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芜湖地块:身边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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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11日 17:43凤凰网专稿 【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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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31周年，又是一个追忆往事的日子。他的一生，抓起无数波澜。他的逝世，留下热潮不断。百年以来，毛泽东影响的人，数以几十亿计。在最多人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传奇的领袖。而在他们的回忆中，他就是一个亲人，一个同事，一个影响自己命运的人。追述身边的毛泽东，还原影响你我的历史。
毛泽东的农民作风让斯诺深表惊讶
在整个延安时期，毛泽东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人物。虽然在此之前的十多年中，报纸上也经常提到他，但只知其名：对一些人来说，毛泽东是匪首，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又是革命英雄，但这些，都仅仅只是抽象的概念。直到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第一个进入陕北，做出具有开拓意义的采访之后，才有人接连不断、设法进到边区访问，了解毛泽东，了解在那里生活的人们。
那几年，见到毛泽东的西方人都深感他的热诚，甘愿为了实现一种理想而放弃个人的舒适生活。但他们对毛泽东质朴的农民作风和不在乎个人外表的行为深表惊讶。在斯诺对这位中共领导人的描述中，毛泽东会“当着来访者的面，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子，搜寻着什么寄生物”，而他在抽烟时，也会发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声音。斯诺判断说，这是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
在整个西北时期，斯诺给毛泽东拍下的那幅戴着八角帽、身穿军装的照片是最著名的；那时，当沿海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原来传说中的毛泽东竟是如此的清瘦而英俊。但这幅照片并不是斯诺离开延安前留下的，而是后来共产国际委托当时的苏联驻外使馆，花了4千美金购买而来，通过秘密渠道才转交到毛泽东自己的手中。
尽管这张照片明显经过修版，但毛泽东在长征之后的胜利姿态依然跃然而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此时，已过不惑之年的毛泽东已经确立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而他也成功率领红军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之中实现突围，在1937年初进驻延安之后与重庆形成实际对峙。
1943，20岁出头的王鹤滨已经在白求恩医校读高二期；经过两次考试之后，他从华北展转到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但当时的他未曾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和这个人走到如此之近的距离。
王鹤滨：他做报告的时候，穿着一个打补丁的裤子，两个都是打补丁的裤子，非常朴素。这个朴素当然跟他的风格非常有关系，以后我还提到这些事，以后你看他到延安，到重庆去跟国民党谈判的时候，穿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从这个照片上看，有时候这个下摆也不一样地齐，相差两个厘米，蒋介石穿着非常漂亮的服装，毛泽东就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实际上这是延安人自己生产的毛衣，是自己生产的毛线做的衣服。
“打麻将”都要让毛主席赢
那会儿，政治和军事是男人们的事情，纺线、织布、带孩子则是女人们的本分。尽管还是战争年代，尽管还是要发动大生产方能丰衣足食；但在前后十年间，延安生活紧张而欢乐。每逢周末必有的一场舞会是延安的一道风景，而革命战士聚在一起打麻将也是常有的事情；毛泽东同样不例外。
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曾经是毛泽东的邻居和麻友。
朱仲丽：他们三缺一就喊，缺一，有请。缺一，好。有时候打到半夜，我说再来四圈，毛主席喜欢开玩笑你知道吗。只要你说得出你这个牌有什么名堂，就算你一翻，四放，八放，上下局，几千几百，什么一大堆，搞得我算不赢，他们就笑我。我们都让毛主席赢，他要坐在我下手，我就给他牌，他赢了就高兴了。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整个时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的工作量也比之前增加了很多。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从杨家岭转移到枣园的小礼堂，在那儿，他的办公桌是一张乒乓球台。毛泽东一边同各地来的将领谈话，一边奋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布各种文告、声明和宣言，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无暇吃喝。
