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乐高速交通违法处理:周恩来批捕亲弟弟

                  周恩来智救李德仲

    1967年春，各地夺权之后的北京，造反派狂潮日益高涨，武斗四起，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广大干部被批斗，国家秩序越来越乱。北京院校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是刘少奇实事求是、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代表全党明确指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然而共和国主席一夜之间却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李德仲，曾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代书记，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他以革命家的深邃目光，观察分析和声讨了史无前例的“内乱”。他愤怒地说：“少奇同志是中共白区党的正确代表，是党的代表大会写进历史决议里的，怎么可以一个人随意推倒？国家主席是人民代表选举的，怎么可以当作修正主义头头打倒？现在是‘爷爷’领着‘孙子’（指红卫兵）闹革命。你把事情做绝了，老百姓常说，事情做绝了，是要遭报应的！少奇同志是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他的这一观点等于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来说，是犯了死罪的。

    一位曾与他共议“文革”的中科院某研究所领导，被群众揪斗后，为了自己脱身，供出了李德仲的“报应”和“翻案”之说。1968年秋，造反派拿着那位副所长的揭发材料找李德仲对质，李德仲十分平静地回答：“是的，全属事实。”还当下写成文字全部承认。从那以后，他失去自由，列入专案被管制起来。

    一天，专案组人员通知李德仲说：“你把行李打点好，准备去个好地方。”他们当天是要向周恩来总理递给李的材料，请总理批准，将李德仲送入秦城监狱。专案组深知，李德仲犯的是杀头罪，请示总理不过是履行手续而已。

    那天晚上是一次惊险的较量。总理电话中通知中科院，定在深夜1时30分接见科学院专案组。专案组的六个人当晚12时就来到总理办公室。他们一直等到深夜3时，总理打来电话说有会，抽不出时间，请专案组继续等待，其实总理是在有意拖延时间。为报送李德仲的材料，专案组天天加班，早已累得不轻，眼下汇报时间一拖再拖，六个人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昏昏入睡。时至黎明3时30分，周总理突然出现了，专案人员强睁睡眼。总理发问：“有什么问题吗？”专案组人员迷迷糊糊地说：“没问题了，请总理看李的材料。”其实总理早知道李的问题了。总理翻阅了一会儿，突然沉着脸，手指连击桌面，众人吓了一跳。然后总理围着办公桌走了一周，一边推开房门，一边厉声问：“还有什么问题吗？”专案组的负责人说：“没问题了，您看怎么处理？”“好吧，既然没什么问题了，这些材料作为特档处理。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许扩散。”总理话别，啪地带上房门，走了。

    专案组所说的“处理”意思，是指把李德仲送入大牢。总理却顺势接过话，把处理“人”的问题转到处理“材料”上，绝妙睿智。“档案不许扩散”的警告，让专案组的人膛目结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兴风作浪了。

    每逢说起周总理勇冒政治风险保护自己，李德仲总是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受到周总理的保护，是因为总理了解我的历史和人品。所以，他对我知情、有情，全力保护我。”

    周恩来总理在困难的处境下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全力地保护了一位革命干部。

    　　　　   周恩来批捕亲弟弟

    1968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周恩寿之女周秉德，因先兆性流产在西安医院，爱人来医院看她，心情沉重地轻声对她说：“你爸爸被逮捕了！”

    “被造反派？”周秉德脱口而出。

    “不，是卫戍区。”人骅轻声说。

    第二天晚上，在部队的周秉钧回到家，15岁的妹妹周秉建对二哥说了事情的经过。

    周秉钧参军七八年了，加入了中共，是优秀的空军飞行员，政治上成熟一些，他知道当时运动的情况非常复杂，担心有人背着周恩来伯伯冒充卫戍区抓走他爸爸，或者是想从抓爸爸入手来整垮伯伯。他立即向周恩来伯伯和七妈邓颖超报告。

    在周恩来家里，邓颖超说，她和恩来已经知道这件事，想听秉钧的态度。周秉钧说：“我的态度十分明确，相信党组织相信党。如果审查结果爸爸没有问题，他还是我爸爸；如果审查出他是个坏人，我就和他划清界线！”

    “秉钧，你有这个态度很好，秉德在西安，你现在大了，回部队前，一定要多和妈妈谈话，劝她往开里想。还是那句老话，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周恩来握着周秉钧的手说。

