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交警中队陈杰明:宋圭武：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与出路

　　宋 圭 武

　　目 录

　　第一章 问 题

　　一、糟老汉与傻女子: 由一个案例看中国文化的特点

　　二、中国的节日文化正在堕落化

　　三、话说国人的零一二三四五

　　第二章 出 路

　　一、文化自觉关键是要形成自觉人格

　　二、面子文化与民主政治

　　三、论中西文化之结合

　　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与出路

　　宋 圭 武

　　十七届六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将成重中之重，对此，笔者将自己近些年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章 问 题

　　一、糟老汉与傻女子: 由一个案例看中国文化的特点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西北某地一个较为偏僻的村庄里。生产队长为了照顾一位60多岁的老汉和一位20岁左右且有些弱智的女子，在安排任务时，特意将他们二人分配去放羊。在当时，放羊算是较好的农活，既不需过多体力，也不需花费脑力，人也显得更为自由一些。生产队长分配他们二人去放羊，也是考虑到他们二人的实际情况。当时村里人和队长都没有考虑太多，想是不会有什么事。因为一是老汉年龄大了，并且平时也没发现老汉有什么问题；二是那女子不但有些傻，而且是一脸的麻子。但后来还是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老汉利用旷野僻静的机会诱奸了少女，致使少女怀了孕。事情发现后，少女的家长赶紧将少女嫁给了邻村一位同样有些弱智的小伙子。村上对老汉的处理意见是：挂牌游街。但后来，经街坊邻居说情，对老汉的处理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村里人对这件事的主导意识是：一，老汉年龄大，应当给予照顾；二，少女是有智力缺陷的，处理应与正常人有区别；三，都是一个村子的，应“和为贵”；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五，老汉所在家族是本村世家，而少女所在家庭是外来户；六，凡事应取“中”；七，此事张扬出去村里人没面子，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上述村民的主导意识最终直接和间接影响了对老汉的处理过程和结果。

　　上述事件实质体现的是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老汉与女子的一场博弈。虽然这件事只是发生在中国农村千万事件中的一件，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具体分析这件事，我们可更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中所蕴涵的一些博弈特点。

　　1.有利于做坏事的，不利于做好事的。老汉与少女的博弈，老汉是做坏事的，少女是受害者，但最终处理结果有利于老汉。为什么，因为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和为贵”及取“中”的处事原则前提下，博弈结果一般是有利于做坏事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选择做坏事，还是选择做好事，取决于二者的成本收益分析。这里的收益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成本也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两个方面。一般而言，人们总是要综合考虑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收益与成本，以期实现在特定效用偏好结构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由于每个人的效用偏好结构一般是不同的；所以，在现实中，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可能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但不管情况如何，其决策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一个良好和有效的社会规则，应当满足：做坏事的个人成本大、个人收益小，做好事的个人收益大、个人成本小。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求“和”和取“中”的价值导向，只能使本应付出成本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成本支出，本应得到收益大的一方却减少了收益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更偏好于做坏事。因为，虽然做坏事的社会成本大，但社会并没有让其付出真正的个人成本；相反，做坏事所得到的个人收益却并没有减少多少。另外，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平均主义，本质上也有一种使收益者减少收益、使应付出成本者减少成本支出的价值倾向。在上述事例中，村里人顾面子的想法也是一个对老汉有利的因素。大家怕事情张扬出去，损了村里人的面子，只好低调处理。但造成的结果是：苦了傻女子，乐了糟老汉。所以，中国人顾面子，导致的结果是：有了形式，但丢了实质；有了外表和形象，却失去了灵魂。

　　2.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在当时缺少法治的环境中，老汉和少女的博弈，老汉是强者，少女是弱者。首先，从个人能力看，老汉是智力健全者，而少女是弱智；其次，从社会关系看，老汉有人际背景，而少女缺少人际背景。所以，不管从那一方面看，老汉都是博弈的优势方。在家族本位、亲情本位、关系本位、血缘本位的处事原则前提下，老汉的理论优势最终就会转化为现实优势。这里深层次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富于弹性和随意性及人治的特征。文化的灵魂是价值，是规则。文化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凝聚、导向、整合和规范的功能。而规则本身又是人们谋利的一种手段。在强者和弱者共同参与的博弈中，如果规则不具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则博弈结果未必一定有利于强者。但在规则有较大弹性和随意性的情况下，博弈结果会多数有利于强者。主要原因是：规则的弹性和随意性导致了规则有效性的降低，这时，博弈双方的结局主要取决于二者的个人实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另外，由于规则的生成和运用本身具有强势主导的倾向，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规则会体现一种为强势服务的工具倾向。在上述事例中，体现的就是这种状况。亲情、关系、血缘、“和为贵”等意识和处事原则成了老汉可以利用的工具。反过来，假如，受害者是老汉，少女是做坏事的，则处理的情况一定会是另外一种结果。所以，规则本身也是一种工具。只有刚性的规则，才能为社会合理性提供一定的前提条件。反之，若规则随意性大，则其实际所体现的最大功能就是更多成为了为强者服务的一种工具。所以，在规则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假如你犯了事，这时问题就不是看你犯的事大不大，而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的。一个人越是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处理的结果对其就越有利；反之，则反之。

　　3.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了社会效应。上述事例从处理过程看，更多是考虑了个人效果，而没有考虑社会效果。如此处理此事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从中国文化的一般特点看，这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社会整体效应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外。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从人本的角度看，注重个人效应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但任何个人效应都应符合社会理性原则，否则，最终吃亏的仍是具体的个人。上述事例就是一个例证。因为社会秩序的混乱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利的。所以，只注重个人效应，不注重社会整体效应，就有可能使社会最终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中，不能自拔或难以自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就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些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现象，实质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表现。中国人很聪明，在文化中也体现了一种个人的聪明主义。但这种个人的聪明主义往往只会导致整体的一种糟糕结局。所以，聪明只体现个体理性，不体现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只有转变为社会理性，才是真正的大聪明。社会理性要求不仅要考虑个人效应，也应考虑社会效应。有了社会效应，最终也会有助于个人效应的实现，而且能使个人效应得到更好和更长远的实现。在上述事例中，如果对老汉能有一个严肃的处理结果，则对社会产生的效果就大不一样。杀一儆百，对社会秩序就有一个良好的促进作用。社会秩序转好，则对大家都有好处。

　　4.有利于熟人，不利于陌生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上述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反映了一种熟人原则。老汉是村里的“熟人”，弱智女子是外迁户。所以，村里人更关心对老汉的处理，而对女子的关注度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处理结果偏向老汉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熟人原则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血缘原则。熟人原则导致社会游戏规则的二重化。在熟人之间，是一套游戏规则；在陌生人之间，是另一套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多重化将直接增大社会的运转成本并将更多诱致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另外，熟人原则也导致一种关系本位。人们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将会更偏好于拉关系，而不是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的生产方面或是真正的发展个人能力方面。所以，熟人原则最终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当然，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熟人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偏好熟人并非就必然是不合理的，这里也有个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相对于陌生人而言，人们对熟人了解的更多，从而在熟人之间决策就更容易一些。一般来说，讲熟人原则不能离开社会理性，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这里更不能将熟人原则扩展为关系本位。当然，如果符合社会理性，决策或有关行动偏好熟人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社会离不开熟人，但不能有熟人本位或关系本位。

　　5.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将来时和现在时是一种从时态角度考虑的文化观。在老汉与女子的博弈中，老汉更关注现在时，而对将来时老汉是关注不够的。这也反映了老汉的一种人格特征。老汉与弱智女子相比，老汉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时间更长，对中国文化的精神领悟也更深一些。所以，在老汉的行动中，也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一些特性。实际上，中国文化所体现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大家都是认可的。这种现实性和功利性在时态上的表现就是只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目前，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与机会主义的泛滥都与此有极大关系。将来对现在是一种制约。从哲理的角度看，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现在。这里存在的情况是，虽然中国文化没有将来时，但有过去时，且对过去时是高度关注的。老祖宗不能丢。传统总是好的。祖宗是我们的权威，是我们命运的掌握者。但过去毕竟是过去，过去说明不了现在，也更说明不了将来。所以，中国要发展，不能只靠过去。但过去又构成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过去、现在、将来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三者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统一；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三者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

