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交车辆违章罚款:“十二五”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与路径选择

“十二五”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与路径选择一、“十二五”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这一论断对我省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深层次看，华尔街金融风暴对我省的影响主要是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有以下几个因素对我们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随着全球开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折，将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既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维持不下去了；承接发达国家产业梯度转移的产业发展模式维持不下去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到目前新一轮产业革命还没有重大突破，我们必须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闯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二）全球进入低碳经济时代的影响为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英国早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理念。自然科学认为，地球温室效应是由地球上的温室气体作用形成的效应。温室气体指的是大气中能吸收地面反射的太阳辐射、并重新发出辐射的一些气体，如水蒸气、二氧化碳、大部分制冷剂等。它们的作用是使地球表面变得更暖，类似于温室截留太阳辐射，并加热温室内空气的作用。这种温室气体使地球变得更温暖的影响称为“温室效应”。低碳经济中的“碳”，狭义上是指造成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二氧化碳（CO₂），广义上包括《京都议定书》所提出的6种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氢氟碳化物 ( HFCS），全氟化碳（PFC），六氟化硫（SF₆）。由于自然界所形成的温室效应既是人类所无法控制的，也对地球有好处（如果地球没有温室气体，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不会是现在适合生物生长的15℃，而是-18℃），但加入人类的碳排放后，打破了自然界温室效应与人类发展相适应的气候条件。因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温室效应主要是按照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定义的，即温室效应是指“由环境污染引起的地球表面变热的现象”。在这一定义下，显然二氧化碳所占的比重很大。据IPCC的第3次气候变化评估，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贡献比例：二氧化碳为60%、甲烷为20%、氧化亚氮为6%、其他合计为14%。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一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留的时间最长可达200年，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今天完全停止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此前排放的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效应可能还将持续20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包括人为排放和自然排放（如火山喷发）。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的碳排放和碳循环是平衡的。工业革命之前，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还没有对全球气候产生重大影响。但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不仅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且人类采用了无节制使用化石能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结果导致人为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迅猛增长；今天与200 年前相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大约增加了30%，打破了生物圈中碳循环平衡和热平衡，促使全球气候不断变暖。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占到了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到了全球的77%。中国在历史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很低的，从1904年到2004年的100年间，排放量只占世界的8%；从1950年到2002年，排放量也仅占全球的9%。按人均来说，从1850年到2005年，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940吨，是中国88.1吨的10倍多。根据2004年的国际统计资料，中国人均排放二氧化碳3.6吨，约为世界人均值的87%，仅接近于美国的1/5。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依赖碳排放的欠账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享受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文明，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刚刚起步就面临着气候变暖的压力。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迫在眉睫，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问题是由谁来承当碳排放的历史责任，换句话说，由谁来买单。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伦理原则，主要包括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平等主义原则、正义原则等。不同利益集团坚持的原则也不同。关于碳排放责任的承担问题，有关国家经过多年协商本已取得明显进展。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提出要把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1997年《京都议定书》又进一步明确要求，39个工业化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之间，应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达到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2008年斯特恩报告（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提出的把气候变暖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如果各国今后不改变现行的能源政策，国际能源机构（IEA）在2009年的《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警告，到2030年全球CO₂排放量将达402亿吨，几乎是1990年的2倍，届时全球气温将上升6℃，并导致寒潮、热浪、暴雨、龙卷风等极端气候现象频繁发生。2007 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又制定了相应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强制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不承担具体减排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做出了减少碳排放的表态，受到西方媒体的普遍好评。