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大学作息时间表:[转贴]茅于轼推荐: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思维能力不足造成的 【猫眼看人】

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思维能力不足造成的
 
 
作者：宋怀常 来源：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茅于轼推荐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造成的，有人说是中国人天性如此，笔者以为，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大部分缺陷及劣根性都与思辨能力的不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思辨能力不足，不善于推理，造成看问题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思考问题不够长远、不够深刻，鼠目寸光、浮躁浅薄，对于一种行为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推断不清楚甚至是推测错误，看不到或看不清某些行为给自己、给别人以及给群体带来的危害。

　　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能，一般情况下，人之所以在某些时候采取某些做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是有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会窝里斗、死要面子不认错、奴性十足等，是因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能从这些做法中获得利益，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做法对自己带来的不利。

　　有些做法只是从近期来看或是暂时来看有利于自己，但从长远来看，自己却会受到损失，甚至这种损失要大于自己曾经的收获。比如中国人之间的互相争斗，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有些做法表面上对自己有利，但却伤害了自己所在的群体，群体的损失反过来又会造成个体的损失。

　　下面我们具体地谈一谈中国人的劣根性与思辨力之间的联系。

　　五、不知反省

　　反省即在内心省察自己的思想、言行有无过失。虽然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格言，但中国人仍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中国人总是想方设法加以掩饰，或者是绝口不提、装作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或者是寻找各种借口进行辩解。中国人很少去反省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更谈不上去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了。

　　对于文革的荒唐岁月，我们总是把罪恶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少数人的阴谋，而不去对民族、制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层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无辜的，都是清白的。当时，有那么多的人被批斗、被关押、被打死、被逼疯、被污辱、被损害、被自杀，还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杀人、辱人。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间告过密、批过人、整过人、杀过人，虽然很多这样的人到现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遥自在，是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错误都是别人的。

　　当谈起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我们的屈辱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他们总是欺负我们，他们太凶残、太贪婪了。每次战争失败，我们总是说人家武器太先进了，我们武器太落后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错误与缺憾。

　　就思维方面来看，中国人的这种拒绝反省的个性是由于他们看不到自我反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好处。

　　很多学者认为，反省思维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在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过去对智力的定义过于狭窄，未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的真实能力。他在《心智的架构》(Frames of Mind)这本书里提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7个范畴(后来增加至8个)，其中一个就是“内省”。哈佛大学另一位心理学家珀金斯则于1996年提出“真智力”(true intelligence)理论，他核查了大量关于智商测验和促进智商的研究，认为智商包括三种主要的成分或者维度，其中一个就是反省智力，它包括自我监视和自我管理。

　　遗憾的是，中国人的脑子里普遍缺乏这种智力。

　　西方人善于反思甚至是喜欢反思，黑暗的中世纪，是西方人自己说的，是对历史的反思，而现在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曾经认为的那样黑暗。而中国人喜欢夸自己的民族是多么伟大，并不断地炫耀自己的历史，好象自己的历史全都是光明与辉煌，还时不时地贬低别人是多么愚昧。

　　我有时会看到一些文章和著作，说美国即将衰落或是美国即将崩溃，甚至说美国是凶残狡猾的诈骗犯，再一看作者，竟然是美国人写的!比如不久前美国人约翰·珀金斯就写了一本《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揭露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大搞“经济暗战”，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操纵并控制别国的政治精英和经济命脉，为美国霸权主义服务。作为中国人，我真的是太惊讶了，这样赤裸裸地揭露或者说是“抹黑”美国的作品竟然能在美国公开出版?这样的作者要是在中国岂不是要被视为特大号的汉奸?他在中国不可能活得下去，光口水就能淹死他!