好在那会儿恰好是延安的秋收季节，工作人员们就挑选了一些瓜果放在他的面前。毛泽东要是饿了，顺手拿起来就吃。据说，毛泽东吃西瓜时很有特点，叫做是“风卷残云”，一口一片。
毛泽东不给蒋介石宣布“国民党已经攻占整个陕北”的机会
1945年，是毛泽东一生的又一个转折。这一年的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八年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为了庆祝胜利，整个延安城锣鼓喧天、爆竹齐鸣，整整狂欢了三天三夜。
在外敌消失之后，民族矛盾得以化解；但国共两党间的冲突也随之由暗流而浮出水面、且波涛汹涌，毛泽东不得不面临艰难选择。1945年8月间，在美国和苏联的暗示下，蒋介石先后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力主毛泽东到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进行和谈。毛泽东在重庆整整43天，尽管之后的《双十协定》为这次谈判做出了交代，但内战早已是一触即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和蒋介石也开始了这场历时三年的较量；但在当时，没有人能预测这场灾难将会在何时结束。而在当时国民党的宣传口径中，已经盛传毛泽东病入膏肓。也就是在这一年，已经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王鹤滨第一次为毛泽东看病。
王鹤滨：给毛泽东检查眼睛的时候，查完了以后我就跟主席讲，你有点近视，要不要配镜子，他说，看东西不碍事，不用配了，这个时候主席很忙。
1937年初，高富友跟随毛泽东一起进入延安。当时，他在专职保护毛泽东的警卫团中担任机枪班班长。
高富友：机枪班长是按副排级待遇。这个副排级待遇就是白天要查哨，战士放哨规矩不规矩，打了盹，睡了觉没有，查哨，晚上查哨，经常到毛主席院里去查哨，这时候见毛主席也方便。
1947年初，胡宗南奉命以20万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8日，毛泽东撤离延安，开始历时整整一年的陕北转战。而在当时来说，面对胡宗南的20万兵力，陕北只有2万战斗力量，撤出延安不能不说是迫不得已。但撤到哪里去才算是安全又不至于影响整个士气，成为毛泽东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高富友：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撤出来以后，3、4天以后，到了晋边县的一个乡下村子。他起来出来散步，他在想问题，在那个河沟里，树林里就转来转去，我离得他还远一点。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说，现在吃树叶，战士们有什么反映？
我说有，我说南方的红军，四川的，江西的，广东这些红军，他无所谓，吃也好，走也好，到哪里也好，他无所谓。陕北战士不愿意走，不高兴，说共产党吹牛B，怎么说的，吹牛B，说是你天天报纸注销要把胡宗南消灭在延安城下，天天登，结果敌人来了你一枪不放就跑了，这不吹牛B，共产党吹牛B，他要离开陕北，他不愿意，对共产党很有意见。
老百姓呢？我说老百姓说得更难听，更不好听。怎么不好听？我说他骂人。他怎么骂？我说我说真的？啊，你过去跟我说假话呢？我就说了，我说老百姓说什么呢？你共产党，我们陕北人养你十年，但是我们陕北人穷得，粮食养你们十年，胡宗南进来以后你一枪不放就跑了，我们喂的狗，强盗来了还咬他几下，你一枪不放你就跑，就这样。哦，哦。
就在此后不久，毛泽东宣布：我毛泽东和陕北军民共同战斗，不离开陕北一步。尽管在此之前，包括高富友在内的所有负责安全保卫的人都一致反对，但毛泽东依旧坚持己见。他打定主意，不给蒋介石宣布“国民党已经攻占整个陕北”的机会。
和在延安时的状况不同，如今的转战是穿梭在国民党军队之间，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而装备落后的中央警备团第一连虽然号称是“天下第一连”，但当连长的高富友却对自己手下的装备实力了然于心，所以，他最关心的只能是如何避开敌军。当时，已经从机枪班班长升任手枪连连长的高富友，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转战。整整一年，高富友和毛泽东一直都是一前一后，走遍整个陕北。
高富友：我们两个经常有时候还争吵，秋天下雨多，黑夜行军，进了水坑，我前面走到水坑里头了，我这个腿还没出来呢，他掉进水里头了，他心里不高兴了，你这个人，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不要进去嘛。我说你离远点好吗，我腿还没走开你就进来了，那你不进去吗？他就，说，那就命该如此，你快走吧。他就经常这样。