　　当然，中国文化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笔者的一些结论仅仅是从一件案例出发分析得到的，这对概括中国文化的全部特点是很不全面的。但窥一斑而见全貌，文化的特性总是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事件的博弈过程中。通过一个例子来分析，对认识的深化也是大有俾益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做好目前的工作。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结合上述事例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和谐社会必须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本质是规则的统一和硬化。规则不能有弹性和随意性，不能有两套规则，否则，等于没有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社会。规则的有效性是社会高效运转的基本条件。另外，法治社会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例外。强者与弱者，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主体。和谐社会不允许有些人只有权利，而有些人只有义务，权利与义务应当是有机统一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王子犯法，应当与庶民同罪，这既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2.和谐社会必须是公平社会。和谐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人尽可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同时，也要对弱者提供有效保护。公平是和谐的一个有效条件。有了公平，人们的内心世界就有了平和，社会也就有了稳定的保证。另外，公平与效率实质是统一的。所谓公平，实质应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与社会对个人的报酬实现了有机统一。公平与平均不同，平均的实质是不公平，平均与效率是对立的。所以，社会有了公平，人们将会更加积极地为社会做好工作。因此，公平也是实现社会效率的一个保证条件。

　　3.和谐社会必须是友爱社会。和谐社会不是“狼的丛林”，不是上例中老汉对女子所表现出的兽性世界。和谐社会是人性社会。人性的本质是爱，没有爱，就没有人性，也就没有社会，只有动物世界。为此，人性化、人本化、人道化应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对此，和谐社会在制度构建层面上应努力体现人性原则、人本原则、人道原则及三者的有机统一。制度是让世界充满爱的保证。和谐的社会制度体系应当为那些给予社会最大爱的人以最大的回报。

　　4.和谐社会必须是理性社会。理性社会要求决策要注重整体性、长远性、科学性，而不是局部性、个人性、眼前性、鲁莽性。和谐社会的持续性要求任何决策都应体现社会理性原则。那种只注重个人效应，忽视整体效应的决策，从长远角度看，对社会或对个人而言，最终都是不明智的。和谐社会不应是“囚徒困境”，和谐社会体现的应是社会的最优均衡。而社会最优均衡的实现，理性是重要的保证条件。当然，这里的理性不是指个人理性，而是指社会理性。个人理性只有与社会理性统一起来，才能最终使社会和个人都实现理想状态。

　　5.和谐社会必须是诚信社会。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所以，诚信是秩序的灵魂。和谐社会离不开秩序，所以，和谐社会必须是诚信社会。目前，诚信缺乏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解决，笔者认为：根本是文化的整体创新，但突破点在制度创新方面。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是一个配套餐，是一个互相适应的范畴；另外，三者也是连环套，相互之间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国的发展，最终必然是总体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在某一方面。

　　二、中国的节日文化正在堕落化

　　中国的节日正在变成“劫日”。春节成“春劫”，情人节成“情人劫”，教师节成“教师劫”，等等。

　　从节日的起源看，节日更多体现的是神圣性和纯洁性，但在世俗文化和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节日却成了变相抢劫和变相交易的一种肮脏超市。

　　出自节日的抢劫和交易，往往是借着节日的神圣和纯洁而进行的。由于有神圣性和纯洁性的掩护，所以，对抢劫和不正义交易就有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在节日里，权力、血缘、面子，各种机会主义成分泛滥成灾。

　　权力，成了节日神的替代者。由于缺乏神圣性的崇拜，于是，权力，就成了节日最大的神，节日就成了权力崇拜的集市。人们每逢节日，就会给权力烧香磕头。在这种情况下，权力自然是最高兴的。但对烧香磕头者而言，权力的施舍最终是有限的，更多的都是白付出，都是一厢情愿。因为大家都烧香磕头，而资源是稀缺的，最终就看谁心最诚，钱最多。在这种情况下，付出最多的，未必就能得到完全的回报，很可能只能收回一部分投资，而更多的投资，就是打水漂，只能给投资者以心理上的安慰，或者祈求权力只要对自己不要祸害就是最大的满足，也就是花钱买平安。

　　血缘，也是需要祭奠的对象。血缘，这是天然的感情，也是合作的基础。但在世俗世界和市场经济中，血缘的纯洁是有边界的，除非核心的成员，否则，血缘就更多是形式，而实质更多是货币和交易的需要。对于处在血缘边界的关系而言，就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从历史看，中国的血缘文化是浓重的。但在市场经济货币流的冲击下，血缘的成分也在逐渐淡化，而货币却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感人。另外，血缘发挥作用的边界也在不断缩小，越来越多的范围被货币的作用所取代。

　　若权力与血缘结合到一起，那就珠联璧合，文武双全，就具有了很大投资价值和祭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血缘可以依靠权力，权力也可以依靠血缘。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节日也是隆重的，就会门庭若市，靠边的，不靠边的，只要能拉扯上，就都来朝圣，都来烧香。

　　面子，也是节日的一种神。面子是形象识别符号，有面子，就有身份，就好进交易的集市，就好与大家一同抢劫和一同崇拜。所以，面子是进入交易圈的门票，没有面子，就是孤独的。由于此，所以在节日里，人们为了面子，投资有时也是慷慨的。在节日里，城市在花钱撑面子，宁可下岗工人灯黑，也要霓虹灯彻夜五彩缤纷；家庭在花钱撑面子，宁可家里吃炒面，也要外面门楼大红灯笼高高挂；个人在花钱撑面子，宁可内裤不穿，也要西装笔挺。在面子中国，面子实质就是一种神，不得不让许多人进行崇拜，进行投资。

　　权力、血缘、面子，三者扭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人节日崇拜的真神。节日就是这三者狂欢的日子，也是这三者联合进行抢劫和进行交易的日子。

　　节日变成“劫日”，节日就是肮脏的。若神圣的节日都变肮脏，干净的日子在什么地方？

　　节日如何走向神圣，正义和良心是两个轮子。每个人都应用心培育心中的正义和良心，节日神圣的园地就会遍地花簇，节日就会永远是人类精神的春天。

　　三、话说国人的零一二三四五

　　（一）国人公共意识≈零

　　中国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其中公共意识缺乏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至少在一般意义上，这个命题还是成立的。

　　注重自我是人的天然属性，国人当然也不例外，但相比较而言，国人公共意识又是更为缺乏的，这里产生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

　　首先，长期的集权统治是造成公共意识缺乏的体制前提。在集权统治下，国家是皇帝的，民众不是国家的主人，只有皇帝是主人，所以，民众就很难产生主人翁意识。另外，集权统治对民众过多参与政治事务也是不欢迎的，因为若民众过多参与政治，权力集中就无法体现，所以，集权本质上是不需要民众的公共意识的，要的只是民众的服从意识。在中国，经过几千年的皇权统治，对民众的公共意识是一个极大和长期的摧残。

　　其次，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催生公共意识缺乏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本质是封闭和分散的，这种封闭性和分散性是不利于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培养的。又因为小农经济缺乏合作或合作都是小范围的，所以，也就很难催生合作意识，而合作意识又是产生公共意识的基础。另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分工是缺乏的，而社会化大分工的缺乏对培养公共意识也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社会化大分工增加了公共交往，而公共交往的增加对提高公共意识也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血缘文化又进一步淡化了公共意识。血缘文化本质是一种封闭文化和圈子文化，他衍生的是一种封闭意识和圈子意识，而公共意识与圈子意识和封闭意识本质是不相容的。公共意识体现的是普遍性，而血缘意识体现的是特殊性。所以，在中国，这种血缘文化是造成国人公共意识缺乏的文化温床。

　　第四，社会秩序的缺乏也会进一步淡化国民的公共意识。在社会秩序缺乏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加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增加对自我的关注度。回顾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秩序缺乏是一种普遍情况。要么治，要么乱，社会总是处于一治一乱的循环。在治的情况下，社会统治的法则又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而明文的规则只是一个摆设，所以，中国社会的所谓“治”，主要表现就是社会稳定而已，但社会稳定并不表示社会就有秩序和规则，由于“治”的本质是人治，所以，社会运行在深层次上是缺乏秩序的。在乱的情况下，秩序的缺乏就更不用说了，这时，社会就基本没有了道理和正义，就剩下强盗和利益。所以，在秩序缺乏的情况下，人们就无法选择公共活动，就无法通过公共活动来体现正义的价值，这时，有良心的人就只好选择明哲保身的策略，以求取得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一种平衡。

