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高路成山路: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十五、五载师生缘一世不了情

——毛泽东和袁仲谦

　　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述：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学校里有一位国文老师，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袁大胡子’。”

　　斯诺以毛泽东的口吻回忆说：“……他揶揄我的文章，称之为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奉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半通不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我研读了韩愈的作品，掌握了古文的写作技巧。所以，这该感谢袁大胡子，至今，我还能写出过得去的古文。”

　　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袁大胡子”这位严师，作为一个普通师范生的毛泽东，读不了那么多的书，成不了一代文章大家；而日后作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许就没有那无穷的智慧和才具，其个人魅力或许要逊色许多！正因如此，“袁大胡子”在这本专门记述伟人之师的书中，当然地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这个叫“袁大胡子”的老师姓甚名谁呢？原来，他的真名叫袁仲谦，表字吉六，湖南新化县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他自幼苦读诗书，二十余岁时投身科考，终于金榜题名，中了举人。此后，他谨遵父命，拒绝入仕，一直在私塾、书院教书授徒。1913年春，到新建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是他任教的预科第一班的学生。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袁仲谦也随300多名学生一道转入一师任教。在这里，他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师，一直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毕业，前后达五年半之久，是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

　　袁仲谦到四师任教的时候，正是45岁左右的年龄，却生就一副长长的“挂脸胡子”，轮廓分明的方脸上，有一双冷峻的眼睛，再加上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乍一见面便不由人生出几分敬畏。他为人刚正，秉性耿直，平时的言行举止保留着前清绅士的遗风，在讲堂里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打折扣，特别是对那些不认真学习、有违课堂纪律的学生，甚至还来点诸如“罚站”、“面壁”一类的体罚。所以，不少学生既怕他，又恼他，有的人就在背地里给他送了一个绰号——“袁大胡子”。

　　1913年早春二月的一天，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教室，教第一堂国文课。

　　讲课伊始，袁先生想认识一下学生，就拿起学生“花名册”点起名来，他念一下学生的名字，那个学生就站起来答一声“有”，这样师生算是见面了。

　　“毛泽东！”当袁仲谦点到第40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学生的名字时，随着一声略显柔弱的回音，从后排座位站起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大约2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高大，粗手大脚，身穿粗布衣裤，里面大概连棉袄也没有穿，在早春时节里显得十分单薄。“这是一个农家子弟”，袁仲谦在心里得出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看见袁仲谦在打量他，有些不好意思，他向先生行了注目礼，然后腼腆一笑。袁先生被毛泽东敦厚的神情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所动，不由得又朝他多看了两眼。他发现：这个学生有一张俊秀的脸孔，五官轮廓端正、分明，前额宽阔平滑，特别是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更是闪烁着聪慧的光泽。“这是个天资聪颖的学生！”袁仲谦又暗自作出这样的断定。他面带满意之色，向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用手示意自己的学生坐回到他的位子上。就这样，袁仲谦这位不平常的老师和毛泽东这位“特殊的学生”相识了。

　　这堂课，袁仲谦讲授的是古典名篇《严先生祠堂记》。这是一篇碑文，系宋代大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所作。说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前，曾与学士严光交谊甚厚，刘秀登基后请严光一同执政，但被不慕仕途的严光拒绝。上完课以后，他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篇文章后的感想，作文题目叫“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谁也没料到，因做这第一篇作文，毛泽东差点和老师闹翻，本来已对毛泽东怀有好感的袁仲谦先生，也因此对自己的学生有了看法。

　　事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毛泽东在作文中，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提出了与袁先生相左的解释。他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光武的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呢，这不也表明了他图权贵慕虚荣吗？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光武初主朝纲，正是用人之际，无论作为刘秀的朋友还是国家的臣民，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严光都应当临危受命，出任宰相，辅佐刘秀，就像比他早200多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那样……