在1947年7月，毛泽东正在筹备几天之后就要召开的小河会议。这时，共产国际方面突然要求中共以最快的速度修整或是新建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迎接苏方的飞机。原来，这是斯大林从巴黎获悉，国民党的宣传机构说“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中的贺龙，甚至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都已经被俘虏，关押在西安”。听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就想派专机，来将中共的主要负责人接到苏联。现在听起来，这只是一个笑谈，不过是当时的一个插曲；但在当时，毛泽东的安危确实有着非常大的象征意义。
王鹤滨：那时候毛泽东化名叫李得胜，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得胜嘛就是，李，离开的离，离开能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就是一定要成功。
1947年，在国民党围攻陕北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毛泽东决定精简机关，只留下必要的人随队行军；他还和他的同事建立起三套指挥班子，以防备意外发生、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高富友：到了严家叉以后，最后三家店战斗开始了。这路上下雨不说了，相当危险。敌人在后边追着，我们跑着过这个桥，桥过不去，这个水很陡，不是很宽，最后拿绳子过去，两边绳子拉上，找木板垫着绳子，上头放上草，放上土，这样过，就这样过去了。走一会就下，走一会就大雨，那个雨。毛主席他也有点，下着下着到，快到桥那头了，那个大雨下得，他发火了，主席生气了。骑在马上，旁边有个小庙，在庙里躲一躲，不，给他个雨衣披上，不，你给我下，我看你下成个什么样，就坐在那个马上，就那样，他就在那不下来，谁说也不下来。
在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之后两个月，陕北战场相继取得三场大捷；毛泽东当初的决心如今有了最初的成效——而蒋介石则不得不处于始终追赶的状态。就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自信地对保卫延安的部队领导干部说，请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我们拿一个延安城换一个全中国。1948年的4月21日，延安城重新得以解放。后来的人们评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转战可称为传奇。
高富友曾为吵架的贺子珍和毛泽东评理
延安时期，在革命事业的波涛汹涌背后，毛泽东的家庭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物质匮乏，还是转战疆场的疲苦劳顿。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物还是能得到比较周全的照顾，这其中也有他夫人的功劳。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也算是一位传奇人物，她从1928年时就已经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当时，她还不到20岁；之后，贺子珍还带着身孕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而在前后九年之中，贺子珍为毛泽东一共生下了五个孩子。但在延安时期刚一开始，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就已经出现了诸多矛盾。
高富友：这时候贺子珍在啊，贺子珍我们熟悉，我们也在一块经常说话，毛主席和贺子珍两个吵架，有时候主席就叫我去评理，我评过几次。主席就说，你来，你来，你说她不讲理，这三间房子嘛，你住这边，我住那边，一人一间嘛，中间大家走路嘛，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为什么要跟我吵呢？你不愿意在我这住，你去住红大，抗大，叫红军大学，去红大学习去。要不你到苏联去也行嘛，不要跟我吵。这是他叫我们评理。
李敏出生在延安，由于出生时体重严重偏轻，邓颖超便叫她娇娇，毛娇娇在延安保育院度过婴儿期，三岁时就被送到了苏联和母亲贺子珍生活在一起。
李敏：我妈妈不许我说是姓毛，以后我慢慢就对爸爸淡忘了，淡忘了以后呢，我哥跟我说，那是问我那是谁，我说那是中国领袖毛泽东，他说你知道他是我们什么人，后来我就说不知道，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后来我就笑他我说你糊涂了。
1937年，贺子珍去到苏联就医，休养羸弱的身体。而此时，从上海来到延安的一位电影演员——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实际上毛泽东对李敏的母亲贺子珍并非绝情不顾，早在1938年贺子珍父亲病逝之后，毛泽东就将贺母接到了延安，以免除老太太的孤单，此时已负气跑到了苏联，于是老太太的生活便由毛泽东负担，直到她病逝，毛泽东在老太太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坟刨了。延安收复，毛泽东再次出钱为老太太重修墓葬。
李敏：我妈妈到苏联去以后，我爸爸劝她不走，我妈妈因为要看病，我妈妈身上有好多弹片，要做手术，后来离开了。我爸爸提到这事感情还是比较深，也承认自己百分之五十的错。
高富友回忆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细节
