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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略哲学视野下的国家利益原则 屠春友 2008年08月01日17:04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摘要]任何战略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某种全局性和长远性需要而制定和实施的。国家利益不仅代表一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全民族或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国家利益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最高价值追求。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定亲疏，而要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战略最高准则。
[关键词]战略哲学； 国家利益； 价值取向； 国家关系
[作者简介]屠春友（1963-），男，辽宁康平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哲学、发展哲学。
战略哲学是一门研究战略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的应用哲学学科，是关于战略价值观和战略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从战略的价值视角看，战略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某种全局性和长远性需要而制定和实施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以及不同的国家（集团），都存在特定的战略价值取向，其涵义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国家利益”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它本质上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利益包含着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国家战略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国家对外交往中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
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关注对利益问题的研究。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都非常重视利益问题，重视利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它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18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对人类社会不同阶级集团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做了概括：“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还提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对政治权力具有决定作用。”[1]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承认存在个人利益，也承认还存在群体利益，主张把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利益纳入整个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并全面地论述了利益的本质、内涵、地位及作用。恩格斯还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2-1]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的特点。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历史环境的变化，人们认识、运用以及驾驭战略的能力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战略所服务的主体（阶级、民族、国家、政党及政治集团）的性质、地位和斗争的目标等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2-2]，“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2-1]。因此，国家利益首先是在这个国家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利益体现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它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
国家利益不仅代表一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全民族或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国家利益的民族性或社会性源于国家的民族性或社会性。任何国家都是由特定的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作为管理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机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全民族和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在民族国家里，尽管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但不同阶级在对外关系中又会表现出某些共同的民族属性，因而不同阶级在特定情况下会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在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压迫上，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利益；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不同阶级也存在某些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客观存在着的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构成了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我国领导人历来重视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谋划对内对外战略。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3]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顶住外部的各种压力，抵制一些大国的无理要求。中国领导人同时注意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自动保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和谐结合。1952年，周恩来就提出：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自信心应该坚持，但如有骄傲自大情绪，就会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他还提出要“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认为“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我们的国际主义要各国都独立平等”[4]。在世界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根据时代内容的变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利益问题，确立起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整的国家利益观，为制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目标。邓小平在对历史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明确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5-1]这就是说，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国家利益是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这一最高准则的提出为我国的对外战略确立了出发点和归宿，为我国制定新时期的对外战略确定了指导思想和依据。
我国依据国际环境、国家实力、国家目标来确定我国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把我国的国家利益重点放在主权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上，把它们作为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和战略的最高价值追求。
第一，主权、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前提。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是由政府、领土和国民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主权和安全是一个国家最起码的生存利益和安全利益。独立行使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根本标志，安全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就没有安全可言，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也就不会有独立的主权。因此，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保障领土完整、保证人民安宁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5-2]这就指明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所在，也表明了我们在维护国家这一基本利益方面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邓小平还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5-3]邓小平强调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5-1]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正是由于我们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我国的主权安全利益才得到维护；也正是我们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才得以不断巩固和提高。
第二，经济利益是新时期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的经济利益是整个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现实手段。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再好的战略目标也只能是海市蜃楼，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各个社会阶级和集团通过政治纲领表现出来的政治利益和与此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斗争，都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应该承认，经济利益在国家安全中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经济利益是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昌盛的最根本利益，在诸多国家利益中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附属于经济利益，并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产生。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具体体现，服务于、服从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2-3]。一旦抽去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他利益也就成为空洞的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证，它也就没有独立和安全可言。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往往是经济上失败的最终结果。国家的战略利益一旦失去对经济利益的明确认识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6]
从总体上讲，只有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其他利益。没有经济利益的维护，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也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旗帜不倒。所以，经济利益是核心利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大国来说更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二、国家利益原则是战略思维的最高准则