　　国人公共意识的缺乏是中国现代化的强大阻力。首先，意识是具有强大惯性的。在中国，要改变受几千年皇权政治、小农经济、儒家文化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国人公共意识缺乏的现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次，国人公共意识缺乏导致规则意识差，法治意识差，合作意识差。规则本质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意识差必然规则意识就差。另外，规则意识差，法治意识也就差，因为法治需要守规则的人才能很好实现。还有，公共意识缺乏，合作也就困难。大家在一块合作，如果老算计着自己的利益，合作就是很难的，这时合作的监督成本也就很高，也就很难体现出合作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

　　从现实看，落后意识对发展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不同的意识水平，必然要求不同的经济形式去适应，如小岗村就是一个因公共意识缺乏而导致经济形式必须与他适应的典型例子。现代化要求合作和守规则，而小岗村却体现的是相反的一面。由于公共意识和合作意识缺乏，合作的优势就无法体现，所以，小岗村变革就有了一种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实质反映的就是一种对落后性意识的适应，而不是对落后性的超越。从经济学角度看，没有合作，就没有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所以，小岗村只有超越自身缺陷，树立坚固的公共意识，积极走合作化道路，才能与现代经济形式相适应，否则，发展就是艰难的，就不会有大发展，就只有小富，就不会有大富。

　　公共意识，实质体现的是国人的长期利益。所以，中国要想实现长期发展，就必须建立起公共意识。但国人公共意识的建立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推进和创新。目前，笔者认为，中国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应当更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改革开放30年，主要是改革和发展，但现在发展的阻力是越来越大，改革越来越难以深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主体的人文精神的制约，如诚信的缺乏，公共意识的缺乏，规则意识的缺乏，等等。所以，今后30年，中国应当重点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而改造国民性，可从习俗入手。这里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要用法治化推动国民习俗的改造。要加大对公共意识缺乏和不良公共习惯的制裁力度，同时，要广泛运用教育、文艺等各种手段，进行对民众的宣传和教育。当然，在注重国民性改造的同时，也要不断创新制度和体制；同时，也要大力发展经济，积极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另外，也要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总之，改造国民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多种手段并用。

　　（二）一个目标：现世总效用的最大化

　　追求总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人类生存本能的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恰当表现。

　　其中一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来世者，其一生仅指现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现世效用的最大化；一种是有来世者，其一生不仅指现世，而且也包括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是来世和现世效用之和的最大化。

　　由于中国人缺少超越界，所以，更多的中国人的人生目标是追求现世效用的最大化。

　　（三）两个主要人生支点：性和饮食

　　人生在世，总是需要支点的。支点规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支点，人生就是虚无。当然，也有些人将虚无本身当成人生支点的，但这毕竟是例外和少数，而大多数人总是有一种明确生活导向的，这种导向就为存在提供了一种意义，在此意义下，人生也找到了价值的支撑和落脚点。

　　笔者在这里讨论的意义支点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表现出的意义支点，而非反映在理论上的抽象的意义支点。同时，这里讨论的是一般情况，而非特殊情况。由于社会生活总是复杂的，所以，有关社会现象的许多命题，反例总是很多的。当然，尽管有特殊情况，但总是存在一般情况的，这种一般情况也就是本文讨论的情况。

　　本文不讨论抽象的意义支点，主要是因为反映在抽象理论层面的的意义支点与实际往往是脱节的，甚至有时抽象的意义支点往往是对实际意义支点的反动和压抑。例如，在抽象理论层面，人们追求正义，但在社会实际层面，人们往往表现出的是非正义。在抽象层面，人们呼唤诚信，但在实际层面，却是不诚信。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越是抽象理论层面呼唤的东西，越是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缺乏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越将讨论定位在抽象理论层面，你的结论就与实际出入越大，你的讨论也就越无意义。

　　在中国人的人文传统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生意义支点：性和饮食。性和饮食是隐藏在中国人心中的真正的上帝，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实际的意义支点。虽说中国人崇拜关帝、崇拜土地爷、崇拜……，但回归点是性和饮食，最终是满足性欲和食欲。当然，在中国，也有少数不受性与饮食限制的理想者和超越者，如屈原、岳飞、文天祥等，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人，是围绕着性与饮食在进行人生的旋转表演。

　　人生有两种本能：一种是存在的本能；一种是死亡的本能。性和饮食在中国人身上，既体现存在本能，也体现死亡本能。

　　性的存在本能主要是通过血缘方式来实现存在的延续和伸展。血缘实质就是以性为纽带的扩展，实质就是性的一种泛化。重视血缘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在中国，血缘就是上帝，就是一切。祠堂就是教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人生存在的意义就是维持血缘的延续或香火的延续。人们重视光宗耀祖，也是对性存在本能的一种弘扬，在这里，人生的意义总是围绕性的轴心或由性传承的现实体系在旋转。

　　从体现死亡本能看，性成了一种主要的伤人武器。在中国，骂人的一些最恶毒话语就与性有关，似乎伤人也需要通过性的渠道来解决。这里对抗与死亡似乎就是性与性的对抗和死亡。似乎消灭对方，就是以自己的性武器去对抗对方的性武器，尽而实现毁灭对方的目的。对皇帝而言，当臣子犯罪时，灭九族就是最严厉的惩罚。这里所谓灭九族，其处罚的依据是就血缘意识，实质就是斩灭对方性所构建的体系，并且斩灭的范围越大，惩罚就越重。另外，中国历史上流行的太监制度也是对性的死亡本能的一种体现。阉割对人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会造成极大伤害。皇帝为什么要阉割？实质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神圣的东西不受侵犯。由于性在意识里已经具有了神圣性，所以，对其保护也是严格的，对侵犯性的打击也是严厉的。而摧毁了一个人的生殖器，也就等于摧毁了对方最厉害的武器，从而也就使皇帝所保护的神圣性有了最大的安全感。所以，太监制度只所以在中国长久不衰，是有其天然原因的，这里也是国人或皇帝本人对性有一种执着情结的间接体现。

　　饮食对中国人存在本能的体现也是多方面的。重视饮食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中国饮食在世界上是最精致的，也是最华丽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习俗都与饮食有关系。关心人，首要的是问吃了没有。在语言上，人们把工作就叫饭碗，这里体现了工作的灵魂和重点就是解决吃的问题。再如，人们把占女人便宜也叫吃豆腐，也与饮食拉上了联系。还有，若拿不定注意或犹豫不决，人们也可以说是吃不准。在中国农村，来了客人，主人热情不热情，就是看走时是不是留客人吃了没有。这里主人让不让客人吃意义是不一样的。让吃，就意味着亲密化和一体化；不让吃，就意味着隔离化和疏远化。另外，在饭桌上的过度劝酒，我们也可以看出饮食对国人存在的意义来。由于饮食是人生存在的支点，所以，劝酒过度也就不算过度，因为过度在这里就是一种对别人价值的过度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实质都是希望过度劝酒的，而不是一方的事。当然，若另一位是外国人，就另当别论。外国人是不希望你过度劝酒的，否则，人家以为你是在谋杀。

　　从实际看，国人请吃饭，具有双重意义，一种是实际意义，一种是虚拟意义。从实际看，请别人吃饭，就是满足了对方食欲的实际要求。从虚拟角度看，请别人吃饭，就是给了别人食欲精神上的尊严和自尊。在这里，别人的饮食就是另一个人的“神”，请别人吃饭，就是供奉别人的“神”，就是为别人的“神”进行一种变相的祭祀。另外，请别人吃饭，也是表示了自己的一种虔诚，是用自己的“神”去供奉别人的“神”，是用自己的食欲去满足别人的食欲。在对双重意义的追求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虚拟意义，而非实际意义。

　　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货币成了通用的价值符号，于是，反映在吃饭中，饭菜的货币价值也就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在这里，对饮食的满足程度也就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你请别人吃饭，你付出的货币越多，你就对对方的饮食越重视，你也就对对方的“神”越尊重；反之，则反之。在实际中，尽管一个人是吃不了多少的，可能在饭局中，大多数饭菜都没有吃掉，而是浪费掉了，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对饮食作为“神”的追求总是压倒理性精神所体现的节约意识，于是，宁可浪费，也要顾及“神”的需要和满足。否则，似乎人就有一种失落感，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似乎就少了许多。