但在去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却风云突变，某些发达国家力图将中国自愿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目标挂钩，或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挂钩，从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风波。同时，西方国家还提出了“三可”机制，即可检测、可报告、可核查，对我国施压。引发这次风云突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低碳时代”尚未到来，中国已成为“低碳外交”的焦点。好在经过中国及有关各方的艰苦努力，最终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重要基本原则。     哥本哈根会议暂时落下了帷幕，但无疑给全人类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低碳时代”即将到来。人类必须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去探索一种在新生产力水平下的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生活方式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长远看，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低碳社会。但当务之急是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指以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开发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要求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国情，为减少碳排放做出相应的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碳排放主要存在于消费领域，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存在于生产环节。具体地说，在许多发达国家，企业与居民的碳排放量之比是3：7，即30%的碳是企业排放的，而70%的碳是居民排放的；而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恰好相反，即70%的碳是企业排放的，30%的碳是居民排放的。这也说明，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减少碳排放的主要压力在生产领域；大幅度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强度是我国中近期内发展低碳经济、减缓碳排放的核心任务。无疑，这对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二、我省产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从产业发展状况来说，目前我省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虽然基本上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但现有的产业基础还很薄弱，且层次偏低。首先，农业人口比重偏大，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还不高；以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科技密集型农业与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更大。其次，我省工业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具有较大规模，但基本上还没有摆脱粗放式的增长模式。钢铁等传统行业至今仍是我省的支柱产业，资源偏重型结构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虽然有些市县近几年上了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项目，但总体上看我省制造业竞争力相对较低，发展后劲不足。制造业整体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相对落后，企业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偏低，低水平重复建设较为普遍。号称“四个一”，即一亿吨钢、一亿吨水泥、一亿吨煤、一亿重量箱玻璃。再次，我省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发达省市相比仍然比较滞后，产业优势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经济效益不高、发展后劲不足。同时第三产业结构也不够合理，从发达国家来看，以金融保险、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房地产和商务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逐步提高；而我省服务业内部结构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两大传统服务业占据主体地位，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现代和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正因为如此，我省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并不高，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省经济的冲击却来得快、势头猛。第二，从发展低碳经济的角度来说，我省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我省不仅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钢铁、石化、建筑、建材、物流等主导产业均为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且技术含量不高。根据我们课题组陈永国教授的计算和分析，我省二氧化碳排放有如下特点：一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我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981年为9796.51万吨，2008年为65848.39万吨。1981年我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的6.61%；2000年以来，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在9%以上（其中2002年占全国的10.05%）。与其他经济大省比较，2008年我省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六，但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的9.75%，居全国第二（山东第一，占12.55%；河南第三，占7.37%；江苏第四，占7.3%；广东第五，占5.25%，浙江第六，占4.94%）。二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速快。从1亿吨增长到2亿吨用了11年（1982年-1993年），从2亿吨增长到3亿吨用了7年（1993年-2000年），从3亿吨增长到4亿吨用了2年（2000年-2002年），从4亿吨增长到5亿吨用了3年（2002年-2005年），从5亿吨增长到6亿吨用了2年（2005年-2007年）。我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速为2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7%）8个百分点。三是煤炭排放比重呈上升趋势，石油和天然气呈下降趋势。1981年我省二氧化碳排放结构（煤炭：石油：天然气）为：92.48：6.55：0.97，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结构为：94.17：5.26：0.57。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提高了1.69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下降了1.28和0.41个百分点。在碳排放结构中，以煤炭为参照，在提供同样热值的前提下，使用石油可以减少18%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使用天然气可以减少3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传统产业中，火电、冶金、石化、交通、建筑、化工等产业能耗高、污染重，被一些学者称为高碳产业。高碳和低碳都是相对的概念，目前还没有具体指标来划分高碳产业、低碳产业或中碳产业。即便是高碳产业，也不是说这些产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相反，这些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继续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问题是这些产业要通过技术进步不断减少碳排放。