太传唤过来一问，老太太说：“我想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但是家族的人想另定一个继承人。我指定的这个要好一些，但我的家族说他亲属关系更远，应该指定一个亲属关系更近的，过继来继承这笔财产。”皇帝弄清楚这个案件之后，仁心大发，说：“我来为你做主，就立你这个自己信得过的继承人。”然后皇帝下一个诏书说，从此以后天下像这样的案件，一定要照此办理。大家看，一个老太太要立继承人的事情，都得要最高领导人来解决；表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上诉或不能重审的。

　　还有一个案件，讲的也是宋太宗的事情。有一天，开封一大户人家的一名奴仆来上访。那奴仆说：“皇上，我有一个天大的冤情，你一定要救我。有一天我出去放猪，把我家主人的一头猪给丢了。回来后被主人打了一顿，主人非得让我找回一头这么大的猪，或者买一头猪给他，要不然他就要打死我。”皇上听了以后非常同情，说：“好，我出钱帮你买一头猪，还给你的主人。”【笑声】然后太宗又把这个案例公布天下说：我恨不能尽断天下狱讼。天下此类的事情，都可以这样解决。【笑声】大家想一想，如果天下每一个人丢了猪，都找皇帝让他赔那个猪，那么皇帝不就成了“猪皇帝”了么。【笑声】那他就不可能做别的事情了。这就是中国没有终审的传统，无限上诉的传统。这一传统导致我们今天信访的泛滥。很多人都这么看：案件即使法院已经终审判决，即使再审已经完成，至于我不服，就要不停地上诉申诉。上面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也不管是不是终审了。只要认为里面有司法不公，就要重来处理。

　　第五就是我们期盼青天的传统。我们的青天期盼，最典型方式就是的“告御状”。“告御状”大家知道，就是找皇帝告状。中国法制史课本上写着很多告御状，叫什么“邀车驾，“挝登闻鼓”、“直诉”、“京控”，还有很多种说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告御状的方式就有很多种。比如有一种手段叫“点天灯”，就是在自己的脑袋上挖个坑，然后放上一个灯芯，点着后在tiananmen广场转来转去，高呼“冤呐，冤呐”，就引起了信访部门的注意。这种“告御状”的方式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比如有人把自己的诉状，用白布写起来，用五丈的竹竿挑起来，上tiananmen告状，那个叫举着“冤旗”上访。有的就写上“血债累累”，“惊天奇案”，“奇冤待雪”，这样到tiananmen去等候青天。那么这种“告御状”的传统，在近代中国、现代中国被发扬光大了。现在很多重大信访案件，最后并不是地方上解决的。最后谁解决呢？是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人批字解决的。甘肃省多年前曾发生一个人命案。杀人犯的父亲是高院的一个庭长。他的儿子把一个工人的孩子杀了后，仅仅判了个死缓。那个工人的家属不满意，不停的上访。经过五年的努力，最后被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了十六个大字，最后这个案子解决了。如果当时碰到的不是胡耀邦总书记，而是碰到别的什么人，或者是半路上被截访成功了，那么这个案子最后就不可能改判。这样的结果，当然加重了人们对青天的期盼。

　　第六是中国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这也是信访泛滥成灾的原因。在我们中国，一般人认为，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情，手续更多，麻烦的很；其实，只要事情的最后结果是公平的，那么即使不要程序也是可以的。实体大于一切，程序无关紧要，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也正因为这样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因为信访主要注重的就是实质正义。

　　最后就是中央集权，权力一元化的传统。我们大家知道，传统中国政治的两大特征，中央集权、权力一元。这八个字，最能概括中国政治特征，。所谓中央集权，就是一切权力都归中央，地方没有权力。地方的所有权力，都是中央临时给的，单个给的，零星给的。所以中央经常要提权力下放，所以下面就要不停去上面要权要钱，所以要“跑部钱进”，要上访。群众要上访，地方领导也要上访，要到中央去拉关系，走后门，要经费拨款。这样一种体制，归根结底就是不相信地方，不信任地方，不允许地方分享中央的权力。说到这里，在座的同学有没有了解美国宪法的。美国宪法有一条规定，说美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各州和人民，除了授予美国政府以外的所有权力，属于各州和美国人民。也就是说美国那种体制是，一切权力归人民，归地方；一部分权力提起来给中央，中央就一点点权力，其他权力归人民。我们是一切权力归中央，所有的权力是你去要，它才给你一点点。中央还特别担心放一就乱，一收就死。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因为中央集权制，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再如权力一元化。就是在所有的机关，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层级，权力最后只有一个主心骨，只有一个人掌管，一切权力最后归党的一把手，在中国古代就是封疆大吏。那么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信访也是加强权力一元化的重要手段。地方所谓一把手，也就是党委一把手，实际上同事也是政府一把手，军队一把手，，政协一把手，法院一把手，妇联一把手，都是一把手。其实地方党的一把手，就是地方所有部门的一把手的领导。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惯性。信访有利于权力的集中。

