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岗车管所在哪里:周恩来总理答记者问——中华大智慧的气质和风度(照片)【66001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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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总理答记者问——中华大智慧的气质和风度(照片)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风华正茂、意气风发1.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革命征程2.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3.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长征途中4.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晚年恩来5.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做政府报告 堂堂一国总理 吃的就 几小碗 在想想今天的我们的一些领导们,心里汗颜啊!  当年有的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凭什么就中国的周恩来能享受下半旗的待遇,而其他国家的不能?”
  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回答他们: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作到了周的这3点:
  1,周死后没有留下一分钱的财产
  2,周死后无一儿一女
  3,不留骨灰
  我一定在你们死后下半旗。 
 
他的自信、他的风度,通过外国人的眼神就能看出来!他被国际上称为最难对付的政治家。   一个让时下某些“人民公仆”汗颜的收支记录:

    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
    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
    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
    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 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
    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

    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

    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 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怀念周总理!!

   周总理永远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