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型货车怎样查违章:被“化学”了的食品

来源：凤凰周刊2008年11月03日记者易江南

 da陆食品安全问题，随着食品化学技术的发展而日益严重，但这并不是食品化学本身的问题。

王璋是大陆著名的食品化学教授。在大陆高校中首个开设“食品化学”课程，通用高等教材《食品化学》第一主编。他的爱人许时婴亦是大陆食品化学教授。

许时婴称，研究食品化学，是为了让食品更加安全，人类吃了更加科学、放心、有营养。但现实颇为尴尬，食品化学知识越普及，研究成果越多，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就越多了。

许时婴表现出忧虑和无奈，她现在能做的，也只是利用自己的知识辨别食物好坏。“超市里可供挑选的食品很丰富，我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尽量不买那些食品。”

大陆食品化学学自美国

1949年，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前身）开设食品工程系，此系后被划出，成立了以食品工程为主的无锡轻工学院（现江南大学前身）。王璋和许时婴当年随食品工程系一起，从南京迁来无锡。

1980年代以前，大陆还没有食品化学方面的研究。1981年，王璋作为首批“留洋教授”的一员，被派往美国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留学期间，王璋发现，比蔗糖甜200倍，后来在大陆无糖类食品中广泛使用的阿斯巴甜（天冬氨酰苯丙氨酸甲酯，别名甜味剂、甜蜜素，大陆俗称“糖精”），早已在美国食品工业中使用。

化学专业出身的王璋对此感到新奇，对“食品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确立了学习和研究方向。1983年王学成回到国内。次年，王率先在无锡轻工学院开设了大陆第一个食品化学学科。

1984年，也成为了大陆食品化学研究起步元年。在王璋回国的当年，许时婴又被派到丈夫工作和学习过的美国加州大学食品专业深造。1985年，许带着美国老师赠送给她的礼物——一本国际食品化学界泰斗Fennema教授主编的《食品化学》（第二版）回到了无锡轻工学院。

这本《食品化学》是当时世界最新版本，此书成为大陆《食品化学》教材的“母版”，以后几乎所有的大陆同类教材，都是在这本教材基础上编纂、变化出来的。

此前，大陆食品行业标准更多是采用较为严格的前苏联“社会主义标准”，后来则为相对放宽的“美国标准”所替代。

但在美国，食品专业属于农业院校，大陆的食品专业却属于轻工系统。1985年，时农业部部长何康访美，回来后，便建议在农业高等院校开设食品专业，而不是轻工学校。但最先开设食品化学的无锡轻工学院，因为集中了以王璋为代表的一批食品化学专家，一时间还是成为了大陆各地食品学科教师的培训基地。

被推广的化学添加

在整个1980年代，虽然许多大陆高校开设了食品学科，但食品化学并不是研究热点。当时大陆大多数人还处于解决“温饱阶段”，食品工业不发达，食品安全问题也不突出。

食品化学专家、江南大学教授张晓鸣称，大陆对食品化学研究开始有所重视是在国家“九五”计划期间。

高层对食品化学的重视，不可回避的因素之一是接连发生的诸如假酒、毒蘑菇等食品安全事件。

食品化学研究形势紧迫。许时婴回忆，在“九五”计划初，教育主管部门便要求编纂相关教材。1996年前后，作为学科组长，王璋接受这个课题，组成了王璋、许时婴、汤坚三人编写组。“经过两三年时间，编就了1999年版《食品化学》这本‘高等学校专业教材’。”

1999年版《食品化学》，主要参考美国教授Fennema主编的《食品化学》（第二版），结合大陆的食品生产和研究现状编写而成。

与教材学自美国有相似之处，当时大陆的食品化学工业也是照搬西方。国际出现了新的食品添加剂，大陆便会引进，模仿生产和使用。1965年发明的阿斯巴甜，继1981年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机构（FDA）正式批准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后，大陆也于1986年批准使用。这种“引进”、“拿来”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

此期间，大陆的食品工业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迅猛。大陆在食品、饮料生产中，对被视为食品工业灵魂的人工色素、化学添加剂的使用也变得相当普遍。《食品化学》中，便根据当时大陆的食品工业实际，辟有专章专节介绍“我国允许使用的合成食品着色剂”、“国外使用的食品着色剂”和10多种常用食品添加剂。

食品化学的普及

“九五”期间大陆的食品化学得到发展，但整个研究行业投入的经费相当少。食品学科研究真正被重视，是在“十五”计划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1998年成立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2003年大陆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研究投入由此得以迅速增加，一些原本没有食品化学学科的院校也迅速开设了相关专业，申请研究经费。