正因为这些产业碳排放强度大，减排的空间也很大。因此，要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鼓励高碳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以技术进步带动整个产业升级；要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增强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要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强制淘汰高碳产业的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不是简单地作“减法”，而是在动态中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层次，逐步实现高碳产业“低碳化”。我省六大高碳排放产业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六大产业碳排放接近工业排放总量的90%。而2007年河北省主要工业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0.42%，六大高耗能行业所占比例更是达到工业总产值的56.14%。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和考核办法。中国既然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就必然会予以兑现，减排指标也将分配到各省。对我省来说，挑战是十分严峻的。无论是降低生产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即降低每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对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出了重大课题。这是因为，产业结构状况是决定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关键因素。第三，从发展环境来看，我省调整产业结构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一方面，京津冀虽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我省在与京津的京和发展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还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和激烈的区域竞争。据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在《经济学消息报》提供的数据：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产能过剩超过3成；2009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又完成投资达1405.5亿元，目前在建项目粗钢产能5800万吨，但实际需求变化不大，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2008年我国水泥产能18.7亿吨，如果将目前在建项目以及已核准尚未开工的生产线计算在内，我国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而实际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产能将严重过剩。2008年我国平板玻璃产能6.5亿重箱，产量5.74亿重箱，目前各地还有30余条在建和拟建浮法玻璃生产线，平板玻璃产能将超过8亿重箱，产能也明显过剩。传统煤化工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30%，2009年上半年甲醇装置开工率只有40%左右，目前煤制油示范工程正处在试生产阶段，煤制烯烃等示范工程尚处于建设或前期工作阶段，但一些地区仍在盲目规划煤化工项目。2008年我国多晶硅产能2万吨，产量4000吨左右，在建产能约8万吨，产能已明显过剩；我国光伏发电市场发展缓慢，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市场前景也不容乐观。目前我国风电机组整机制造企业已超过80家，还有许多企业准备进入，2010年我国风电装备产能将超过2000万千瓦，而每年风电装机规模为1000万千瓦左右，同样面临产能过剩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综合地进行调控。我省无论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还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多属于上述产业领域，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由于受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特点、自主创新能力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我省在产业门类构成方面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 三、京津冀区域合作面临的新形势（一）京津冀深化合作出现新局面今年5月27日我省与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在京召开了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座谈会，并签署会谈纪要。5月28日我省与天津市的主要领导为深化冀津合作、推动共同发展，又在天津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会谈纪要。河北与京津分别就进一步深化9个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其中涉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区域能源合作、产业规划衔接、金融商贸对接、人力资源协作等众多领域。京津冀合作的深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对河北来说，这一转折意义尤为重大。河北应抓住这次机遇，主动对接京津，积极接收京津的辐射，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迅猛发展，由于受功能与辖区内生产要素的限制，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其标志就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出台。北京的新规划第一次把城市规划拓延到城乡统筹，第一次把北京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第一次提出兴建新城、调整单中心城市布局、实现城市均衡发展，即新北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去做全国经济中心；要做全国的表率，但不一定拿全能冠军。新修订的规划还第一次将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协调发展纳入视野，强调北京在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从而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的一大突破；同时，还第一次根据世界城市发展大势和自身优势，确立了“文化”和“宜居”的城市发展目标，以此打造城市品牌，最终通过在全球舞台上张扬东方文明古都的魅力来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新规划体现了北京市发展思路的战略性转变，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震动全国的首钢搬迁到河北的曹妃甸，这表明了新北京要彻底调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瞄准“高端、高效、高辐射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抢占产业结构的制高点。同时，北京的发展目光还投向更大的舞台，在城南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和产业集群，吸引大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顺义则重点发展“临空经济”，即利用拥有我国最大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这个独一无二的资源发展航空物流业、现代服务业、高科技制造业，形成临空经济圈，助推北京、环渤海甚至亚太经济的发展。