战略学家认为，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原则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宏观战略谋划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即使是联盟战略，也不能凌驾于各加盟国自身利益之上，而只能是各国共同利益的体现，否则这个战略注定会失败，联盟也迟早会解体。因此，战略思维总是从国家利益中获得思想的原动力。帝国主义政策是掠取别国的利益，要么是欺凌弱小国家，要么是相互之间的争夺，它们的进攻战略就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制定的。反对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也必须由此出发制定防御的战略，保卫自己的利益。一些国家寻求扩张自己的利益，另一些国家要抵制这种扩张，维护属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世界各国战略的根本对立点就在这里[7]。
国际战略谋划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利益决定国际战略的目标；二是国家利益观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总的指导思想。国际战略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谋划，那么，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就必然是国家的目标。国际战略目标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本国利益而对其国际行为目标作出的选择。正确判断国家利益是制定国际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也是确定国际战略目标的起点，是国际战略目标选择的决定性环节。
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直接决定国际战略目标，国家利益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则作用于国际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主权国家在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国际战略的各个阶段上，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念观察一切，统帅一切，而是以国家利益的观念衡量一切，指导一切。例如，国际战略形势是客观的，不以一个国家的利益需求为转移，然而每个国家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却离不开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不仅决定国际战略目标的确定，而且直接参与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途径、手段选择与实施。一项战略指导方针或实施方案是否正确、是否可行，最终要以对国家利益的利害为尺度来判定。为了取得某种国家利益，付出过高的代价，损害国家的核心利益会得不偿失。然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出现偏差和错误，就会使指导方针和实施方案失去正确的依据，从而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把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作为战略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战略家应当具有的最高责任和思想境界。战略哲学所追求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始终把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进行战略研究和战略思维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任何战略及战略思维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权利的集中体现，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安全环境、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需要。这种国家利益，对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全民利益与意志的集中，对外则有利于发展互利合作的国际交往，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应当明确，进行战略思维只能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利益出发。
三、国家利益原则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核心原则
国家行为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同样不可能超越国家利益目标的制约。历史证明，即使在社会制度相同、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之间，同样会因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国家利益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而存在的事实。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在于：
第一，国家利益的自发性。国家利益并不是人们有意创造或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内在需求。国家利益的存在并不依据主观的想象，它有自己的自然形成过程，它不需要人们去寻找而自发地表现出来。当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产生错误时，它还会以它自己的形式存在，而且还会迫使人们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错误做出修正，以适应它的需要。
第二，国家利益的普遍性。所有主权国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凡是有作为的国家领导人和决策者，都会按着国家利益来决定和实行国内外政策。
第三，国家利益的稳定性。国家利益根源于国家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在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一国的国家利益不会改变，它会保持相对稳定。大多数政体比较稳定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会因政府的更迭和人事的变动而摇摆不定，在相当长时期内会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和国家外部环境的不可选择性。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国家利益是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所产生的需求，是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的要求。社会物质生产本身是客观的，国家利益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直接表现，其内容反映着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物质条件状况，因而它是不可选择的。从国家外部环境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的。这个环境的状况如何是一个国家作出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外部的环境是不能选择的，一定时期特定的外部环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个国家无力改变的。
虽然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或概括是主观对客观作出的反映。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的主观性影响着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解释。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判断受各种因素制约。
一是价值观念。当今世界是一个存在阶级差别和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自然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每个人对外部事物的认识是与其所在的阶级和价值观念系统紧密相联的，受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影响，往往为所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左右。因此，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必然受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其控制的国家政府机构来解释所代表的国家利益。
二是民族属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特定的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组成的，每个民族在民族国家里，尽管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但维护本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的需求也必然会反映到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中，不同阶级在对外关系中必然会表现出共同的民族属性。在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压迫上，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方面，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也会存在利益的一致性。这种民族属性是一国国家政权得以维护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如果无法摆正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本民族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的关系，如果统治者以民族利己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来煽动民族情绪，那么国家利益就会受民族利益所左右。
三是认识能力。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则是主观的，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也是人们对客观的能动反映。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主观认识能力的影响。当人们认识能力不及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可能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会与客观实际有巨大的差异。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就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还要对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了解和对自身的全面掌握。只有当主观认识能力接近或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四是国家战略目标。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战略所要实现的预期任务，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里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战略意图的具体化。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而国家战略任务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只有在对国家利益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正确的国家战略目标。一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一旦确立，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在主要任务完成过程中，随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会作用于人们的认识，对未来国家利益判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有可能带来对国家利益认识上的重大变化。正确判断国家利益首先是在主观上如何正确地反映国家利益的客观性，缩小主客观之间的差距，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把国家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战略的核心原则，是由国家利益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是外交政策的本质和目标，是判断和指导对外关系的基本标准。无论属于何种文化传统或实行何种意识形态，国家行为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在当今乃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国际社会也依然是各国国家利益的角逐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斗争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看待和处理国家关系的论断。这就告诉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时，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1]，252[-2]，250[-3].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0.
[4] 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91.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1]，348[-2]，12[-3].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0～241.
[7] 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147～151.