高校食品专业成了热门专业。在完成编写《食品化学》教材后，王璋等专家还根据教学需要，编写了《食品化学实验》。

相对应的是，更多的食品化学研究成果在“十五”计划期间出现，并得到运用。据江南大学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便有“100多项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其中的“大米增香剂”，便是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姚惠源教授的重要科研成果，最初是从云南的一种名为“糯米香草”的植物中发现，目前已研制出人工合成天然等同物。实验报告称，大米增香剂“在医科大学进行的动物试验表明安全无害，加入普通无香大米中可明显增加米香，特别是能改善陈米的米香味”。

但随着大陆食品化学研究的深入，成果不断出新，食品安全问题在“十五”计划及以后时间，也变得相当突出和严峻。

“毒猪肉”、“毒鱿鱼”、“毒粉丝”、“毒酱油”、“毒大米”，这些添加进化学物质和被化学品污染的食品，不断在居民的餐桌上出现，并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直到目前发生令全球震惊的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的事件。

大米增香剂被誉为“点米成金术”，如果用于有毒的陈化稻米加工，也可生产出常人难辨的“新大米”，虽然目前没有这方面的造假安全报告，但却仍然能引发担忧。一位专家称，许多“毒食”，都是别有用心地利用了食品化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不排除有科研人员有意参与“毒食”研发。

2005年，针对大陆和国际食品化学出现了新成果新情况新要求，江南大学食品学院课程小组又重新编写了一套教材——2005年版《食品化学》，写进了许多新的食品化学研究成果。

《食品化学》教材更加成熟，食品化学学科在大陆高等科研院所中成了重点学科，国家级食品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也随之建立。

人类“食品掺假”的四个分期

人类关于食品化学的研究历史只有100多年。100多年来，人类食品掺杂现象随着食品化学的发展变得日益普遍和严重。

1847年，德国化学家出版了《食品化学的研究》，这是世界上第一本食品化学方面的书籍，被认为是人类建立食品化学学科的开始。

书中，化学家把食品分为含氮的植物纤维、酪蛋白等，和不含氮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等两大类，这一分类标准被沿用至今。这就是以三鹿为代表的大陆奶粉厂商，为何要在制品中掺进可以虚增含量的有毒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根本原因。

如果把1984年当成是大陆食品化学学科的元年，大陆的食品化学史，比西方落后137年。从食品化学史上看，大陆食品化学发展和研究，以及出现的食品掺假等安全问题，与西方历史上的情况也有相似性和延续性。

西方食品掺假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从古代至1820年，食品掺假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

大陆“化学食品”演变史 

来源：凤凰周刊2008年11月03日记者邓飞

大陆近年来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均起因于化学物质的不当使用，但食品工业化使化学物质在食品中的使用变得不可避免。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化学食品添加剂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用来掩盖食品的缺陷或作为伪造的手段。而这正是目前大陆食品生产加工行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瘦肉精又来了。”湖南省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支书卢国良忧心忡忡。

2008年10月，湘潭市破获一起特大案件：近两年来，杨某以每公斤约1500元人民币的价格，从印度购进476公斤“瘦肉精”，然后以深圳为中转，通过下线再销往中国各地，最后以每公斤5000至10080元的价格卖出。

两名湖南人购得其中的100多公斤瘦肉精，有相当部分已经流向湘潭猪栏。

此次起获的“瘦肉精”学名为沙丁胺醇，是一种作用极强的受体激动剂，曾用于支气管哮喘的治疗，但因对人体心脏的副作用过大，后被弃用。后来一家美国公司意外发现，猪可大量吸收沙丁胺醇并且耐受性好，药物大量沉积于猪的肝、肺、肾中却不会中毒，药物最终能促进猪的骨骼肌（瘦肉）蛋白质合成和减少脂肪沉积，瘦肉率可明显增加。

1990年代，国外曾在饲料添加剂中使用沙丁胺醇，但后来发现人在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后，会出现头晕、恶心、手脚颤抖、心跳加快，甚至心脏骤停致死的情况，特别对有心律失常、高血压、青光眼、糖尿病和甲状腺机能亢进等疾病的患者危害更大。