高富友：他们两个谈恋爱我都知道。这个江青是鲁艺学生，从看“打鱼沙家”开始的，连看了两晚上，毛主席，看了两晚上，看完以后以后，第一步就是主席说，鲁艺学生很苦难，生活不好，你们给她们送点大米吃，我们就给她们送大米，派人送大米，我们心里很不高兴，我们连小米都吃不饱，还给他们送大米吃，就这么开始的。
这个江青就来接触接触，当时接触我们对她也不是友好的，给她出难题。上边四个门，主席住的四个门，前边后边四个门。特别冬天来了以后，在这个门上敲敲，等一会吧，等一会吧，现在主席还没起床呢，等一等。她等。后来对她说，哎呀我当不了权，到那个门口好讲，到那个门口你去看看能不能讲，给她支到那个门口，到那个门口又冻她一会以后说，你再等一会，我们班长回来以后他好说话，带班的来以后，一见，这么一说，都知道，都是同志，就说，哎呀我这个不敢当家，我不敢开，后边那个门，他们偷偷给你放进去。她就到后边这个门。后边的门再把她冻一冻以后，后边门，我这不能放人走，我不能放。就这样子为难她，对她也像，当时那个，战士们看着她非常反感。
高富友：她也告过我，在主席那告我状，也没打赢官司。
王鹤滨：李银桥比我去得早一些，他说，江青有时候不讲道理，弄得主席也没办法。主席就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们让她三分吧。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开始了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婚姻。此时的毛泽东国事依然是他的头等大事。然而，家事却也颇为棘手。也许最让他感到难以协解的便是现任前妻子和前妻儿女们的关系。
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以后，这个在现代的人看来颇为神秘的女人开始影响着这个红色第一家庭。在需要面对无数国家大事的同时，毛泽东的家事也颇为棘手。而最让他感到难以协解的便是现任妻子和前妻儿子的关系。
毛岸英：爸爸把我改造成了一个土八路
毛岸英是在1946年的时候从苏联回到延安的，那时，他的父亲毛泽东已经是53岁。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毛岸英随母亲杨开慧回到长沙，杨开慧牺牲之后，地下党组织将毛岸英和他的两个弟弟送到上海，但在那里，他们却只能寄人篱下甚至流浪街头、以乞讨为生。直到中共地下党再次找到他们才将几兄弟展转送到苏联。而父子之间的这一别，竟是二十年。
在1945年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之后，身体状况就一直很差；当时苏联方面专门派医生到延安来给毛泽东治病，毛岸英就是和苏联医生同机飞到延安的。当时，毛岸英是穿着苏联陆军上尉的衣服走下舷梯的，而毛泽东迎接儿子的第一句话是“你长得这么高了”。想想看，二十年前父子分别时，毛岸英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如今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小伙子，做父亲的毛泽东一定是感觉“喜从天降”！
从苏联回到国内的毛岸英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英语，但他对于国内的情形和实际状况已经有二十年的距离。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
王鹤滨：他跟着余光远，学习古文。所以说话的时候他都把之乎者也给带出来，这一带出来以后，惹得余光远他们几个笑的连饭也吃不成，捧着肚子大笑。后来他挺尴尬，毛爱英挺尴尬地说，难道我的话说错乎，又加了一个乎字，这些引起大笑来。我当时不好意思大笑，在旁边也那么笑。后来余光远忍住笑说慢慢地说，他说我们笑啊，是你把已经是死亡的语言拿来说，大家就笑起来了。
在父亲的眼中，两个儿子尽管都是在苏联长大，尽管都是一派外国人作风，但终究还是他的孩子，毛泽东决定要从每一个点滴细节上改造他寄予厚望的儿子们。
王鹤滨：他说我这一投足，一举手，主席就批评，说你应该学会中国的习惯。因为他一到延安以后，派到农民那去务农，另外他说，你见到年纪老的人啊，都得叫伯伯，包括我们这周围的人，他说孩子们都得叫叔叔，比他儿子小的也得叫叔叔，有的人家不好意思，你别管我叫叔叔，你叫名字吧，毛岸英他们说，不行，这是我爸爸的教育，我们得执行。所以他以后改了好多，他说，他的爸爸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土八路。
江青与毛泽东子女的恩怨
那时，毛泽东的家庭里本来只有江青和女儿李讷，而在他与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的两个孩子毛岸英与毛岸青归来之后，这个家庭给予了毛泽东更多的是欢乐。然而，也有不和谐的音符。
王鹤滨：我们那时候，一件事情就是主席的大儿子，就是毛岸英，曾经跟江青说过，如果你不爱我爸爸，你走可以吧。江青就火了，就不干了，这是你晚辈向长辈说的话吗？吵得没办法。吵得没办法，这个事情确实是，毛岸英做得也有不对呀，她毕竟还是长辈，所以主席只好叫毛岸英给江青赔礼道歉这才了结。
李敏：江青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热情的，主动亲我了，我都觉得很别扭，因为我老想的后妈会打我，她没打反过来是亲我了。以后可能好几个月以后，我爸爸跟我谈了一次话，让我叫她妈妈，说江青不会对我不好，他保证江青不会对我不好，说江青哭了。后来我爸爸谈完话以后，让我叫我叫了，叫妈妈了。