　　从体现死亡的意义看，饮食也是一条途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人的行为不满，或想教训某人，就会说，你吃屎了吗？这里吃屎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一种隐喻，实质就是变相对人的存在价值的一种否定，他体现的是存在意义的反面，而不是正面。

　　在国人追求性和饮食的游戏中，男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女人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男人更多扮演的是消费者的和需求者角色，而女人更多扮演的是生产者和供给者的角色。这里厨房和床，是女人的守护地和圣地。厨房是生产满足食欲产品的地方，而床是用来为满足性欲提供支撑的。在厨房，女人需要精心为男人准备饮食的圣宴；在床上，女人需要小心服侍男人性的狂欢。房子可以看成是床的扩展，所以，收拾房子和看护房子也就主要成了女人的义务。

　　性与饮食二者是一个循环链。性为饮食提供消费的主体；饮食为性的满足提供消费的能量。性与饮食结合，又生产出下一代性与饮食的主体与客体。这样，二者的结合，就延续了历史，并且在这历史舞台上上演的，仍是不断的性与饮食的二人转和二重唱。

　　黄段子是性需求在精神空间的延伸，但黄段子也为性与饮食在消费时间和地点上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在国人的饭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大家在尽情享受食欲的满足；另一方面，大家又在激情谈论性欲及性欲的释放，这里主要就是讲一些黄段子。在这里，食欲的满足与精神上的性欲的满足在饭局上实现了有机统一。另外，在性生活中，口交行为也是将这种性欲与食欲联系起来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口交中，性欲和食欲达到了一种对接，在二者的对接中，食欲和性欲共同演绎人生的狂欢和癫狂。

　　性与饮食的区别是：性是向外扩展的，饮食是向内收缩的；性是下面的，饮食是上面的；性是属阴的，饮食是属阳的。二者有不同的演出舞台和次序，但二者在一个人身上又是统一在一起的。

　　在现实世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是不容许性与饮食泛滥的，所以，在集权体制下，游戏规则就是，皇帝除外，其他人对性和饮食应当是有节制的。为了有规则地享受性和饮食，皇帝就请出礼仪来帮忙。这里儒家是礼仪的总导演。礼仪实质是性和饮食的包裹以及分配的法则。于是，在华丽礼仪的包裹下，国人在激情享受性和饮食的盛宴。

　　但礼仪毕竟是软约束，而大家又不愿意抛弃礼仪，于是，礼仪就形式化和面子化。结果是：面子上是君子，实质上是小人；面子上是没有性与饮食，实质上是性欲与食欲的狂徒。在这里，一个人，一方面，高举面子的大旗，上面写满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字符；另一方面，迈出的两条腿是，一条腿是性，一条腿是饮食，是用这两条腿在走实际的路，而不是其他。当然，一个人要高举面子的旗帜，也是需要化成本和力气的，若成本太大，或嫌费力气，有些人就会干脆不要这面旗帜，轻松上阵，去走完人生的路程。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个性与饮食演绎的一个双螺旋循环。这个双螺旋，就是中国历史的基因图。通过这个双螺旋，中国历史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生的悲欢离合和酸甜苦辣。

　　一般而言，对性与饮食的追求，是人类的一个共性，中国人追求性与饮食的满足，西方人也不例外，他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也是执着的。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境界是有区别的。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人们对性与饮食的追求不但特别突出和张扬，而且还在潜意识里将追求性与饮食的满足神圣化，这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既有经济的，也有体制和文化的因素。

　　一是经济落后。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人们首要关注的就是温饱和生存，就是肚皮周围的满足。性与饮食实质体现的就是一种肚皮意识。越落后，人们对肚皮的渴望越强烈。似乎在肚皮周围才能找到人生的意义，才能找回人生的自信。由于人间不是天堂，人就想往回走，想重新回到原点，再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这里肚皮实质就是一种隐喻，是人希望重新回到原点再重新开始的地方，也是人对现状不满而想逃避的一种本能表现。

　　二是集权体制。权力本质就是利益，也是一种利益的满足手段。在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不受制约，于是，性和饮食在有权人面前就得到了不受约束的满足。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示范作用，追求性与饮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意义。从实际的一些表现看，中国人骨子里都是有皇帝情结的，都想当皇帝，都想最大可能满足性欲和食欲。若当不上皇帝，这种皇帝情结就转化为奴才情结，而当好奴才的目的也是希望皇帝多一些赏赐，借以满足自己的食欲和性欲。

　　三是中国文化缺乏超越界的追求。人生有超越界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超越界对现实的人的行为有一种约束，从而导致人的行为不至于太放纵和太张狂；另一方面，超越界也为人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新的释放空间，从而也就有助于减轻人在现实世界的欲望张力。在中国，由于没有或缺乏超越界的概念，于是，人们就将向往超越界的能量都转移到了现实层面，于是，国人对性和饮食的追求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执着。

　　性与饮食，是人的本能需求，应当将其控制在合情和合理的范围内，而不能将其在潜意识里神圣化和极端化，否则，就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就会对社会健康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和危害。目前，如何解决制约中国发展的这两个支点，需要综合创新。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其次，要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具体就是要加强政府建设，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反对大吃大喝等不良行为。再次，要进行文化创新，要提倡有敬畏意识。目前，推进和深化中国改革，文化创新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0多年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人们的精神世界是越来越失落，这种情况又进一步助长了对性与饮食的过度追求。所以，我们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文化创新力度；否则，和谐社会建设就只能是理论上的呼唤，就不会有现实的和谐社会。

　　（四）三点构成的一个游戏三角形

　　面子、血缘、权力，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三个关键点，这三个关键点构成的三角形是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陷阱，以至于长期循环而不能自拔。

　　关键点之一：面子

　　面子是一个人的品牌，它是个人向外界显示个人品质的一种手段，也是外界了解个人内在素质的一种途径。所以，面子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人际交往和利益交往的一个识别信号。

　　人治社会是产生面子现象的根本原因。首先，面子是人治社会秩序稀缺的一个替代品。社会的人治性增大了社会正式秩序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期性，从而使秩序本身成为了一种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替代秩序就会应用而生。例如，当国家提供的秩序不足时，有些地方就会出现一些黑社会组织，这里黑社会组织就体现了一种替代秩序的作用。所以，人治社会必然会诱发大量非正式秩序的产生和存在。面子实质就是一种替代秩序，类似于一种软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以代替正式制度或硬制度约束的不足。其次，面子是人们在人治社会环境下进行交往的一个有效信号。在人治的环境下，利益博弈的有效性更多取决于双方的素质。但素质是内在的，人们很难判定其高低，所以，人们将更多通过一个人的面子信息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有面子，就意味着可信度的增加，从而也就意味着有进一步加强交往的可能性；反之，若没有面子，则事情的结果会相反。所以，在现实中，有些人为什么总是很看重自己的面子，这是因为若失去面子，就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所以，一方面，人们更乐意与有面子的打交道；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尽可能要看护好自己的面子。

　　小农经济结构是产生面子现象的经济根源。小而分散，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缺乏信息沟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各主体在利益博弈时，识别对方的主要信息渠道就是面子。中国农民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喜欢修饰门面，这里就是一种面子意识的具体反映；当然，这里深层的动机是利益博弈的需要，面子毕竟是手段，利益是最终目的。

　　面子意识反映在人格上主要有四种表现。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

　　当然，面子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面子毕竟也是一种约束，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要好。所以，在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面子的秩序意义也是显然的。如果人们连面子都不顾，社会就只会变成赤裸裸的肉体相搏。

　　但面子约束毕竟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产生不了内在的和深层次的恐惧感，所以，面子约束有可能导致约束的表面化和形式化，最终社会运行也就面子化。而在社会运行的深层次，实质会按照另外一种规则来运行，这就是潜规则的泛滥。

　　关键点之二：血缘

　　血缘意识实质就是基因意识，就是以遗传基因比例作为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或重要变量。

　　在中国，血缘主要为国人获取利益提供了一条合作的有效路径。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合作，实质就是一种血缘股份制，就是按照血缘的比例来进行资源的分配和组合，而不是按照其他法则。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单个的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人总是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人类在合作中，可获取两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团队中，或者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全社会只由一个人构成，这时，价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匮乏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在团队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从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发散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满足；三是人在团队中，通过组织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使个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的路径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在中国，人们重视血缘意识，重视基于血缘的合作，也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首先，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结构为血缘情结的产生和泛化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实质就是一个集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合作组织。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小家庭，它既要对抗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要对抗来自社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重视血缘也就具有了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次，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血缘也是抵抗皇权的一种有效途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重视发展家族势力，客观上也对皇权起到了一种制约和权力平衡作用。