欧美国家开始禁用其做饲料添加剂，但它还是进入了中国乡村。

整个1990年代，中国的监管者被各种各样的违规饲料牵扯着视线——中国的饲料生产商使用催长素、激素、尿素、保鲜剂、着色剂、调味剂等化学添加剂制作禽畜饲料，这可以提高猪的生长速度，1年才能出栏的猪变得4个月甚至100天就可以出栏。

农业部于1999年９月开始对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湖南、江苏、上海、河南８个省区、市500多家生产、经营饲料企业和养殖企业的饲料进行专项调查，违禁药品检出率高达19.8％。

科学家认为，食品里的激素残留会导致人体肌肉虚长、内分泌系统失调和性早熟。1997年开始，农业部开始禁止在饲料中滥用促生长激素、抗生素及一些化学合成药物。两年后，国务院颁布《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规定生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不得添加激素类药品。

如同现在大陆北方在牛奶里添加三聚氰胺一样，“瘦肉精”一直是大陆南方养殖户心照不宣的秘密。吃了“瘦肉精”的猪，一头至少可以多卖两百元，而且还可以少吃10%的饲料，如此算下来，一头猪至少可以多赚数百元人民币。

养殖户间流传的技术中，给一头猪喂食“瘦肉精”也要遵循严格的操作流程——不能超过3两，超量可能使食用猪肉者致命；喂食的第七天必须要宰杀，否则猪会死亡。

“瘦肉精”进入猪体显然导致了一系列痛苦的化学反应。有养殖户描述称，猪在吃药的第一天会显得非常兴奋，乱滚乱撞；第二天，猪的四肢肌肉开始变得坚硬；再之后的几天，猪后背和腹部的肉也会开始变硬，但此时，猪已经无法站立，并会时常发出呻吟。

直到2001年，广东信宜某一个养猪户没有遵守操作流程，在饲料里加入过量“瘦肉精”，一次就造成530人中毒。

民众的担心很快引来政府对“瘦肉精”的一番严厉清剿。“瘦肉精”从此转入地下，被分散成无标签的小包装袋，私下卖给“可靠”的人。

卢国良说，“瘦肉精”也曾给湘潭县带来一场“灭顶之灾”。2006年5月，广州市发现200多头被“瘦肉精”污染的湘潭生猪，两个农民因此被判刑。销毁该批生猪后，广州决定三个月禁止购买湘潭生猪。

此前一个月，湘潭县姜畲镇30头猪被查出含有大量“瘦肉精”后，该县宣称在22个乡（镇）开展集中整治行动，进行了排查，立案28起，并另行移交警方处理3起。

湘潭县是大陆最重要的生猪大县之一，每年出栏200万多头生猪，生猪滞销将严重损害当地经济。湘潭地方政府遂派出专人前往广州斡旋，承诺消灭“瘦肉精”，供应无污染猪肉。

2008年3月，卢国良还进入中南海向温家宝总理汇报了当地生猪饲养情况。大陆似乎已经严密控制了“瘦肉精”。

但湘潭案显示出“瘦肉精”阴魂不散。不法分子可以在境外获取大量的“瘦肉精”，而一些养殖户对它也是如饥似渴，不惜高价购买。

一切为了收成

中国乡村是食品原料的最主要来源。1983年，中国启动城市经济改革，城乡物质交流剧增，农产品由乡村直接输入城市。

1993年开始，政府允许农民进入县城经营第二、三产业，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随着不断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食物。而此时，中国乡村重陷贫困，留守的农民渴望在有限的土地上和池塘里谋求更多收成，来应付赋税、看病、养老和子女教育费用。

“是人都会琢磨如何搞好收成，一切都围着收成转”，湖南益阳市大通湖养殖户毛国平说，现在的养殖户赶上了好时代，“科技发达，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一个池塘里如果高密度养鱼，鱼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毛国平的鱼曾经在一个晚上全部死亡。1993年，一种叫孔雀石绿的绿色结晶体因为有良好的驱虫、杀菌、防腐效果而被养殖户广泛使用，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类水产动物的水霉病、鳃霉病和小瓜虫病等疾病。

英国最初发现了生产孔雀石绿的工人常患膀胱癌，后经研究，该化学物确有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对人体危害较大，很多国家将孔雀石绿列为水产养殖禁用药物。

2002年5月，中国也将孔雀石绿列入《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清单》，但因为价格低廉，在水霉病防治方面又无可替代，养殖户仍然坚持使用。