1937到1947的十年间，毛泽东在延安度过了他的中年时代，在延安的十年里，毛泽东稳定的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尽管在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然而，毛泽东的愿意却是要将红旗插遍全中国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曾经向他的一位部下说：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蒋介石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要记得在1946年的10月，蒋介石曾经提出：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而在蒋介石话音未落不到一年，毛泽东也算是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提出：打倒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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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见到毛泽东的西方人都深感他的热诚，甘愿为了实现一种理想而放弃个人的舒适生活。但他们对毛泽东质朴的农民作风和不在乎个人外表的行为深表惊讶。在斯诺对这位中共领导人的描述中，毛泽东会“当着来访者的面，心不在焉地松下裤带子，搜寻着什么寄生物”，而他在抽烟时，也会发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声音。斯诺判断说，这是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
在整个西北时期，斯诺给毛泽东拍下的那幅戴着八角帽、身穿军装的照片是最著名的；那时，当沿海城市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时，他们惊奇的发现，原来传说中的毛泽东竟是如此的清瘦而英俊。但这幅照片并不是斯诺离开延安前留下的，而是后来共产国际委托当时的苏联驻外使馆，花了4千美金购买而来，通过秘密渠道才转交到毛泽东自己的手中。
尽管这张照片明显经过修版，但毛泽东在长征之后的胜利姿态依然跃然而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此时，已过不惑之年的毛泽东已经确立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而他也成功率领红军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之中实现突围，在1937年初进驻延安之后与重庆形成实际对峙。
1943，20岁出头的王鹤滨已经在白求恩医校读高二期；经过两次考试之后，他从华北展转到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但当时的他未曾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和这个人走到如此之近的距离。
王鹤滨：他做报告的时候，穿着一个打补丁的裤子，两个都是打补丁的裤子，非常朴素。这个朴素当然跟他的风格非常有关系，以后我还提到这些事，以后你看他到延安，到重庆去跟国民党谈判的时候，穿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从这个照片上看，有时候这个下摆也不一样地齐，相差两个厘米，蒋介石穿着非常漂亮的服装，毛泽东就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实际上这是延安人自己生产的毛衣，是自己生产的毛线做的衣服。
“打麻将”都要让毛主席赢
那会儿，政治和军事是男人们的事情，纺线、织布、带孩子则是女人们的本分。尽管还是战争年代，尽管还是要发动大生产方能丰衣足食；但在前后十年间，延安生活紧张而欢乐。每逢周末必有的一场舞会是延安的一道风景，而革命战士聚在一起打麻将也是常有的事情；毛泽东同样不例外。
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曾经是毛泽东的邻居和麻友。
朱仲丽：他们三缺一就喊，缺一，有请。缺一，好。有时候打到半夜，我说再来四圈，毛主席喜欢开玩笑你知道吗。只要你说得出你这个牌有什么名堂，就算你一翻，四放，八放，上下局，几千几百，什么一大堆，搞得我算不赢，他们就笑我。我们都让毛主席赢，他要坐在我下手，我就给他牌，他赢了就高兴了。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整个时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的工作量也比之前增加了很多。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从杨家岭转移到枣园的小礼堂，在那儿，他的办公桌是一张乒乓球台。毛泽东一边同各地来的将领谈话，一边奋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布各种文告、声明和宣言，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无暇吃喝。
好在那会儿恰好是延安的秋收季节，工作人员们就挑选了一些瓜果放在他的面前。毛泽东要是饿了，顺手拿起来就吃。据说，毛泽东吃西瓜时很有特点，叫做是“风卷残云”，一口一片。
毛泽东不给蒋介石宣布“国民党已经攻占整个陕北”的机会