北京的新定位为京冀之间加强生产要素的互补与整合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京津冀深化合作的制约因素当前，京津冀虽然迎来了深化合作的新机遇，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有：第一，京津对河北辐射能力的制约。与深圳、浦东相比，天津滨海新区开放、开发较晚，北京、天津与香港、深圳及上海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都有明显差距；市场化程度的差距就更为明显。第二，北京和天津主城区的产业发展虽已开始辐射周边，但由于两市各有自己的腹地，与上海和深圳也不同，一般情况下，会优先向自己管辖的腹地增加投资、转移产业。北京的城南行动计划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种局面对河北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第三，京津冀都市圈作为我国第三个增长极起步较晚，又共同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加上受自然禀赋条件的制约，形成产业梯度布局和分工的难度较大。第四，行政区划分割的现状，加上利益关系和现行干部政绩的考核办法，深化三方实质性合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此外，北京和天津因发展水平有所区别，对河北的辐射领域也有所不同。尽管存在种种制约，京冀深化合作的大势已开始显现，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顺势、借势，加快自身的发展。    四、“四个一”战略重点是我省“十二五”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中共河北省七届六次全会提出，实现"十二五"目标，必须坚持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举全省之力突出抓好"四个一"战略重点，形成区域竞相发展、协调发展新格局。一圈，即加快建设环首都经济圈。一带，即加快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一区，即加快发展冀中南经济区。一批，即加快培育一批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这一思路准确把握省情实际，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龙头带动作用，对于我省“十二五”时期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实现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经济学中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极化空间中存在富有活力的经济单元，其增长速度高于该空间中的其他经济部门，从而形成具有推进效应的极化中心，带动整个经济的多维发展。这一理论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机制，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前，环渤海地区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作为国家首都的特大型城市北京出现了发展思路的战略性转变。北京的新功能定位对独具环首都区位优势的我省来说，意味着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四个一”战略重点的思路审时度势，紧抓机遇，立足全省，统筹布局，可以说为我省“十二五”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动力保障。一圈即环首都经济圈将是我省“十二五”时期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这是因为，我省直接环首都的各县（市、区）将率先与首都对接，实现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升级。生产要素一般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管理、技术和信息，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具备的因素或条件。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生产要素不断相互作用和优化组合的过程。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不但可以生产出不同的产品，而且会产生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并决定一个经济体的运行质量和发展阶段。过度依赖资源与环境、处于相对低端的要素投入结构是长期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深层根源。“十二五”期间，与首都接壤的各县（市、区），应率先与北京对接；对接就是服务，特别是要用市场经济的理念为北京这个大市场提供各种优质服务，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全面对接首都市场；不仅要为首都提供便利的交通和优质的环境，还要提供诸如绿色食品和休闲旅游等各种优质产品，同时要把自身打造成吸纳首都高端要素的市场。从更大范围来说，“十二五”期间环首都经济圈的建设应涵盖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4个设区市的所有地区；其他各县、特别是主城区都大有文章可做。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我省的环首都经济圈不仅有条件吸纳北京的资金、技术、信息等高端要素，还可以借助环首都的区位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吸引战略投资者，优化自身的要素组合。一带即沿海经济隆起带将是我省“十二五”时期发展空间最为广阔的地区。秦唐沧沿海地区不仅拥有宝贵的港口、土地资源，还拥有大量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容量；这些要素条件加上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必将加快生产要素在这一地区的聚集，进而推动我省沿海经济带的隆起。我省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重化工业领域已具备了较为坚实的产业基础，加上生产要素组合的低成本优势，只要沿着新型工业化的方向着力推进，这些产业在不断提升技术层次的前提下仍然具有加快发展的广阔空间。还应关注的是，我省的沿海经济带不仅要和天津的沿海经济带连为一体，还要早做准备与辽宁和山东对接。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各省市都在加快沿海经济带的建设，从长远看，整个东部沿海的经济带必然会连成一线。例如，辽宁以五点一线战略实现了从背朝大海到面向大海的转身，如今五点一线的点正在不断壮大，将来连线之后必然会向河北延伸。山东的经济总量很大，沿海经济带的发展速度很快。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各方的延伸都需要合作的伙伴。因此，我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不仅要依托京津、面向大海，还要深化与南北两省的合作，一区即冀中南经济区将是我省“十二五”时期依托交通优势大幅度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地区。这一地区是我省太行山山前产业带的重点区域，交通、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在这一区域内，不仅有蓬勃发展的省会城市，还有基础雄厚的重工业基地、新兴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和瞄准高端产业的美丽湖城。“十二五”期间我省的铁路建设将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疏港铁路为重点，完善铁路网络布局，预计到“十二五”末通车里程将达到8000公里，形成以省会石家庄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石家庄机场将改造扩建成区域型枢纽机场、北京主要分流机场和备降机场。“十二五”期间冀中南地区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周边加强合作。作为省内黄骅港的直接腹地，首先要与沧州沿海地区加强合作，形成联系紧密的河北“石邯黄”南三角。同时，借助于越来越便捷的交通优势，冀中南经济区还应加快与山东、山西、河南的合作。可以预见，“十二五”时期冀中南经济区的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都会大大加快；不仅传统产业的技术层次将明显提升，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有重大突破。