直到2005年，一直被使用的孔雀石绿在中国出口的水产品里暴露，遭来一次严打。但鱼还是要治病的，2006年，一些养殖户转而使用氯霉素、恩诺沙星、环丙沙星和硝基夫喃等化学药品来帮助治疗鱼病。但氯霉素带有会破坏遗传基因的毒性，能引发再生不良性贫血、白血病等疾病，而在人体里累积的硝基夫喃又会引发癌症或基因突变。

2007年，韩国报道了上百吨掺杂了上述化学药品的中国出口鱼类，指责中国人推陈出新不断制造危险食品。美国甚至因此一度中断对中国水产品的进口。

但毛国平的鱼全部销往国内城市的水产市场，不需要接受严格的出口检测，所以他对此一无所知，而他的池塘里也一直在添加着恩诺沙星等多种药物。

毛国平每次将40克药物混杂在40公斤鱼饲料里，连续使用3到4天，可有效治疗鱼的肠炎和出血病。

水果成长的秘密也被发现。2007年3月，中国食品网曝光了12种因为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化学药剂的“毒”水果，涵括柑橘、荔枝、苹果、梨、葡萄、西瓜、香蕉、桃、桂圆、芒果、柿子和大枣等。

为了能提前上市卖个好价钱，同时色泽鲜艳，一些种植户创造了诸多化学方法。以西瓜为例，瓜农用膨大剂浇灌瓜地，使西瓜细胞非正常膨大，个头比自然成熟的西瓜大上1～2倍。膨大剂的化学名称叫细胞集动素，属于激素类化学物质。

因为是被化学物质激化催熟，西瓜一般会留下白色瓜瓢等缺陷。这些“民间化学家”的下一步改造计划是借助催红素——他们用喷雾器把催红素溶液喷在西瓜的一端，药液浸入，很快能令瓜瓢变红。催红素的主要成分是“乙烯利”，该物质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在农业中可以控制使用，但以植物长成后无残留为控制标准。

显而易见，一些商贩对未成熟的果实用“乙烯利”催熟的办法有害——“乙烯利”残留会干扰人的内分泌系统，也会对肝脏造成直接的损害。

这些化学技术甚至一度被一些地区的林业部门作为增产经验推广。一些果园开始沿袭如下流程——用膨大剂催个，用催红素增色，再加入防腐剂保鲜。一些柑橘类水果还需要用工业石蜡抛光。石蜡含有铅、汞、砷等重金属，人体过多吸收会导致记忆力下降、贫血等病症。

食品畅销的化工秘密

污水横流，四处弥漫着一股刺鼻腥气，西长街，是湖南省长沙市最庞大的水产市常

一名彭姓店主一边叼着烟，一边用大桶的片碱水泡开干鱿鱼，再加入双氧水漂白。片碱能够使干货充满水分，如一斤干鱿鱼，经由片碱浸泡后可以变成二三十斤，是正常清水浸泡的一倍。

片碱学名为氢氧化钙，食品用氢氧化钙被获准处理加工食品，但在出售的成品中含量应该为零。工业片碱和学名为过氧化氢的双氧水、甲醛一样，都因为对人体有害而被禁止加入食品。

片碱和双氧水还被一名刘姓店主用做他途——他用低价收购猪的食管和喉管，使用片碱和双氧水处理后，食管和喉管会变得又白又肥，食管可以冒充脆骨，而膨化起来的喉管则可以冒充猪肚出售。

有网友在互联网上感慨，中国的各类动植物食品经历残酷的“化学种养”后，在生产、加工和储存过程中还“不得安宁”，继续被加入各种化学物质。

刘姓店主今年38岁，从300公里外的乡村来到城市已有7年的时间，曾卖过米粉。造假对他来说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并且毫不避讳。他称自己在经营米粉时，总是会买来很便宜的陈化大米，先用工业盐浸泡一个晚上，去除陈旧黄色，然后制成米粉，再喷洒甲醛溶液，这样不仅令米粉光亮柔韧，还可以延长保存期限。

他的一些老乡分散在这个城市，有的在用亚硝酸钠腌制腐烂猪肉，还有几个专门制作“化工猪血”。

亚硝酸钠能够维持肌肉中的肌红蛋白，产生发色作用，使腐肉重新色泽红润。而用工业盐凝固猪血，然后加上甲醛溶液能增加猪血的口感，并能保证猪血被筷子夹起时不会破碎。

供工业用的工业盐一般含有致命的亚硝酸盐和铅、砷等有害物质。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亚硝酸盐已经成为导致化学性食物中毒的最主要原因之一。2006年上半年，中国各地发生60多起亚硝酸盐中毒事件，导致400人中毒，其中20人死亡。