1945年，是毛泽东一生的又一个转折。这一年的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八年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为了庆祝胜利，整个延安城锣鼓喧天、爆竹齐鸣，整整狂欢了三天三夜。
在外敌消失之后，民族矛盾得以化解；但国共两党间的冲突也随之由暗流而浮出水面、且波涛汹涌，毛泽东不得不面临艰难选择。1945年8月间，在美国和苏联的暗示下，蒋介石先后三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力主毛泽东到当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进行和谈。毛泽东在重庆整整43天，尽管之后的《双十协定》为这次谈判做出了交代，但内战早已是一触即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毛泽东和蒋介石也开始了这场历时三年的较量；但在当时，没有人能预测这场灾难将会在何时结束。而在当时国民党的宣传口径中，已经盛传毛泽东病入膏肓。也就是在这一年，已经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王鹤滨第一次为毛泽东看病。
王鹤滨：给毛泽东检查眼睛的时候，查完了以后我就跟主席讲，你有点近视，要不要配镜子，他说，看东西不碍事，不用配了，这个时候主席很忙。
1937年初，高富友跟随毛泽东一起进入延安。当时，他在专职保护毛泽东的警卫团中担任机枪班班长。
高富友：机枪班长是按副排级待遇。这个副排级待遇就是白天要查哨，战士放哨规矩不规矩，打了盹，睡了觉没有，查哨，晚上查哨，经常到毛主席院里去查哨，这时候见毛主席也方便。
1947年初，胡宗南奉命以20万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8日，毛泽东撤离延安，开始历时整整一年的陕北转战。而在当时来说，面对胡宗南的20万兵力，陕北只有2万战斗力量，撤出延安不能不说是迫不得已。但撤到哪里去才算是安全又不至于影响整个士气，成为毛泽东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高富友：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撤出来以后，3、4天以后，到了晋边县的一个乡下村子。他起来出来散步，他在想问题，在那个河沟里，树林里就转来转去，我离得他还远一点。你过来，你过来。过来说，现在吃树叶，战士们有什么反映？
我说有，我说南方的红军，四川的，江西的，广东这些红军，他无所谓，吃也好，走也好，到哪里也好，他无所谓。陕北战士不愿意走，不高兴，说共产党吹牛B，怎么说的，吹牛B，说是你天天报纸注销要把胡宗南消灭在延安城下，天天登，结果敌人来了你一枪不放就跑了，这不吹牛B，共产党吹牛B，他要离开陕北，他不愿意，对共产党很有意见。
老百姓呢？我说老百姓说得更难听，更不好听。怎么不好听？我说他骂人。他怎么骂？我说我说真的？啊，你过去跟我说假话呢？我就说了，我说老百姓说什么呢？你共产党，我们陕北人养你十年，但是我们陕北人穷得，粮食养你们十年，胡宗南进来以后你一枪不放就跑了，我们喂的狗，强盗来了还咬他几下，你一枪不放你就跑，就这样。哦，哦。
就在此后不久，毛泽东宣布：我毛泽东和陕北军民共同战斗，不离开陕北一步。尽管在此之前，包括高富友在内的所有负责安全保卫的人都一致反对，但毛泽东依旧坚持己见。他打定主意，不给蒋介石宣布“国民党已经攻占整个陕北”的机会。
和在延安时的状况不同，如今的转战是穿梭在国民党军队之间，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而装备落后的中央警备团第一连虽然号称是“天下第一连”，但当连长的高富友却对自己手下的装备实力了然于心，所以，他最关心的只能是如何避开敌军。当时，已经从机枪班班长升任手枪连连长的高富友，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转战。整整一年，高富友和毛泽东一直都是一前一后，走遍整个陕北。
高富友：我们两个经常有时候还争吵，秋天下雨多，黑夜行军，进了水坑，我前面走到水坑里头了，我这个腿还没出来呢，他掉进水里头了，他心里不高兴了，你这个人，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让我不要进去嘛。我说你离远点好吗，我腿还没走开你就进来了，那你不进去吗？他就，说，那就命该如此，你快走吧。他就经常这样。
在1947年7月，毛泽东正在筹备几天之后就要召开的小河会议。这时，共产国际方面突然要求中共以最快的速度修整或是新建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迎接苏方的飞机。原来，这是斯大林从巴黎获悉，国民党的宣传机构说“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中的贺龙，甚至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都已经被俘虏，关押在西安”。听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就想派专机，来将中共的主要负责人接到苏联。现在听起来，这只是一个笑谈，不过是当时的一个插曲；但在当时，毛泽东的安危确实有着非常大的象征意义。
王鹤滨：那时候毛泽东化名叫李得胜，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得胜嘛就是，李，离开的离，离开能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就是一定要成功。