　　血缘的泛化就是圈子和关系，所以，血缘意识衍生了圈子意识和关系意识。圈子意识就是拉帮结派，而圈子又是靠关系维持的。所以，圈子意识与关系意识实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里圈子靠关系维持，而圈子又加固了关系。

　　目前，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力量仍是巨大的。人们常说，关系，关系，办什么事都得讲关系，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拿评职称来说，讲不讲关系，效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讲关系，你文章多，就不一定能评上，但你若讲关系，你文章不多，也就评上了。所以，关系在这里是关键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有时甚至是第一生产力。当然，关系也不是随便就能建立的，它需要资本的投入，你投入越多，你的关系就越硬，你的关系的通道就越坚固。关系实质就是“私”。讲关系就没有了公共意识，而没有了公共意识，实质也就没有了私人的长远利益，也就没有了中国的长远发展。

　　关键点之三：权力

　　权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

　　社会是权力的母体。从总体看，权力的产生，既有供给的因素，也有需求的因素。

　　权力存在的形式是广泛的，但从社会现实看，权力形式主要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方面。政治权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和体制，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各级行政官员。经济权力主要来自于经济优势，如垄断等，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垄断企业等。文化权力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工和学术垄断，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学术权威和学术明星。

　　权力的目的是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目的，权力也不例外。马克思就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托马斯·霍布斯也说，权力就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所以，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

　　权力若受到制约，权力谋取利益的途径就是有限的，这时人们通过获取权力来获取利益未必就是最优的行为。

　　权力受到制衡的力量与其谋取利益的手段是成反比例的。权力受到的制衡越多，其谋取利益的手段就越少，权力受到的制衡越少，其谋取利益的手段就越多。

　　在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极少受到制衡，所以权力就成了人们最重要的谋利手段，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谋取权力。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集权泛滥的历史。由于历史的惯性，集权体制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国人的观念以及一些制度设定方面产生深层作用。

　　结果：三角形陷阱

　　面子、血缘、权力三者之间相互勾结，相互保护，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游戏的一个三角形均衡，也构成了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三角形陷阱。这个三角形均衡或三角形陷阱不但稳固，而且持久，三点相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里面子靠血缘和权力为支撑和保护，而血缘又靠面子和权力为坚强后盾，同时，权力又以面子和血缘为扩张手段和途径，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循环和嵌套的结构。这个三角形循环实质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三角坑或三角形陷阱。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实际的运行法则就是潜规则。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权力是丈夫，面子是妻子，血缘是儿子，三者手拉手，围绕旋转的中心就是利益。利益是这个三角形陷阱的主题和中心。这里人们追求的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精神性的利益和物质性的利益。精神性的利益包括各种社会评价、各种社会荣誉等，精神性的利益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物质性的利益包括各种具体的物质财富等，物质性的利益既满足人的肉体需求，也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由于精神性的利益与物质性的利益都是稀缺的，所以，人们在追求物质性利益与精神性利益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和理性是没有生存之地的。由于面子与血缘都是按照两套规则来行事，面子上是一套，面子下是一套，血缘内是一套，血缘外是一套，所以，面子和血缘本质都是反诚信的；而权力追逐的是“真利”，而不是真理，需要的是利益，而不是道理。所以，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和理性只能寄存在良心的世界里，而在社会实际的游戏中，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诚信和理性是支撑文明社会前进的两轮。有诚信，就有规则意识，社会发展秩序就有了保证。有理性，就有科学和技术，社会发展就有了动力保证。

　　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所以，中国社会发展就少了两只优质的轮子。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摩擦力就大，弄不好，就是只有循环而没有发展。

　　如何跳出陷阱

　　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只有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或三角形循环，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一种途径是借助于强大的外力；一种途径是内部产生强大的冲动力；一种途径是既借助外力，也依靠内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既借助外力，也依靠内力。借助外力，就是开放，就是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这里既要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也要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依靠内力，就需要对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和推进。在依靠内力方面，人的觉醒是最关键的，这里觉醒不仅仅是部分人觉醒的问题，他需要整体的觉醒。有整体的觉醒，就有整体的合力，就容易跳出陷阱。

　　（五）四重人格

　　什么是人格？在中国的汉语中，“人格”一般被理解或解释为人的个体的才性、气质、品质、德性、能力等内在特征的规定性，是对这些规定性的总概或总称。在心理学中，人格是指一系列复杂的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特点的，对个体特征性行为模式（内隐的以及外显的）有影响的独特的心理品质。

　　影响人格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遗传和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和环境的因素。所以，笔者认为，人格本质是一个人的遗传特质在与后天外部环境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均衡。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笔者认为，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具有四重性：自我、血缘、面子、模糊的超越界。这里本文的自我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本我”与“自我”的相加，是比“本我”更大的范畴；而面子则类似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超我”。这里自我是人格中最核心的范畴；其次是血缘，血缘是自我的放大，是自我的外围；再次是面子，面子是自我和血缘的包装体，是超我的具体表现，也是自我和血缘的外在形象。在面子的外围则是不确定性的外部世界，这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它就是超越界。具体如图1：

　　图 1

　　人格的形成既是本能的，也是历史的。从本能看，在四重人格中，对自我的追求是人性的本能，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都是相同的，也是持久的。所以，自我处在人格的核心，也符合人性的一般特点。但在中国人特殊的四重人格结构中，自我的实现其落脚点主要是血缘和面子，而对超越界的追求则是遥远和模糊的，也是散乱的，其约束力也是微弱的。虽然也有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倾向，但执着的情怀仍是不知生、焉知死，这也就预示着中国人的自我追求更具一种现实性和肉体倾向。

　　另外，从历史看，中国人血缘与面子人格的形成，则与中国历史长期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人治社会是产生面子与血缘人格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人治的环境下，利益博弈的有效性更多取决于双方的素质，而不在于制度。但素质是内在的，人们很难判定其高低，所以，人们将更多通过一个人的面子信息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面子对别人而言，就是一种可识别的信息。有面子，就意味着可信度的增加，因为有面子的人违约成本也是较高的。所以，有面子，也就意味着人们就愿意有进一步加强交往的可能性；反之，若没有面子，则事情的结果会相反。所以，在现实中，有些人为什么总是很看重自己的面子，就是因为若失去面子，就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所以，一方面，人们更乐意与有面子的打交道；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尽可能要看护好自己的面子。其次，人治环境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增大，将迫使人们会更加积极地寻求一种更为稳固和成本更小的合作方式，这时，血缘的功能就凸现了出来。一般而言，人们产生合作的路径主要有：业缘、地缘、血缘等，其中血缘是产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因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一方面，进入成本较少；另一方面，退出成本又较高。所以，在人治的条件下，人们必然会更多倾向于以血缘为主的合作方式，这在人格结构的生成中，也就必然会注重血缘性。

　　小农经济结构是产生面子与血缘人格的经济根源。小而分散，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缺乏信息沟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各主体在进行经济交往时，面子就成了识别对方经济信息的主要渠道。中国农民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喜欢修饰门面，这里就是一种面子意识的具体反映；当然，这里深层的动机是经济交往的需要，面子毕竟是手段，经济利益是最终目的。另外，在小农经济中，家庭是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家庭实质就是一种血缘股份制，是一种以血缘为股份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这种情况也使得以血缘为主的合作最终取得了一种天然形式和遗传形式并具有了一种社会放大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对面子与血缘人格也起到了一种加固作用。儒家文化本质上就具有一种面子与血缘的特征。文化本身不能成为本身的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水平。但文化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对自身有一种加固功能。所以，儒家文化也是面子与血缘人格形成的文化温床。

