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专题

国内外开发区模式比较及经验:典型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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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学金
　　摘要：国内外开发区有着不同的发展背景和模式，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作用也不相同。但总的来看，成功的开发区模式都会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发挥示范带动的作用，并拓展开发区功能。中国开发区往往还会承担一些社会职能。国内外开发区的经验对目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有着有益的启示，试验区应结合发展阶段、着眼示范带动和解决制度创新问题。
　　关键词：开发区模式；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1；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9－0004－09
　　作者简介：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200020)
　　
　　设置开发区是促进区域发展的一种方式，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辐射作用，并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从国内外开发区的形成和发展来看，一些典型开发区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市场和政府在开发区中的作用也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而有所差别。通过比较研究国内外开发区模式，总结其成功经验，可以为目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提供有益启示。
　　一、国外开发区模式
　　
　　(一)美国硅谷
　　1、硅谷概况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包括圣塔克拉拉郡及其与圣·蒙特尔、阿拉米达、圣塔克鲁兹等郡邻近的部分，总面积约3880平方公里，人口243万(2005年)。硅谷是世界一流园区的典型代表，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高技术开发所效仿的对象。
　　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是硅谷崛起和初步发展时期。硅谷的发展模式，即“学术－工业综合体”，以及风险资本与创新公司的初步结合基本定型。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是硅谷的大发展时期。1971年微处理器的发明使生产微机成为可能。微处理器使硅谷从而也使整个美国进入了微电子时代。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硅谷由低潮重新走向高潮，软件业的崛起很快使硅谷度过了危机，硅谷的非物质化进程，使硅谷率先进入了“信息社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硅谷大规模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时代又带来了软件业的昌盛。这是软件业和网络业同时大发展时期，也是硅谷的社会文化和人们的思维领域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
　　2、硅谷的发展模式
　　硅谷成功的原因得益于大学、政府的作用和风险资本投资、战争政治环境以及创新企业家的革新等，但从发展模式看，主要有以下三种：
　　(1)从机制上讲，硅谷首创了一种科、技、产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其中政府起重要的中介力量。这种“硅谷现象”是科技发展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整个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最大特色。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是硅谷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在硅谷产生了三大划时代的变化：第一，改变了硅谷的生产力结构，使得知识也即高科技迅速成为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即第一位的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力中劳动者的结构以及生产工具的性质和功能。第二，改变了硅谷的经济结构，使硅谷直接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即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知识社会，第一次使非物质生产在硅谷经济中远远超过了物质生产，硅谷渐渐变成一个高水准的研究和控制中心——即硅谷主要的微电子公司的总部和复杂的研究、产品设计以及新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公司建立的场所，而不是生产和制造中心。第三，改变了硅谷的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产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即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在内的技术专家阶层，这一阶层已经代替了农场主成为硅谷劳动力中比例最大的阶层。
　　除上述之外，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的社会技术，是一种有机的浑然一体的网络式合作组织。这种合作是多层次、多渠道的，不仅有横向的，还有纵向的；不仅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是一种渗透性网络式合作。横向的、宏观的指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即政府、创新企业、风险资本投资公司、学校和公共机构(基金会、非赢利组织等)之间的合作；微观的合作指的是企业间的合作。
　　(2)遵循以中小企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中小企业是硅谷最有活力的力量，也是知识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为在知识经济中，企业不是依靠自然资源而是依靠智力资源即科学和知识来发展，所以企业不需要大规模，而更需要小批量生产(batch production)以及弹性的、开放式的经营模式。硅谷组成了有机合作的高技术工业区，高技术小公司在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互相合作，既能保持小规模，又具有全球竞争力。在公司规模变大时，硅谷则选择裂变的形式，将高技术工业中标准化产品的制造部门移往南部或西部地区，而硅谷只保留研究和开发的功能，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这种发展模式。