一批即加快培育的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将是我省“十二五”时期一批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近几年来，我省推进企业强强联合，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加快产业集聚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二五”期间在此基础上加快培育的一批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必将成为一圈、一带、一区中起龙头带动作用的引擎。可以说，“一圈、一带、一区”与“一批”相辅相成，一圈、一带、一区的建设为“一批”的壮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环境，而“一批”也将成为“一圈、一带、一区” 加快发展的主要动力。两者紧密结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必将成为我省“十二五”时期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保障。“一圈、一带、一区”的战略构想指明了我省“十二五”期间生产力空间布局结构调整的方向，而一批加快培育的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则承载了我省调整主导产业构成结构的主要任务。主导产业构成结构的优化升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来进行：一是通过对存量进行调整，使传统产业实现改造升级；二是通过增量调节，主要是通过上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项目、好项目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一，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攻关的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淘汰传统产业的落后产能，并不意味着这些产业就不能继续发展。钢铁、石化、电力、建材、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不仅现在支撑着我省的国民经济，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继续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问题是这些产业对资源环境依赖过大，产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偏低，因此必须通过技术进步不断优化升级。特别要引导企业继续深入开展“对标行动”，明确产品的升级目标，制订技术演进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努力培育技术品牌。有能力有条件的要搞自主创新，更多的单位要引进和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支持大型企业在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上发挥龙头作用，努力成为同行业的排头兵；落实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鼓励他们瞄准主攻方向，搞好技术改造，加快新产品研发，朝着“精、深、专、特”的方向发展。对一些高碳产业来说，节能减排的任务更为艰巨。但正因为这些产业碳排放强度大，减排的空间也很大。因此，要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鼓励高碳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以技术进步带动整个产业升级；要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增强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要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强制淘汰高碳产业的落后产能。高碳产业“低碳化”不仅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完成碳减排任务的重要途径。第二，无论是一圈、一带还是一区，都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依托“一批”加快打造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群。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要求其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而且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并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综合效益。正因为如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我省借助区位优势，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通过增量快速带动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京津冀实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省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础。例如，在新能源产业中，光伏和风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保定、邢台、廊坊、张家口等相关产业聚集区和基地已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新材料方面，我省在硅材料、钒钛材料、碳纤维、高速钢、液晶材料等若干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某些材料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聚集了中电科集团54所、13所，河北德海科技公司等数十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已具有比较完整的从研发生产到系统集成和信息服务的卫星导航产业链。我省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应立足现有基础，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重点发展，同时力争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所突破。此外，在石化深加工、绿色食品、林产业、海洋产业、文化创意、现代物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也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努力开创新局面。当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面临激烈的区域竞争，但战略性新兴产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区域完全可以做到在产业内、甚至产品内分工，实现在更大区域范围的要素优化组合，从而达到共赢。     河北经贸大学教授于刃刚                                                                                     三、京津冀区域合作面临的新形势（一）京津冀深化合作出现新局面今年5月27日我省与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在京召开了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合作座谈会，并签署会谈纪要。5月28日我省与天津市的主要领导为深化冀津合作、推动共同发展，又在天津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会谈纪要。河北与京津分别就进一步深化9个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共识，其中涉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区域能源合作、产业规划衔接、金融商贸对接、人力资源协作等众多领域。京津冀合作的深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对河北来说，这一转折意义尤为重大。河北应抓住这次机遇，主动对接京津，积极接收京津的辐射，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迅猛发展，由于受功能与辖区内生产要素的限制，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其标志就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的出台。