　　袁仲谦在批改作文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那初具特色的小楷字，它笔划粗重，似乎是受不了小方格的束缚，要“挣”出框框之外，两个字竟占了三个格子！“这个毛泽东，看来是颇有个性的！”袁先生暗自思忖道。及至阅读正文时，他立时被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那娴熟的章法、通达的文笔所吸引，他挥笔写下眉批：“大有孔融笔意”；当看到毛泽东打破传统看法、跳出先生提示的思路，独树一帜另立新意时，袁先生心中虽有一丝不快，但他对于这个学生敢于超越前人、大胆创新的学习精神，却是极为赞赏的。他又批道：“似有创见”！

　　一篇1000多字的文章，袁仲谦一口气读完了。正当他挥动狼毫笔要给毛泽东的文章写总评语时，却皱起了眉头。原来，毛泽东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看后心里想：我没让你这样写，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写呢？看来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想到这里，本来思想就较守旧的袁仲谦，心里感到大为不快。他决意挫挫毛泽东的锐气，于是就挥毫写下如下批语：“作文、做事须守一定之规，切忌标新立异！”

　　批改完毛泽东的作文，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的教室，把作文本退还给毛泽东，要他把文章重抄一遍。毛泽东弄清事情原委之后，觉得先生太专横，便没有理会。后来上国文课，袁先生又两次催问，毛泽东都回答“没有抄”。那时的学校，仍奉行师道尊严，先生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唯先生之命是从。毛泽东公然违抗师命，袁仲谦认为这是“不敬”，因而很是恼怒，便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本撕了。可是，毛泽东有自己的处事标准，绝不盲从，先生的过火行动触发了他的反抗意识，他起立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要同袁仲谦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弄得他十分尴尬，下不了台。最后，在再抄一遍时，毛泽东仍加上了关于写作日期的这句话。袁仲谦对这个倔犟的学生无可奈何，也就不了了之。

　　“作文风波”过后，袁仲谦让学生给顶了牛，心里老大不高兴，不再管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就好像偏偏要存心和他作对——又一次抓住了他的“短处”，出了他的洋相。

　　一天，一位工友不小心打破了学校庭院里的一只大花盆。这事被兼任学监的袁仲谦知道了，就把那个工友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工友承认了错误，他还是不依不饶，用手指着工友的脸大骂一通。恰好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打这里路过，深为这位工人师傅鸣不平。他顾不上师生礼仪，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说嘛！”袁仲谦虽然感到毛泽东多管闲事，但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只好住口了。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袁仲谦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再也不大理睬这个“犯上”的学生了。

　　光阴似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两个学期又过去了。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后，袁仲谦和毛泽东也都转入一师继续教书和读书。真是“山不转路转，河不弯水弯”，袁先生竟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师。

　　隔膜能导致疏远，可疏远却更能冷眼窥视人的全貌。这期间，袁仲谦在授课过程中审视着自己的学生，毛泽东也在学习中观察着老师。终于有一天，他们感到彼此之间的成见消逝了。

　　在这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看到袁仲谦先生虽然思想比较守旧，教育方法也有很大成分是封建式的，可是，他酷爱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博览古代经、史、子、集，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他治学严谨，常以古籍中贤能之士的品行和治学精神自励，具备了为人师表的许多优良德行。他对教学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对学生尽心尽意，从难从严要求。他在教授国文课过程中，善于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的成就和治学精神激发学生，要求大家“真心求学，实意做事”，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志气……慢慢地，袁先生的形象在毛泽东眼前树立起来——这是一个好老师！他不禁自责起来：老师不让在作业本子上乱写，这本来就没有大错；训斥做错了事的工友，充其量是个方法问题，用不着自己当着众人的面去驳老师的面子，让老师下不来台。想到这里，毛泽东深感自己有些对不住袁先生，他打算抽时间向老师道个歉。