他们的行为也曾经被媒体曝光，刘姓店主对此则显得愤愤不平，他抱怨着生活的窘迫——一天生产猪血卖400元，如果用正规盐，算上猪血原料和煤炭，还要亏本，“不想点办法能行吗？”

城市食品问题如今已经表现为假冒伪劣。一位学者称，中国推行经济改革以来，私有化进程异常迅速，之前奉行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在短短10年之内土崩瓦解，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导致了食品制造行业严重混乱失序的局面。

1980年代后期开始，大陆诸多行业显现出职业道德危机，许多人通过破坏基本道德准则来获取财富。缺乏政治配套支持的市场机制几乎失效，大量的假冒伪劣食品也随之出现。

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程度较低，门槛较低的食品行业被各地政府视为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成为食品的加工者或经营者，形成了一个小、散、乱却竞争激烈的行业。

随着人口流动加快，城市成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食品加工者只要避免现场的食品安全事故即可，一个过路的顾客事后很难将自己的身体损伤和一次饮食实现法律联系。所以，对于一些食物制造者来说，化学物质能够帮助食品获得表面良好的色、香、味，这恰好能满足他的欲望。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食品加工者和成规模的生产者开始频繁使用非食品用化学品。在中国各地的大小城市里，食品产生了更多更大的化工故事。

中国知名的虾仁加工生产地——浙江省温岭市的石塘镇和松门镇，被发现用一种粉红粉末煮虾，令虾米鲜红艳丽。该粉末名叫“亮藏花精”，俗称“酸性大红”，是一种主要用于木材、羊毛、蚕丝织物、纸张、皮革的染色颜料，有中等毒性，有强致癌性。

生长在东北林区的珍珠菌被浸泡后变得鲜嫩黄亮，其中的秘密是加入了一种叫“连二亚硫酸钠”的强漂白剂。这种物质本来被用于印染的还原剂和丝、毛织品及纸浆的漂白，其中含有的重金属有可能长期残留在人体内难以排除。该漂白剂还可以令海带变得翠绿欲滴。

大陆食品的净化难题

来源：凤凰周刊2008年11月03日记者邓飞

中国民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最早似乎是在1998年春节。一个叫王青华的山西农民用34吨甲醇加水后勾兑成近60吨散装白酒售出。这一行为使将近300人中毒，并导致27人丧生。

6名造假者很快被判处死刑。

但当年的铁腕没有解决问题，以后的食品安全事故反而连绵不绝，大陆民众的餐桌，似乎已经变得危险起来。

净化食品行业在中国已是势在必行。

另外一场化学污染

中国的食品除了人为添加化学物质之外，还在遭遇另一场化学污染——它似乎不是人为故意，但造成的损害或许最为根深蒂固。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复杂多变，病虫草害繁多并且严重。化学农药被公认是防止和抵御病虫草害最为快速、有效、经济的手段，进而迅速在中国乡村得到推广。

在农药品种单一、制造技术落后的大背景下，高效杀虫的农药往往就是高毒、高残留的农药。中国政府早在1983年就宣称禁止使用的滴滴涕等剧毒农药，在乡村却一直禁而不止。

大陆目前农药的使用量一直在20万吨（有效成分）以上。中国农药的合理使用准则体系尚不完备，一些农药还没有颁布使用管理规定，这导致农药使用混乱。中国田野里的施药方式被认为最为原始和野蛮——一些乡村一直在采用“土办法”喷施农药，常见的有喷雨法、水枪法和毒土法等。这些办法因为省钱和方便，得以在各地农村流行。

工农-16型手动喷雾器在农村被广泛运用。但其切向离心式喷头的药液雾化性能低下，会导致农药大量流失进入土壤和地下水，渗透植物内部，造成农药的高度残留，进而对农产品产生污染。

研究者称，中国乡村的农药污染正处于失控状态。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茶叶、中草药等作物品种中都有农药残留的检出。直到2007年，来自福建的茶叶还能被发现禁止使用多年的滴滴涕成分。

农药污染对人体的最大影响就是长期微量食入后的慢性中毒——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症状，但长期残留累积在体内的农药可以诱发基因产生突变，致使癌变、畸形的比例和可能性大幅提高，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乡村大量施用磷肥也加剧了土壤污染。磷肥除含有磷、钾、钙、锰、锌和硼等营养元素之外，也含砷、镉、铬等重金属物质，其中又以镉的含量和毒性最强，对人体的毒害仅次于汞，居第二位。