　　美国人经常批评自己的国家，不断地给政府挑毛病，简直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则几十年如一日，写了《美国强权与新官僚》、《与亚洲交战》、《失败的国家：国力的滥用和对民主的侵害》等多部著作，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祖国——美国。

　　美国正是在这种自我批评中成长为世界强国的。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好象是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但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它的强大与这种敢于反思自己不足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

　　日本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自虐性的民族，舆论界不但对政府，连日本人本身的缺点、缺陷，也天天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论坛上“日本人劣等民族说”甚为流行。自1891年以来，就有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从日本人的“奴隶根性”论，到“日本人畸形”说等等，“丑陋的日本人”百余年来不知已被说了几千万遍，甚至有人(教育部长)主张废止日本语，使用法语当国语。日本政府或日本人天天被骂，骂了百多年，并未见日本亡国灭种。为何柏杨先生仅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社会反应却是“闻丑则怒”，群起而攻。天天惶恐，中国人一被人指摘“丑陋”，就会亡国灭种。中国人真的如此脆弱吗?[1]

　　在当前中国，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担忧，但很多话最多只能在私下里说说，或者在网上讨论一下。这不仅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欢反省，普通人也难以接受不好听的话。批评中国的言论，哪怕是自我批评，都会被认为是“唱衰中国”，会引起部分国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是谩骂。

　　六、好骂

　　毫无疑问，中国的网络环境是很肮脏的，简直就是无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和垃圾场。看看各大网站的评论，到处是污言秽语，臭气冲天。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骂、也最善骂的民族。很多谩骂，其用语之下流、卑鄙、恶毒，我是深感震惊的。

　　中国人擅骂，骂人语言之丰富多彩、酣畅淋漓，骂人传统之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绝对是世界之最。特别是中国人骂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比骂外国人更有劲、更兴奋、更毒辣。甚至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是中国人窝里斗光荣传统的最精彩的注角。

　　中国人难以接受不同观点，对不同观点的批驳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政治上、道德上的攻击，以及人身的辱骂。经常看一些新闻后的评论，如果观点稍有不同，三句之内，必然开骂。如果碰上地域攻击，那就会盖上一座高耸入云、口水四溅的帖子楼。经常怀疑，是不是这些人都是不讲理的泼妇?三天不骂街就嗓子干痒?而实际上，这些人相当一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只能以国民性解释之。

　　中国人不仅擅于骂人，也很喜欢骂人，甚至骂人成癖、成瘾。一日不骂，则胸闷气短、精神委靡;恶言一出，则心情舒畅、心花怒放、精神抖擞矣。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骂?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善于思辨，缺乏思维的深度，不会辩论，不会讲理，只会谩骂。讲理讲不过，打又不敢打，只能动动嘴皮子。同时又缺乏理性，听不得不同观点，一听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不同，就奋起反驳，而不去考虑人家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他们总是会忘记那句大家都会背的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而心理上来看，骂人无疑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骂别人是傻B、白痴，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与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乐。在语言上搞了别人的妈，那别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在精神上便胜利了。

　　如同那阿Q，看见王胡捉虱子，自己也捉，却没有人家捉得多，也没有人家咬得响，不由得大失所望，愤愤不平，嘴巴便痒痒了，他将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骂道：“这毛虫!”阿Q本想施展平生绝学——精神胜利法，将王胡骂之为“毛虫”，精神上便可获得胜利的快乐。谁想这王胡偏不买账，不但反骂阿Q为“癞皮狗”，而且扭住阿Q的辫子，将阿Q的头在墙上连碰了五下，给了阿Q这生平第一件屈辱。可想，精神胜利法抵不过拳头。你就是再能骂，抵不过一个大嘴巴。

　　很多人动不动就骂人家是汉奸、卖国贼，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从深层次的心理来看，这种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帮助自己获得论辩的胜利，足以称得上是卑鄙。文革遗风，不减当年。有这种思维方式，文革发生有中国，并不奇怪。

　　中国人骂人之恶毒，让人震惊，似乎什么话都骂得出来。他们的这种恨意到底从何而来?如果被骂者真有不幸，不知会快了多少人的心?摸一摸良心，想一想人性，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值得那么恶毒地去骂吗?