　　袁仲谦又是怎么看毛泽东的呢？经过一年来的交往，他感到毛泽东显然比以往成熟多了，个性也没有过去那样“冲”了。尽管先前有过两次顶撞先生的事发生，可他学习国文课的兴趣却丝毫未受影响，相反，在学校开设的20多门课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国文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在这些课上面花的力气、下的功夫也最多。更令袁先生欣慰的是，毛泽东具备一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对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十分用心，从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到宋明理学；从楚辞汉赋，到唐宋古文；从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有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探讨。他也十分喜欢诗词，能背诵好几百首。对于中国书法，他很感兴趣，天天坚持练碑帖，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兰亭体”是全校闻名的。他对于外语也很重视，认为外国语是“中国人看世界之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为此，曾刻苦攻读过一个时期的英语。他重视探讨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集。对于哲学，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而且还利用课余或自修时间深入钻研，或找老师请教，或与同学研讨；他求知欲极强，读书面甚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就常常到旧书店去买折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其喜爱的内容，便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抄录下来。他有一个冠名《讲堂录》的读书笔记本，里面就手抄有古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由此可见其爱好之深……

　　像所有的老师一样，袁仲谦历来喜欢和看重有才华、成绩好的学生。平时对学生从严从难要求，也是为了在自己门下多出几个“高足”。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的师范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学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并已有这样深的造诣，这的确令他颇感意外和惊讶！人说“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年多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他感到自己已完全改变了对这个学生的看法，深为能有这样一位门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有一本课堂笔记，冠名《讲堂录》。袁仲谦对它极感兴趣，特地找学生借来阅读。透过这本笔记，袁仲谦对于毛泽东那种勤学苦思，积久成学的学习风格，甚是欣赏。

　　《讲堂录》这本读书笔记共47页，一万余言，它全部是毛泽东用“兰亭体”小楷字书写而成。在前面的11页中，《离骚》和《九歌》全文抄录，一笔不苟；后面36页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它所记范围很广，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等，都有所涉及。有许多处是评论中国历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也有论及拿破仑、凯撒等外国著名人物的。所读名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夹以议论。这些议论多是做人和治学的随感，却包含了较深刻的哲理，其内容和观点并非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理解、消化和加工整理而成的。袁仲谦感觉，只有一个在讲堂里认真听讲的学生，才能抓住要点，获得精萃，并有这样的《讲堂录》。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想者，事实之母也。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

　　语曰：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这是说做人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和改造社会，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一切。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的人，是担当不起大任的。他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尤其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

　　……

　　阅读了毛泽东的《讲堂录》以后，袁仲谦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学生那深厚的古文功底、宏大的抱负和超凡的志向，这在他执教数十年来是未曾见到过的。他认定：这是一块玉石，几经雕琢定会成为无价之宝。毛泽东天生资质已定，一切全待那高明工匠的功夫了……

　　清明时节，阳光明媚。长沙的春天是短促的，像这样美好的天气，实在难得。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家住长沙的同学，早已回去了；外地的学生们，也在自寻乐趣，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猜诗谜。毛泽东没有参与这些娱乐活动，草草吃罢夜饭以后，稍事收拾，便在腋下夹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匆匆往“李氏芋园”赶路——他是应袁仲谦先生之约，前往他的家里谈话的。

　　袁仲谦先生正在书房备课，听说毛泽东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到书房里面坐。戴师母送上茶水之后，师生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深谈。

　　袁仲谦先生以关切的口吻，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世、家庭和个人经历，毛泽东就把自己韶山冲启蒙、东台山求学、参加新军、定王台自学及投考师范等情况，向袁先生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毛泽东抱歉地说：“先生，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

　　袁仲谦用手势制止毛泽东，不让他再说下去：“不，润之，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它了！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学习方面的事情。从目前的情形看，你读了不少的书，古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章也做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你如果在学习方法上再改进一番，那就更好了。”

　　接着，袁仲谦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谈了他从几十年教学实践中体验出来的真知灼见。

　　谈到学习态度，袁仲谦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还结合不够。他提醒说：“从早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所以，古人有‘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一说。只有把聪明和勤奋连在一起，就如同禾苗既得农人辛勤耕耘，又赖阳光雨露滋润一样，方可茁壮成长，蒸蒸日上。”

　　论及读书内容，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渊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集”，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真是数不胜数。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入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法”的问题。