　　(3)独特的文化模式。硅谷几十年来形成的独特文化模式是它成功的最深刻而持久的因素，是美国传统的民族特性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精神等和现代文化在高科技时代的典型体现。这种渗透性的高科技文化模式有四大特色：第一，它是一种新型创新文化，即允许失败(Its-ok-to-fail)的创新。第二，它是一种佯谬文化，即似非而是的悖论或反论文化。这种技术上的似非而是的悖论对人们的心理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震荡。硅谷人以开放灵活轻松民主自居，但他们同时又是最爱走极端的人。硅谷崇尚人文主义管理和信息共享，但硅谷的公司对技术的保密却是极端化的；而且在硅谷甚至没有人行道，其建筑也是封闭式的，这与其人本主义特色是相矛盾的。第三，它是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包括人才的超流动性(Hypermobility)、直呼上司的名字、随意穿着、弹性工作时间、在家工作、雇员所有——雇员拥有股票等。第四，硅谷文化是一种时间文化，即速度文化。知识经济使得硅谷人不可能按照过去工业化时代的八小时工作制(即标准化时间)工作，而是按照创新的需要安排时间，不是将时间细化，而是将其大段大段地分割，经常性地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地工作。工作到深夜或凌晨几乎是当今硅谷20万高科技人员统一的生活方式。 （这里也再一次印证了效率、时间） 3、硅谷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硅谷是现代开发区的开端，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化经营模式。硅谷的风险投资基金发展、产业集群以及技术创新的重视，都是在市场化运作基础上不断成熟的产物，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
　　尽管硅谷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市场选择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也功不可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政府国防部的订单对硅谷新技术的扩散影响重大。硅谷形成初期，正是由于美国国防部对尖端电子产品的大量需求，才使许多年轻的高科技公司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壮大。
　　其次，政府通过研发投入和相关政策促进硅谷技术发展。政府对基础的、符合国家科学发展的研发给予直接的资金与各方面的投入。例如政府对斯坦福大学研究项目提供大量的直接赞助经费。据统计，2003年，斯坦福大学16亿美元的年收入中有40％来源于受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政府还对中小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并通过税收政策等鼓励企业自己进行项目研发。此外，政府严格实行专利制度，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促进了技术交易市场的建立；建立行业标准，推进技术的完善与进步；制定了宽松的技术移民签证，实施专门为吸纳国外人才的H-1B签证计划，增加签证发放的数额。
　　再次，政府为硅谷的不断扩展提供规划用地。硅谷每次扩建，周围的社区、环保主义者和其他特殊利益组织就会提出诸如空间、交通、濒临灭绝物种等问题。地方政府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政府对改善硅谷的交通状况起着重要作用。在硅谷，私营公司很少介入道路交通等公共投资，因而投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交通阻塞和交往隔阂，是美国政府机构的重要职能。
　　
　　(二)德国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
　　1、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概况
　　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始创于1984年，是德国最为突出的鼓励高科技创业发展的科技园区。当时园区面积为2平方公里，由于符合支助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形势，受到企业界普遍欢迎。到1990年，园区面积扩展‘2倍。1992年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大楼建设。园区建设主要集中于工业产业、激光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作为全国高科技产业的孵化中心，在这里能以最快的速度反映当前的信息技术。一般情况下，在德国一个新的企业、新的领域开始时，首先是在这里进行试验，成功后，移植到其他地区，再创一个工业园区。如慕尼黑生态科技园、绿色食品科技园、信息产业科技园(均在1.4平方公里左右)、以及宝马汽车公司、西门子电器产业等，都与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有密切关系。
　　慕尼黑市高科技工业园区除了重视现代科技开发之外，还十分重视提升传统产业和扶持传统产业的发展。制定鼓励传统产业发展的政策与园区建立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由于慕尼黑市地价不断上涨，城市建设也在不断扩展，导致一些传统工业为保其生存而不得不搬出市区。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举办科技工业园区的同时，采取降低地价来扶持传统产业发展。并由政府出资，对提升传统产业搬迁提供服务和人员技术培训，把传统产业在调整过程中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2、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
　　慕尼黑市高科技工业园区由慕尼黑市政府和慕尼黑商会共同投资成立。慕尼黑市为促进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发展，专门成立了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管理招商中心，隶属慕尼黑市政府和慕尼黑商会，代表政府对进区企业提供全程服务。整个招商中心仅有主任、副主任等5个管理人员，其余员工根据园区发展需要实行聘用。管理中心按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企业化管理，每年保证有10个新的公司进区，并保证科技孵化楼的入住率在80％以上。该中心运作状况每两年向监管会作一次汇报，所有重大战略、支出、发展等都由临管会决定。