　　八、信访与苏联模式的惯性

　　中国现在这种信访的状况，我认为还来自这样的一个惯性，就是来自苏联革命的影响，十月革命的影响，苏维埃政治模式的影响。我们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有三种历史成分在交叉起作用，是三种文化传统杂交的结果。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是苏联政治制度，第三是西方国家的制度。那么这三种传统，三种来源，目前我觉得影响中国最大的，是苏联革命传统或苏维埃模式。那么苏联革命传统有哪些典型的东西呢？当然很多。不过我列出的这些条，都只是跟信访有关的部分，都跟信访在中国特别受到重视有关。

　　比如说第一条，我们主张砸烂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法制机器，实现工农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那一套什么权力分立与制衡，什么司法独立，什么议会道路，什么政党政治，什么正当程序，都是反动的。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把这些东西抛开不要，所以我们过去几十年真的抛开不要了。现在虽然表面说要对其中体现的普世价值适当尊重，但内心深处并不同意，并不喜欢。但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是这么搞的，大家都说要搞法治，我要是不搞法治就不好，不然你就会说我是塔利班。【笑声】所以最后我只好也标榜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没关系，我们能够通过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将“法治”的普世价值彻底颠覆。

　　比如第二条，社会主义中央集权制。所有实施苏维埃模式的国家都是中央集权制的，包括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名义上联邦制实质上还是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度的要害是反对地方自治，反对地方与中央分权的理念。古代中国实质是有县以下地方自治的，所谓“皇权不下县”，到县里中央权力就打住了，县以下一般是地方乡党、宗族、行会、市镇自己在治理，当然国家也有它的干预途径。但我们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层政府已经到乡，甚至到村。我们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和村支部合起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你们这个村的人民政府。【笑声】因为村支书现在可以从上面往下派了，可以拿国家薪水了。这也就说明，中央衙门直接管理控制地方的细致程度，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人民信访也就过于依赖，因为要通过人民信访了解基层情况。

　　第三个就是，权力一元化。我刚才讲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我们的权力要高度集中。党的一元化领导，当然格外要强调广泛利用信访来实现对所有机关的领导、监督。这里不展开了。

　　第个四就是，我们党以人民保姆的自我定位。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把国民党定位为人民的保姆，实际上我们党也是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保姆。我们中国GCD领导的军队叫人民解放军，是假定我们的人民被绳索捆住了，被枷锁套住了，只有我们党把他解放出来。一般能解放别人的人就是英雄，就是救星。只有救世主或救星才会说我去解放别人。因为我要解放人民，当然就要重视人民的来信来访。人民来信来访就是受难者向英雄或救星哭诉，找救星申冤，寻求庇护，接受信访者当然有一种“为民作主”的成就感。

　　第五是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有国家无社会模式。也就是有政府机关的权力，没有社会组织的权力，就是社会组织都不管用。大家知道，现在没有一个组织真正是民间的，包括在座各位参加的学生会啊，研究生会啊，都是挂靠在学校的学工部，研究生部。包括什么书画协会、登山协会、挑战者协会，都是挂在团委学生会。现在没有哪一个机构不挂靠。如果哪一天中国有一个不挂靠的民间组织，我们才说中国开始有了社会。那个社会，就是英文“society”，它是一个组织，是人民自由联合体，是上面没有婆婆的民间组织（只服从法律）。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社会，社会分权被取消了，所以我们所有的纠纷，所有的案件都要依靠政府，依靠父母官来为我们当家作主。这就是中国受苏联模式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