　　而很多时候，中国人的骂是骂错了对象的，经常把好人当成坏人来骂，把坏人当成好人来供，因为他们的思辨力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又不愿意去深思、去听解释。我不由得想起了袁崇焕，那个被凌迟处死、血肉被百姓分食的将军，这个爱国者的死，也曾经大快人心。

　　事物本质不会因为谩骂而改变。骂一个人是猪是狗，他仍然是人，谩骂不能把他变成猪狗。

　　但好骂仍然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出色的人来说，他的观点总是与众不同，总是别具一格，总是让人惊讶，在人们难以包容不同观点的中国，他就会总是被骂。没有人能够完全地不在乎别人的谩骂。在中国，你想要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需要强大的心脏与粗壮的神经，才能忍受住那些污秽，才能不至于在人们的口水中淹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脏与神经，他们怎么办呢?或者沉默不语;或者，离开。离开的总是最出色的人。对于骂人者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骂人者自己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实际上还造成了他们的思维的简单化、极端化、情绪化，他们变得越来越愚蠢，越来越像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骂街泼妇。很多人的骂是极端缺乏理性的，因为他们之所以大骂，往往只是因为一些极小的事情上别人与自己观点不同，比如某部电影好不好看、某首歌曲好不好听、某个影星漂亮不漂亮、某个球星技术高超不高超等等。因为骂可以取得精神上的快乐，他们便不再有耐心去思考;因为不用思考，用骂声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胜利，何必再去思考呢，何必再去讲道理呢。结果就是他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低，能够耐心地、用理性和知识去讨论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好骂的人其实也伤害了自己。

　　柏杨先生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平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做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2]竞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人家的心胸都是如此开阔。而我们很多人，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恶毒地谩骂攻击。

　　如果我们找一下中国人好骂的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是缺乏信仰。中国人多数是无神论者，没有精神上的寄托，也就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骂人是缺乏教养的、粗鲁的行为，但为什么还会骂呢?特别是在网上骂呢?因为在网上骂，是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便没有了精神上的制约，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而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安拉始终与他同在，并且在看着他的行为，所以，当他想要骂的时候，他就会有所顾忌，担心神的惩罚。

　　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讲“慎独”?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精神上的制约，他一个人的时候，是精神上完全自由的。而有信仰的人则不存在“慎独”的问题，因为神始终与他同在，在精神上他没有“独”的时候，他会觉得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他时刻都需要言行谨慎。

　　二缺乏教养。正如华人科学家朱棣文所言：中国人有教育，没有教养。笔者深以为然。对于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便容易倾向于肆无忌惮。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后天的教育，以及精神道德上的修炼。但遗憾的是，中国人的教养同样不够。中国的教育表面上重视德育，而实际上是分数至上，学生精神道德上的教养长期受到忽视，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出现了整体的滑坡。学生们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言行，使之不伤害别人及社会，而表现为言行无所顾忌，其实可以称之为“有知识的野蛮人”。

　　七、神圣化与妖魔化

　　中国人很容易把人神圣化或者妖魔化。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圣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还有书圣、诗圣、画圣等艺术上的圣人。到了近现代，中国人又把开国领袖当成神来膜拜。而古代的一些帝王如唐太宗、康熙帝至到今天仍被许多国人神圣化、完美化。

　　一个人一旦被上升到“圣”的高度，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就成了完美的、没有缺点的、不容质疑的神，他们不能接受“圣”会有缺点，不能接受“圣”的不完美。如果有人批评这些圣人，指出他们的不足甚至是错误，就会招来滔天的反驳与咒骂。

　　同样，中国历史上也有那么多的被妖魔化的人，他们似乎是坏的不能再坏，坏的没有一点好，永远被人唾骂。

　　中国人的这种“圣”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被“圣”所钳制、禁锢，不敢批评“圣”，不敢越雷池一步，“圣”总是对的，总是最好的。谈什么突破?谈什么发展呢?就思想来说，我们几千年都一直生活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阴影之下，不敢去探索阴影之外的光明，反而以为阴影里面就是最光辉的。直到近代，中国人才把目光投向了世界，但我们已经落后太多了。艺术上的圣人还可以接受，思想上的圣人，我们必须除去他们的光环。

　　现在，又有一些人打着儒家或国学的名号，又将中国的某些古代人物和传统文化神圣化，他们乱解经典，把错的也解释成对的，把黑的也解释成白的，千方百计地涂沫经典，让经典笼罩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总之一句话，“圣人”总是对的。笔者以为，这绝对是一个不好的苗头，这是思想的退步，更是对我们伟大祖先的污辱与亵渎，如果他们地下有知，他们只会感到痛苦。