　　在高技术开发方面，政府主要是放手让企业开发，也就是以民间和社会力量及其投入开发为中心，实行市场化运作。园区采取降低房屋租金和科技孵化中心的条件，鼓励高科技企业进区开发，凡交得起半年租金者均可进区注册成立公司。因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成熟与时间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心规定凡进入孵化大楼的企业，在科技成果得到有效转化之后，必须搬出孵化大楼，创办新的科技工业园。
　　3、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德国政府在高科技园区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提供培训经费。为保证高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平衡发展，慕尼黑政府每年拨出25万欧元交给园区管理招商中心，主要用于帮助企业培训员工费用。
　　第二，提供投资资助。在税收政策方面，德国政府规定，一个城市不能为一个企业制订特殊政策，导致企业与企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如柏林、慕尼黑地区制订特殊优惠政策，其他地区就会提出抗议。基于这样的法律规定，政府不能做违法的事情。要使富的地区帮助穷的地区，使穷的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如果某公司要到穷的地区投资，政府可以在房租、地价、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支助。  (三)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
　　1、裕廊工业园区概况
　　裕廊位于新加坡岛西南部的海滨地带，距市区约10多公里，面积为60平方公里。此地区原本为荒芜之地，大部分地貌是沼泽和丘陵，但是具有建设现代化工业区的良好自然地理条件。1961年政府计划在裕廊划定6480公顷土地发展工业园区，并拨出1亿新元进行基础建设。1968年园区内的厂房、港口、码头、铁路、公路、电力、供水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同年6月新加坡政府成立裕廊镇管理局(JTC)，专门负责经营管理裕廊工业区和全国其他各工业区。
　　截止到2003年底，新加坡岛内已建立了30多个工业园区，包含了7000多家跨国公司和本地的高技术制造业公司，对GDP的直接贡献率为25％，雇佣了全国1/3以上的劳动力。其中裕廊镇管理局公司(JTC Corporation)是这些工业园区的主要开发者。
　　2、裕廊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
　　新加坡裕廊开发区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把握了工业园区的设立目的和建设目标。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初设立和发展裕廊工业园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带动和促进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仅仅是为了发展裕廊这一地区。
　　裕廊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开发运营模式。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开发运营主要是由政府垄断开发。不论是在最初的管理机构——经济发展局，还是后来在从经济发展局独立而出的裕廊管理局的管理之下，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公共物品特性很强。在整个开发过程中，裕廊工业园区的资金筹集、土地运用、招商引资等均采用一级政府统一规划、专业化分工建设、管理和服务协调相配合的发展模式。园区的初期开发建设资金来自政府。后期资金的来源虽呈多样化趋向，但项目建设的初期投入资金仍然主要来源于政府。政府用法律制度来安排土地的开发利用，由JTC统一控制全国工业用地和各类园区的供给，园区由经济发展局遍布于世界的专业招商队伍统一负责招商。
　　3、裕廊工业园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的发展，完全得益于政府的全方位作用。
　　第一，政府在开发中的垄断作用。裕廊镇管理局代表政府负责园区的全面开发。园区规划和招商引资分别由市区重建局和经济发展局与裕廊镇管理局协同负责。裕廊镇管理局又通过若干分支机构，形成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子系统，专门负责园区开发建设。
　　第二，提供开发资金。开发区先期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资金大多是由政府通过贷款或者补贴的形式支付给裕廊镇管理局。尽管现在开发资金越来越多样化，但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以政府投资为主。
　　第三，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裕廊工业园区不是“政策特区”，而重在为人区企业创造最优越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裕廊镇管理局通过创新管理体制和管理职能，提供一站式服务，着力建立并切实实施一整套稳定有序的运行机制和合理高效的操作规程。
　　
　　二、中国开发区模式
　　
　　(一)台湾新竹工业园区
　　1、新竹工业园区概况
　　新竹科学工业园区位于台湾岛西北的新竹县、市交界处，离台北70公里路程。园区创立于1980年，面积580公顷，分为工业区、住宅区和休闲娱乐区。
　　自创立以来，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前后经过了3期开发建设，逐步形成集成电路、电脑及周边通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技术6大产业，成为台湾的高科技基地，为台湾的产业升级作出了巨大贡献。到2004年底，园区共有高科技公司289家，其中有34家公司的股票上市，25家公司的股票上柜，3家公司股票在美国上市。园区从业人员有102840人，62％为大专以上学历，硕士有16726人，博士有1209人，平均年龄31岁。其中，海外学成回台人员4b8人，由他们参与设立的公司有113家。
　　新竹科学园区带动了台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台湾地区许多科技产业名列世界前茅。由于它的存在，台湾地区已经成为全世界第四大半导体工业制造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韩国。
　　2、新竹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
　　新竹工业园区是行政主导模式下的市场化运作，由台湾当局主管，区内基础设施的投资被列入台湾“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由当局全额投资。园区管理局下设建管组和营建组，负责土地开发事项，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开发土地，而是采取招投标形式，发包园区的土地开发工程，以降低开发成本。建管组负责土地征收拆迁、地籍管理、工业区和住宅社区规划、土地拨用借用产权登记、土地厂房、住宅的出售和出租等管理事项。营建组负责建筑工程和公用设施的规划，涉及招投标、概算编制控制核对、验收和维护等事项。