1947年，在国民党围攻陕北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毛泽东决定精简机关，只留下必要的人随队行军；他还和他的同事建立起三套指挥班子，以防备意外发生、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高富友：到了严家叉以后，最后三家店战斗开始了。这路上下雨不说了，相当危险。敌人在后边追着，我们跑着过这个桥，桥过不去，这个水很陡，不是很宽，最后拿绳子过去，两边绳子拉上，找木板垫着绳子，上头放上草，放上土，这样过，就这样过去了。走一会就下，走一会就大雨，那个雨。毛主席他也有点，下着下着到，快到桥那头了，那个大雨下得，他发火了，主席生气了。骑在马上，旁边有个小庙，在庙里躲一躲，不，给他个雨衣披上，不，你给我下，我看你下成个什么样，就坐在那个马上，就那样，他就在那不下来，谁说也不下来。
在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之后两个月，陕北战场相继取得三场大捷；毛泽东当初的决心如今有了最初的成效——而蒋介石则不得不处于始终追赶的状态。就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自信地对保卫延安的部队领导干部说，请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我们拿一个延安城换一个全中国。1948年的4月21日，延安城重新得以解放。后来的人们评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转战可称为传奇。
高富友曾为吵架的贺子珍和毛泽东评理
延安时期，在革命事业的波涛汹涌背后，毛泽东的家庭也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物质匮乏，还是转战疆场的疲苦劳顿。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物还是能得到比较周全的照顾，这其中也有他夫人的功劳。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也算是一位传奇人物，她从1928年时就已经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当时，她还不到20岁；之后，贺子珍还带着身孕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而在前后九年之中，贺子珍为毛泽东一共生下了五个孩子。但在延安时期刚一开始，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就已经出现了诸多矛盾。
高富友：这时候贺子珍在啊，贺子珍我们熟悉，我们也在一块经常说话，毛主席和贺子珍两个吵架，有时候主席就叫我去评理，我评过几次。主席就说，你来，你来，你说她不讲理，这三间房子嘛，你住这边，我住那边，一人一间嘛，中间大家走路嘛，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为什么要跟我吵呢？你不愿意在我这住，你去住红大，抗大，叫红军大学，去红大学习去。要不你到苏联去也行嘛，不要跟我吵。这是他叫我们评理。
李敏出生在延安，由于出生时体重严重偏轻，邓颖超便叫她娇娇，毛娇娇在延安保育院度过婴儿期，三岁时就被送到了苏联和母亲贺子珍生活在一起。
李敏：我妈妈不许我说是姓毛，以后我慢慢就对爸爸淡忘了，淡忘了以后呢，我哥跟我说，那是问我那是谁，我说那是中国领袖毛泽东，他说你知道他是我们什么人，后来我就说不知道，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后来我就笑他我说你糊涂了。
1937年，贺子珍去到苏联就医，休养羸弱的身体。而此时，从上海来到延安的一位电影演员——蓝苹，也就是后来的江青，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实际上毛泽东对李敏的母亲贺子珍并非绝情不顾，早在1938年贺子珍父亲病逝之后，毛泽东就将贺母接到了延安，以免除老太太的孤单，此时已负气跑到了苏联，于是老太太的生活便由毛泽东负担，直到她病逝，毛泽东在老太太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坟刨了。延安收复，毛泽东再次出钱为老太太重修墓葬。
李敏：我妈妈到苏联去以后，我爸爸劝她不走，我妈妈因为要看病，我妈妈身上有好多弹片，要做手术，后来离开了。我爸爸提到这事感情还是比较深，也承认自己百分之五十的错。
高富友回忆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细节
高富友：他们两个谈恋爱我都知道。这个江青是鲁艺学生，从看“打鱼沙家”开始的，连看了两晚上，毛主席，看了两晚上，看完以后以后，第一步就是主席说，鲁艺学生很苦难，生活不好，你们给她们送点大米吃，我们就给她们送大米，派人送大米，我们心里很不高兴，我们连小米都吃不饱，还给他们送大米吃，就这么开始的。
这个江青就来接触接触，当时接触我们对她也不是友好的，给她出难题。上边四个门，主席住的四个门，前边后边四个门。特别冬天来了以后，在这个门上敲敲，等一会吧，等一会吧，现在主席还没起床呢，等一等。她等。后来对她说，哎呀我当不了权，到那个门口好讲，到那个门口你去看看能不能讲，给她支到那个门口，到那个门口又冻她一会以后说，你再等一会，我们班长回来以后他好说话，带班的来以后，一见，这么一说，都知道，都是同志，就说，哎呀我这个不敢当家，我不敢开，后边那个门，他们偷偷给你放进去。她就到后边这个门。后边的门再把她冻一冻以后，后边门，我这不能放人走，我不能放。就这样子为难她，对她也像，当时那个，战士们看着她非常反感。