　　地域攻击中，中国人容易神圣化自己，妖魔化别人。某些发达城市的人常认为自己城里人聪明、勤劳、素质高、能力强，而乡下人都是愚蠢、懒惰、肮脏，素质低下的;某个省或市的人认为自己这个地方的人正直、诚实、奉献，而某省的人则虚伪、懒惰等等。对于各个地域的人，中国人很容易形成脸谱化的印象，某地人高大强壮但愚笨，某地人都是小偷骗子，某地人小气，某地人暴躁，某地人大男子主义等，其实这些都是以偏概全，是片面的、极不准确的。许多南方人认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而我作为山东人，我发现我的同学亲友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是这样，而且有相当一部人是怕老婆，做饭洗衣什么家务活都要干，还是高手。

　　中国人之所以形成这种“神圣化”、“妖魔化”的思维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思辨力不足，这造成了中国人在评价人问题上的缺憾。中国人很难客观地、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甚至当他们为一个“坏”的形象翻案时，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把“坏”完全又变成了“圣”。或者，当他们发现某个“圣”的错误时，又会把这个“圣”打入地狱，把他当成十足的“魔鬼”。中国人评价人很容易陷入片面化、扁平化、脸谱化的怪圈，很难接受一个人往往是美与丑、善与恶、稳定与变化的统一，是矛盾的统一，看不到并难以接受人的个性的多面性、立体性、复杂性。中国人评价人的这种特点正是由于其思维的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中国文艺作品中对人物的表现也存在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倾向，形象经常会脸谱化、扁平化，不够丰满、立体、多面。

　　思辨力不足就会形成“二元”思维，在评价人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评价为“好人”、“坏人”，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思维简单。实际上，大部分、应该说是所有人，都难以用“好”或者“坏”来评价，再坏的人也有好的一面，再好的人也有缺点。或者，他在某个方面很坏，在另一个方面却很好。或者，他今天很坏，但明天却很好;或者是以前很好，现在却变坏了。我绝不相信世上有没有缺点的人，或者是坏得没有一点好的人。人，就是这么复杂，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好人”或“坏人”，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错事就对其全盘否定，也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就过度的美化与拔高。

　　关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些演员身上就可以看到，周星驰在电影中这么搞怪，而在生活中，却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梁朝伟也很内向。演《武林外传》的阎妮，接受采访都会脸红，不善言谈。这就是矛盾的统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个性会统一到一个人的身上。

　　西方多数国家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他们很少会去过度地神圣化一个人。丘吉尔在二战中领导英国人英勇地与德国法西斯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无疑是功勋卓著的国家英雄。但在战后的首相选举中，他却败给了艾德礼。在中国人看来，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丘吉尔是中国人，在中国建立了那样的功勋，他会被神化成一个高大全的、神圣化的形象，会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绝对不会在选举中败北。但在英国人看来，丘吉尔在二战中做的事情，是他作为首相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是一个人，一个做着与众不同的工作的凡人。工党领袖艾德礼用“实现全民医疗保障”这个最贴近普通人的施政纲领说服了选民选择他，而不是二战英雄丘吉尔。英国人民懂得，一个现代政府，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赫赫战功，而是向国民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

　　华盛顿，我们都说华盛顿是多么伟大，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独裁者，但他却没有。我从来不否认他的伟大，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他想做独裁者，也很难做到。因为美国人不会去神圣化一个人，并将之置于人民之上。在这块土地上，从来就没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民不会把自己命运和希望，寄托在圣人的手中。他们敬仰华盛顿，却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并通过各种方式避免国家陷入集权统治，美国没有独裁的土壤。美国人也很少去妖魔化别人，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军队也受到了尊重，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对北方军队给予比南方军队更加正面的评价。南方的将军在战后也没有受到审判，甚至还受到了尊重，南方军队的阵亡者纪念碑同样受到保护。反观中国的内战，我们长时间以来都在妖魔化国民党及其军队，抹杀其抗日贡献，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公平的。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都是来自于老百姓。