　　新竹工业园区是政府治理型开发区。它是由园区指导委员会和园区管理局共同管理，二者均隶属于中国台湾“行政院”下的“国科会”。其中指导委员会由中国台湾“经济部”、“财政部”、“国防部”、“教育部”、“交通部”、“内政部”副部长和“国科委”副主任、“行政院”开发基金会执行秘书及若干专家组成，负责园区总体的监督指导、审议和决策。园区管理局下设业务组和秘书室、人事室等单位，具体办理建筑规划、工程管理、公共福利、科技发展、服务推广、税务分工以及公共设施等事项。  3、新竹工业园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科学工业园区的开发与建设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台湾科学园区崛起的背后，有一只有形的政府之“手”一直在操控着。台湾当局不仅是园区的整体组织和管理者，是园区安全和效率的保障，而且是园区开发与经营的直接参与者，是园区经济发展与升级的直接动力。很难想象，没有台湾当局提供的规划设计、优惠政策、完备的基础设施及有效的高级别行政管理，园区能办得如此成功。就拿新竹科学管理局来说，它带有明显的行政特征。它可以集中社会力量为高科技开发服务，可以统一调配社会各方资源，可以综合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工作。
　　台湾当局为新竹工业园区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在税收优惠方面，园区内企业头5年免税，企业正式营业9年内选定连续5年免缴营利所得税，以后每年缴付的所得税不超过营利22％等；在土地厂房优惠方面，园区内提供规划完备的设施和厂房，并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厂商，被认定为对台科技有特殊贡献的工业投资，可减免土地租金5年等；金融奖励方面，为发展某些重要产业，台湾当局在必要时会用直接投资该产业或优先给予长期优惠贷款等财政金融手段予以扶持等；在进入园区设厂程序方面，当局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局，在园区办公，设立单一窗口，使得进入园区设厂的手续非常简单。
　　
　　(二)苏州工业园区
　　1、苏州工业园区概况
　　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两国政府间重要的合作项目，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年5月实施启动。园区地处苏州城东金鸡湖畔，行政区域面积288平方公里，下辖三个镇，户籍人口26万，其中，中新合作开发区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
　　2005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580，7亿元，比开发之初增长了50倍；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1.5亿元，增长200倍；进出口总额从开发之初的几百万美元增加到405亿美元，其中出口192亿美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超过2.8万元和1万元，均增长了5倍左右。
　　2、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
　　苏州工业园区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和中国国情及园区实际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园区既能高效运作又能实现社会公平。
　　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是典型的企业开发模式，比一般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公司模式更为清晰明确。园区开发机构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新公司”，CSSD)承担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区内的成片开发，招商引资及基础设施建设。
　　苏州工业园区设党工委和管委会，分别为苏州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管委会承担了开发区内全部经济管理和服务职能，为投资者从企业设立、开工建设、劳动用工到生产经营各阶段提供“一站式”快速服务。
　　苏州工业园区承担着高速发展的任务，体制设置强调效率。但另一方面，党政合一的组织安排，较难体现公共管理的透明性原则。地方政府首脑兼职于开发区以及没有人大、政协等建制，更增加了非透明性。开发区体制频于创新和突破，也易于出现不规范行为。苏州工业园区通过体制学习和移植，使人员得到培训，体制设计进入精细化、程序化和规范化层次，提高了体制的透明性。
　　3、苏州工业园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由专职副市长兼任。园区在机构层级、管制授权、政策安排等方面较强，超过了普通国家级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的体制设计没有违反开发区超自主体制的要求。
　　政府保证了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和建设中的政策待遇。园区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全部政策，并享有部分特区的政策，如在园区可以设立外资、中外合资的金融机构和商业零售企业。在项目审批方面，远超过江苏省的职能园区的权力，超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区的3000万美元权限，保证了开发区招商、建设服务过程中的交易速度。
　　
　　(三)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1、漕河泾开发区概况
　　漕河泾开发区全称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其前身为上海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1984年初，上海市委、市政府为加快新兴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发展微电子技术为突破口，决定在漕河泾地区建立微电子工业区。1988年6月，国务院批准其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91年，又被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漕河泾是全国同时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优惠政策的开发区。
　　开发区位于上海市区的西南部，总规划面积5.984平方公里。漕河泾开发区为上海经济发展创造了超过3％的GDP总量，为上海对外贸易创造了7.5％的出口，对上海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的贡献度高达15％。其中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漕河泾开发区占到上海电子信息产业销售总额的17％。  2005年，漕河泾开发区实现销售收入910亿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30亿元，工业总产值820亿元，实现税收20亿元，产品出口达到80亿美元。开发区单位面积经济效益在全国开发区行列中名列前茅。