　　这种四重人格的缺陷是：一是天然缺乏内在的有效约束。在这种人格结构中，本质是缺乏超越界的有效制衡的。面子虽然也是一种约束和制衡，但基于面子基础上的约束毕竟是一种外在的软约束，是抵达不到心灵深处的。而来自超越界的约束是震撼和恐惧的，是能直达心灵深处的。二是天然缺乏诚信。面子人格本质是缺乏诚信的，因为面子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外在与内在的不统一。人们往往是顾了面子，忘了里子。另外，血缘人格导致的诚信也仅仅是一种家族诚信，是缺乏社会普遍性的。三是容易特殊化和形成圈子文化及导致关系本位。四是不利于合作建设。血缘和面子人格对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及合作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是十分不利的。因为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合作规模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合作也不利于合作制度建设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五是对自我的追求会更强烈。由于外部环境的随机性大和基于面子基础上的识别成本也大，所以，人们会本能的对“我”的存在会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就容易催生一个人更多的“自私”意识，而对别人及其它与自我无关事物的存在则会产生一种“麻木”和“冷漠”的情结。如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及明哲保身等观念，实质就是这种“自私”意识的具体表现。“自私”意识重，必然会导致公共意识和国家意识淡薄，这对国家发展和国家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六是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高，非生产性费用增大。人们会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用于应付不确定性和进行形式方面和形象工程方面的建设，而不是实质性的建设和发展。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人格是人的灵魂，所以，社会发展必须要重视人格的建设。历史决定现实，现实预示未来。中国未来发展，既取决于中国目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也取决于人本身的改造。而人本身的改造，实质就是人格的重塑，就是将不合理和不健康的人格塑造为理性和健康的人格。

　　这里理性和健康的人格应当是平等、自由和爱的人格的有机统一。这里，平等应是自我的核心和灵魂，自由应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而爱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如图2：

　　图 2

　　人们重视自我，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也是合理的。但人毕竟是社会的人，人与人总是要进行交往的，如何交往，平等就是基本原则。伏尔泰指出，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注：伏尔泰：《哲学辞典》，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中国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追求自我不能失去平等，若失去平等，自我就会走向恶，人与人之间关系就会出现不均衡。另外，平等与自由相比，自由固然重要，但平等比自由更重要。自由不能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因为没有平等，自由就有可能表现为对别人自由的自由剥夺，有了平等，自由也才是真正和有价值的。而爱则是在平等和自由人格上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同时也代表着一种超我人格的实现。由于爱处在人格结构的外围，所以爱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有爱的社会也就是和谐的，而不是冷峻和刚硬的。另外，对超越界而言，由于超越界本身就是不确定性的，所以对超越界的追求，则可因人而异，可采取个人自主原则。但个人对超越界的追求，其前提是不能违背平等、自由和爱的原则；否则，这种追求就是异化和反人类的，就应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法律的管制。

　　（六）五大现实表现

　　1.权威主义。权威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上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精神世界的不确定性。由于落后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就有追求和向往。而权威是与追求和向往相伴而生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落后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子，所以，中国具有产生权威主义的肥沃土壤。对个人来说，权威主义表现出两极的特性。一方面，个人需要和崇拜权威；另一方面，自己也梦想有朝一日成为权威。在中国，权威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时间的不断强化，已进入到国民的深层意识结构中，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和巨大的。

　　2.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一般原因是：经济人假设、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等。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诱因除了以上因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首先，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于工业社会由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容易诱发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封建专制体制所体现的人治传统是催生机会主义的天然政治温床。再次，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文化乐园。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现实基础，所以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也就是一种必然。

　　3.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由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原生平均主义，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它不因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由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导致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派生平均主义，它与特定的民族、国家、文化、环境等因素有关，体现的是一种特殊性。在中国，一方面存在原生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有着产生派生平均主义的更为雄厚的土壤。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不均衡一直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不均衡。经济的不均衡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的不均衡：一方是高度集中的完全垄断；另一方是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的无序竞争。二是分配的不均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其次是政治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有：天下权力集于一人之手，等级制，权力缺乏制衡，上下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等。再次是文化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以强势为中心。不均衡必然导致人们对均衡的渴求，越是不均衡，人们对均衡的渴求度就会越高。从结果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终表现就是不平均。所以，人们希望均衡，往往就会演化为对平均的追求和执着。

　　4.血缘主义。血缘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血缘主义体现的是一种以基因为准则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远近是与所含相同基因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血缘主义的原则可以泛化到血缘圈子以外，如朋友之间的称兄道弟实质就是血缘关系的泛化。血缘主义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组织均衡，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血缘主义不利于社会化大分工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不利于社会的平等化建设，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中国，血缘主义可谓根深叶茂，所以破解血缘主义将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5.功利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功利主义是一个普遍范畴，中国也不例外。但在中国，功利主义表现得更为现实和具体，中国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是与农业文明紧密相关的。中国现实功利主义的主要表现是：重经验，轻理论；重短期，轻长期；重局部，轻整体；重特殊，轻一般；重人情，轻法律；重迷信，轻自信。这种更重现实的功利主义很容易导致社会发展的“囚徒困境”。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必须要有理性的约束；否则，功利主义只会导致功利主义的异化。

　　第二章 出 路

　　一、文化自觉关键是要形成自觉人格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目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里笔者也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供参考。

　　什么是文化自觉？从字面上看，文化自觉就是对文化的自我觉悟。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此外，应具有世界眼光，能够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增强与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对话、相处的能力。也有的同志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精神启蒙。

　　这里笔者认为，文化自觉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文化自觉就是对自身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文化自觉的主要涵义；另一方面，文化自觉关键是要形成自觉人格。这里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是文化自觉的前提，而形成自觉人格是文化自觉的最终目的。

　　因为文化自觉最终需要文化灵魂的自觉，而人格是文化的灵魂，所以，人格自觉体现了文化自觉的最终自觉。

　　什么是人格？在西方文化中一般主要强调个人的自我存在状态，或人的个体性的内在精神的东西，即人的个体内在精神品质。在中国的汉语中，人格一般被理解或解释为人的个体的才性、气质、品质、德性、能力等内在特征的规定性，是对这些规定性的总概或总称。在心理学中，人格是指一系列复杂的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特点的，对个体特征性行为模式（内隐的以及外显的）有影响的独特的心理品质。

　　人格是文化的灵魂。文化也是有层次的。最外围的，是物质文化；居于中间的，是制度文化；处在中心的，是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格。另外，在文化的建构和演变过程中，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所以，人格既是文化的核心，也是文化的灵魂。

　　所以，笔者认为，文化自觉，既包括物质文化的自觉，也包括制度文化的自觉和精神文化的自觉，这里更重要的，是人格的自觉，人格的自觉是文化自觉的终极。

　　而要形成自觉人格，笔者认为，关键是在人格结构中，要培养三种主要德性：诚信、理性、敬畏。

　　德性实质就是主体的品性，其深层次体现的是主体在与客体交往时所具有的一种价值取向，所以，德性主要表现在关系中。

　　一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中，需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与社会中人的关系；一类是与自然界的关系；一类是与未知世界的关系。所以，人需要确立三种基本的德性和价值取向：一种是与社会中的人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和价值取向；一种是与自然界交往时应具有的基本德性和价值取向；一种是与未知世界交往时应具有的基本德性和价值取向。

　　笔者认为：诚信是人与人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理性是人与自然界交往是应具备的基本德性；敬畏是人与未知世界交往时应具备的基本德性。

　　诚信就是诚实和遵守诺言。对社会发展而言，诚信的意义是深远的。

　　首先，从政治角度看，诚信是立国之本。《左传》以信为“国之宝”。孔子也说一个国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吕氏春秋》有：“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结构、秩序、行为规范应该真实无妄，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一个人的行为必须与自己的本性相符合，不能反复无常，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保证社会生活有序地进行。

　　其次，从经济角度看，讲诚信是进行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则，并且也是谋利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工具，体现了深刻的效益性。在我国古代，讲“诚信”历来是对“良贾”的一项基本要求。《周礼·地官·司市》中载：“贾民禁伪而除诈”。另外，《礼记·王制》中也说：“布帛狄来表粗不中数，幅广不中量，不鬻市”。从实际情况看，讲诚信的经济功能是多重的。第一，诚信是经济生活的润滑剂。据研究，世界上很多国家经济落后都与缺少诚信有直接相关性。第二，诚信具有简化复杂的功能。诚信通过承诺的履行，消除了风险，减少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选择空间。第三，诚信本身也体现为一种资本。经济学家赫希认为，诚信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须的公共品德；社会学家科曼也说，诚信是社会资本形式，可减少监督与惩罚的成本。第四，诚信为经济资源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进行最优配置提供了可能。诚信本身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功能，这种功能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使经济资源可一定程度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从而实现经济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次上立体交叉式的综合配置最优化。