　　我非常欣赏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上帝和魔鬼都是人的化身。一个人，首先是人，拥有全体人类共有的特点，然后才是自己的个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

　　八、盲目崇古

　　崇古尚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对古的“推崇”让许多外国人惊异。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谈到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落后时说：“如果要问，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如此遥久的历史，为什么进步却微乎其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对祖先流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3]伏尔泰指出，中国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好的时代是在过去，好的人物也是在过去;今不如昔，今人不如古人。按这种心理推上去，似乎原始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社会。中国的古人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言必称“上古”，在他们心里，三皇五帝时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儒家和道家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就是尚古。道家甚至认为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最好，有了帝王就不行了。

　　中国人的崇古与思辨力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的片面性有关。因为他们可以亲眼见到今人，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今人的不足与当今社会的弊端，便对“今”深感不满;但他们不可能亲眼见到古人的行为，便想当然地将古代社会和古人理想化、完美化甚至神圣化。总觉得古代是好的，古人是比今人高尚的，祖宗的东西是神圣的。其实，没有证据能证明古人要比今人更高尚，也没有证据证明人类的人性在几千年中有了什么退化或发展。很多中国人觉得古人比今人更高尚、聪明、强壮，其实是没有证据的想当然。

　　盲目地崇拜古文化禁锢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文艺作品中，中国人很少畅想未来，而总是盯着历史，总是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味中而难以自拔。

　　确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仰视。但世界是发展的，是进步的，而不应该原地踏步。我们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而不能拘泥于传统，躲在或困在传统的圈子里不出来，抱着传统不放，甚至将其神圣化。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等传统。

　　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知道人们把他当成圣人来供，我估计他是不高兴的。我想，他宁愿人们将他的思想抛弃，创造出新的思想。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在想着复古，想着以几千年前的思想来武装现代人，以古人之政，治当世之民。这只能说中国人的创造力太差了，几千年来都没有走出祖先的思想藩篱。

　　一个总是把父辈的成就或地位挂在嘴上的人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一个民族同样是如此。
[1] 日本作家黄文雄语。引自柏杨《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4页。
[2]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20－21页。

[3] 转引自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87页。


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对逻辑学教学的忽视造成多数中国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更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的训练，造成了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差。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也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思维习惯来思考。其思考的结论只是根据某些经验，通过不完全归纳、简单类比等思维方法得出，其结论往往是不真实的。
    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不少缺陷，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现象非常严重，即使是一些学者、教授也不能避免。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笔者在这里谈一些常见的逻辑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几乎没有。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众说纷纭。老庄讲道，什么是道？没有定义。《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1]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概念不清，那么围绕这个概念的一切讨论都会变得混乱甚至没有意义。辨析概念是逻辑思维中判断与推理的基础，概念不清，判断与推理就难以进行；即使进行，也可能会产生错误的或是模糊的结论。
    当人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对于所讨论问题中涉及的概念要有一致的看法。如果对于概念的理解都不一致，甚至是完全相反，那么后面的问题的就没法讨论了，讨论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谈的是不同的东西。
    再如范伟的的一个小品《卖车》中有一个脑筋急转弯题，问：“你家的狗为什么不生跳蚤？”范伟回答说是因为讲卫生，而正确答案却是：“因为狗只能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范伟说：“你说是出生的生啊！”这个问题也是概念的问题，范伟的理解是“寄生”的生，高秀敏说的是“出生”的生，虽是同一个字，但是表达的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脑筋急转弯都是通过概念的转换来迷惑人的。
    而在国家政策方针、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中，概念不清、概念混乱将会造成大量的漏洞，或者被人所利用，产生违法犯罪行为，给国家人民带来损失；或者造成执行者无所适从，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
    在我们的行政区划体制中，“市”便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词。一般来说，城市指的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而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市管县的制度，作为行政区的城市，实际上是既有城市又有农村的地区，很多所谓的城市其农业人口还要多于城市人口，是实际上的名实不符。这种名实不符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在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偏差。
    比如说“上海市”这个词，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和作为直辖市行政区的上海市是两个概念。作为城市的上海市就是指市区，作为直辖市则包括郊县。理解不同，做各种研究的时候，结论就不同。所以我国的直辖市根本就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即有城市又有农村的省级行政区。所谓重庆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无稽之谈，照这样说，中关村就是最大的村了。如果把直辖市当成城市来看，当成城市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就会产生很多错误认识。比如，人口密度，上海市区很拥挤，但如果用直辖市的人口和直辖市的面积来算，则小于很多同级别的国际都市。
    在这种行政体制下，作为直辖市近郊的郊区便会无所适从。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把建设重点放在哪儿？是放在离市区近的地方，还是放在传统县城？或是另建新城？结果就是四不像，即不像城市又不象农村，缺乏长远建设规划，土地人力财力等资源严重浪费。没有自己的中心城区，人口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人口的集聚效应不能发挥。上海市嘉定区就是一个例子。几十年来，嘉定的建设中心便是多变的、分散的，嘉定镇是老县城，后来成立了新成路街道，现在开始建嘉定新城，而安亭镇又新建了安亭新镇，南翔镇、江桥镇也有各自的中心地区，嘉定的城市化太分散。如果从二十年前就能确定一个建设中心，现在嘉定早就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很多大城市的郊区都处于这种尴尬的状况之中。
    在中国的很多法律法规中，往往概念不清。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我们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地出台司法解释，全国人大不断出台立法解释，就是为了填补法律的漏洞，对某些概念和条文做出更为清晰明确地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互相矛盾的解释这样的严重损害法律严肃性的情形并不少见。
 