而大陆乡镇企业和城市重工业体系还在污染着河流，而乡村又用这些被污染的水灌溉农田，进一步污染农作物。在这些河流里养殖的水产，最终也会进入人体。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显示，一旦人体摄入过量重金属，不仅会引发胃病、恶心、呕吐、腹泻等，同时也会引发血液、肺、肾、脑、胰腺以及骨骼等综合性疾病。此外，它还可能使人类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受到损害，直至死亡。尤其是儿童以及未出生的婴儿，受到的伤害更大。

2006年，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显示，中国主要遭受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每年因之减产的数量为1000万吨粮食，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元。而据新华社报道称，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监管亟待加强

CCTV《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曾一度用针孔摄像机向中国民众展现一些食品光鲜背后的肮脏。

“每一期节目出来，百姓餐桌上就少一件食品。”每次曝光后，当地执法部门就会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顿，但不久又恢复原状，他们又会接到之前线人的再次举报。曾经供职于该栏目的一名记者称，他们似乎总是在“食品安全事件泛滥—曝光—打击—问题缓解—再度泛滥—再曝光—再打击”的轮回中重复劳动。

事实上，中央政府并非视而不见。2007年，中国启动为期4个月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国家质检总局提供数据称，监督抽查的23种食品诸如油米酱等的合格率达到98.3%，11种涉及群众健康安全的消费品合格率达到96.5%。

但“三聚氰胺”事件后，食品安全问题再令民众不安和不满。有警告称，如果政府不能加快改善食品安全问题，将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有评论称，一些行政部门的劣质公共服务助长了食品事故。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农作物和食品流通管理缺乏监管，其中68.9%的蔬菜上市前没有经过产地检验。

此外，在农产品的流通环节，国家没有设置必要的化学品污染检查措施。在检查的主体、规模、手段和经费来源等方面尚没有统一的规划。直到2007年底，中国一些城市才开始对农贸市场、商场和超市检测、监测流通领域蔬菜、果品和水产品等食品中的农药残留、甲醛和亚硝酸盐含量。

在德国，婴儿配方奶粉属于药品管制，必须通过德国卫生部门的检测。而中国以往的奶粉却可以免除检查。

“食品监管规范体系和执法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是中国食品安全事故的根本症结所在。”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称，中国虽有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但系统性和协调性差。很多法规和政策都是不同部门追逐利益的产物，并未合力构造一个“从农田到餐桌”的规则系统。

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明确地提出，食品监管采取“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中国由此出现工商、卫生、海关、公安、质量监督、环保、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9个部门监管食品安全，负责食品生产链条的不同环节。

“这种如同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体制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效率极其低下。”王锡锌说，世界各国普遍认为食品从农田到餐桌是一个有机、连续的过程，对其管理不能人为分拆割裂，应该是全程性的管理。

“毒奶事件后，李长江的辞职只是落实了政治责任的追究，但如果不改善整个监管体制，新的局长最多也只能保证所在环节不出问题，而无法确保整个链条。”王锡锌说。

中国的食品安全法草案明确了地方政府必须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但王锡锌忧虑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利益，可能降低食品安全标准，而食品标准应该是全国统一的。

食品问题关乎国家管理模式转型

中国的立法者试图让即将出台的《食品法》强硬而有效，要求建立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相关制度，并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查验记录制度、标签制度、索票索证制度和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

新的改变还包括变传统的补偿性民事赔偿为惩罚性赔偿，食品违法可罚案值20倍，还制定假一赔十的新标准激励民众参与发现和打击伪劣食品。

即便是监管机构的建立和监管能力的提升，或许还是不够—清华大学法学院胡颖廉撰文称，最新爆发的奶粉事件关乎整个国家的管理模式转型，应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有效的行业自律和精细的司法制度。

胡称，包括奶粉事件在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实际还是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的问题。而解决手段则有多种—如有组织的行业协会能够让成员产生自律的压力，高效的产权制度可以清晰界定责任边界等。

司法的救济和责任追究被公认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可行方式。美国在“进步运动”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药害事故、矿难事件和不安全食品事件，有一些是通过法院解决的，只有当事后救济力不足或者法官被利益集团收买的情况严重时，政府监管部门才加以介入。

但在现行政治构架中，中国的法院体系或许尚不足以支持类似的司法救济。

在整体社会系统没有得到调适修复之前，大陆食品安全的噩梦或许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陆无论官民都应该共同面对和竭尽全力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威胁着所有人的健康甚至生命。