高富友：她也告过我，在主席那告我状，也没打赢官司。
王鹤滨：李银桥比我去得早一些，他说，江青有时候不讲道理，弄得主席也没办法。主席就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们让她三分吧。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开始了他们近半个世纪的婚姻。此时的毛泽东国事依然是他的头等大事。然而，家事却也颇为棘手。也许最让他感到难以协解的便是现任前妻子和前妻儿女们的关系。
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以后，这个在现代的人看来颇为神秘的女人开始影响着这个红色第一家庭。在需要面对无数国家大事的同时，毛泽东的家事也颇为棘手。而最让他感到难以协解的便是现任妻子和前妻儿子的关系。
毛岸英：爸爸把我改造成了一个土八路
毛岸英是在1946年的时候从苏联回到延安的，那时，他的父亲毛泽东已经是53岁。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毛岸英随母亲杨开慧回到长沙，杨开慧牺牲之后，地下党组织将毛岸英和他的两个弟弟送到上海，但在那里，他们却只能寄人篱下甚至流浪街头、以乞讨为生。直到中共地下党再次找到他们才将几兄弟展转送到苏联。而父子之间的这一别，竟是二十年。
在1945年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之后，身体状况就一直很差；当时苏联方面专门派医生到延安来给毛泽东治病，毛岸英就是和苏联医生同机飞到延安的。当时，毛岸英是穿着苏联陆军上尉的衣服走下舷梯的，而毛泽东迎接儿子的第一句话是“你长得这么高了”。想想看，二十年前父子分别时，毛岸英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如今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小伙子，做父亲的毛泽东一定是感觉“喜从天降”！
从苏联回到国内的毛岸英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英语，但他对于国内的情形和实际状况已经有二十年的距离。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
王鹤滨：他跟着余光远，学习古文。所以说话的时候他都把之乎者也给带出来，这一带出来以后，惹得余光远他们几个笑的连饭也吃不成，捧着肚子大笑。后来他挺尴尬，毛爱英挺尴尬地说，难道我的话说错乎，又加了一个乎字，这些引起大笑来。我当时不好意思大笑，在旁边也那么笑。后来余光远忍住笑说慢慢地说，他说我们笑啊，是你把已经是死亡的语言拿来说，大家就笑起来了。
在父亲的眼中，两个儿子尽管都是在苏联长大，尽管都是一派外国人作风，但终究还是他的孩子，毛泽东决定要从每一个点滴细节上改造他寄予厚望的儿子们。
王鹤滨：他说我这一投足，一举手，主席就批评，说你应该学会中国的习惯。因为他一到延安以后，派到农民那去务农，另外他说，你见到年纪老的人啊，都得叫伯伯，包括我们这周围的人，他说孩子们都得叫叔叔，比他儿子小的也得叫叔叔，有的人家不好意思，你别管我叫叔叔，你叫名字吧，毛岸英他们说，不行，这是我爸爸的教育，我们得执行。所以他以后改了好多，他说，他的爸爸把他改造成了一个土八路。
江青与毛泽东子女的恩怨
那时，毛泽东的家庭里本来只有江青和女儿李讷，而在他与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的两个孩子毛岸英与毛岸青归来之后，这个家庭给予了毛泽东更多的是欢乐。然而，也有不和谐的音符。
王鹤滨：我们那时候，一件事情就是主席的大儿子，就是毛岸英，曾经跟江青说过，如果你不爱我爸爸，你走可以吧。江青就火了，就不干了，这是你晚辈向长辈说的话吗？吵得没办法。吵得没办法，这个事情确实是，毛岸英做得也有不对呀，她毕竟还是长辈，所以主席只好叫毛岸英给江青赔礼道歉这才了结。
李敏：江青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热情的，主动亲我了，我都觉得很别扭，因为我老想的后妈会打我，她没打反过来是亲我了。以后可能好几个月以后，我爸爸跟我谈了一次话，让我叫她妈妈，说江青不会对我不好，他保证江青不会对我不好，说江青哭了。后来我爸爸谈完话以后，让我叫我叫了，叫妈妈了。
1937到1947的十年间，毛泽东在延安度过了他的中年时代，在延安的十年里，毛泽东稳定的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尽管在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然而，毛泽东的愿意却是要将红旗插遍全中国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曾经向他的一位部下说：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蒋介石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要记得在1946年的10月，蒋介石曾经提出：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泽东；而在蒋介石话音未落不到一年，毛泽东也算是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提出：打倒南京去，活捉蒋介石。