　　再次，诚信也是立人之本。《春秋彀梁传》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建构中，信是最基本的，是产生其他德性的基础。没有诚信，智的作用就是反方向的或是对社会有害的；没有诚信，礼就使虚伪的，就仅仅具有华丽的外观价值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交往所体现的义也就是空的，就不会落到实处；同样，没有诚信，仁也就是虚假的，就不会有真正的仁。所以，诚信是人与社会或人与人之间交往时应具有的基本德性，离开诚信，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德性就成了奢侈品，就只能具有观赏意义。

　　对待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保持理性是人类应具备的基本德性。这里理性实质体现的就是科学精神，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和尊重事实的精神，就是“真”和“求真”的精神。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是实现人与自然双赢的基本前提。社会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自然面前，如果我们不理性对待，人类受到的报复也是残酷的。当前，我们提倡可持续发展，提倡低碳经济，实质就是对这种报复的一种反思。

　　面对未知世界，保持敬畏也是人类的一种明智选择。所谓未知世界，就是尚未为人类所掌握的世界。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就像黑暗隧道中的火把，虽然在不断导引人类的前行，但照亮的部分毕竟是局部，人类整体仍处在黑暗的隧道中，仍在有限的知识中进行着无限地探索。哲学家罗素在《人类的知识》一书中最后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人类更多需要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确定性的世界。面对不确定性世界，人类需要保持一种明智的敬畏。这里敬畏既表示一种尊敬，也表示一种畏惧，是尊敬与畏惧的一种混合。对于“敬畏”，东西方的许多贤哲都有过深刻论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别强调“君子之心”应“常存敬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人类敬畏，那就是“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德国现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敬畏的是“世界本身”：“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对于人类而言，敬畏未知世界，意义是深远的。首先，有利于更好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以人为本其核心和灵魂就是要敬畏生命。其次，有利于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发展不能没有秩序，而敬畏是对无序行为的一种有效约束。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所以，敬畏有利于道德建设，从而也就有利于社会秩序建设，最终也就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再次，保持敬畏克服了无所畏惧，也就克服了盲目性和人类的自大狂。第四，保持敬畏也克服了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一味地盲目恐惧和迷信，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性，弘扬了人自身的价值和理性。所以，敬畏实质也是一种平衡，是人类与未知世界之间的一种平衡，也是人类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一种平衡。

　　目前，要求干部树立敬畏意识，也是党和国家对干部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在2009年4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领导干部应干干净净干事，要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程序意识和民主意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的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中也强调，当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当然，保持敬畏意识，不仅是对干部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对全民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

　　国家发展，文化自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若措施得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的；但政治方面的变革总是艰难的，因为政治总是要涉及到许多深层利益的调整；而文化方面的变革将是长期的，因为文化是弥漫的，而且是内在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数人启蒙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少数社会中的先进分子率先进行呼吁，针对文化中的问题，奔走呼号，著书立说。第二阶段是多数人认同阶段。这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一个结果。由于少数人不懈地努力，少数人的见解逐渐得到了社会多数人的认同和赞许。但多数人在观念上认同并不代表多数人在行为上也发生自觉变化。第三阶段是自觉阶段。这一阶段是不仅少数人的见解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而且也变成了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只有到第三阶段，文化自觉才算真正完成。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中国要实现长期健康发展，文化自觉就是一个关键变量。要实现文化自觉，这里笔者认为：第一，文化人首先要实现自觉。文化人要积极做社会发展的启蒙者，文化人只有不怕摆脱短期个人利益的约束，才能为文化人和社会赢得整体的长远利益。第二，权力所有者文化自觉是关键。文化自觉，一方面需要文化人的呼吁；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切实行动起来，这里权力精英就是转变的关键。第三，要注重用公开化思路探讨文化自觉问题。公开是实现正义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文化自觉的有效途径。另外，由于中国文化具有面子文化的特点，所以，多利用公开手段，也有利于发挥面子的约束作用。第四，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文化自觉，目的是要实现文化自强。而文化的封闭性，必然导致文化的落后性。所以，中国发展，应当积极借鉴国外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为我所用。在文化观上，一味地盲目自大或一味地自我贬损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是各种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共促共进，共同繁荣；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应当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面子文化与民主政治

　　文化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政治影响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也影响政治。中国的民主政治不能不考虑中国的文化背景。

　　民主最终是一种制度形式。民主是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实现形式的有机构成。民主的实质应当是民主所要体现的价值观和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民主的实质应当体现：人本、正义、自由。人本、正义、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是民主最基本的三个关键词。但民主的本质最终须民主的形式去实现。本质是抽象的，形式是具体的。如果没有有效的实现形式，民主的本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民主实现形式的最终体现就是某种民主制度的设定。所以民主最终须制度去体现。所以，从实践层面看，抽象的民主是不存在的，民主最终就是一种制度选择，是一种制度存在。

　　文化决定制度运行的效率。文化是制度的灵魂。制度的有效性与执行制度的主体人文素质密切相关。人是文化的构成。制度与人是一对互动的范畴。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人，就需什么样的制度去约束；另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制度，也造就什么样的人。不同的人文背景，必然要求选择不同的制度形式，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张五常先生感叹中国为什么总是将西方不对头的东西搬进来。其实，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将西方不对头的东西搬进来；二是搬进来后变得不对头。这里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个文化不适应的问题。如十字路口红绿灯，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效果很好，但在有些国家和地区照样难以阻挡钻空子。再如政府采购制度，在不同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效果。这里就有一个与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相适应的问题。所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体制度的选择应当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实质，而不在于追求形式。对民主制度的选择也应如此。

　　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面子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当然，面子也有积极的方面，因为面子毕竟也是一种约束，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要好。所以，在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面子的秩序意义也是显然的。如果人们连面子都不顾，社会就只会变成赤裸裸的肉体相搏。

　　面子本质是与民主相背的。面子既没有体现诚信，也没有体现理性。而诚信和理性是民主对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民主要求国民要有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因为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达成合理约定的必备条件。而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所以理性精神是实现民主精神的一个基本前提。民主也要求国民一旦达成约定必须遵守，所以，诚信精神也是实现民主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诚信的本质就是遵守约定。没有诚信，约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理性决定选择的合理性，诚信决定选择合理性的实现。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但文化的演进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促而蹴，所以，中国民主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应充分考虑面子文化的特点，要发挥其长处，克服其弊端。一是要坚持文化改造与民主推进相协调的原则。二是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形式。公开有利于发挥面子的约束作用。如党务、政务等，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尤其各单位对一些重大决策过程，要尽可能采取公开的原则。人事任用、财务等应当公开有关的过程，以利于监督。因为公开后，对领导也有个面子约束的问题。三是对匿名形式要慎用。如投票，是采用匿名形式还是公开形式，可视情况而定，二者各有利弊。但在面子文化下，匿名形式也有很大副作用，因为匿名形式为一些人的阴暗心理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从而有可能导致结果十分的糟糕。如从一些地方选举的情况看，匿名形式就并非是最好的，也产生了一些不理想的结果。四是要多一些协商过程。协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理性化。在协商中，面子也是一种约束。五是要调动各方面广泛参与。参与过程也是一个权利落实的过程，也有利于实现民主的实质。同时，在参与过程中，本身也加强了一种公众监督功能，包括面子的约束。

　　三、论中西文化之结合

　　中国要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中国文化要现代化，就必须要处理好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结合的问题。

　　近代以来，针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结合，有许多讨论，也有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主张“中体西用”，也就是洋务派大理论家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种观点是主张完全西化。代表人物是胡适，后来胡适将“全盘西化”的提法改为“充分世界化”，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就是主张要充分吸收西方文化，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改造。第三种观点是提倡继续保持传统。如张君励就认为：“复兴儒学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引自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352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4）。第四种观点认为应是“西体中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这种观点是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首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李泽厚先生。李先生认为：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改变中国社会本体，即小生产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说就是：“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体制到本体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其他重要思想、理论、学说、观念）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沉淀”。将“西体”“用”到中国，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作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337-33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结合，在不同的层面应有不同的结合方式。在主体人格建设层面，应当是“内西外中”，在关系建设层面，应当是“内中外西”。