    中国不少法规不断地会提到“政府”这个太宽泛的概念，老百姓有问题根本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因为“政府”这个概念太宽泛了、太模糊了。
    再看一个医院乱收费的报道。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10月29日报道，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民医院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住院的患者收取“健康咨询费”、“疾病健康教育费”。当遭到群众质疑时，医院领导拿出了上级的文件，说明可以收取这个费用。确实，黄冈市卫生局有相关的文件，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文件上。文件只规定了可以收，但是，究竟什么是“健康咨询”？什么是“疾病健康教育”？却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这就留下了漏洞，医院就可以随意地理解这个概念并收费。正如该医院护士所说，“疾病健康教育”“就是我们平时对你说的话。”“健康咨询”就是患者向护士询问的话。按这种理解，他们就是收费有理。实际上，象这家医院这样收费的绝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医院都在钻这个空子。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制度制定者没有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
    陈志武在《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提出的很多条款都是笼统和模糊的，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句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应该”？什么叫“更多”？什么叫“管理人才”？怎么样算“培养”？每一项都是模糊的，是无法明确的，双方都难以执行，美国完全可以不认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可以用“经验不足”来作为借口，但其实是思维能力的不足造成的，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概念模糊。而这些参加谈判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专家，连这些人的思维都是如此不清晰，更别说其他了。而反观美国提出的条款，则要明确、严密得多。[2]
二、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很多人，包括很多学者，把类比当成中国人的一个思维特点，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的优势。类比能够形象生动地说明问题，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能将深奥的道理转变成简单的道理。中国人爱用类比，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的使用类比推理的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劝学》是连篇类比，庄子的文章多是寓言。后来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个传统。类比的运用确实让中国古代的许多文章文采斐然，趣味横生，意境优美，给人以想像的空间，可读性极强。
    类比是一种人类自然产生的推理方法，不需专门训练就能掌握，人人都会类比，它来自于人类大脑的联想活动,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有某个特点时，便会想到与它同类的事物也会有相同的特点。比如，毒死狗的食物也会毒死人，因为人和狗都是动物，而且是哺乳动物。
    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而在和专业知识缺乏的人或者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谈话时，他们也不得不用类比，不然人家听不懂。
    类比虽然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但其价值仍然不可忽视，在科学研究中，可以用类比方法推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如果以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即成为了科学结论。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比如谈到取消户口管制、自由迁徙问题，有人就说，那全世界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美国应该打开国门，让外国人自由迁入。这种说法混淆了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的不同。
    再比如，对于移民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中国人，或者经常批评中国现状的同胞，一些人常常用一句谚语来教育他们要爱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这种思维是有问题的，这个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和狗是两回事情，国民和狗之间的差别则更大。狗不嫌家贫和母子关系、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硬把他们归在一类，其实是生拉硬扯。再者，丑和贫都是没有道德内涵的词语，如果是一个虐待儿童的恶母呢，还能要求孩子爱她吗？如果养狗的是一个残忍无情的屠夫呢，狗难道不能嫌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流传久远的成语、谚语都是用类比的方式。如“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这些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是不能把它们当成真理的。无风也会起浪，印度洋海啸的浪大吧，不是风引起的；苍蝇也会叮无缝的蛋，只需给蛋抹上狗屎就行了，许多人正是通过造谣生事来诋毁别人的。