    十多年后，作为纪念，邓颖超把当年周恩来亲笔写的有关逮捕周恩寿的报告草稿给了周秉德。周恩来在报告中写道：

    有关王光琦的反革命聚会(1963-1966)的召集人有四：

    王光琦在押，梁欧策（一月自杀）、游补钧（二月五日夜突然死亡）二人已死，只有周同宇在外，必须依法处理，其办法有二：

    一、交群众审查，但周同宇已退休，无所属……

    二、交公安机关拘留审讯，较易弄清真相。我提议采取第二个办法，请即认定……

    简历：周同宇，名恩寿，1904年生，1927年入党，1932年底脱党；1932年后曾在伪满哈尔滨任邮局职员，解放前在天津，解放后入华北革大，毕业后到冶金部任职，因病转内务部参事，1961年退休。妻王士琴，现任中学教员，女三，子三。长女秉德，在西安轻化工业局任职员。二子，秉钧，在空军任飞行员。三女秉宜，在北京工艺美术学院读书。四子秉华，在雷达工程学校。五子秉和，六女秉建在中学读书。

    1968年8月下旬，周秉德回北京生孩子。有一位陌生的解放军同志来家看她，握着她的手说：“你是周秉德同志吗？你好，我叫王金岭，是8341部队的。嗯，像，真像！”

    “像什么？”她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真像老周，就是你父亲周同宇啊！”

    “你认识我父亲？”

    “何止认识，是很熟悉。今年，就是我带人去你家带走他的嘛！”

    “他到底因为什么问题被抓了起来？组织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要问问题呢，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如果不是总理的弟弟，也就没有他的事！”

    真正的内情，直到文革结束后，王金岭才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周秉德。

    1968年的一天，王金岭奉命先来到谢富治的办公室。

    “这是外交部红卫兵报到江青同志那里的一个案子。”谢富治口气平静地说，“江青同志直接送总理处，总理亲自批准办的一个案子，找一个比较强的干部来办此案，选中你，是对你的信任。”

    “这个周同宇是什么人？”

    “他是周总理的亲弟弟。”

    “总理的亲弟弟！”王金岭的头嗡地响了起来，周总理亲笔批抓自己亲弟弟的逮捕令？！

    “是啊，严格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家务事，你要多动脑子，实事求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分忧解难。我现在要去开会，具体如何执行，由傅崇碧司令员给你布置。”

    “把你从野战军调来，就是相信你有战斗力！你要敢跟红卫兵干！”一身军装的傅崇碧司令员声音宏亮，态度明朗，“这个案子是红卫兵搞起来的，周同宇就是与王光美的哥哥一块吃过几次饭，红卫兵就说是什么阴谋‘聚餐会’，是特务活动。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嘛！谁知案子报到江青那里，她倒动作快，不问青红皂白，一下送到了总理办公室。”

    “总理找我去商量，我立即建议，与其让红卫兵乱来，还不如由卫戍区出面用拘留的形式把周同宇保护起来，以免落在心术不正的坏人手里遭人暗算，甚至杀人灭口！总理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提笔批示时想了马‘拘留’改为‘拘捕’。这是总理想得周到：拘留时间不能太长，而且不能搜查住所，拘捕当然就不同了！”

王金岭此时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当天夜里，他就领人带走了周同宇。

原来，周同宇当年有几个比较投缘的朋友，其中一个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此外还有两个老教授。四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也难免有些牢骚。刘少奇一倒台，王家也要清查。红卫兵在王家抄家时发现一叠请柬，上面有周同宇和另外两个教授的名字。很快，除了周同宇，王光琦他们三个都被红卫兵抓了。其中一个教授自杀了。红卫兵一看死了人，不好办了，就将案卷统统送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有周恩来弟弟的名字，就批了一句：请总理阅。这等于是将了周恩来一军：你的亲弟弟，我看你怎么办？

周恩来就此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的批示也很简单：请总理酌办。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周恩来就亲自下令批捕了亲弟弟。此事交由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周同宇被关押的地方是北京卫戍区一个营腾出来的地方。这里气氛相对平和，每人一个房间，可在走廊里散步。

短短几个月，王金岭已经查清了所有的问题，但上面有命令：周同宇还被关押在卫戍区，案子全部移交给刘少奇专案组，王金岭不再管此案。于是，周同宇案一拖再拖，被关了七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来。

王金岭和周秉钧后来成了好朋友。王金岭告诉周秉钧：你父亲不愧是总理的弟弟，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弟弟。因为那时经常有人过来审查他，就是想从他话中找漏洞，“抓　一句话就能置总理于死地！”开始问不出来，后来就想各种办法，比如说审问连轴转，或者跳着年代问，试图把你父亲的思想搞乱。但是，他在里面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没有给人抓住任何把柄。

    周同宇被关了七年多，头发上铺满了一层白霜，他含泪说：“你知道我和什么人关在一起？都是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多亏有了你伯伯，把我这个小舟拴在了大船上，这才闯过险滩，要不早就翻船沉没了！他们整我，目的就是为了整你伯伯，所以，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坚强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