今天是三聚氰胺，明天是什么？

来源：凤凰周刊2008年11月03日周兼明

有一个笑话，说一群鸭子想学飞翔，就去找鹰拜师学艺，经过勤学苦练，到了黄昏的时候，它们终于掌握了飞行的技巧，于是，高兴地排着队，走到鹰面前鞠躬道谢，同时道别：“谢谢您，我们已经学会飞了，现在要走回家了。”

这个笑话嘲笑的是不能学以致用。然而，它却让我们霍然惊见，自己宛若那群鸭子。

随着乳制品三聚氰胺合法含量的公布，我们看见一场由奶粉引发的食品危机事件已经渐近尾声，聚光灯渐次熄灭，围观群众也开始纷纷退常也许，日子还会以它惯有的风格，呼啸而过；而食品安全问题，恐怕也会依然如故地、一天叠着一天地向我们碾来——显然，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将永远也不会学会飞翔。因为，从农药超标的植物到抗生素超标的动物，从二恶英到苏丹红再到三聚氰胺，我们学习过的化学知识已足够多，我们吸取的经验教训也足够丰富。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学以致用的切入点，以便证明我们不是鸭子。

可是，切入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次乳业危机背后所隐藏的一系列深刻问题：那些有毒、有害的制品是怎么生产和流通的？为什么可以轻易流通到食品生产领域？监管体系是否亟需完善？立法是否亟待匹配？美国在数度食品危机后，从制度上建立起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我们为什么不能？

如果不能从这里立足和起飞，我们必将永远无法超越鳞次比的食品危机。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正视现实，借鉴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正视现实，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么令人不安的时代、多么可怕的环境：金钱成为了飓风中心，每个人似乎都难逃被裹挟的命运。为了获得尊严，为了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人们纷纷在各自的位置上，围绕赚钱，发掘出最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于是，假冒伪劣产品开始渐渐渗透我们的生活，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展到有毒有害产品无所不在地绑架我们健康的程度。不说别的，单说吃吧，不要说我们餐桌上哪些东西是上不得台面的（太多了，可能一时半时数不过来），就说指标完全合格上得了台面的，你又敢保证多少？别看今天是三聚氰胺，谁知道明天是什么？别笑看乳业的今天，怎知明天撞到枪口上的就不会是大米白面？《新京报》近期刊登了大陆作家崔卫平的一篇短文，说她2005年去乡下亲戚家，亲戚告诉她他们那里产的稻谷不能吃，因为使用了剧毒的农药，猪吃了皮糠都死了，因此他们就把稻谷“卖去了上海”，而他们自己则买外地的稻谷吃——可是，他们又怎知外地农民卖给他们的，就是化学含量不超标的呢？而我们又怎知我们吃的大米白面不是这样的方式生产的呢？

食品安全在中国已是多么重大而严峻的问题，可窥一斑。外危及国家声誉，内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假茅台摆上国宴，到肾结石直指婴儿，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仅仅针对一个乳业采取整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从生产和流通环节入手，让食品生产和加工者无法轻易买到那些有毒有害的药品以及不适宜应用于食品生产的化学制剂，先从源头上杜绝流入；然后再在食品生产的下游布网检测，借鉴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建立严格的食品监督检验机制，用制度做保障，严把质量关。同时，媒体这个时候就消声，人们这么快就还原，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不断追问，不断呼吁，直至监管机制真的完善，我们真的起飞为止。

真的呢，中国人不能再过这种我害你、你毒他的日子了，中华民族真的到了需要全民大反思的时候了，请政府先从建立我们的FDA开始吧。

食品维权从“雪印牛奶事件”开始

“第一牛奶”中毒事件惊醒日本 

来源：凤凰周刊2008年11月03日特约撰稿员江小凝

8年前，一场席卷日本关西地区的牛奶中毒事件爆发，造成1.4万人中毒发病，并最终导致牛奶生产厂家雪印乳业公司的没落。根据“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观点，这起发生于2000年的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食品中毒事件被予以多方面解读：管理学者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研究雪印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的失误，食品安全研究学者讨论企业食品安全监管的弊端，而对法律工作者来说，该案例的最大意义莫过于案件引发的日本史上食品安全群体维权第一案。在大陆发生毒牛奶事件的背景下旧事重提，无论对大陆的奶制品企业，还是普通消费者，甚至是国家相关监管部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杯牛奶喝坏一个民族”