    过多的类比说明一些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进行论证，离开了明显的形象，他们便不会思考；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53页。
[2] 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192页。
愤青：中国人思维缺陷的典型代表
选自《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缺乏思辨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总体思维能力，造成思维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简称“四化”思维。表面化是缺乏思维的深度；片面化是缺乏思维的广度；简单化是缺乏逻辑，推理简单；情绪化是缺乏理性。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的语言和行为也会变得偏激、肤浅、浮躁和非理性。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愤青现象则为中国人的这种思维缺陷树立了众多的典型。
　　愤青的定义
　　中国的愤青现象在国内已经成了常见的、普遍的现象，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不觉得奇怪。而在国际上，中国的愤青现象已蜚声海外，甚至成了一些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其中以美国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最为关注。
　　愤青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以说，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其内涵作一个界定。过于笼统的和模糊的概念没有讨论的意义，但是给愤青这个概念作一个明晰的定义并不容易。
　　有人说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并说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毛泽东、华盛顿是愤青，鲁迅、李白、苏轼都是愤青。
　　这样的概念界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定义中愤青的特点也正是青年人的特点，愤青等于青年，大家都是愤青，这个概念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那些历史伟人，他们是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偶像，绝不是只属于愤青的。有的人辩解说，愤青也非常有理性，那就更没意思了，有理性就不是愤青了，愤青指的就是非理性的人。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愤青，其实他不是愤青。有些人天天骂愤青，其实自己也是愤青。
    既然愤青的话题这么受人关注，说明愤青和普通的青年相比，肯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作出的定义是：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简单化。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人家究竟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
　　二是思想偏激，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如主张战争、复仇，主张对外交往要强硬，要大力发展军事，声称愿意为国战死沙场，或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三是标榜爱国，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民族主义很正常，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及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则是劣等的，对于劣等民族，可以蔑视、欺压甚至杀戮。极端民族主义曾给世界带来惨痛的灾难和教训，我相信，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极为少见的，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愤青有此种倾向，他们会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天生的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愤青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
　　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才是愤青。即使按照这样一个严格的定义来看，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的青年太多了点，这也正是值得担心的问题。最严重的愤青已被人讽之为“粪青”，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用扭曲晦暗的阴谋心理解读社会。
 