北京的新规划第一次把城市规划拓延到城乡统筹，第一次把北京定位于“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第一次提出兴建新城、调整单中心城市布局、实现城市均衡发展，即新北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去做全国经济中心；要做全国的表率，但不一定拿全能冠军。新修订的规划还第一次将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协调发展纳入视野，强调北京在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中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从而成为统筹区域发展的一大突破；同时，还第一次根据世界城市发展大势和自身优势，确立了“文化”和“宜居”的城市发展目标，以此打造城市品牌，最终通过在全球舞台上张扬东方文明古都的魅力来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新规划体现了北京市发展思路的战略性转变，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震动全国的首钢搬迁到河北的曹妃甸，这表明了新北京要彻底调整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瞄准“高端、高效、高辐射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抢占产业结构的制高点。同时，北京的发展目光还投向更大的舞台，在城南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和产业集群，吸引大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更好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顺义则重点发展“临空经济”，即利用拥有我国最大航空港――首都国际机场这个独一无二的资源发展航空物流业、现代服务业、高科技制造业，形成临空经济圈，助推北京、环渤海甚至亚太经济的发展。北京的新定位为京冀之间加强生产要素的互补与整合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京津冀深化合作的制约因素当前，京津冀虽然迎来了深化合作的新机遇，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有：第一，京津对河北辐射能力的制约。与深圳、浦东相比，天津滨海新区开放、开发较晚，北京、天津与香港、深圳及上海相比，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都有明显差距；市场化程度的差距就更为明显。第二，北京和天津主城区的产业发展虽已开始辐射周边，但由于两市各有自己的腹地，与上海和深圳也不同，一般情况下，会优先向自己管辖的腹地增加投资、转移产业。北京的城南行动计划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种局面对河北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第三，京津冀都市圈作为我国第三个增长极起步较晚，又共同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加上受自然禀赋条件的制约，形成产业梯度布局和分工的难度较大。第四，行政区划分割的现状，加上利益关系和现行干部政绩的考核办法，深化三方实质性合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此外，北京和天津因发展水平有所区别，对河北的辐射领域也有所不同。尽管存在种种制约，京冀深化合作的大势已开始显现，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顺势、借势，加快自身的发展。    四、“四个一”战略重点是我省“十二五”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中共河北省七届六次全会提出，实现"十二五"目标，必须坚持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举全省之力突出抓好"四个一"战略重点，形成区域竞相发展、协调发展新格局。一圈，即加快建设环首都经济圈。一带，即加快建设沿海经济隆起带。一区，即加快发展冀中南经济区。一批，即加快培育一批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这一思路准确把握省情实际，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龙头带动作用，对于我省“十二五”时期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实现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经济学中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极化空间中存在富有活力的经济单元，其增长速度高于该空间中的其他经济部门，从而形成具有推进效应的极化中心，带动整个经济的多维发展。这一理论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机制，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前，环渤海地区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作为国家首都的特大型城市北京出现了发展思路的战略性转变。北京的新功能定位对独具环首都区位优势的我省来说，意味着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四个一”战略重点的思路审时度势，紧抓机遇，立足全省，统筹布局，可以说为我省“十二五”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动力保障。一圈即环首都经济圈将是我省“十二五”时期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这是因为，我省直接环首都的各县（市、区）将率先与首都对接，实现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升级。生产要素一般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管理、技术和信息，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具备的因素或条件。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生产要素不断相互作用和优化组合的过程。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不但可以生产出不同的产品，而且会产生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并决定一个经济体的运行质量和发展阶段。过度依赖资源与环境、处于相对低端的要素投入结构是长期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深层根源。“十二五”期间，与首都接壤的各县（市、区），应率先与北京对接；对接就是服务，特别是要用市场经济的理念为北京这个大市场提供各种优质服务，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全面对接首都市场；不仅要为首都提供便利的交通和优质的环境，还要提供诸如绿色食品和休闲旅游等各种优质产品，同时要把自身打造成吸纳首都高端要素的市场。从更大范围来说，“十二五”期间环首都经济圈的建设应涵盖保定、廊坊、承德、张家口4个设区市的所有地区；其他各县、特别是主城区都大有文章可做。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我省的环首都经济圈不仅有条件吸纳北京的资金、技术、信息等高端要素，还可以借助环首都的区位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吸引战略投资者，优化自身的要素组合。一带即沿海经济隆起带将是我省“十二五”时期发展空间最为广阔的地区。秦唐沧沿海地区不仅拥有宝贵的港口、土地资源，还拥有大量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容量；这些要素条件加上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必将加快生产要素在这一地区的聚集，进而推动我省沿海经济带的隆起。我省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在重化工业领域已具备了较为坚实的产业基础，加上生产要素组合的低成本优势，只要沿着新型工业化的方向着力推进，这些产业在不断提升技术层次的前提下仍然具有加快发展的广阔空间。还应关注的是，我省的沿海经济带不仅要和天津的沿海经济带连为一体，还要早做准备与辽宁和山东对接。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各省市都在加快沿海经济带的建设，从长远看，整个东部沿海的经济带必然会连成一线。例如，辽宁以五点一线战略实现了从背朝大海到面向大海的转身，如今五点一线的点正在不断壮大，将来连线之后必然会向河北延伸。山东的经济总量很大，沿海经济带的发展速度很快。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各方的延伸都需要合作的伙伴。