日本一直宣称“一杯牛奶强盛一个民族”，喝牛奶的习惯在日本根深蒂固。夏天民众也喜好饮用冰镇牛奶消暑。在雪印事件发生前，雪印、明治和森永并称为日本三大牛奶品牌，虽然这几个品牌的牛奶价格比普通牛奶高出近50%，但许多日本人依然对这三个品牌有深厚的品牌忠诚度和依恋。几乎每个日本家庭都是这三个牌子中某一个的拥趸。

但自2000年6月开始，从6月26日到7月10日近半个月时间内，日本关西地区共有1.4万人由于饮用日本雪印乳业公司生产的低脂牛奶而中毒发病，出现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腹痛等不适症状，其中有一名84岁的老太太，在喝牛奶中毒后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

雪印乳业公司成立于1925年，是日本最大的牛油奶酪生产商，旗下除乳制品外，还生产冷冻食品和酒等。雪印乳制食品公司在全国拥有35家工厂，是一家素来拥有良好声誉的厂家。为什么出现毒牛奶事件呢？经过查证，这起“毒牛奶事件”的起因是生产牛奶的脱脂奶粉受到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而奶粉之所以受到感染，是因为3月31日，雪印公司设在北海道大树町的大树工厂在停电3小时后重新启动生产线时，对其加热器中的牛奶未作废弃处理。正是这批有毒奶粉造成大阪分厂在6月21日至28日期间生产的低脂牛奶等3种乳制品受到污染。

事发后，雪印公司虽然道歉，但迟迟并未向消费者说明原因，公司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未拟定统一赔偿标准，这极大地激起民愤。抵制雪印奶制品的说法不绝于耳，各地经销商也纷纷对雪印奶制品作下柜处理。雪印乳业公司的社长不得不辞职谢罪。于是，一场本可以消弭的危机被扩大了。

《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雪印乳业公司应当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受害范围扩大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产品回收和受害情况的公布太迟。作为大企业，雪印应当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显然公司还缺乏“消费者第一”的理念。

维权案例胜者寥寥

缺乏“消费者第一”理念的不仅仅是雪印公司。“雪印牛奶事件”爆发前，日本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并不强烈。这固然是由于日本在食品安全和各项产品质量监管方面有着严格标准，食品和其他商品很少出现大的质量问题，即便出现企业也会有良好的应对机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在1990年代中期前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法规并不完善，个人在与大企业的诉讼中，往往“寡不敌众”落败。

1990年代初期，日本消费者南田村成为日本史上商品责任诉讼第一批诉讼者。由于驾驶一辆6个月的三菱帕杰罗汽车造成他和3个朋友出了交通事故，经专家鉴定原因是汽车缺少一个零件，为此他投诉三菱汽车公司并索赔5万美元。但最后法庭判决他缺乏证据而败诉。

类似的案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后，日本法庭偏袒、保护大企业的做法终于激起民愤，在各方敦促下，日本开始酝酿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1995年，一部专门保护消费者的《制造物责任法》开始正式实施，该法虽然只有短短的6条，却清晰交代了“制造物”的定义、责任范围、赔偿原则和责任期限等。如该法中第一条便规定：“为保护被害者，保障国民生活的安定及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本法规定因产品缺陷而对人的生命、身体及财产造成损害时，制造商等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部法案出台后，日本类似的诉讼案开始频繁出现。截至2000年底，各大法院受理近100起针对日本制造物的诉讼。但在初级阶段，这些案件的审理情况则不尽如人意。据美国《商业周刊》当年12月份的统计显示，在已经得出结论的37个诉案中，仅有6起诉案是以消费者一方获胜告终。

“毒奶”引发诉讼潮

“雪印牛奶事件”发生后，一些对公司的赔偿金额不满的民众开始打官司起诉雪印乳制品公司，要求索赔。当年7月和8月，雪印乳制品公司开始与消费者进行赔偿谈判，公司不仅同意为每位受害者承担医疗费用，并按人头给予一定数目的赔偿金。在政府的监督下，到7月底，雪印乳业公司依法向受害者支付29亿日元的赔偿费。

第一起个人诉讼也在8月出现。一位大阪地区的妇女向大阪地方法院起诉雪印乳制品公司，原告称饮用雪印后，她被诊断出急性肠炎入院治疗，为此她向公司索赔40万日元。雪印公司在事发后的赔偿谈判中向她提供6万日元，但她称6万日元不足以赔偿自己的损失，断然拒绝了这笔数目，谈判破裂后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