　　愤青很“愤” 
　　愤青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环境上来看，是时代造成的。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备受欺凌的弱国，站起来的中国人很希望赢得外国的尊重与承认。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国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各方面都很落后。这引起了部分中国年轻人的不满，特别是在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和指责的时候，更容易愤怒不平。再者，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往往越是极端的、奇怪的言论和行为越会受到关注甚至是吹捧。愤青绝不是青年人的主流，但依靠互联网的放大作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互联网时代，其影响将会小得多。 
　　从个体来看，中国愤青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国具有有利于愤青生长的土壤，那就是中国人普遍的思辨力不足。部分青年不善思辨、缺乏理性，思维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一些愤青的行为及思维。愤青的“愤”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针对中国人的和针对外国人的。对于中国人，愤青很容易给别人下“汉奸”的结论，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吹捧中国，就被认为是爱国；如果他批评中国，或是称赞外国，那就被认为是汉奸；如果他说美国的好话，那就被认为是替美国说话的“鹦鹉”。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简单。 
　　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论辩的魂灵》，通过引用一些话语，讽刺一些中国人的荒唐逻辑。虽写于八十多年前，却是当今不少愤青思维逻辑的活生生的写照：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种话现在仍有许多中国人在说）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摘自《鲁迅全集》第三卷） 
　　某日笔者在网上见到某网友发帖谈到中国社科院2002年作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另一网友留言道：“不想在中国呆着就滚出国去别在国内丢人现眼，不过我估计你也没那个能力出国。没本事就知道嗷嗷叫的人连狗还不如！”有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汉语是低级语言”，引起了很多人的谩骂，有人说：“你说汉语不好，你是中国人吗？美国是你爹啊，你这个汉奸！”这种论调与鲁迅先生笔下某些人的论调何其相似！这么多年了，还是如此，笔者不能不为之悲叹。 
　　当有人说美国的优势的时候，就会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又是自说自话，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天堂，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完美的。这个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 
　　我们再看针对外国人的“愤”。愤怒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批评。他们不仅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感觉被批评是非常丢脸的事，甚至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笔者觉得，如果是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包括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北京奥运圣火在很多国家传递时受到干扰、一些国家的公众人物发表污辱中国的言论等，对这些事情中国人愤怒是正常的。对于这些事情，不仅是愤青会愤怒，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愤怒，不愤怒才不正常。但是对于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正常的、客观的批评，只要不是恶意污辱和诋毁，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虚心地接受。比如对于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甚至是指责，包括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环境保护、人权维护等方面，如果是客观的，我们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批评能够促使我们重视并改正这些问题。
 
    笔者在网上曾见某网友留言：“西方人就是喜欢对中国人指手画脚。中国现在的地位高了，有些外国人就不高兴，然后就造谣。”笔者以为，新闻的生命就是批评和揭露。中国人应该有心胸接受、包容别人的批评。没有必要反驳，更不必反咬一口，说别人也屁股不干净如何如何。你也可以批评别的国家呀，我们对西方的批评还少吗？
　　在互联网上对外国的攻击与谩骂除了情绪的宣泄，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更不会对外国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的反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声誉。埋头做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比口头上的攻击与谩骂有用得多。美国挨的骂不少吧，前总统小布什到很多国家访问时都会遭到抗议，但美国人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自信。
 
　 “爱国贼”更可怕 
　　愤青的“愤”不仅对自己、对社会弊大于利，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有人说，利用网民的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多少网络炒家和所谓的策划公司正是利用部分网民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进行炒作，他们编造事实、制造舆论，挑逗网民的愤怒情绪，引起大众对某人或某事的关注，来达到某种个人或为名或为利的目的。而愤青正是这些炒家最喜欢利用的人群，他们最容易被操纵、被忽悠、被蒙蔽、被挑逗。 
　　愤青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他们认识能力的不足，难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问题，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比如，对中国面临的危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与经济形势等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或是太片面、太乐观、太悲观，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往往是不可行的、欠考虑的。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国家容易被人轻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别人的言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于生活中的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愤怒、生气、不高兴，并不能让别人尊重你。中国越是想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很可能越得不到尊重。尊严来自于实力，当我们的国家强大之后，自然就会获得。尊重不是要求来的，情绪化的叫骂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愤青有激情、有理想，爱国爱民，固然有他们可取的一面，但是只会愤怒而缺乏智慧与理性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一腔激情办错事，有史以来屡见不鲜，这是愤青要尽量避免的。美国人的关注与担心也许并非是多管闲事。 
　　鹰派不等于愤青。鹰派是一种强硬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而并不是情绪化的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主张与敌人硬碰硬，看起来挺英雄，结果是失败。而在抗战时期，我们一开始不可能全力与敌决战，否则用不了几个淞沪会战规模的战役，就会被打败。最好就是拖延，把决战的时间往后拖。国民党、共产党都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愤青的思维，那么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抗日战争也会失败。 
　　爱国有错吗？正有“爱国贼”一说。电影导演姜文在谈到他的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过度的爱、缺乏理性的爱就是害。家长溺爱孩子，就是害孩子。爱国也需要智慧，否则就有可能害国。

注：本部分曾载于《中外书摘》杂志第六期，原题《愤青：中国人“四化思维”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