[摘要]任何战略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某种全局性和长远性需要而制定和实施的。国家利益不仅代表一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全民族或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国家利益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最高价值追求。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定亲疏，而要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战略最高准则。
[关键词]战略哲学； 国家利益； 价值取向； 国家关系
[作者简介]屠春友（1963-），男，辽宁康平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哲学、发展哲学。
战略哲学是一门研究战略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的应用哲学学科，是关于战略价值观和战略方法论的理论体系。从战略的价值视角看，战略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某种全局性和长远性需要而制定和实施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代以及不同的国家（集团），都存在特定的战略价值取向，其涵义和内容也不尽相同。“国家利益”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它本质上是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利益包含着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国家战略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国家对外交往中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
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关注对利益问题的研究。在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时都非常重视利益问题，重视利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它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18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对人类社会不同阶级集团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做了概括：“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他还提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对政治权力具有决定作用。”[1]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承认存在个人利益，也承认还存在群体利益，主张把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利益纳入整个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并全面地论述了利益的本质、内涵、地位及作用。恩格斯还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2-1]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的特点。随着社会形态的更迭，历史环境的变化，人们认识、运用以及驾驭战略的能力在不断得到提高的同时，战略所服务的主体（阶级、民族、国家、政党及政治集团）的性质、地位和斗争的目标等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2-2]，“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2-1]。因此，国家利益首先是在这个国家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利益体现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它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国家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
国家利益不仅代表一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全民族或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国家利益的民族性或社会性源于国家的民族性或社会性。任何国家都是由特定的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作为管理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机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全民族和全社会的某些共同利益。在民族国家里，尽管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但不同阶级在对外关系中又会表现出某些共同的民族属性，因而不同阶级在特定情况下会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在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压迫上，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利益；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不同阶级也存在某些利益的一致性。由此，客观存在着的全民族、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构成了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我国领导人历来重视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谋划对内对外战略。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3]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国家利益，捍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顶住外部的各种压力，抵制一些大国的无理要求。中国领导人同时注意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自动保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和谐结合。1952年，周恩来就提出：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自信心应该坚持，但如有骄傲自大情绪，就会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他还提出要“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认为“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我们的国际主义要各国都独立平等”[4]。在世界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根据时代内容的变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利益问题，确立起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整的国家利益观，为制定国家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目标。邓小平在对历史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明确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5-1]这就是说，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国家利益是影响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这一最高准则的提出为我国的对外战略确立了出发点和归宿，为我国制定新时期的对外战略确定了指导思想和依据。
我国依据国际环境、国家实力、国家目标来确定我国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把我国的国家利益重点放在主权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上，把它们作为新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和战略的最高价值追求。
第一，主权、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前提。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是由政府、领土和国民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主权和安全是一个国家最起码的生存利益和安全利益。独立行使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根本标志，安全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就没有安全可言，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也就不会有独立的主权。因此，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保障领土完整、保证人民安宁是一个国家生存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5-2]这就指明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所在，也表明了我们在维护国家这一基本利益方面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邓小平还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5-3]邓小平强调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5-1]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正是由于我们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我国的主权安全利益才得到维护；也正是我们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才得以不断巩固和提高。
第二，经济利益是新时期国家利益的核心。国家的经济利益是整个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达成国家战略目标的现实手段。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再好的战略目标也只能是海市蜃楼，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各个社会阶级和集团通过政治纲领表现出来的政治利益和与此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斗争，都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应该承认，经济利益在国家安全中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经济利益是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昌盛的最根本利益，在诸多国家利益中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其他方面的国家利益附属于经济利益，并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产生。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具体体现，服务于、服从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2-3]。一旦抽去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他利益也就成为空洞的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保证，它也就没有独立和安全可言。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往往是经济上失败的最终结果。国家的战略利益一旦失去对经济利益的明确认识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6]
从总体上讲，只有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才能维护国家的其他利益。没有经济利益的维护，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也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旗帜不倒。所以，经济利益是核心利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还相对落后的大国来说更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
二、国家利益原则是战略思维的最高准则
战略学家认为，战略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是国家利益的总代表。国家利益原则是战略的最高准则，任何宏观战略谋划与战略方案的提出都是为特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从来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战略。即使是联盟战略，也不能凌驾于各加盟国自身利益之上，而只能是各国共同利益的体现，否则这个战略注定会失败，联盟也迟早会解体。因此，战略思维总是从国家利益中获得思想的原动力。帝国主义政策是掠取别国的利益，要么是欺凌弱小国家，要么是相互之间的争夺，它们的进攻战略就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制定的。反对霸权主义政策的国家也必须由此出发制定防御的战略，保卫自己的利益。一些国家寻求扩张自己的利益，另一些国家要抵制这种扩张，维护属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世界各国战略的根本对立点就在这里[7]。