　　“书犹如药，善读可以医愚。”但怎样才算“善读”呢？袁仲谦的理解是：从宏观上讲（亦即总体的书），一要博，二要精。博，就是泛读各类书籍，好比鲸鱼张开大口，把大鱼小虾、甚至是海藻泥巴都吃下去，只求吃饱肚子；精，就是重点研读书中精品，好比牛吃草料，吃了以后再吐出来，慢慢地反刍、消化，为的是吸收养分。从微观上讲（亦即具体的某本书），要求悉心“详玩”。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接应不暇，如看场中美景，一眼却过，于学无益。所以，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定然不能记住其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总而言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懂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惟其这样，方能日新、月进、岁益。

　　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学生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昭明文选》。袁先生介绍：《昭明文选》内容博大精深，一直是读书人深研的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他一再嘱咐毛泽东，像《昭明文选》这样的好书，一定要反复诵读、吟咏，仔细琢磨书中的内容，力求融会贯通。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这一天，师生作了一次彻夜长谈，一直到旭日东升。

　　自从和袁仲谦先生深谈后，毛泽东遵照老师传授的读书方法，去悉心领悟，身体力行。古今知识，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陶冶了他的性情，增长了他的才干。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获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袁仲谦先生教毛泽东“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和“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诀窍，他躬行实践，硕果累累。

　　多写苦练，使毛泽东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理论家。毛泽东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诗文，已无法统计出它的数目。人们只知道：日后已成为国家首脑的他，坚决反对“秘书干政”，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件。他带头以身作责，身体力行，大到治党、治国、治军的方针大计，小到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工作的指示电文，他都要亲自起草。他善于运用浅显明了的语言文字和完美的文字形式表达深刻严谨的思想内容，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来。毛泽东一生著述甚丰，公开出版的代表作就有“毛选”等数卷。他还填写了几十首诗词，其诗作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而且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先后译成英、俄、德、法、日、印度、希腊等数十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在诗坛文坛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毛泽东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古今独步”。

　　谨记袁仲谦先生“多想、多问”的教导，毛泽东在学习中学会运用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方法，不盲从，不迷信，追求真知灼见。

　　他常对同学们讲，读书、看报、上课、或听讲课，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我们不应该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所以，他无论读古书，读洋书，听讲课，听讲演，总是认真思考，精心领会，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绝不人云亦云。

　　常常提出疑难问题，虚心向别人请教，吸取他人之长，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那里学习到的又一重要读书方法。

　　袁仲谦先生教他“多读”，他嗜书如命，读书不休，直至终年，乐此不疲。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初期，甚至在更早一些的学习生活中，读书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后来，按照袁先生提出的“博和专并举”、“博览群书与重点攻读相济”的主张，“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阅读了大量古今书籍中的精品，使知识出现了升华。

　　袁先生要求毛泽东读书要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在一个时期内，应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去读书，围绕一个中心去深入研究一个专门问题。重要的书、有价值的书，认真地读，反复地读，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先生那里学到的一条重要读书方法，它从此亦成为他全部读书生涯中的“习惯定型”。正因如此，他以一个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人民领袖形象矗立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给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

　　1918年暑期，毛泽东结束了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活，毕业离开了一师，也告别了袁仲谦先生。

　　两年后，他又回到母校，任附小主事。这时，袁仲谦已于1919年辞却一师的教职，到别的学校教书谋生去了，而毛泽东则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去为早已立下的救国救民的誓愿而奋斗。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袁的亲朋好友，计划给他修葺坟墓，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于是，罗先生遂于同年10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上述请求。很快，毛泽东就作了回答，告知罗先生“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

　　罗元鲲先生接到毛泽东随信邮来的碑文，激动万分。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忘不了老师授业解惑之情，也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他当即将碑文转呈新化县政府，并告知袁仲谦的亲属。后来，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白玉般的大理石上，矗立在袁仲谦先生的坟前。

　　袁先生如若有知，当含笑九泉——共和国主席给自己的老师亲书碑文，这在众多的先生中，也仅有他袁仲谦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