　　在主体人格的体现上，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内在的自觉，是一种更注重表里统一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基础是诚信。西方这种诚信人格的形成是与长期的宗教熏陶分不开的。而中国文化在人格上的主要体现就是面子与礼仪。这种面子与礼仪实质是一种外在的自觉，他没有表里统一性，是一种分离的人格，其本质是缺乏诚信的。所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在人的内在品格建设方面，应当积极吸收西方诚信的品格，同时，也要保留中国人格在外在形式上的礼仪文明。只有将这二者有效结合起来，人格建设就是完美的。否则，若只有诚信，而没有礼仪，诚信就会失之直莽；若只有礼仪，而没有诚信，礼仪就是禽兽身上华丽的外衣。所以，最好的情况应是，既有内在的诚信，又有外在的礼仪，这才是人格的一种理想状态。

　　在关系建设方面，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征服，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和谐。这里关系主要有三方面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这里人与自身的关系实质就是人的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在关系层面，不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或是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最高的境界应是和谐，而非其他。在关系建设层面，中国文化所体现的境界要高于西方文化所体现的境界。所以，在关系建设方面，笔者认为中西文化结合的方式应当是：内中外西。这里内中外西的含义就是要以和谐为内容，以征服为形式；以和谐为目标，以征服为手段。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建设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改造社会和自然，同时也要不断改造自身。而改造社会和自然以及自身的目的，就是和谐。所以，在关系建设方面，我们应以中国文化为本，以西方文化为用，应当是内中外西。

　　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还有一个以谁为基础进行结合的问题。在中国文化基础上，要吸收西方文化，就是一件很难的事；而在西方文化基础上，要吸收中国文化，却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这里难就难在人格的改造上。因为改造中国人格涉及到内在素质的改造，如诚信品格的培育等；而改造西方人格只涉及到外在素质的改造，如礼仪的教化等。前者和后者相比，内在素质的改造任务是更为困难和艰巨的，而外在素质的改造任务相对较轻。所以，中国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1．要大力建设宗教文明。

　　有没有宗教文明是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异之一。而宗教对人格建设有重要作用。伦理来自恐惧。宗教是诚信的重要保证。良心和同情心固然可以在道德建设和诚信建设中起到一定作用，但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在诚信建设方面，我们应当积极发挥宗教的有益作用。

　　目前，我们积极建设宗教文明，也是和中央在有关报告和一些文件中体现精神相符的，如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是建设宗教文明不等同于全盘吸收宗教文化，二者是不同的范畴。宗教文明是指宗教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既然是积极成分，我们就应借鉴和建设，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需要吸收一切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社会主义应当是人类文明的总集合，而不是人类文明的片面集中。而对于宗教文化，我们则应区别对待，而不能一概吸收之。二是建设宗教文明不等同于倡导封建迷信。从语言学角度看，“宗教”一词，英文Religion，来源于拉丁文Religio，意思是指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结合。而英语中“迷信”(superstition)一词的拉丁词源为superstare，原意是“凌驾于某物之上”。所以，迷信一开始就不是宗教。三是建设宗教文明与坚持唯物主义并不矛盾。⑴建设宗教文明符合唯物主义存在第一的观点。唯物主义认为：存在第一，意识第二。而存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确定性存在，一种是不确定性存在。对于确定性存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对于不确定性存在，我们应提倡敬畏意识，这也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否则，就是真正的盲目。⑵建设宗教文明也符合唯物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治疗人的肉体疾病的许多药物中，有许多药物的特性实质是人们并不了解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治疗疾病时的应用，因为这些药物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对人的疾病治疗是有效的。同样，在治疗人的精神疾病的菜单中，也应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凡是在长期的实践中证明有利于人的精神健康和谐的，就应当选择利用，而不应加以排斥。另外，物质的鸦片实践证明对社会和个人是有害的，但精神与物质是不同的，所以，对精神的鸦片与物质的鸦片不应等同看待，而应区别对待。在宗教问题上，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是要坚决反对任何先验的观点，反对固定化、权威化和绝对化的思想倾向，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基本原则。⑶建设宗教文明也符合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人民群众的需要是最根本的需要。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最大程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目前，从一些地方的群众需要看，人们对建设宗教文明是感兴趣的，否则，如果先进的东西不进入，落后的东西就必然进入。如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方，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缺乏，客观上也导致了封建迷信和邪教的泛滥。

　　2．要着力改造习俗。

　　习俗是文化的一种外现形式，改造文化必须重视对习俗的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使与之相适应的习俗越来越深入到国人的意识深处，所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重视对习俗的改造。

　　目前，中国有些旧习俗虽然没有了形式，但实质和精神仍存在，仍然在深层次制约着国人的行为。如机会主义、血缘主义、权威主义、面子主义、平均主义等人格情结，都有一些相应的习俗和行为表现，改造习俗就要对上述五大特性产生的行为和习惯进行制约和制裁。国家应当对习俗的改造进行立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习俗的改造。在住房、衣食、丧葬、婚嫁等方面，中国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的一些好的和科学的做法，要用法律手段强制执行。如饮食中的合餐制与分餐制，分餐制显然要比合餐制卫生和科学。分餐制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我国还不多见，推行起来也有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可借助法律手段来解决。其实在中国古代，在唐宋以前，还是盛行分餐制的。中国自古本是分餐制，到了北宋以后才变成如今的合餐制。分餐的历史要比合餐的长得多。如秦朝末年刘邦赴鸿门宴就是实行分餐制的。后来中国实行合餐制也是受到了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可见饮食方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当条件许可时，饮食方式也要尽可能科学和卫生，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

　　政府应当在国民习俗的改造中起到主导作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更多，而这些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政府发挥主导和关键作用去解决。在旧习俗的改造中，政府应起带头表率作用。

　　旧习俗的形式和精神不仅存在于农村，在城市中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农村与城里人都面临一个旧习俗的改造问题，不仅仅是农村人。中国的城里人，绝大部分实质是换了装的农村人，骨子里的农民性仍是很浓重的。所以改造习俗，不仅要注重农村，也要注重城市。

　　要重视教育对习俗的改造作用，要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水平。英格尔斯认为，在决定一个人的现代化水平方面，教育是一个首要的因素。在经过了大量的调查之后他发现，在受教育最低的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可划为现代人，而在受教育最高的人中约有80%或更多的人被划为现代人。用加强教育的办法改造习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一种普遍看法。

　　文学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5页）

　　戏剧由于其特点，其对习俗的改造作用也是巨大的。“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如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陈独秀：《论戏曲》，《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举凡士、庶、丁、商，下逮妇孺不识字之众，苟一窥睹乎其情状，接触乎其笑啼哀乐离合悲欢，则鲜不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悠然油然以发其感慨之思而不自知。”（佚名：《观戏记》，《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8页）相对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颇为典雅的文学形式，戏曲对习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3．要加大制度创新力度。

　　制度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和行为的约束。所以，改造文化本质也需要改造和创新制度。否则，文化建设就是空中楼阁，就没有实际保证。目前，要建设诚信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这里制度创新主要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人本性；二是竞争性；三是公平性；四是和谐性。

　　所谓人本性是指，制度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应尽可能为最大多数人谋利，制度的着眼点应是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应更体现人性化的要求，应对弱者实现人道主义关怀。制度的人本性是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

　　所谓竞争性是指，制度建设应当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社会总是要发展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发展，才会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和生产手段，才会有更好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供人类享受。竞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一个良好的制度体系，是不应排斥竞争性的。当然，竞争有不同种类。理想竞争制度应当提倡正当、理性、有限度和有秩序的竞争；而不是不正当、非理性、无限制和无秩序的竞争。只有理性竞争才构成社会前进的动力；而非理性竞争只会导致破坏。

　　所谓公平性是指，制度应当为每一个主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不能有例外和特权存在。公平是社会的秩序之源和稳定之源。

　　所谓和谐性是指，社会制度体系应当具有有机性和可持续性，应当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佳的运行状态。这里制度的和谐性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三是人与自身，即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建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与自然长久的共生共存，应当力促人与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破坏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人们在利益格局中的合作与协商原则，而不是动辄以斗争或其它破坏的手段来解决利益问题。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根本前提应当是双赢，而不是单赢或双损。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和谐制度应当保证有利于每一个人健康人格的形成。

　　上述制度建设的四个条件总体上是一个有机体系。人本性是现代化的目标；竞争性是现代化的动力源；公平性为现代化提供了秩序和稳定保证；和谐性是保证现代化建设长期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25日生，中共党员，甘肃靖远人；曾先后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发展、经济理论和三农问题等方面。

　　通信地址：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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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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