国际战略谋划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利益决定国际战略的目标；二是国家利益观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总的指导思想。国际战略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谋划，那么，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就必然是国家的目标。国际战略目标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最大限度地获取本国利益而对其国际行为目标作出的选择。正确判断国家利益是制定国际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也是确定国际战略目标的起点，是国际战略目标选择的决定性环节。
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直接决定国际战略目标，国家利益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则作用于国际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主权国家在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国际战略的各个阶段上，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念观察一切，统帅一切，而是以国家利益的观念衡量一切，指导一切。例如，国际战略形势是客观的，不以一个国家的利益需求为转移，然而每个国家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却离不开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不仅决定国际战略目标的确定，而且直接参与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途径、手段选择与实施。一项战略指导方针或实施方案是否正确、是否可行，最终要以对国家利益的利害为尺度来判定。为了取得某种国家利益，付出过高的代价，损害国家的核心利益会得不偿失。然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出现偏差和错误，就会使指导方针和实施方案失去正确的依据，从而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把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作为战略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战略家应当具有的最高责任和思想境界。战略哲学所追求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始终把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进行战略研究和战略思维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任何战略及战略思维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在我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和权利的集中体现，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共同需要，包括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安全环境、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需要。这种国家利益，对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全民利益与意志的集中，对外则有利于发展互利合作的国际交往，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应当明确，进行战略思维只能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利益出发。
三、国家利益原则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核心原则
国家行为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战略同样不可能超越国家利益目标的制约。历史证明，即使在社会制度相同、意识形态一致的国家之间，同样会因国家利益的不同而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国家利益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而存在的事实。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在于：
第一，国家利益的自发性。国家利益并不是人们有意创造或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形成之日就存在的一种自然的内在需求。国家利益的存在并不依据主观的想象，它有自己的自然形成过程，它不需要人们去寻找而自发地表现出来。当人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识产生错误时，它还会以它自己的形式存在，而且还会迫使人们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错误做出修正，以适应它的需要。
第二，国家利益的普遍性。所有主权国家，不论其领土大小、人口多寡、社会制度如何、实力强弱，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政府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凡是有作为的国家领导人和决策者，都会按着国家利益来决定和实行国内外政策。
第三，国家利益的稳定性。国家利益根源于国家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在社会生产水平和外部环境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一国的国家利益不会改变，它会保持相对稳定。大多数政体比较稳定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不会因政府的更迭和人事的变动而摇摆不定，在相当长时期内会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和国家外部环境的不可选择性。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国家利益是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所产生的需求，是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的要求。社会物质生产本身是客观的，国家利益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直接表现，其内容反映着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物质条件状况，因而它是不可选择的。从国家外部环境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的。这个环境的状况如何是一个国家作出国家利益判断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外部的环境是不能选择的，一定时期特定的外部环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个国家无力改变的。
虽然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或概括是主观对客观作出的反映。人们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的主观性影响着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解释。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和判断受各种因素制约。
一是价值观念。当今世界是一个存在阶级差别和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自然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每个人对外部事物的认识是与其所在的阶级和价值观念系统紧密相联的，受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治统治需要影响，往往为所在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左右。因此，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必然受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其控制的国家政府机构来解释所代表的国家利益。
二是民族属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特定的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组成的，每个民族在民族国家里，尽管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但维护本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的需求也必然会反映到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中，不同阶级在对外关系中必然会表现出共同的民族属性。在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压迫上，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历史传统方面，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也会存在利益的一致性。这种民族属性是一国国家政权得以维护和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民族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如果无法摆正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本民族利益与其他民族利益的关系，如果统治者以民族利己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来煽动民族情绪，那么国家利益就会受民族利益所左右。
三是认识能力。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则是主观的，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也是人们对客观的能动反映。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主观认识能力的影响。当人们认识能力不及时，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可能是不全面的，得出的结论也会与客观实际有巨大的差异。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就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还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还要对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了解和对自身的全面掌握。只有当主观认识能力接近或符合客观实际时，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四是国家战略目标。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战略所要实现的预期任务，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里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战略意图的具体化。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而国家战略任务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只有在对国家利益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才能确立正确的国家战略目标。一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一旦确立，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在主要任务完成过程中，随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会作用于人们的认识，对未来国家利益判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并有可能带来对国家利益认识上的重大变化。正确判断国家利益首先是在主观上如何正确地反映国家利益的客观性，缩小主客观之间的差距，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把国家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战略的核心原则，是由国家利益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的。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是外交政策的本质和目标，是判断和指导对外关系的基本标准。无论属于何种文化传统或实行何种意识形态，国家行为都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在当今乃至今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主体，国际社会也依然是各国国家利益的角逐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斗争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提出了“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看待和处理国家关系的论断。这就告诉我们，在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时，必须“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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