　　2、漕河泾开发区的发展模式
　　漕河泾开发区属于典型的企业治理型开发区，即企业为开发区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漕河泾开发区不设管委会，只指定区外主要管理部门协调管理。开发区发展总公司行使市政府授权开发区的管理职能，具有超自主体制的特点。
　　开发区的公司运作模式，其区域管理和服务的表述也是公司化的。由于漕河泾开发区不像其他国家级开发区具有全套的政府机构，大量与政府关联的活动发生在区外。所以，开发区总公司设有招商中心，办理企业入区的相关代理服务。
　　3、漕河泾开发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
　　上海市政府赋予开发区总公司较强的体制和职能，包括党委建制、行政级别(厅局级)、项目审批等经济管制权力和必要的特许经营开发职能等。行政职能的赋予，提高了开发区总公司的办事效率，减少了协调工作量。
　　在土地资源上，开发区初期的土地由市政府划拨。开发资金由政府贷款，并通过为开发区总公司提供区内企业税收的转移支付，保证公司开发的顺利进行。
　　漕河泾开发区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通行政策，包括中央财政将开发区新增税收全部返还开发区所在地政府，用于开发区建设和发展，以及对外商生产型企业的所得税实行优惠、自行审批3000万元以下项目等。
　　
　　三、结论和启示
　　
　　从国内外开发区模式的比较中，可以得到一些成功经验，同时也给目前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一些有益启示。
　　
　　(一)简要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开发区模式的比较，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开发区的发展模式与区域发展阶段有关
　　开发区的发展模式和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成熟，法律体系相对完善，开发区的发展基本依赖于市场自身的作用，政府干预较少。开发区的发展目标完全是微观主体逐利行为的合力结果，经济导向功能较强。
　　美国硅谷是完全市场化的产物，政府只在宏观方面提供一些公共职能，中介功能较强，这和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完备的法律体系与宽松的投资环境有关；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是政府与市场结合的产物，但市场的作用较强，政府的参与相对较少；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的开发和管理都有政府的参与，某些方面几乎是垄断性操作；我国的开发区更是体现了政府的作用，开发区的管理部门往往都是带有行政级别的政府部门或派出机构。
　　从前面案例的介绍和分析来看，越是市场经济发达、法制完善的国家或地区，其开发区的发展模式越倾向于市场的自然选择，开发区的自身目标和定位越是比较单一，越是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发展目标。
　　2、开发区的示范带动效应
　　成功的开发区自然会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对于依靠市场自发力量运行的园区来说，它的示范带动一般偏向于经济模式的范畴，这种带动往往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模式成功后的自然产物。美国硅谷是这种开发区的典型，它的建立和发展并不刻意追求示范带动效应，但它自身成功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各种创新行为，却成为世界高科技园区的典范。
　　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的诞生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在发展过程中，政府要求进入园区的企业，在取得初步成功后，离开园区到其他地方另创园区，使得技术能够扩散，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复制，从而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
　　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建园之初即确定了带动全国工业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发展一个地方，或为了某一项技术的发展。我国开发区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国外开发区的发展模式，承担了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窗口作用，并为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由此可见，成熟发达的国家，其园区的带动示范效应往往偏向于市场的自然选择，刻意安排的成份相对较少，发展中国家的园区示范带动效应则是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要求，而且发展越是缓慢的国家，园区示范带动的要求越是强烈，政府的意图体现越明显。
　　3、开发区功能的拓展
　　发展阶段的不同对开发区功能的要求往往不同。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导致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也使得政府在园区的作用有所不同，从而也会带来园区所承担的功能不同。一般来说，越是经济发展不够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政府参与园区的发展越多，园区承担的功能也较多。
　　美国硅谷成立之初，只是某些知识精英和企业家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尝试，它在发展过程中的转型也主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目前来看，作为高科技发展的园区代表，它也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体现，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只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慕尼黑高科技园区是政府和市场的产物，它不仅保证新技术的扩散和传播，还要承担扶持和提升传统产业的职能。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进一步承担起促进全国工业发展的职能，苏州工业园区则不但需要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自身的体制创新也成为园区发展的重要内容，发展过程中不仅注重效率，还要注重公平。  4、中国开发区发展的特殊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市场体系、技术、法律等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多差距。中国特区和开发区的建立，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导向的实践，更是制度创新导向的一种实践。