因此，我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不仅要依托京津、面向大海，还要深化与南北两省的合作，一区即冀中南经济区将是我省“十二五”时期依托交通优势大幅度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地区。这一地区是我省太行山山前产业带的重点区域，交通、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在这一区域内，不仅有蓬勃发展的省会城市，还有基础雄厚的重工业基地、新兴太阳能光伏产业基地和瞄准高端产业的美丽湖城。“十二五”期间我省的铁路建设将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疏港铁路为重点，完善铁路网络布局，预计到“十二五”末通车里程将达到8000公里，形成以省会石家庄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石家庄机场将改造扩建成区域型枢纽机场、北京主要分流机场和备降机场。“十二五”期间冀中南地区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周边加强合作。作为省内黄骅港的直接腹地，首先要与沧州沿海地区加强合作，形成联系紧密的河北“石邯黄”南三角。同时，借助于越来越便捷的交通优势，冀中南经济区还应加快与山东、山西、河南的合作。可以预见，“十二五”时期冀中南经济区的城市化进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都会大大加快；不仅传统产业的技术层次将明显提升，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有重大突破。一批即加快培育的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将是我省“十二五”时期一批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近几年来，我省推进企业强强联合，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加快产业集聚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二五”期间在此基础上加快培育的一批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必将成为一圈、一带、一区中起龙头带动作用的引擎。可以说，“一圈、一带、一区”与“一批”相辅相成，一圈、一带、一区的建设为“一批”的壮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环境，而“一批”也将成为“一圈、一带、一区” 加快发展的主要动力。两者紧密结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必将成为我省“十二五”时期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保障。“一圈、一带、一区”的战略构想指明了我省“十二五”期间生产力空间布局结构调整的方向，而一批加快培育的千亿元级工业聚集区和大型企业集团则承载了我省调整主导产业构成结构的主要任务。主导产业构成结构的优化升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来进行：一是通过对存量进行调整，使传统产业实现改造升级；二是通过增量调节，主要是通过上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大项目、好项目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一，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攻关的力度，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淘汰传统产业的落后产能，并不意味着这些产业就不能继续发展。钢铁、石化、电力、建材、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不仅现在支撑着我省的国民经济，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继续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问题是这些产业对资源环境依赖过大，产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偏低，因此必须通过技术进步不断优化升级。特别要引导企业继续深入开展“对标行动”，明确产品的升级目标，制订技术演进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努力培育技术品牌。有能力有条件的要搞自主创新，更多的单位要引进和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支持大型企业在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上发挥龙头作用，努力成为同行业的排头兵；落实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鼓励他们瞄准主攻方向，搞好技术改造，加快新产品研发，朝着“精、深、专、特”的方向发展。对一些高碳产业来说，节能减排的任务更为艰巨。但正因为这些产业碳排放强度大，减排的空间也很大。因此，要通过产业政策调整，鼓励高碳产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发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以技术进步带动整个产业升级；要鼓励企业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增强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要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强制淘汰高碳产业的落后产能。高碳产业“低碳化”不仅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完成碳减排任务的重要途径。第二，无论是一圈、一带还是一区，都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依托“一批”加快打造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群。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要求其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而且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并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综合效益。正因为如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我省借助区位优势，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通过增量快速带动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京津冀实现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省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了加快发展的基础。例如，在新能源产业中，光伏和风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保定、邢台、廊坊、张家口等相关产业聚集区和基地已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新材料方面，我省在硅材料、钒钛材料、碳纤维、高速钢、液晶材料等若干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某些材料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聚集了中电科集团54所、13所，河北德海科技公司等数十家企业和科研单位，已具有比较完整的从研发生产到系统集成和信息服务的卫星导航产业链。我省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应立足现有基础，在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重点发展，同时力争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所突破。此外，在石化深加工、绿色食品、林产业、海洋产业、文化创意、现代物流、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也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努力开创新局面。当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面临激烈的区域竞争，但战略性新兴产业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区域完全可以做到在产业内、甚至产品内分工，实现在更大区域范围的要素优化组合，从而达到共赢。河北经贸大学教授      于刃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