　　从目前来看，我国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还不能完全脱离政府的多方面参与，我国开发区的建立只能是政府和市场结合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开发区的发展很多时候肩负着一些社会职能。
　　中国开发区的政府作用往往强于发达国家的园区。开发区所享受的政府政策往往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园区，比如特殊的税收优惠。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是不针对特定区域的，比如德国慕尼黑高科技工业园区就不存在这样的政策。
　　总的来看，中国作为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开发区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中国开发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重要参与，也使得开发区主动承担起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职能，进而起到带动示范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又要求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承担起政府应该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并对园区自身的体制创新提出要求。
　　
　　(二)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几点启示
　　国内外开发区模式的比较和经验，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以下几点启示：
　　1、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特定阶段的产物，应结合现阶段的发展情况。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改革攻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情况下的产物。在这个阶段，改革也不同于以往，而是要处理过去绕开的一些难题，对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攻坚。这个阶段的改革也不再单纯停留于经济领域，而是要贯穿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系统性改革。
　　从国内外开发区模式特别是中国的模式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结合现阶段的发展情况，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由于试点区域往往是一个具有行政管辖的区域，甚至是一个城市和区域，因此，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下有序进行。但作为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必须依赖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发挥居民和企业主体的作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是一般的开发区，而是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特殊区域，需要系统突破。
　　2、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着眼于先行先试，并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国家设立的改革试点地区，需要在攻坚阶段探索出成功经验，为解决遗留的难题树立成功典型，就像众多成功的国内外开发区一样，走出自己的特殊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建设，是通过特殊政策和优惠政策为改革开放探出新路，并为全国整体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发挥窗口作用。现阶段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在全方位改革和核心问题上自主探索，而不是依赖国家政策、资金和项目。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最终是为了解决全国性的问题，是通过试点区域的改革经验示范带动其他地区。从国家设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分布和各试点地区的改革的重点看，东部中部西部都有重要试点区域，并且各试点区域的综合配套改革内容和地区发展的特点密切相关。如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实践“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而成都、重庆立足于“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国内外开发区的示范带动作用，也许不是开发区设立的初衷，但往往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示范带动，则不但是其结果，而且也是建立的目标。
　　3、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解决制度创新的核心问题。
　　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不是十分完善和成熟。过去的改革是单项突进和渐进的，首先选择比较容易进行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改革，留下了核心的、牵动各方利益的问题。从目前中国发展的现状看，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不够，政治民主还很不成熟，所有这些都制约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立，其实质是进行制度创新，是为了解决目前中国的各种难题而进行制度框架的修改和完善，从政策法律层面解决各种不协调问题。试点区域的综合配套改革和中国其他开发区一样，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将不仅仅是某个领域、某个层面的制度创新，而是拓展到了经济、社会、政策的各个层面，其改革也将是综合性和配套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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